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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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无论走到哪里，每每跟人提起我的家乡山东高密，总能听到这样的赞叹：“哇，莫言家乡！红高粱！”自从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名字就和“高密”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莫言就是高密，高密就是莫言。
其实，高密的民间艺术也颇为盛行，并早已享誉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是泥塑、扑灰年画、剪纸和地方戏茂腔，被誉为“高密民艺四宝”，并被文化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高密剪纸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县域来说，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
一个地方的民间艺术，跟所在地的风土民情、文化传承是分不开的，必然会打上这个地方的文化烙印。
有一种说法，高密古代隶属于东夷族部落，部落图腾是凤凰，加之高密地形酷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因而高密又称凤城。大概是得益于神鸟的恩泽，高密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民风淳朴，文脉丰厚且绵延不断。据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兴王篇》记载：帝禹夏后氏，名曰文命，字高密，由此专家认为高密是大禹的封国。高密历史上出了很多著名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春秋名相晏婴、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清朝宰相刘墉（刘罗锅），均为饱学之士，今人称之为“高密三贤”。而“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是高密人千古不变的生存信条。
高密人做事讲究，追求“圆满”，喜欢鲜艳的颜色。比如过年买新衣服，喜欢大红大绿；放鞭炮，挑鞭的杆子要长，要高举；新生儿过三日，包子包得又大又圆，轻则一斤多，重则两三斤，半大小子一顿也吃不完一个。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第一户买了电视的人家，在院里竖了根六米高的天线杆子，第二户买电视的人家就竖了根八米高的，意思是告诉老少爷们，我家过好了，也买上电视了，后来再买电视的又比这家高竖出一截。高密人还喜爱月季花，因为月季花生命力强，花朵大而艳，有富贵之象。每到春天，几乎家家溢满月季花香。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高密民间艺术便呈现出丰满拙朴、线条豪放、色彩艳丽的主基调。
高密泥塑
高密泥塑的主要产地在姜庄镇聂家庄村，又称“聂家庄泥塑”。当地流传着一句民谣：“聂家庄，朝南门，家家户户捏泥人。”
但高密泥塑没有陕西凤翔那么丰富（凤翔是中国泥塑发源地），没有无锡“惠山泥人”那么夸张，也没有天津“泥人张”的作品那么秀丽传神，它的特点是造型“福态”。“福态”是高密方言，是体态丰满的意思。高密人认为胖是有福，比如在外地工作的人回乡，若看着胖了，就表示在外面打拼得不错，反之则混得不好。据说有个在上海打工的青年回老家探亲，虽穿戴不错，但因为又黑又瘦，村里人便瞧不起他：“看他瘦得跟个猴儿似的，不定在外面遭了多少罪。打小就不出材流（没什么本事），上哪去也闯不好。”因而，高密的泥塑作品不单是人物，连禽兽也捏得丰满笨拙，憨态可掬，但笨拙中透着精巧，憨厚中藏着灵秀。
其实，多数民间艺术首先是一项谋生的手艺。
