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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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当咕咕呱呱的声音传入我的耳鼓，使我放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我是看了表之后才发现，已经凌晨一点了。
我关了台灯，起身来到窗前，将额头抵在窗户玻璃上往下看。皎洁的月光被微风吹散成无数碎片，在那高低不一的树丛上面反射着叶子的舞姿，窸窸窣窣，闪闪烁烁，与咕咕呱呱的蛙鸣配合得那样和谐。
我住在6楼，这是鲁院大楼的最高层。楼前那片并不算大的园子被我一览无余。我惊奇地发现，左侧那个水泥池子里已经有水了。而在此之前，那个池子里干净得可以摊晒面粉。每天傍晚，我还到那下边去走走。现在却突然就明晃晃的一片，突然就有了蛙的鸣唱，怎不叫人喜出望外呢！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蛙鸣了。
读小学的时候，校园的前面和东面各有一个池塘，我们在教室里抑扬顿挫地朗读课文，池塘里的蛙就此起彼伏地咕呱鸣唱。
读中学的时候，学校的西侧也有一个池塘，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却很少朗读了。而蛙鸣却始终伴随着我的思绪，像欢快的音符一样在那些文字和数学公式间跳跃。
后来，我到了四季如春的云南边疆当兵，我们的营房背后是一条绿草如茵的山谷，谷底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学习训练之余，我常约上几个战友到小溪边上，或看书，或聊天，抑或是如数家珍一样炫耀着各自家乡的好处。
那时，我已经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每当夜深人静，我伏案写作，山谷那边就非常清晰地传来清脆的蛙鸣，而我的文思也像溪水一样涓涓不断，我一度怀疑那些创作的灵感就是蛙声唤来的。1997年秋，我写了一篇跟蛙有关的散文，发表在《文山日报》上，其中有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我开了门走出屋，沿着营房背后的小溪边走边看，小溪俏皮地打个滚，匆匆赶约去了。几只青蛙蹲在卵石上引颈高歌，好像在举行月光晚会似的。我无意打扰它们，可它们已经发现了我，全都打住歌喉，争先恐后地往水里跳，把月亮都撞碎了，就像撒了一把银灿灿的花瓣在水面上。这些花瓣打几个漂，荡几圈涟漪，便又簇拥着堆到了一起，月亮也恢复了橄榄球的样子。”这篇散文受到战友们的好评。
2004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高密以后，好像就再也没听到蛙鸣了。距离我家两公里范围内没有湾塘，我供职的单位周围也没有蛙的栖息之地。上下班都在那条喧闹的主街道上往返，我的生活几乎被固定在家和单位这两点一线上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年我很少写甚至常常抓耳挠腮也写不出东西来，一定跟失去了蛙鸣的陪伴有关。
正当彷徨无奈之际，却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被鲁院录取为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回顾我40多年的人生历程，曾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或惊喜，或愤怒，或收获，或挫折，因为突如其来，所以记忆深刻。我万万没有想到，到了人生过半的年纪，竟然又能上学读书。我想，如果我的肉体生命可以以此为界点分割成两半的话，那么这件事对我的精神生命同样是一次对半分割。
来鲁院之前，我曾谋划着如何利用这两个月的机会，把北京城好好地逛一逛。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来北京，但以往都是匆匆路过，北京的景点除天安门外都未去过。我对妻儿说了我的计划。先去长城，因为一直受到“不到长城非好汉”说法的影响，我要去体验一下当“好汉”的感觉。然后再去故宫、颐和园、奥运村、圆明园遗址，还有清华和北大的校园。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坐上人力车去逛一逛北京的老胡同。
然而来到鲁院后，这些想法竟荡然无存了。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鲁院安静地待着。除了参加学院组织的集体活动，或找同学交流一下心得，我喜欢在宿舍里看看书，整理学习笔记，或者到教学楼前的花园里走一走，欣赏一会儿芍药的娇艳，摸一摸毛茸茸的青杏，摘几颗熟透的桑椹放在嘴里慢慢品咂。更多的则是在宁静的月夜，独自到鲁迅、茅盾、老舍、朱自清等人的塑像前的连板椅上安静地坐着，听着树叶的碎响，看着斑驳的月光，与大师们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这是我最为幸福的时光。
更让我欣慰的是，来了不到10天，突然又听到久违的蛙鸣，一下子唤醒了沉寂的灵感，涌起创作的冲动。我怀疑，这中间是否也有着某种宿命的味道。
鲁院有很多猫，往届学员中亦有多人写过这里的猫，并称之为“学术猫”、“幸福猫”。他们不但与猫进行过行为上的接触，还进行过精神上的对话，彼此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却没有谁专门写过鲁院的蛙鸣。我于是想，鲁院的蛙是为我而鸣的。因为只有我能够和蛙对话，能够在彼此的目光和声音中相互感应，完成穿越生命的交流。
不信你听，“咕咕——呱，咕咕——呱”，蛙们叫得更欢了……
（首发于《文艺报》2013年6月24日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