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 车

跟  车

张文睿

我到乡下插队的第二个月，就赶上了拔麦子。

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

我插队的村庄，离京城二百二十里地。

六月七日从东直门出京时，路边麦子地一片金黄，该动镰刀了。

一路奔北，麦子逐渐变青。

数日后，一打听，我们村那儿，与城区差半个多月的节气。

拔麦子可是个让人犯憷的活儿。

不光是我们知青犯憷，村里的壮劳力们也犯憷。当然，他们是地道的庄稼把式，不允许把憷字，写在脸上。

啥叫壮劳力？就是那一天挣十工分的男人们。早工一分，白天九分。

村里人说，有四大累活：打墙、脱坯、拔麦子，还一个啥，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有点儿张为开嘴，就那啥吧。

犯憷归犯憷，在村里人眼里，拔麦子的第一天，可算一个喜庆的日子。

这一天，生产队要给每一个下麦田的壮劳力五个馒头。

大姑娘小媳妇儿，只要干的活儿，与拔麦子沾边儿，馒头五个！

头两三天，队里的头头就领着七八位妇女，磨麦子、发面，还在饲养室旁边的场院，垒一个灶，大铁锅，蒸！

馒头直接送到麦子地。男人们大多只吃两三个，用一个旧包袱皮儿，把剩下的馒头卷好，拴在腰上。女人们也就吃半个或多半个，其余的装进小花布包，回家分给孩子们吃。

我的一位同学，问一个正在小心翼翼收馒头的壮汉：“您要是放开了肚子，能吃几个馒头？

壮汉笑了：“就是吧，比如，我刚吃完饭，吃的是小米水饭，腌芥菜缨子，吃饱了。这时候，馒头来了，我还能吃五个！”

