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龙
网站用户
女儿姑相亲的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据说，那黑蛋回去后被女儿姑的容貌完全着了迷，竟连煤窑也不去了，成天缠着父母，要父母打发媒人正式说合。月儿姑年龄小，嘴里风也小，黑蛋家大人便请月儿姑家的公婆出面和这边我爷爷他们交涉。虽然得到了小爸的坚决反对，但几个爷却是一百个同意，还是同月儿姑家公婆见了几次面，据说就连结婚下多少彩礼，这边陪嫁什么东西都商量得差不多了。
然而，大人们只顾忙活他们的，女儿姑却又带着我还是以买盐为名偷偷进了一趟县城。
我们走到了善人桥，我远远就看见了宝儿叔。我没有惊慌，我甚至提前就已经想到了。他们还是老样子，一人拉我一只手，不同的是他们皆少了一些言语，也少了一些笑容。县城仍然是老样子，红卫兵压着戴纸帽子的人穿街而过，红旗大楼的台阶上几个人被红卫兵紧压着脖子深低着头。不同的是被批斗的人换了，不认识了，不是前面那个老头和那个妇女了。
我又见到了母亲，这次来父亲不在家，母亲挺个大肚子，看上去更加憔悴更加清瘦了。她给我们做了一锅热汤面。我们吃过热汤面，临走时，母亲还是老样子把我们送到巷口，蹲下身子亲我的脸蛋，再把眼泪擦在我的脸上，目送我们走远。经过一个商店门口，宝儿叔进去，又很快出来。他手里拿了一块崭新的手帕，那是一块红色的手帕，上面印着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一个扛着枪，一个拿着刀。我不禁想起了上次我们进县城，女儿姑丢在砖瓦窑里的那只弄脏了的手帕。女儿姑将那手帕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欣然把它揣进兜里，然后两个人对视着。我想，如果不是在大街上，他们肯定又会抱在一起吧！
我们又走过了县城南门的那坐伟岸的毛主席雕像，走过了碑路口，走出了县城，翻上了七里坡，越过了丞相河，走进了腰子沟，看见了善人桥。
我扶摸着善人桥头的两只被雕刻的奇形怪状的东西说：姑，这是啥？
女儿姑说：龙头。
我说：为啥是龙头？
女儿姑说：龙是神，有神保佑着，山洪下来这桥就冲不跨。
我们走过善人桥，我看见了不远处的那座砖瓦窑，我不禁想起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初夜。我看见女儿姑轻拽了拽宝儿叔的袖管，她们分明又向那砖瓦窑走去。我稀里糊涂的跟在后头，不由地抬头看了看天。蓝莹莹的天幕中早早地挂着一弯明月，远处的山脊上，一抹晚霞却还散发着余晖，似乎有些恋恋不舍地样子，向大地挥手告别。今天显然不下雨，女儿姑怎么还去砖瓦窑呢？
女儿姑回过头说：龙儿，你在外面耍会，我和你叔说会话。你敢吗？
我说：我敢。
女儿姑和宝儿叔走进窑里。其实我知道他们进去说什么，也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但我不愿意去想，也懒得去想，那是大人们的事情，我才不管。我开始一个人在外面玩耍，这次我没有屙屎，我现在肚子里也没有屎；但我手中有水枪，只不过水枪里的水已经被我一路上打完了。我摇头晃脑地四处寻找水源。我终于看见了不远处有一个小水洼，我走了过去往枪管里吸上水，水虽然有些浑浊，但毕竟是水。我开始喷旁边杂草上的虫子，有蚊子，有蚂蚱，有蟋蟀，还有螳螂......