倒回去三四十年看，高密从来没人拿泥塑当艺术，只是作为一种类似锔锅、锔盆、磨剪子、炝菜刀之类的副业而已。那时，姜庄镇做泥塑的人家很多，我家也干过这个。我们去沟边、湾崖上挖来黑色或褐色的“冈子泥”，摔打筋道，做成泥老虎、泥青蛙、泥哨子之类，拿到集上卖了补贴家用。一个拳头大的叫虎卖一毛钱，除去干牛皮、胶、苇管、颜料等成本，大约能挣三分钱。既然是副业，当然是成本越低、越省时省力越好，所以泥塑并不都是人捏的，大多是用模具磕出来的。我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先不做作业，而是趁天亮堂在院子里用陶制模具磕泥老虎。先磕前半身，再磕后半身。因为泥老虎腹内要安装苇哨，所以需要两个模具。父母则负责为晒干的泥老虎装苇哨、裹牛皮、上颜色。每逢集日，母亲就用小推车推着泥老虎到集上去摆摊，父亲则约上我二舅，将泥老虎用自行车带到一百公里外的青岛市沿街叫卖，一个能多卖一毛钱。
聂家庄泥塑作品中，名气最大的是“叫虎”。之所以名气大，不仅在于它造型独特，还在于它会发出“呜呜”的叫声，活灵活现。还有一种叫“摇拉猴”，拿在手里摇几下会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很像小猴子叫唤。这些都是哄小孩的东西，当地流传着“孩子哭，找他妈，他妈买个泥娃娃，逗得孩子笑哈哈”的民谣。外地人见了都感到惊奇：“咦，这玩意儿还会叫呢！咋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发声的机关藏在泥塑肚子里。为此，我还编了一个顺口溜：“叫虎不稀奇，两头都是泥，肚里吹哨子，腰间裹牛皮。”
我们村在聂家庄后面，两村相距不过百余米。聂家庄能完全用手捏泥塑的匠人不多，我知道的也就三四个人。聂家庄分聂东、聂西两个村，聂东村以聂佩斗最有名，是聂家庄泥塑第二十二代传人；聂西村以聂希蔚、聂臣希最有名。聂希蔚生于1938年9月，是聂家庄泥塑第二十代传人。聂臣希仅比我大两三岁。再就是我岳父聂希兰，他是南高家庄人，与聂东村仅一街之隔。他们几个都会手捏泥塑，技艺旗鼓相当。我岳父是个极低调的人，他没有泥塑作坊，工作地点是自家堂屋。每当吃完了饭，岳母收拾起碗筷，他就在饭桌上铺上塑料布开始干活。他的作品以神话人物为主，“八仙过海”“十八罗汉”“刘海钓金蟾”……都是抢手货，往往都是人家预订的，所以他从不赶集摆摊。市里有重大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局的干部就驱车三十里上门请他。虽然低调，但岳父的名气也不算小，获过“潍坊青岛文化周”泥塑艺术表演一等奖，新华社、齐鲁电视台等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他。山东艺术学院曾有好几拨大学生来拜师学艺，但都有些失望，因为岳父只会手把手教，问及理论，却说不出个道道来。问急了，他就说：“这东西哪有什么技术，就是心里出，你心里想捏成什么样，照你想的去捏就是了。”
前些日子我回老家，顺路到聂臣希家看了一下。他在村西公路边有泥塑专营店，两间屋子，摆满了一排排、一队队大小不一的泥塑作品。什么叫虎、摇拉猴、孔子、梁山好汉、古代四大美女等，形态各异，色彩艳丽，琳琅满目。临走的时候，我指着门外的牌子问：“你的店名怎么叫聂鹏泥塑呢？聂鹏是谁？”他笑答：“是我儿子，用他的名字打广告，希望他能子承父业，把泥塑做大做强。”据说，他儿子还不到三十岁，悟性极高，对泥塑颇有研究，他的泥塑作品获过不少大奖呢！
高密扑灰年画
高密扑灰年画源于明代成化年间，到清代开始盛行，主产地也是姜庄镇，可以说是高密独有的一个年画品种。
所谓扑灰，就是把柳枝一头烧成灰，在成画上蒙上宣纸，用带灰的柳枝在宣纸上勾画出作品的轮廓，一次可以复印三四张。然后，再在印出的稿上上粉，敷彩，描金，勾线，最后，在重点部位涂上明油即成。其特点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人物跟泥塑作品一样，多胖脸大腮，体态丰满。高密扑灰年画的代表作有《踢毽子》《姑嫂闲话》《财神》《钟馗》等。
扑灰年画跟泥塑一样，也是一项谋生的技艺。然而，真正的扑灰年画很费工夫，一个月也画不出多少张，挣不了几个钱。后来人们就发明了模板，即将年画图案以线条形式刻在木板上，再匀上松墨印到纸上就行了，印出来就是年画草图。经过这一程序，扑灰年画演变成了木板年画。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年画都有模板，比如有些画师的创新作品就只能用扑灰技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密的姜庄、夏庄两镇几乎每个村都有画年画的，以画家堂、财神为主，其他作品销量极少。大体来说，夏庄镇北村以印“衣子”（即草图）为主，将“衣子”卖给姜庄镇各村去涂画。这种分工是因为只有北村有清代流传下来的“衣子”模板。别处也曾流通过今人设计的刻板，但姜庄的画师们很少买，一是离得远，二是今板印出的“衣子”不如北村的大方、好看。