知青们都笑了。

一年后，我们每一位男知青都是如此啦。可能也包括那些瘦瘦的女生。

饿，是一方面，更难对付的是：馋！

我始终就没闹明白，村里种了几百亩麦子，每亩地能收三百八九十斤毛粮，老老少少总共才八百口人，可一年到头，吃白面的日子，不超过五回。

正月十五、八月十五，腊月三十，还有当地种麦子的吉日。再有嘛，就开镰当天。

我插队那地界儿，属丘陵地带，算是半山区，是山区里的小盆地。农田大多是东一条、西一块儿的，成片的良田格外珍贵，主要农作物是玉米、高粱、谷子、白薯、花生之类的。

麦子种的不多，也不算少，每年打麦场上的活儿利落了，成车成车地往公社粮库拉麦子。交公粮！

社员嘴里的，不多也！

无论是正月十五，还是八月十五、腊月三十，钟声一响，全村人，到生产队库房领麦子，不管是壮劳力，还是老人与孩子，每人一斤。

有人讲了个笑话，新结婚的小两口，各抱各的盆儿，各和各的面，各烙各的饼，都怕少吃了一口。

一斤麦子能出多少白面？京城里的百姓们吃的是八五粉，也叫标准粉，就是一斤麦子出八两五白面，剩下的是麸子，也就是糠。当时城里粮店标准粉的价位是：一毛八分五，一斤。

过春节时，有城里户口的人家，还供应几斤富强粉，可能是八零粉或者七五粉，我没弄清楚。价位我还记得：两毛一分三，一斤。

多扯唠两句，城里人也不是全吃细粮，大概是标准面粉占半数，大米以一斤一毛四分七的糙米为主，约占四分之一，过春节每家每户五斤精米，剩下的吃一斤一毛一分二的玉米面。

精米是啥？好米的一个别称，当初，一斤两毛零五厘。

我们生产队在村北，清水河南岸的滩上，种了五亩水稻，一亩能收不足二百斤。米的品质当属精米范畴。一年到头，乡邻们人均能吃上精米一斤。

乡邻们吃不吃富强粉？舍不得！

能吃上标准粉，就了不得啦！多数人家都吃九十粉。有点儿黑、有点儿黏。

有没有全麦粉？当然有啦！

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兴吃全麦面包，说那是健康食品，还能降血脂。

说句戏言，直接吃麸子，也就是直接吃糠，血脂降得特别快！

扯远了，打住！

我在北京第六十三中学，念了三年书，年年都要到京城南郊大兴县，拔两个礼拜麦子。美其名曰：三夏劳动。

说是拔麦子，拣麦穗居多。在一眼望不到头儿的麦子地里，一蹲就是一天。巨烦无比。打小儿就天天唱“太阳当头照”，拣麦穗时，才体会了“当头照”啥滋味。

麦子我也拔过几天，站在无边的麦田里，绝望之感，悄然而生。

我知道，除了低着头、哈着腰、咬着牙，一把一把地往前拔，没有其它选择！

拔麦子与割麦子有啥区别？

一个村庄，愣头愣脑的来了几百个十几岁的城里孩子，都是啥也干不了，饭量都不小的主儿。

上哪儿弄那么多镰刀呀，拔吧！

一把攥多了，拔不动，攥少了，不出活儿。

每一把麦子都带出一堆土，得亮出左脚鞋底，呈金鸡独立状，将麦子磕打三两下，方才攥住下一把。

鞋里灌的都是土。

早晨起来空气湿润，麦子不扎手，到了下午，太阳乃烈日也，麦杆儿都支棱着，拔不了几垄，满手血泡……

我插队的村庄，叫芦庄子。一位姓陈的大队长，看了看我们新买的、连刃儿都没开过的镰刀，笑着说：“你们身子骨还软，先干点儿杂活吧。”

我想起来了，大队长叫陈永增。

村里分东西两个小队，各有两辆马车。一匹马配上两头驴的那种。

我在西队。我和一位姓谢的同学，被派去跟车，往村里拉麦子。一人给了一把二齿钢叉，柳木杆儿，三尺长。

插句闲话，四十年后，谢同学在离我们村十几里的一个地方，买了一个农家院，在那儿踏踏实实安度晚年啦。

老谢比我大一岁，十七，我十六。

拔麦子，对庄稼人，是天大的事！

生产队的大小头头们，眼珠子都要努出来了。

怕变天儿！

老天爷要是不痛快，又是雨又是风的，外带冰雹，麦子呀，瞎了。

雨，还是来了。

还好，是在第三天的夜里。

麦子总共拔了四五天。头几天，云游一丝，天蓝得让人心情大爽。

大阳一露头儿，我和老谢跟着各自的马车，已然在麦田与村庄之间，往返一趟了。

麦子堆在大田中央，一堆十七八捆，一捆十五六斤。

我手持钢叉，依次将整捆的麦子挑上车。

兴许是从小喜欢体育的缘由，我的腰、腿、臂，都能使上劲儿。

赶车的把式姓金，排行老五，我们知青都管他叫五叔。

当年，五叔四十来岁，精瘦，眼珠子贼亮，鼻子上像套上了一个红辣椒。

他负责在车上一层一层码麦子。

装车也是个学问。

马车的车帮，卸下去了，只剩一个平板儿，离地一米左右。麦子码放时，前后左右各探出六七寸。

码时需不停的调整麦捆方向。前边沉了，牲口受不了，后面沉了，容易翻车。

码至一米半高，我就一捆一捆往上甩。咧着嘴，略显吃力。

码至二米多高，五叔跳下车，用两条大绳将麦垛勒紧。

五叔笑着说：“你，还行。”

我，还凑合吧。

老谢比我行！这是我心里话。

老谢上小学时，练过武术、也练过摔跤，身板儿结实。

每天出工前，老谢帮着车把式套好车；收了工，帮着车把式把马、驴，拉至牲口棚饮水，活儿干得麻利。

老谢他们车把式姓李，一张扁脸上，基本没表情。话也不多，偶尔说出一句，有噎人之嫌。

李把式三十多岁，我们管他叫李叔，李把式他爹五十岁出头，我们管他叫李大爷。这一下，别扭啦。最初没闹清楚他们是一家子，爷儿俩改哥儿俩啦。等到需要改口了，不想管李把式他爹叫爷爷，也不能把李叔改为李哥吧？

