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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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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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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我听到鲁院的蛙鸣

那天夜里,当咕咕呱呱的声音传入我的耳鼓,使我放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我是看了表之后才发现,已经凌晨一点了。

我关了台灯,起身来到窗前,将额头抵在窗户玻璃上往下看。皎洁的月光被微风吹散成无数碎片,在那高低不一的树丛上面反射着叶子的舞姿,窸窸窣窣,闪闪烁烁,与咕咕呱呱的蛙鸣配合得那样和谐。

我住在6楼,这是鲁院大楼的最高层。楼前那片并不算大的园子被我一览无余。我惊奇地发现,左侧那个水泥池子里已经有水了。而在此之前,那个池子里干净得可以摊晒面粉。每天傍晚,我还到那下边去走走。现在却突然就明晃晃的一片,突然就有了蛙的鸣唱,怎不叫人喜出望外呢!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蛙鸣了。

读小学的时候,校园的前面和东面各有一个池塘,我们在教室里抑扬顿挫地朗读课文,池塘里的蛙就此起彼伏地咕呱鸣唱。

读中学的时候,学校的西侧也有一个池塘,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却很少朗读了。而蛙鸣却始终伴随着我的思绪,像欢快的音符一样在那些文字和数学公式间跳跃。

后来,我到了四季如春的云南边疆当兵,我们的营房背后是一条绿草如茵的山谷,谷底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学习训练之余,我常约上几个战友到小溪边上,或看书,或聊天,抑或是如数家珍一样炫耀着各自家乡的好处。

那时,我已经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每当夜深人静,我伏案写作,山谷那边就非常清晰地传来清脆的蛙鸣,而我的文思也像溪水一样涓涓不断,我一度怀疑那些创作的灵感就是蛙声唤来的。1997年秋,我写了一篇跟蛙有关的散文,发表在《文山日报》上,其中有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我开了门走出屋,沿着营房背后的小溪边走边看,小溪俏皮地打个滚,匆匆赶约去了。几只青蛙蹲在卵石上引颈高歌,好像在举行月光晚会似的。我无意打扰它们,可它们已经发现了我,全都打住歌喉,争先恐后地往水里跳,把月亮都撞碎了,就像撒了一把银灿灿的花瓣在水面上。这些花瓣打几个漂,荡几圈涟漪,便又簇拥着堆到了一起,月亮也恢复了橄榄球的样子。”这篇散文受到战友们的好评。

2004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高密以后,好像就再也没听到蛙鸣了。距离我家两公里范围内没有湾塘,我供职的单位周围也没有蛙的栖息之地。上下班都在那条喧闹的主街道上往返,我的生活几乎被固定在家和单位这两点一线上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年我很少写甚至常常抓耳挠腮也写不出东西来,一定跟失去了蛙鸣的陪伴有关。

正当彷徨无奈之际,却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被鲁院录取为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回顾我40多年的人生历程,曾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或惊喜,或愤怒,或收获,或挫折,因为突如其来,所以记忆深刻。我万万没有想到,到了人生过半的年纪,竟然又能上学读书。我想,如果我的肉体生命可以以此为界点分割成两半的话,那么这件事对我的精神生命同样是一次对半分割。

来鲁院之前,我曾谋划着如何利用这两个月的机会,把北京城好好地逛一逛。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来北京,但以往都是匆匆路过,北京的景点除天安门外都未去过。我对妻儿说了我的计划。先去长城,因为一直受到“不到长城非好汉”说法的影响,我要去体验一下当“好汉”的感觉。然后再去故宫、颐和园、奥运村、圆明园遗址,还有清华和北大的校园。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坐上人力车去逛一逛北京的老胡同。

然而来到鲁院后,这些想法竟荡然无存了。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鲁院安静地待着。除了参加学院组织的集体活动,或找同学交流一下心得,我喜欢在宿舍里看看书,整理学习笔记,或者到教学楼前的花园里走一走,欣赏一会儿芍药的娇艳,摸一摸毛茸茸的青杏,摘几颗熟透的桑椹放在嘴里慢慢品咂。更多的则是在宁静的月夜,独自到鲁迅、茅盾、老舍、朱自清等人的塑像前的连板椅上安静地坐着,听着树叶的碎响,看着斑驳的月光,与大师们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这是我最为幸福的时光。

更让我欣慰的是,来了不到10天,突然又听到久违的蛙鸣,一下子唤醒了沉寂的灵感,涌起创作的冲动。我怀疑,这中间是否也有着某种宿命的味道。

鲁院有很多猫,往届学员中亦有多人写过这里的猫,并称之为“学术猫”、“幸福猫”。他们不但与猫进行过行为上的接触,还进行过精神上的对话,彼此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却没有谁专门写过鲁院的蛙鸣。我于是想,鲁院的蛙是为我而鸣的。因为只有我能够和蛙对话,能够在彼此的目光和声音中相互感应,完成穿越生命的交流。

不信你听,“咕咕——呱,咕咕——呱”,蛙们叫得更欢了……

(首发于《文艺报》2013年6月24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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