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 粪

                                         捣   粪

张文睿

在庄稼把式眼里，论伺候庄稼，我们这些才十六七岁的知青，不摸门倒也不算啥，跟着干就行了，体能与整劳力相差甚远，是明摆的事儿。

村里的整劳力，一天九个工分，加上出早工，一分，十分！

十分是庄稼把式实力的体现，也是一种尊严。一个青壮年的汉子，要是挣不上十分，会让人瞧不起。

我呢，六分六。队长金发说，干得好，年年给你长。

知青中也有不服气的。金发说，你先干着，等到麦收时，场上扛口袋，你能顶上戗，你也九分。

扛口袋是整劳力的标志。麦子在场上碾完皮，凉晒好了，装进了口袋，一百来斤的样子，还是少说。两个劳力稍微搭把手，另一个壮汉就把口袋扛在肩上，一只手还得握紧没有系带子的袋口。粮仓有五六米高，离地三四米左右有个小窗口，扛口袋的人，踩着三四米长、七八寸宽、四十五度斜坡的踏板，一路小跑到窗口前，一侧身，麦子入仓。

有位不知深浅的知青，扛着多半袋麦子，一咬牙，就上了踏板，腰一弯一颤，一颤一弯。队长金发说，你明年再扛吧。

我用眼睛一扫，就知道自己离挣九分，还有不小的距离。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我一天到晚都干啥活儿呢？田里田外杂七杂八边边角角，逮着什么干什么。其间，跟妇女们一起，翻白薯秧之类的活儿，居多。挺烦人的。

烦什么？在白薯地里，一蹲就是一天，我没有蹲功，蹲一会儿就蹲不住了，实在蹲着费劲，就坐在地垄上干活儿。早晨露水大，往地垄上一坐，就是一屁股泥，等裤子干了，屁股上多了一层铠甲般的硬泥。

还有一点，妇女们一起聊的话题，有若干是谁跟谁相好，谁跟谁有一腿之类的。我虽然不腻烦大姨二婶三姐四妹们讲述的热闹无比的故事，也不拒绝往脑袋里灌些这些玩意儿，但一个小伙子，整天价不能跟一群大老爷们混在一起，多少有点儿不太正常。

所谓翻白薯秧，就是要把长得分别朝东西南北前后左右自由舒展的白薯秧，翻得朝一个方向。白薯秧一般要陆续翻三遍，据说，翻三遍与翻二遍，产量是不一样的。

我不愿意总干翻白薯秧的活儿，就跟队长金发讲了，金发说，要不然，你捣粪去吧。

捣粪算是一个没截没完的活计。

先找块儿平整点儿的地界，比两个乒乓球台子大点儿就行。

从别的地方陆续推几车黄土，摊开了，六七寸左右厚；把山上砍的蒿草，也就是野生青蒿，用铡刀铡碎了，铺上一层，厚点；再铺一层黄土；再到猪圈或牛圈起出粪便，铺上一层；再铺黄土。如三明治般叠加至一米五六左右高，顶上用黄土围个沿儿，再浇上几大勺人粪汤子。最后，上上下下用黄土拍瓷实了，就成了。

加多少黄土，是一个经验，也是一个学问，土加多了，肥料就没有劲儿了，土加少了，肥料能把庄稼苗烧坏了。

私人为自留地积粪，还可以在换新的土炕时，把旧炕坯捣碎了，铺上一层；家里有麦花秸的，也可以多铺上两层。

连沤带闷，整整一个冬天之后，开了春，把“三明治”刨开，用镐头连砸带捻，细细的捣一遍，堆放在一侧，就可以往田间地头送了。

这可是上等的农家肥。

用眼下的标准看，用上这种肥料，无论是种出的粮食，还是种出的蔬菜，都是标准的绿色食品。

积粪的日子，集中在夏秋两季。野生青蒿长得漫山遍野的，想砍多少，就砍多少。积多少粪就够了呢？准确地说，能积多少，就积多少，没个够。到底能积多少粪，就看村里的猪圈、牛圈、羊圈、养鸡室、马棚，还大粪池，总共有多少干货。归里包堆，少说也得积五六处、或七八处大大小小的粪堆，加一块儿，大约得有多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村里人不愿意用化肥，一是费钱，二是越用化肥，地越板、越瘦。村里人啥时候用化肥呢，就是看哪块地庄稼长得实在不好、或不太壮实，就追加一点儿化肥，把产量摧上去。