大约过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女儿姑他们出来了。我们走在了马路上，女儿姑那双肩一耸一耸的，分明还在哭泣。宝儿叔说：你别这样了，你越这样我的心就越虚。
女儿姑说：这不管你的事，是我自愿的，我就是要把生米做成熟饭，看他们咋办。
宝儿叔有些感动，再次扳过女儿姑的肩膀将她紧紧地拥在怀里……
在此后的十多天里，女儿姑还是像往常一样，跟着小爸他们下地劳动，今天在长漫沟摘豌豆，明天在桃花岭里锄杂草，后天在磨盘山上掰玉米，跟着一帮村人，男男女女，总是说说笑笑，不慌不忙的样子。有时候，我和小青他们也跟了去地里。奶奶弄了两只小兔子，喂养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我和小青一人跨一只小竹篮子，将水枪放在篮子下面，各拿一把小镰刀。大人们在齐人高的玉米地里掰玉米，我们则顺着地塄割兔草。有时候，看见孬儿叔过来，我们便远远拿水枪滋他。
自从那天孬儿叔大醉去敲女儿姑的门，继而将她强摁在炕头，被宝儿叔一顿好打后，孬儿叔再没敢夜里敲我们的门。但他贼心不死，把进攻方式由黑夜改为了白天。或在玉米丛中，或在田间地头，或在收工途中，他总是想方设法同女儿姑套近乎：
女儿，听说给你找了个下煤窑的？
女儿姑：不用你管。
孬儿叔：那娃缺心眼。
女儿姑：不用你管。
孬儿叔：宝儿不行，那娃也不行。
女儿姑：不用你管。
孬儿叔：那天我真是喝大了，不该骂你，可我心里真的有你。
女儿姑: 你真恶心。
孬儿叔并不生气，而是从肩上取下军用水壶递给女儿姑，女儿姑不喝；他又拿出那枚夜光的毛主席像章让女儿姑戴，女儿姑不戴；他再掏出那块粉红色的纱巾硬塞给女儿姑。两人你塞我拒，女儿姑甩手将那纱巾抛在了空中，一股山风把那纱巾刮了起来，那纱巾顺着风向飘落而去。孬儿叔再顾不得纠缠女儿姑，而是踮着脚顺着风向追他的纱巾去了。女儿姑向我招招手，我便拿起水枪滋他的头和屁股，女儿姑冲着孬儿叔吐了口吐沫，看他狼狈的样子又格格地笑了。
除此之外，我还偷偷充当了女儿姑通讯员的角色。女儿姑让我从宝儿叔家里拿了脏衣服回来，她洗；然后她在洗好的衣服中间夹几个豆馅儿玉米饼子再偷偷让我送回去。每每临行时，女儿姑总是摸摸我的头发，亲亲我的额头。我把东西送给宝儿叔，宝儿叔再摸摸我的头发，亲亲我的额头，我似乎觉得自己使命光荣，也感到无比的自豪。
有一次，我去宝儿叔家竟然碰见了小爸。他坐在炉窝旁，见我进门，他并没有感到意外，而我则显得十分惊慌。我不由地将拿包裹的手背在了身后，因为我知道那包裹里有女儿姑为宝儿父子洗干净的衣服，衣服里还有几个玉米面包枣儿的窝头。我看见小爸正在同宝儿父子说话。小爸说，大队部茅坑里的茅蛆爬出了茅厕，卫生不过关。对此，要他们父子在社员代表大会上做出深刻检讨，要从思想上寻根源，灵魂深处找问题。宝儿父子不断地点头，表示一定要好好做检讨，好好改造。小爸临出门时在我头上摸了一下，遂很快消失在暗夜之中。
连日来，我知道小爸的心情不太好。他心情不好并不是因为女儿姑的婚事，也不是因为冰雹而使生产队里的庄稼欠收，欠收规欠收，但毕竟可以多少收获一些的；而是因为前几天公社来的那两位干部对小爸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小爸的阶级觉悟太低，思想积极性不高，行动缓慢，对当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对本村的检举揭发和批斗工作抓得不紧，火药味道不浓，等等。临末了，小爸还同公社的干部犟了几句。小爸说，搞运动也好，开批斗也罢，但生产不应耽误，不然老百姓吃啥？公社干部说，现在是政治第一，路线第一，革命第一，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公社干部说完拂袖离去。小爸目送他们走远，虽有些怅然若失，但却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白天带领村人上地劳动，疏地、锄草、掰玉米；晚上则通知各家轮流派一名代表到村南头的大队部兼打麦场开会学习。
而我则同往日一样，每到晚上，天气虽已有些寒意，但我仍然盘坐在沟嘴的石磨盘上，看着满天的星斗，聆听着不远处涝河里的蛙声，缠着二爷讲故事。有时候歇凉的中间也有大人，大家围着磨盘坐一圈，皆抽着纸烟或者旱烟锅子。有人拿了旱烟把儿指指二爷，说：这家伙若不犯错误，最怂是个县长。
那个说：县长不行，得是专员。
另一个说：专员不行，得是省长。又问二爷，老二，你说呢？
二爷凝望着远处，慢慢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没那么悬乎。
又有人调侃：老二，那女的白吗？
二爷：白。
嫩吗？
嫩。
水多吗？
多。
毛多吗？
多，像个乌鸦窝。二爷说过了觉得口误，忙又说，别胡球侃了，娃们在呢。然后站起身拍拍屁股，拉着我往女儿姑家走去。二爷每天晚上在道里沟嘴上给我们聊天、讲故事，临末了总是把我亲手送回到女儿姑身边方才放心离去。有太多的时候，我站在门槛上看着二爷渐渐消失在夜色里，心中总能涌起一阵莫名的惆怅和满脑子的狐疑。
