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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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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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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仰望

 


——记著名老作家张玉良

 

在那样一个冬天,在那样一个黄昏,我正在招待所招待客人,吃过晚饭后出了餐厅,正碰到该所的经理,互相啦呱了几句后,他突然严肃地问我:“想结识个作家吗?”凭心而论,自己当时正处于创作的起步阶段,面对这样一个突然而至的作家,焉能有不想结识之理,可是,“这……”经理可能看出了我的忐忑不安,一手拉着我,边走边说:“我给你引见一下,这个作家叫张玉良,没有一点架子。”

当我们推开客房的门时,张玉良正在柔和的台灯下写作,见我们进来,赶紧放下了手中的笔,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也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个子不高、面部清癯的长者却热情的招呼了我,我们就算认识了,后来,经理有事先走了,剩下了我和张玉良,我们俩个谈了很多的话,谈了很久。临走的时候,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他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梧桐雨》,揭开扉页,很认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作为见面礼赠送了我。

当天晚上,我拜读完《梧桐雨》后,院子里的公鸡已经打鸣。

过了一个星期后,我到招待所有事。顺便去看望他,他正写一个中篇小说,我问他快写完了没有,他说县里这两天开会,院子里乱哄哄的,搅的人特别心烦,大大延缓了进度。我说要不干脆搬到我们单位去写,郊区,绝对的寂静。他听我如此说,就非常爽快地说了个“行”,尔后,就整理自己的东西,乘夜离开了招待所。在车里,玉良严肃地对我说:“去了你那儿,什么也不许讲究,我是去写作的,不是去做客,”当时,我以为他是一种即兴式的客套话,因为我们毕竟是初交。

后来证明是我错了。

玉良到我们单位后,平静如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根本找不到一点大作家的风采,已经在单位住了有四、五天了,单位里的人竟然不知道这大院里“藏龙卧虎”住着一位作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太平常了,平常的简直根任何人没有两样: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的眼镜,一日三餐,顿顿离不了一碗海煎山药蛋,写作起来,烟抽得很历害,但抽的全是劣等烟,桌子上什么都不要,但却不能没有厚厚的一本稿纸。早上六时起床,每天除了三顿饭,再就是中午一觉,剩下的时间便都用在了伏案疾书上,夜晚十一时准时上床休息。除了写作,还是写作,有时写累了,就到我们单位的后花园去散步,只要到了那儿,高兴的就像个小孩儿,在众多的花中,他特别喜欢刺梅花,每次路过花丛,有时不免在花朵上嗅嗅,他说那幽微而纯正的梅香总让人感到心情振奋。尤其到了寒冬,其它花草在季节面前都相继枯萎了,而唯有这梅花迎寒独开,其风骨质实令人敬慕,噢,我明白了,怪不得在《梧桐雨》里多次写到了梅花,我们的大作家玉良的品行又多么像梅花。

散步时,看着他很瘦弱的样子,我劝他要很好的保重身体,他说他已步入天命之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再不写就连手中的这支笔也对不起了。每当说到此时,我看到作家的眼里已经已经闪烁着泪光。1963年,张玉良在《火花》上发表了《村前流水长又长》那首只有四句的小民歌,在诗坛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此首小诗使他走了红运,但很快也给他带来了厄运,十年浩劫期间惨遭迫害,被迫搁笔13年。13年,13年,人生能有几个13年啊,当作家13年后重新提笔时,脑顶的乌发已经褪尽……

屈指数来,玉良在我们单位呆了也不过一个星期,走后,司务长告诉我,玉良在单位就餐其间,共吃了5斤山药,3斤小米,5斤白菜,合起来不值一瓶子酒钱,说起来也真难令人相信,一个家庭待客也不至于如此吝啬,何况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在生活上如此检点。焉能不令人节节称叹,害的我们的司务长白白流了一个星期的口水。事后,我跟招待所经理唠起此事,经理说玉良在招待所用餐其间,也是一碗大烩菜,这样,我的心里才算彻底坦然了,原先唯恐招待不周,冷了这位作家,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了。

在我们单位,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位“大烩菜”作家,竟然写成了十万多字的两个中篇小说。写完后,他曾给我念过,写的都是如烟的往事,作家写的荡气回肠,作品中深深寄寓了张玉良的忧国忧民的情结。

先写好人字后再执笔为文,这就是我当初对张玉良的印象,后来随着我们之间交往的逐步深入,事实证明我当初的评价是对的。

一晃,近乎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也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了,但是,我始终不敢也不能忘记和作家张玉良这段难忘的交往。

                      

 《刊载于法制文萃报》

 

                  山西静乐县作协:张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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