平常的日子，农家肥当家。

捣粪的这伙人，有七个：两个富农、两个哑巴、一个光棍儿、还有光混儿他哥，还有我。

俩富农是亲兄弟。一个叫金泰，一个叫金良，人称金大、金二，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

我插队的这个山村，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土地改革定成分时，没有人够地主和富农的条件，只有三家属于中农偏上的状态。其中有一户，在眼瞅着就要定成富农的关口，把亲闺女，嫁给了土改工作组长。

金大、金二戴上了富农的帽子。

俩哑巴，一个叫柱子，一个叫三儿，都是小二十岁的人了，都没上过学，且智力有点弱，准确地说，不是一般的弱。

光棍儿他哥，年轻时在县城的衙门里当厨子，因为排行老四，人称四衙役，他弟弟顺着四衙役的雅号，被众人叫成五衙役。一个七十挂零、一个六十挂零。

我混在这个队列之中，多少有一点荒诞。

在人们的印象中，庄稼人守着黄土地，用点黄土不算什么。不是这样的。

七十年代初，我插队的这个山村，庄稼地东一亩西一垄的，绑一块儿，八百亩庄稼地，一百二三十户人家，寸土寸金呐。到哪儿挖点土，都得算计好了，不能乱来。

五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兴大兵团作战，南村儿的人，到北村儿种玉米，后村儿的人。到前村种高梁。我们村里的一部分麦田里，让外村人种上了几百棵核桃树。核桃树下种麦子，核桃也长不好，麦子也长不好。得交粮食税，还得点儿交林业税，村里人那叫一个憋闷。

后来，核桃树下都改种白薯啦。

金发队长有主意，找块儿坡坡坎坎的地，种着核桃树的。顺着坡挖，上边的土取走了，下边的地又新开出了一块，放屁吹灯，一举两得。遇着核桃树，就刨了它，少三棵五棵树也不显眼。核桃树烘干了，破成板，做衣箱，还能卖个好价钱。

当年，核头没啥经济价值，一分钱一个，棉瓤的大核头，一斤能称十七八个，如今，这种品质的核头，价格翻了一百五六十倍。

多扯一句，村外的山坡坡，再远些的七梁八沟，地表层的土质，大多是风化岩，橙色与铁锈色相间，用镐头一刨，一片片的，捣碎了，石头不是石头，土不是土，种庄稼？别想！种树成活率都不高，种松树苗子。二三十年后，长不到半米高。哎，这地界开好了，伺候好了，对付着能种一点香瓜。

所以嘛，黄土可是好东西，金贵着哩。

私人要用点儿黄土，得跟队里打招呼，没人敢乱挖。

我们是给队里干活儿，用黄土，用多少挖多少，用独轮手推车运到指定地点，别走一路洒半街就成。

野生青蒿草，不用我们自己砍，金发队长派几个人，上山砍上半天，就够用一阵的。

我负责什么呢，先把铡刀使唤利落了！

我对铡刀充满恐惧，铡秦香莲她们家老陈的，就是这家伙。好在由五衙役负责把这个铁家伙，从这个粪场扛到另一个粪场，由五衙役负责磨刀、负责往刀口大把大把地续青蒿。我呢，负责往下按刀把，往下铡，有力气就行。

话是这么说，鼓捣刀的活计，都是细心的活计，不太好玩儿。

先说这铡刀的床子，使唤年头多了，松懈且晃荡，往下铡草时，需要往左拐着往下压，费劲。再说，总怕把五衙役的手伤着。五衙役呢，总是嘿嘿一笑：铡吧！

五衙役在村里好像是属于重点控制的对象，这位，长着一对八点二十的眼睛。眼珠子一瞪，挺吓人的。

说来，五衙役也没啥罪过，就是有一年，他悄悄在离自家十几米远的山坡上，种了点“大捻”棒子。所谓“大捻”棒子，就是在荒山坡上，用铁锹挖一个四五寸深的浅坑，种上仨或两老玉米豆，能收两个老玉米。生产队怒了，派了五六个小伙子，要把刚出苗的棒子给拔了。五衙役拼了老命，护着不让拔，撕扯了多时，那几个小伙子居然没拔成。最终呢，五衙役被公社来的民兵绑走了。次日，五衙役一回家，玉米苗都拔了。

