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一年，在一家国营厂做电工。

 那时我们的厂正处在鼎盛时期，全厂职工近两千人，上班下班，自行车流如潮，潮涌潮退，蔚为壮观。

 工人们每天八小时制，工资每月按级领取，那时最高是八级。当时我的工资是四十四块两毛钱，应该算是二级半吧。除了我们正式工，还有一些临时工，都是外地人，他们每天跟着货车装货卸货，按件计酬。本地人怕累，吃不了苦，做不来。这些临时工大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但也有例外，老吴就是。

 老吴是江西人，四十多岁，秃顶，浓眉，大眼，眼睛有些凹陷，有时看人会射出两道精光。高鼻，宽嘴，说话很快，声音低而含糊，不仔细听，很难听懂。耳朵又薄又圆，微微的招风耳。

 老吴个子不高，一米六五的样子，但是身体非常精壮。天热的时候，他经常在食堂前面的一排水龙头旁擦澡，他微微有点驼背，整个背板黝黑锃亮，如同一块铁板。手臂上的肌肉如拧紧的粗缆绳，虬然紧张，皮下的青筋如蚯蚓般隐约蜿蜒，胸肌和腹肌块块凸起，如山峦般连绵起伏。

 厂食堂的北面有三幢五层宿舍楼，后面一幢是厂双职工夫妻宿舍，中间一幢是女工单身宿舍，前面一幢是男工单身宿舍。男工宿舍西大楼住着老吴一帮临时工，东大楼则住着我们这些青工。同住一幢楼，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和老吴算是点头之交。

 一天晚上，我躺床上看书，忽然老吴过来叫我去打牌，说是三缺一。我跟着他到他宿舍，另外两个人是他相邻宿舍的同事，四个人就开始“斗地主” ，我们常州叫“三打一”。打着打着，忽然听到轻轻的呻吟声，我循声望去，只见里面靠窗的一张床，围着蚊帐。老吴放下手中的牌，去拿碗倒水，又拿了两片药，撩开蚊帐。这时我才发现一个半躺着的女人，因为距离较远，模样看得不甚清楚。老吴料理完过来，我问:“老吴，那是谁啊？”老吴说：“是我老婆，生病了。”我看看老吴，老吴今晚手气真差，输多赢少，一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我说：“以后再打吧。”便转身出门，背后老吴小声嘟囔了一句不知什么话。

江南的黄梅天一过，便是火辣辣的夏天。

 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正坐在电工间的工作台前，在吊扇“呼呼”的风下看《常州日报》。这时老吴探头进来，满头大汗，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手里拎着一个大号的塑料茶杯。见我便说：“倒点水。”我忙拎起身边的热水瓶，给他的塑料杯倒满水。他道谢着匆匆离去。烈日下，远处有一大堆货物，一群赤膊的人，如蚂蚁般肩扛手提往车上装货。

夏天最惬意的时光，便是吃过晚饭在阳台上乘凉。

一日傍晚，我看到老吴和一个女孩，在阳台上下棋，我便好奇地走过去。女孩子齐耳短发，穿件白色印花的荷叶领短袖，女孩的脸型和老吴有些相似，细眉，大眼，抬头看了我一眼，便迅速垂下眼皮。她的脸很白皙，如煮熟的鸡蛋白，圆润，白嫩，又如瓷器般光洁，晶莹。在夕阳下泛着光，在光映里忽隐忽现纤纤细细的绒毛，绒毛微微地颤动，如淡淡的霞光。我笑着问：“老吴，这是你女儿？”老吴说：“是我女儿，在浙江绍兴工作。”我说：“你女儿真漂亮啊，多大年纪了？”老吴笑笑：“二十了，要不你们认识认识？”我也笑笑随口说：“好啊。”这时，老吴停止了笑，两眼直视我，射出两道精光说：“真的哦，不说笑话。”我忽然一阵惶恐，低下头看着棋盘，忙扯开话题说：“跳马倒是一步好棋。”

大暑一过，就是立秋，立了秋还是大暑一样热。

这天午饭时间到了，人们拿着饭盆熙熙攘攘涌向食堂。我打了饭菜，端着盆子走向宿舍，突然在宿舍的梯道囗围着一群人，我挤上前一看，是一辆警用面包车，车前车后各站着一个警察。面包车车门半掩着，里面竟然坐着老吴，他双手反铐着，秃顶的头上冒出黄豆般的汗珠，挂满脸面，一件灰色的汗衫如同水中捞出般精湿。他看见我，伸了伸头，眼睛里射出两道精光，声音低缓而清晰：“绍兴国棉一厂三车间。”我惊愕着不知所措，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小李，小李是和我一起分配进厂的，大专毕业，在厂保卫科当科员。我跟着小李来到楼道走廊囗。小李低声对我说：“这家伙在老家犯了命案，一直躲在我们厂里，现在当地警察抓他回去了。”我震惊了，心“呯呯”直跳，我竟然和一个杀人犯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后来我们厂转制私有制，再后来厂倒闭了。现在变成了万达广场，广场对面是常州地铁一号线站台。

车来车往，人聚人散，沧海桑田，尘事如烟。

   周文庆  2021一10一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