这那么着吧！

老谢隔一天与我换一回车。

老谢与五叔，有缘、聊得来。

老谢总是拽着我，一起提前到牲口棚，在五叔身边东问西问。

我发现马和驴喂的料，是不一样的。

马的食槽里常有老玉米粒儿，还有黑豆。驴槽子里糠多、草多，玉米粒儿、黑豆，少之又少。

驴们常常满脸悲情。不错眼珠儿的盯着马槽。时不时大呼小叫。

我那时正热爱写诗，抽空儿就对朝阳、晚霞、起伏的山峦、金色的麦浪之类的发一会儿呆。能不能与车把式处好关系？我脑袋里没这根弦儿。

当年，有一句词儿，总往我们耳朵里灌，叫“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没有真正领会。

李把式也不腻歪我，我装车时，有股子蛮劲儿，不会偷懒儿。

再插句闲话，转过年，五叔当了生产队长，对我们知青格外照顾。谢同学在几十年后，常常回村儿瞧瞧五叔，还用手机给五叔老两口，拍了几张照片，传上微信初中同学圈儿。

五叔和五婶，都九十岁啦！

从村里打麦场，到大田，马车得走七八分钟。

我坐在空车上，南瞅北瞧、东想西琢磨，看看路边的杨树、柳树、榆树，再望望天儿，挺自在的。

我从家里带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挑短的、好背的诗，抄纸条上，抽空儿摸出来，扫一眼、背两句。

这本《唐诗三百首》，来之不易。

我曾有一本《收获》杂志创刊号，文革前出版的。前边登的是老舍的剧作《茶馆》，后面是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这是本稀罕物。一位同学借走了，让他爹给撕了，还说是封资修的玩意儿、该批判。放他娘的驴屁！我大怒，上他家闹了半日，直到他赔我一本《唐诗三百首》，仍余怒未息。

《收获》杂志创刊号，要是惠存至今，万元起步。

我们车的马，白色的，非常干净，略微有点瘦，一天到晚不声不响，闷头拉车。

这匹马，为什么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呢，可能它就是这种性格，可能是它老了。

五叔很少用鞭子抽它。

白马年轻时，不定多招人喜欢呢？我猜想。

两匹驴都很年轻，黑亮黑亮的。浑身的劲儿，有一半儿使在嘴上了。有事儿没事儿的，都会扯开喉咙自由歌唱。

走在土路上，要是迎面过来一辆马车，拉套的有一匹异性的驴，我们车上的驴，顿时兴奋无比，要不是辕马驾得稳，拉套的驴们，非得让车往左、往左、再往左，恨不得和对面的车，零距离啃上一回。

逢到此时，五叔的鞭子炸响了，下手那叫一个狠，且恶骂不止。

五叔对我说：“啥时生产队手里宽了些，再买一匹马，或者一匹骡子，到那个时候，两匹驴，谁叫得凶，就把谁送进汤锅！”

五叔说的是气话。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北方农村，马车是生产队非常重要的固定资产。一匹马五六百块钱，一匹骡子千余元。一头驴一二百块钱。

当然，驴虽说便宜些，可谁又舍得把正在拉车的驴，往汤锅送呢？

赶着马车，五叔心情好时，会哼唱几句梆子或小调。

梆子就是河北梆子，村里没有人不喜欢梆子。小调少数人、上了些年纪的人才会几句。他们管那叫窑调，唱的都是哥哥小妹啥的，唱词有些香艳。没人敢大声唱。

村里有个耳聋的老人，年轻时窑调唱好，据说他一扯开嗓子，大姑娘小媳妇就眉飞色舞。

老人姓马，男知青们一见到他，就央求他来一段。

在田间，我见识到了壮劳力们割麦子的场面。

他们镰刀大多用过三五年了，使顺手了。刀口都是到公社铁匠铺，加过钢的，磨得那叫一个锋利，且轻易不卷刃儿。刀把儿，四五十公分长，老榆木的，被汗水滋润得锃亮、紫红紫红的。