五衙役对我很和善，三天两头问我：“够吃吗”？

我总想说：“不太足实或欠点儿”之类的话，可总是改口道：“要是眼下有新出锅的贴饼子，还能吃仨。”

五衙役每回听我这么一说，就笑得像个孩子。

我对五衙役有那么一点儿恐惧。每回铡青蒿前，五衙役总要把铡刀从床子上卸下来，磨上一阵子。那一刻，上上下下挥舞着三尺长的大铡刀，五衙役脸上，多少有点儿凶神恶煞的样子。

垫上黄土，洒上青蒿，就该往上铺牲口粪了。

插句闲话。我是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插队落户的。一进村儿，就闻到一股不太习惯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大概是马圈、牛圈、羊圈、猪圈、养鸡室等味道的混合体，还有刚出锅的玉米粥和柴草燃烧的味道，再加上家家户户腌芥菜缨子的味道。

大约过了仨月，我对什么味道都浑然不知了。

把马、牛、羊、猪的粪便起出来，再铺上新黄土，统称起圈。马圈最干净、依次为牛圈、羊圈、猪圈。起猪圈最费劲，要是赶上下过大雨，满圈是稀屎，热闹大了。猪屎不溅你嘴角，就算对得起你。

大的猪圈十米左右，小的猪圈六七米大，里面都有一个两米大的土台，外带一个石槽子。

起圈的活计，不是你怕不怕脏的事情，得稳稳当当，别心急火燎的想三下五除二地就把活儿干落停了，大可不必，也不大可能。

先把猪轰到别的圈里，把独轮手推车停放稳了，一锨一锨把猪粪往车上装，装得不能再装了之后，推出圈，沿着村中高高低低的小路，把猪粪倒在粪场上。起一个圈，要来来回回跑十二三趟。

一般情况下，上午十点钟左右、下午三四点钟，都要歇一小会儿，我们就蹲在猪圈边上或什么地方，歇一阵儿。天热就找块凉快的地界儿，天凉呢，就靠着墙根儿晒太阳。

我们这七个人，有两个抽烟的，金大和四衙役。只要挖上一袋，金大就要东拉西扯地说点啥。主要是讲他年轻走南闯北时都吃过啥，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讲。真正听他说话的，只有我一人

所谓走南闯北，就是金大年轻做小买卖时，到过一个叫石匣的小镇，那是个四四方方的小镇，街上全是买卖家，那地方的烧饼夹烧鸡，香！金大讲的那个小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就沉在了水库底下了，成为传说。

金大思维与一般人不大一样。譬如，他总想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一点茶树，每每不能如愿。有一年，有人从南方给他带了一丛茶树苗子，活了，就是不对味，有些黄岑的味道。金大有些恼火，把亲手种的茶树苗子，刨了，晾干了当柴火烧了。

四衙役这个人有点意思，一天到晚，基本上不干活，可能真的干不动了。干不动了，也得挣点工分呀，也得吃饭呀，四衙役就杵着一把比自己的脸还要瘦小的铁锹，跟在众人后边，偶尔动弹几下。其余的工夫，就呆呆地看着什么。譬如，看墙角下爬过来一队蚕豆大小的蚂蚁，四衙役那张千沟万壑的脸，看不出像是在笑，还是像哭。

金二说话跟蚊子那么大的声儿，一天到晚就一句：“你们呀，家里大人不在身边，晚上别吃凉东西，熬点儿热粥啥的……”

在猪圈能赶上许多热闹。

劁猪的来了，一尺多大的小猪仔，往地上一按，掏出锋利的柳叶刀，几十秒钟，完事！那头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小家伙，断子绝孙啦，有点残忍。

