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四次拜谒过云岗石窟,一次有一次的收获,一次有一次的感动。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每当我站在石窟时,我辄会发出这样的感思:由拓跋鲜氏开创的北魏王朝,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整个民族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度里,也早已失却了席位。然面,这个隐遁于历史深处的北魏民族,却似乎又离我们很近很近……
这种特质综合体现在大同云岗石窟佛教造象上。
没有浩繁博大,就不是云岗石窟。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94年),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1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公元581~907年)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
没有兼收并蓄,就不是云岗石窟。守望与包容,是民族发展的两个密友。鲜卑族在建筑云冈石窟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艺术上的兼收并蓄。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现存的云岗石窟群,整个石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石窟内的佛龛,像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东部的石窟多以造塔为主,故又称塔洞;中部石窟每个都分前后两室,主佛居中,洞壁及洞顶布满浮雕;西部石窟以中小窟和补刻的小龛为最多,修建的时代略晚,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整座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雕工细腻,主题突出。石窟雕塑的各种宗教人物形象神态各异。在雕造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期艺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分,创建出云冈独特的艺术风格,对研究雕刻、建筑、音乐、宗教都是极为珍贵的宝贵资料,使中国传统建筑的云岗石窟,充满了佛国仙境的浪漫。
没有技刻绝顶,就不是云岗石窟。据资料记载,云岗石窟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若按艺术的角度来说,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同时,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尤其是昙曜五窟中的释迦,可以说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后的顶级作品
当然了,最能代表云岗石窟艺术之大全的,当属第十二窟。
座落于近乎中段的十二窟,亦称音乐窟。其前室北壁上,伎乐者们,姿态各异,他们手持中原、西域、中亚的各种古代乐器,或拔或弹或吹或奏或击或打或敲,组成了一支门类庞大的“交响乐团”。这场面,这情景,仿佛使我透过遥远的岁月,好似还能看见这些北魏的乐手们,在尽情的联合吹奏着北魏的“太平盛世”。
在这十二窟中,每次来时,我只觉得是在做着一个异梦,又好像是读着一本奇书,似幻似真,遥想不尽。
翻开《二十四史》来看,在历朝历代的历史上,为使本朝各民族及个人的历史,能彪炳千古,辉耀不朽,每个朝代常常以文字的形式,或铸于铜鼎,或写于竹帛,或载以纸页,有的帝王甚至将自己的形象塑成金身,以图万年不朽。而诞生于马背上的这个北魏民族,却却相反,它们最钟情、最信赖的却是大自然天造地设的石头,它们认为,只有石头是不朽的,打开资料来读,在有记载的一部诏令中曾这样明确告示:纸帛易破,泥塑易碎,金象易烁,唯石雕可与天地共长。
此诏令可视作北魏王朝的文化立国之本,云岗石窟,是以皇权的意志,集北魏的高僧勉士、画师国手、能工良匠,建造的一个国家级工程。
人类的记忆常常是文化的记忆。最终印证一个国家和民族伟大的,是她的文化。综上所说,云岗石窟。实则是一部北魏王朝的石刻之历史,“无韵之离骚”。
雕在石头上的王朝,云岗石窟实至名归!
置身石窟,良多感叹。静坐石窟,情思飞扬。
遂记述于上。
山西静乐作协:张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