那时我家主要画家堂，有时也画窗旁画。窗旁画都是下面画一只大花瓶，花瓶中大多画上牡丹、荷花等，窗户两旁各贴一张。这种画没有“衣子”，都是父亲自己画草图、上颜色的。画家堂的时候，父亲从北村买来“衣子”，悬挂在用破布片、糨糊打成的“壳子”上。“壳子”类似门扇，一边固定在轴上，画完一张翻一扇，像翻书一样，既方便又节省空间。父亲负责为家堂上的人物开眉眼等技术高的活，我和母亲则负责调色、上色，三个人常常忙活到深更半夜，但平均一天也挣不了两块钱。上色很费神，因为当时还没有电灯，“衣子”线条又非常细，特别是门边墙角、衣服褶皱等细节，颜色明暗要求各有不同，需得一手端着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明，一手拿排笔或毛笔上色。灯光昏暗，久劳眼花，上错也是常有的事，但因为作废的成本无法承受，也只好将错就错。
有一次，因要赶一批货，我刚从学校下晚自习回到家，父亲就让我抓紧上色。因为太累，我画着画着打起了瞌睡，煤油灯触到年画上，把年画烧着了，火苗扑到我脸上，连头发都烧煳了一片。父亲是个急脾气，见此情景火冒三丈，“嗖”地将他手中蘸了黑颜料的排笔朝我掷来，我抬手一挡，排笔弹到眼前的画扇上，颜料溅了我一脸。父母见状，竟然笑了起来。母亲让我快去把脸洗了，我到镜前一照，原来脸上像长满了麻子，别提多滑稽了。
因为画年画，我家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夜间12点前睡觉的时候很少。以至于我们兄弟三个结婚后，媳妇们过门很长时间都不适应。
高密剪纸
一个地方的民间艺术能在全国打响名气，必定有其独特之处和代表人物。在高密剪纸领域，井沟镇的齐秀花就是这样一位代表。说起高密剪纸，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她。
齐秀花是高密井沟镇林家庙子村人，七八岁就跟她姥姥学剪纸，不到三十岁就有一百多幅作品被中央美院选入教材，其中作品《金牛奋蹄》被选作1997年的生肖邮票，她的《清明上河图》《十二生肖》《金陵十二钗》《水浒英雄谱》等作品屡获大奖，享誉海内外。可以说，齐秀花是高密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高密数她的技艺最精，创新作品最多，成就最大。没有她，剪纸很可能就成不了“高密四宝”之一。
一直以来，相较于泥塑、扑灰年画，剪纸都是一项娱乐性大于实用性的艺术。三十年前，高密的成年人没有不会剪纸的，就像路边的月季花一样司空见惯。人人会剪，自然就无须买卖了。
以前，农村人穿鞋都是自家女人做千层底儿。冬天农闲时候，三五人邀约着这次来我家，下次去你家，坐在热乎乎的炕上，边拉家常边纳鞋底，交流鞋样子，或是随意剪一些其他东西打发时间，牛羊猪马，花鸟鱼虫，无所不有。天长日久，自然就练得一手剪纸技艺。鞋样子就是用报纸、挂历纸等剪出来的。母亲手很巧，我记事的时候，她是村里唯一会做“三寸金莲”鞋的。我家曾有本线装《聊斋志异》，里面夹满了母亲剪的鞋样子，男女老少，各种尺码都有。直到今天，只要提起剪纸，我眼前浮现的都是童年时期母亲剪鞋样子的画面。
男人当中会剪纸的也不少，我父亲就是一位剪纸能手。我小时候，每到过年，父亲都会用红纸剪出若干图案，如金银财宝、福禄寿禧、窗花镜花、当年生肖等。父亲把它们分类贴在衣橱上、镜子上、窗户上、影壁墙上……家中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喜气盈门。村里有人结婚，也会请父亲剪一些大红“囍”字。父亲曾教过我剪纸，但我对此兴趣不大，只会剪五角星和牵牛花叶子，却给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色彩。
刚学会剪五角星的时候，我异常兴奋，终于“英雄有用武之地”了。那时，村里的孩子都喜欢玩当兵打仗的游戏，我是孩子头，被封为“司令”，队伍有八九个孩子，一人戴一顶黄军帽，有大有小，有新有旧。有的因为从来不洗，帽子上像印着“世界地图”，黑一圈儿，白一圈儿，这儿一座山峦，那儿一片盐湖。有个孩子的帽舌折断了，跑起来上下呼扇。我用大红色的油光纸给他们每人剪了颗五角星，用缝衣线缝到帽子上，然后带着他们翻墙上树、爬沟过坎、追狗撵鸡、冲锋陷阵……
我的“作品”被用在正经地方，只有一次。我家要迁新居，父亲用高粱秸扎完天棚，交给我一卷黑色的油光纸，嘱我剪四个牵牛花叶子图案，再剪一些两厘米宽的长纸条，父亲用它们作花边，贴到了印有粉色小花的天棚纸上。虽然简陋，但我看着别提有多高兴了。
而今几十年过去，我已经完全忘记怎么剪牵牛花叶子了，但我希望剪纸艺术像月季花那样，盛开在千家万户。
（首发于《大地文学》2019年第1期，入选《中国自然资源散文双年选（2018-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