收猪的来了，一个百余斤的公猪，手下不利索的小伙子，三两个人，愣是捆不上。遇上忒笨的主儿，让猪挣脱出来，满村乱窜，弄得猪屎飞满天，还是稀屎。

在马圈干活时，遇见的稀罕事儿更多。

装马料的棚子里面住了几百只麻雀，推开门，拿根儿竹杆一轰，麻雀一齐往外撞。我随意抓了几只，烫了毛，开了膛，找了个炒菜用的勺子，放了一点盐，搁了一点点猪油，炸着吃了。

配骡子配马，是马圈较为热闹的场面。一匹母马不愿意与一头公驴进行深入的零距离亲密，几度把趴在身上的驴，甩了下去。 有人出了个主意，找了一个小土坡，让马往坡下站，驴从坡上火急火燎地往马身上蹿。数次未遂后，驴忍不住了，在地上甩了一堆类似米汤的东西，且浑身大汗，气喘吁吁。

在捣粪的这伙子人之中，干活能出大力气的，是柱子和三儿。这俩儿，一人戴着一个让汗水渍烂了的绿军帽。

这绿军帽子可有来历。有一天夜里，柱子和三儿同时失踪了。两人的家长急疯了，四下狂找。第二天下午，村口驶来一辆吉普车，柱子和三儿从上面跳了下来，一人戴了一顶新军帽。一个四十来岁的军人，跟在其后。这位军人拉着闻讯赶来的队长金发，一句话说了好几遍：“都是好孩子呀，好孩子呀！”

这哥俩，走了七十里山路，到县城兵站报名去了。

柱子和三儿干活都不惜力，歇晌时，哥俩比比划划吭吭哧哧聊得挺热闹，只是一有大姑娘小媳妇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就静了下来，伸着脖子瞪着眼，直到人家走远了。

柱子和三儿也能说几句话，都是一字一句地往外蹦，粥、白薯。

与起圈相比，垫圈是个好活儿。

牛圈、马圈都垫黄土，羊圈、猪圈有时垫沙土。特别是下过大雨后，起完圈里面也是湿乎乎，垫点儿沙子合适。

沙子得从河套里挖，那河叫清水河，离村里也就不到一里地，不算费劲。

费劲的是，我的独轮手推车，漏沙子。

当初，生产队木匠给我做手推车时，用的柳木没干透，没过多少日子，变形加开裂。装沙子前，得用大大小小的石头，塞在车斗的缝隙间，即便如此，也是边走边漏。

歇晌时，我们坐在河滩上，让小风一吹，蛮自在。

河的两岸，不是杨树就是柳树，还有槐树，柳树居多。金大、金二、四衙役、五衙役都喜欢仰着头看树，然后小声嘀咕着，哪颗树成材了，哪颗树能出一个大柁、哪颗树能出一个二柁、树的哪一段，能出一个檩子、或能出一个柱角、还能出几根椽子。

当然，树是不能随意砍的。众人只是看看而已。再说，在七十年代初，农民想要得三间房的木料，四个大柁、四个二柁，十五个檩子、八个柱角，椽子一二百根，大多要花费三五年、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心血。

在树叶落下来之前，捣粪的主体部分，积粪，也就算是落停了。

经过了天寒地冻，风嚎雪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过了正月，出了九，开始捣粪。

最初是带着冰茬儿捣，往碎了捣，越碎越不嫌碎。

前边是仨年轻人抡镐，捣差不多了，老头儿们上阵，把捣下来的粪土，铲到了一边，归置成堆。

闷了一个冬天的“三明治”黑臭黑臭的，太阳一照，冰茬儿晶晶亮。

七刨八铲，抡够了时辰，众人就找了个背风的地界儿，晒太阳。

晒太阳被当地百姓称为“晒老阳”，是冬天的一大享受。众人靠着墙，眯着眼，一幅半仙的样子。

金二喜欢哼哼叽叽地唱点儿什么，像是河北梆子，味道很足。

一群大雁从我们村庄的上空飞过，抬头望去，碧空如洗，天，篮得让人想写诗。

那时节，我正在练习写诗。在一个封面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笔记本上，我抄过数百首诗。我还记得有一首叫《早春》：“已经是早春三月／寒风还不停的吹／山谷里黄莺思春／它多想放开歌喉／它看见寒风依然／也就闭口不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