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仰望

——记著名老作家张玉良

在那样一个冬天，在那样一个黄昏，我正在招待所招待客人，吃过晚饭后出了餐厅，正碰到该所的经理，互相啦呱了几句后，他突然严肃地问我：“想结识个作家吗？”凭心而论，自己当时正处于创作的起步阶段，面对这样一个突然而至的作家，焉能有不想结识之理，可是，“这……”经理可能看出了我的忐忑不安，一手拉着我，边走边说：“我给你引见一下，这个作家叫张玉良，没有一点架子。”

当我们推开客房的门时，张玉良正在柔和的台灯下写作，见我们进来，赶紧放下了手中的笔,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也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个子不高、面部清癯的长者却热情的招呼了我，我们就算认识了，后来，经理有事先走了，剩下了我和张玉良，我们俩个谈了很多的话，谈了很久。临走的时候，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他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梧桐雨》，揭开扉页，很认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作为见面礼赠送了我。

当天晚上，我拜读完《梧桐雨》后，院子里的公鸡已经打鸣。

过了一个星期后，我到招待所有事。顺便去看望他，他正写一个中篇小说，我问他快写完了没有，他说县里这两天开会，院子里乱哄哄的，搅的人特别心烦，大大延缓了进度。我说要不干脆搬到我们单位去写，郊区，绝对的寂静。他听我如此说，就非常爽快地说了个“行”，尔后，就整理自己的东西，乘夜离开了招待所。在车里，玉良严肃地对我说：“去了你那儿，什么也不许讲究，我是去写作的，不是去做客，”当时，我以为他是一种即兴式的客套话，因为我们毕竟是初交。

后来证明是我错了。

玉良到我们单位后，平静如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根本找不到一点大作家的风采，已经在单位住了有四、五天了，单位里的人竟然不知道这大院里“藏龙卧虎”住着一位作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太平常了，平常的简直根任何人没有两样：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的眼镜，一日三餐，顿顿离不了一碗海煎山药蛋，写作起来，烟抽得很历害，但抽的全是劣等烟，桌子上什么都不要，但却不能没有厚厚的一本稿纸。早上六时起床，每天除了三顿饭，再就是中午一觉，剩下的时间便都用在了伏案疾书上，夜晚十一时准时上床休息。除了写作，还是写作，有时写累了，就到我们单位的后花园去散步，只要到了那儿，高兴的就像个小孩儿，在众多的花中，他特别喜欢刺梅花，每次路过花丛，有时不免在花朵上嗅嗅，他说那幽微而纯正的梅香总让人感到心情振奋。尤其到了寒冬，其它花草在季节面前都相继枯萎了，而唯有这梅花迎寒独开，其风骨质实令人敬慕，噢，我明白了，怪不得在《梧桐雨》里多次写到了梅花，我们的大作家玉良的品行又多么像梅花。

散步时，看着他很瘦弱的样子，我劝他要很好的保重身体，他说他已步入天命之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再不写就连手中的这支笔也对不起了。每当说到此时，我看到作家的眼里已经已经闪烁着泪光。1963年，张玉良在《火花》上发表了《村前流水长又长》那首只有四句的小民歌，在诗坛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此首小诗使他走了红运，但很快也给他带来了厄运，十年浩劫期间惨遭迫害，被迫搁笔13年。13年，13年，人生能有几个13年啊，当作家13年后重新提笔时，脑顶的乌发已经褪尽……

屈指数来，玉良在我们单位呆了也不过一个星期，走后，司务长告诉我，玉良在单位就餐其间，共吃了5斤山药，3斤小米，5斤白菜，合起来不值一瓶子酒钱，说起来也真难令人相信，一个家庭待客也不至于如此吝啬，何况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在生活上如此检点。焉能不令人节节称叹，害的我们的司务长白白流了一个星期的口水。事后，我跟招待所经理唠起此事，经理说玉良在招待所用餐其间，也是一碗大烩菜，这样，我的心里才算彻底坦然了，原先唯恐招待不周，冷了这位作家，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了。

在我们单位，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位“大烩菜”作家，竟然写成了十万多字的两个中篇小说。写完后，他曾给我念过，写的都是如烟的往事，作家写的荡气回肠，作品中深深寄寓了张玉良的忧国忧民的情结。

先写好人字后再执笔为文，这就是我当初对张玉良的印象，后来随着我们之间交往的逐步深入，事实证明我当初的评价是对的。

一晃，近乎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也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了，但是，我始终不敢也不能忘记和作家张玉良这段难忘的交往。

 《刊载于法制文萃报》

                  山西静乐县作协：张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