壮劳力们的镰刀，是不让别人动的。有点儿像乒乓球选手，不愿意别人摸他的球拍。

先抽足了大叶子烟或者小黄烟，壮劳力们在麦田里散开，如同士兵们列好阵。

开镰！

我好像看出了一点门道。

割麦子，赛的是谁不抬头，谁不直起腰来喘口气，一人四垄麦子，屁股一撅到底。

就是累得回家爬不上炕，也不能傻傻地站在麦田里，揉着腰犯愣，哪怕仅仅是半袋烟的工夫。

我们村里的人，管歇一会儿，叫愣一会儿。

有人累到了极限，就露了一下头儿，狠命地骂几句，谁妈谁奶奶，众人一片哄笑。

在壮劳力们身后，一片一片的麦子，静静地躺在田野上。

哎，壮劳力们没有一个人是胖子，大多都是一身贴骨膘，用现在的话讲，叫肌肉男。

也有多位瘦得骨头缝儿咔咔响的主儿。

假设一下，倘若村里有一大堆胖子，手持镰刀扑进了麦田，会是什么样儿呢？大概会比着赛着，看谁更加气喘吁吁。

雨，终于来了！

第三天夜里啥时下的，不清楚。

我们都是挨枕头就打呼噜、生产队不敲钟不睁眼的主儿。

天蒙蒙亮时，雨小了些，似停非停。整整一天，在毛毛小雨与丝丝细雨之间，反反复复、缠缠绵绵。

这种天儿，很适合在城里某公园搞对象。撑着油纸伞，姑娘最好叫丁香。

没割的麦子、没拉回村庄的麦堆，全让雨水打湿了。

一捆湿麦子，沉得厉害，应该不低于二十一二斤。

装车吧，没别的选择！

湿麦子堆在田里，两天就会发芽、三天就可能霉变。

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呲牙咧嘴状，都在这一天，呈现了出来。

五叔边码放麦捆，边一遍遍大声说：“稳住了，稳住了，别滑着！”

麦捆码至一米多高，就很难挑上车了。

一车能码多少捆麦子，四五十捆吧，或许还多些。

二齿叉插在麦捆上的一瞬间，吸足一口气，腿、腰、臂一起发力，高举着麦捆，一步一步挪至马车前，然后将麦捆往车上甩。

每一捆，均倾尽全身之力。

每一捆麦子，都带着一撮一层泥土，间或，有泥土落入我的衣领。

有勒得的不结实的麦捆，在空中散了，间或，一丛一把的麦穗，打在了我的脸上。

什么叫汗水？哪个又是雨水？

我的身上湿透了。

五叔满脸愁云地说：“少装点吧，拉不动，路也够呛！”

都让五叔说中了。

原本凹凸不平的黄土路，在雨中泥泞不堪。

马车一趟比一趟吃力。

往常，早上五点来钟，趁着相对的凉快，壮劳力们就奔了麦田，十点半、十一点，人们回家吃饭，再睡一觉。下午三点来钟，再奔麦田，天不黑透了，不收工。

雨来了，真正虎口夺粮的时候到了，午休就免了。人咬着牙，接着干。午饭多吃两个玉米面贴饼子，硬撑着。

牲口们可是集体财产，大队长陈永增安排两辆马车照常午休，还让壮劳力们，每人推着自家的独轮车到麦田，收工时顺路往村里捎几捆麦子。

即便如此，牲口们还是累惨了，拉着一车车湿透了的麦子，直打晃。

天至黄昏，五叔说：“拉完这车，咱们就歇吧！不能让牲口都累趴了。”

马车行至村口，陷在泥地里了。

五叔的大鞭子，狂轮不止。

鞭子都抽到了驴身上。五叔舍不得抽马。

挨了鞭子的两头驴，并不用力往前拉，直接往高了跳、蹦，大有掀翻了马车的趋势。

马车的右轱辘，在泥地越陷越深。

五叔骂完这头驴，骂那头驴。红鼻子上闪着汗珠儿。

愣了半袋烟的工夫，五叔围着右轱辘，上下瞧了好一会，说：“你进村儿扛两捆秫秸杆儿，快！”

我撒腿狂奔。

等我扛着秫秸杆儿跑回来时，五叔已经在右轱辘周边垫了不少碎石块儿。李把式的车停在一旁，老谢正在帮五叔往轱辘下塞小树叉。

秫秸杆在泥坑前铺好了。

李把式对五叔说：“五哥，我来吧！”

李把式的鞭子在空中炸响了三声，一鞭子就抽在白马的后背上，一条血印清晰可见。

白马侧着脖子，全身每一块儿肌肉都在颤抖着。

伸出的每一条腿，都像随时要滑倒、跪倒，但每一次都挺直了脊梁……

李把式那张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马车摇摇晃晃地进村了。

雨停了。

西天有一抹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