女儿姑已经拿小笤帚把土炕清扫了一遍，被子也已铺好，窑后打了半盆温水，等着我洗脚，然后上炕睡觉。我把两只脚放在温暖的水里，一边拿脚趾头扒拉着水花子，一边忍不住问女儿姑：姑，二爷为啥没有二奶奶？爷爷他们议事为啥不叫上二爷？
女儿姑说：给他娶了，娶了两个呢，可他整天满脑子全是过去那些打仗的事儿，不会过日子了，人家又都跑了。他坐了十三年的牢房，脑子受了刺激，坏了，不够成了，就成那样了。
我说：二爷脑子为啥能坏？
女儿姑说：为了一个女人。
我说：为了啥女人？
女儿姑说：他开枪了。听说他爱的那女人，当时地方上有个干部也喜欢那女人，还纠缠那女人；但那女人却喜欢你二爷，不喜欢他。你二爷执行任务回来晓得此事后，一口气喝了两瓶白酒，掂着枪就过去了，开枪了，结果出事了。你二爷年轻的时候给你小爸一样，瘦高个儿，浓眉大眼的，可排场呢。
我说：把那人打死了吗？
女儿姑说：没有，只打在了胳膊上。
我望着漆黑的窑顶，脑海里全是二爷的身影。接着我又想起了二爷每天给我们讲的那些打仗的故事。便又问：二爷咋知道那么多打仗的故事？
女儿姑说：想当年你二爷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呢，他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入了党。本来上级派他南下当区长哩，结果临行前出了事。他还把你三爷也带出去参加革命了呢。
我赶忙说：我就瞅着三爷给爷爷和小爷穿得不一样，他总是穿一件蓝衣服，给城里的警察一样，还给爸爸似地上面别个钢笔呢。
女儿姑说：你三爷本来就是警察呀。
是吗？我不禁一惊，那他怎么在家里呢。
女儿姑说：也是为了一个女人。
哪个女人？我瞪大了眼睛。
就是你三奶奶。你三爷部队转业后本来被安排到西安公安局当户籍科副科长。六0年，你三奶奶病了，病的很重，住进医院里，没钱看病，你三爷便挪用了公家五块钱，后来被发现了，又是做检查又是挨批斗，钱也补上了，可后来还是趁着“六二压”给压了回来。
这时候，月亮像个小孩的嘴，翘着嘴角映在天窗上，仿佛在冲着我笑，又像是要对我说什么。我又说：姑，那后来呢？女儿姑却没有了声音。
她已经沉沉睡去了。
十五年以后，到了八十年代初。我们桃源村突然来了两位干部模样的同志。来人是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一到村里他们便神神秘秘地在各家各户展开调查，四处打听。起初，大家以为是调查二爷的情况，但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调查三爷和三奶奶的情况。他们调查三爷两口子的身体情况、生活情况、政治表现、思想表现、劳动表现；家里有几口人，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各做什么，等等。待这一切了解清楚后方才正面接触三爷，并要求给三爷拍照，又同他们合影拍照，再让他们全家合影拍照。三爷刚开始不照，瞪着眼说：差不多就行了，已经把我“六二压”给压回来了，还要咋？难道还要株连九族不成？反正就是六0年挪用了公家五块钱恁点儿事。那时候全国都闹饥荒，还有饿死的呢。饿倒不说，主要是娃娃多，又赶上他妈病，大小子病，娘儿俩住进医院里，实在是没了一点法子。这事我早已写过检查，大会上做过检讨，钱也全都补交上了，已经给政府交代过啊！
俩公家人不厌其烦地听三爷唠叨，只是堆着脸笑，并不言声。三个月后，县里有关领导和县民政局的领导陪同西安公安局的同志再次来到桃源村，突然宣布：恢复三爷离休干部（正科级）的一切待遇。其家属、子女共十三口人全部转为国家供应，对其子女视其文化程度和个人特长适当安排工作。这真是天上掉下个馅儿饼，三爷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只是淌着满脸的泪花子，颤动着嘴唇喊：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然而，更为凑巧的是，就在给三爷宣读有关文件的当天晚上，二爷在自己的家中失火身亡，了却了自己可歌可泣，传奇般的一生。当人们将二爷从大火中刨出时，他的尸体已经被烧得还有两尺长。人们从二爷的体内不知什么地方竟然取出一块铜钱大的弹片。三爷跪在二爷的尸体旁，一手攥着落实政策的文件，一手攥着二爷体内的那块弹片哭得几次昏厥过去。唉！那场面好不悲怆凄凉，犹如庄周梦蝶，这或许就是宿命吧。
二爷生前，父亲他们曾为他的事多次奔波，虽然也找了几个证人，打了些证明材料，但终究难逃其咎，他的功绩却无论如何也抵不过他的罪过，再加上他本人已经成了那个样子，临末了还是无果而终。二爷刑满释放后，先是寡言少语，后又自说自笑，疯言疯语，脑子完全停留在过去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爷爷带着他多方求医治疗，也是效果甚微，最后彻底绝望，任由去吧。后来父亲每每谈起此事，总是无不惋惜地说：按说你们四个爷当中最有本事，最有出息的当属你二爷，只可惜他关键的时候走错了一步，唉！一失足成千古恨，冲动是魔鬼。人在得意时，千万不可忘形，千万不可忘行啊！
再说就扯远了，权当闲掰了几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