我又忆起了远在另一个世界的万一老师。
1979年,我在西北新闻学院读书,万老师教授现代文学并兼班主任。他爱穿一身中山服,头发留得很长,戴着一个镜片像酒瓶子一样一圈又一圈的眼镜。这身装束和打扮,真有点像电影《风暴》里为穷人仗义执言的施洋律师。
第一次见面,他的辞语和模样就很幽默:“本人姓万,名一,父母没有文化,可能是沿用了人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老话……”
从此,我认识了万一老师。
他当时主持学校文艺生活,每周六的晚上,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晚会,使学习紧张一周的学生们玩的很开心。但是,舞台上活跃着的全是从城里来的学生,我们这些“山里娃”,只能坐在台下拍手当观众。他就鼓励我们要大胆登台,演好演砸总是我们自己的舞台。一次,他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场充属我们这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学生一场文艺晚会,我拉一曲小提琴,虽然握过锄把抡过大锤的手显得笨拙,但那洋玩艺往肩头上一扛,立刻就抖落净了浑身的土气。演出结束后,他来到后台,伸出手对我说:“你看,我把手都拍红了”。
大学期间,学校自办一本刊物,那时,我曾悄悄的练习写作,业余时间,写了篇散文就给学校编辑室送去,也可能是属于山里人的那种自卑吧,文章的署名,我用了个化名“小兵”,有天,他拿着这篇散文,来到班里,问谁是小兵,我说是我,他就笑了,说:“你不是小兵,文章写的大气”,后来,经他一手推荐,把我推到了校刊副主编的位置,一干就是三年。
他对自己的事很不经心,但对别人的事是那样的尽心。我到校后的一段时间,和我谈恋爱的对象,时久了没有给我来信,弄的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上课显得少精无采,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反复追问,迫不得已,我就对他道出了实情。晚上,他把我叫到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她不给你来信,你也不要给她去信,有些女人,你对她追的越紧,她才越不看重你了,”没小心,惹怒了一旁看电视的师母,站起来,用手狠狠揪住他的耳朵,说:“你看看,你给学生灌输的些什么,刚谈恋爱,不追紧点些行吗?你实说,你是如何不择手段追我的”,他在师母的威严下,一五一十,详尽地给我讲述了追师母的过程,惹得我和师母都捧腹大笑。如果不了解他的学识,谁也看不出他是教授。后来,他不知
从何处打听到了我对象单位的地址,以老师的名义给她写了封信,比较详细地给她讲了我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业成绩。直到后来,我和妻子成家后,妻子给我拿出了他的信,我才知道了这回事。
他喜欢打篮球,快进入六十岁的人了,在球场上跑起来就像一阵风,后来,因身体状况,球场是不能上了,但特爱观看。一次我们学校组织篮球赛,我们班一路夺魁后,准备和另一个班争夺冠军。那场所比赛,因我们班整体水平发挥的不好,前半场输了六个球,后半场开赛时,有的队员球都接不住,有的队员打个人球,我一气之下,比赛场上扬长而去,使我们班本来能赢的一场球赛输了个一塌胡涂。那一个晚上,他和我一快散步,严肃地批评了我的临阵脱逃,气愤的说:“你是逃兵,假如在战场上,要执行你战场纪律,”接下来又婉转地给我讲了“胜不骄、败不馁”的道理,话讲的很开心,旁证博引,进而引申到了人生、事业、爱情上。我们随着一条窄窄的街道走过来又走过去,一直谈了很久。那一夜,他的肺部有些不适,不停的咳嗽。我当时心里有些担心,说:“你快去医院拍片检查一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哩,”他笑了,说:“你不知道老师叫啥么,万一不到咱头上。”
可是,有天“万一”的事终于发生了,万老师倒在了讲台上,那一年,他只有五十八岁。
临近毕业的一天,他正在讲课,突然间剧烈咳嗽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的,猛然间连吐了几口鲜血,把大家都吓坏了,赶紧通知了校医,校医做了初步检查后,要了辆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医院。有天我买了点水果和鲜花前去探望,几天不见,面部削瘦的很厉害,我说:“祝您近快恢复健康,重上讲台,”他说:“我有个预感,可能是不行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劝他不要这样胡思乱想,他又谈了我的创作,谈到了我的对象。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听课,忽然教室外人们乱哄哄的,说是他去世了,这个巨大的噩耗一下子把我震懵了,我呆呆地坐在凳子上泥塑木雕似的一动也不能动,但我却清晰地知道:这个桃李满天下的学者,菩萨般心肠的教授已经没有了。
猛然间,我发疯似的蹦出课堂,一路跑向医院,在病床上,我一把揭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布,扑在他身上使劲地摇动,大声哭喊:“万……万……万老师啊……”
驾鹤西去:天堂里多了一位学者;玉楼赴召:人世间少了一位恩师。
山西静乐作协:张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