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的写作对甘南作家的启示

从2015年7月到2017年7月，陈涛在冶力关镇池沟村驻村，时长整整二十四个月。他认为，离开北京，远离单位，到了遥远的甘南，这让他跳出了固有的生活轨迹，甚至有时间，去审视以前的生活与自己。正是这种审视的方式，使他将在冶力关的两年第一书记的生活经历，写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集——《山中岁月》。而今，他的《在群山之间》又与我们见面了。在此，我谨代表甘南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向他致以热烈的祝贺！正因为他的书写，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了在甘南临潭，有这么一个小镇，有这么一群人，正借助于国家的政策和号召，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悄悄地改变着一个小镇的命运。这种发自肺腑的想让他人（读者）了解一个小地方在时代巨变中的阵痛的使命，或许就是文学的使命。现在看来，不管是《山中岁月》，还是《在群山之间》，或多或少地启示并影响着甘南作家的写作。有哪些启示？我梳理了以下三条：

一是写作的观念。陈涛在散文《在群山之间》的结尾中这样说：“经过在甘肃的两年，我想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工作的人，真正要深入生活才能真正做好文学工作，才能真正写出让人信服的、有见地的文字。”这种深入基层、扎根人民的写作观，源自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源自我们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而陈涛的写作事例，恰好证明了这一写作观的正确性。在他的影响下，甘南作家开始有计划、有目的、有阶段地再次审视自己的写作观，正儿八经的再次开始自己的创作之路，比如王小忠非虚构散文《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完玛央金散文集《洮河岸上》和我的诗集《桑多镇》的策划、写作和出版，或多或少，还是有陈涛兄的影响在里头。而在今年，当我们甘南作家们在一起聊天时，有很多次，都提及《山中岁月》和《在群山之间》，提及这两本书的内容、写法、主题和情感。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扎根、思考并书写，是每一个有理想的写作者必然要走的创作之路。

二是写作的领地意识。以前，甘南作家的写作，是遇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被什么感动就写什么。断断续续写了多年，回过头一看，那么多的作品却无法归成一部有头有味、有情有调、有灵有魂的作品集。后来，我们看到了杨显惠的小说集《甘南纪事》，叶舟的短篇小说《我的帐篷里有平安》，张存学的长篇小说《白色庄窠》，陈涛的散文集《山中岁月》，和向春的长篇小说《青稞青稞》，在这些熟悉甘南生活的外地作家写的甘南题材文学作品面前，大家伙似乎若有所悟：原来我们的甘南，还是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文艺素材的，我们缺少的，是发现的眼光、圈地的意识和深挖的精神。于是，大家伙有意识地寻找只属于自己的文学版图：李城找到了木道那（郎木寺），写出了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阿信找到了甘南草原，写出了诗集《草地诗篇》；牧风找到了青藏腹地，写出了散文诗集《青藏旧时光》；王小忠找到了黄河源，写出了散文集《黄河源笔记》；而我，则找到了大夏河源头的小镇，写出了诗集《桑多镇》。这些文学版图的出现，这些领地意识的形成，已经或即将成就更多的甘南作家和诗人。

三是写作中的热爱与悲悯。离开小镇冶力关后，陈涛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又返回小镇五次。是什么原因，让他无法割舍这个小镇和小镇上的人们？毋庸置疑，是热爱的力量，是悲悯的情怀。在池沟村，他以扶贫干部的身份生活了两年，只两年时间，他就爱上了那里，他爱那里的自然、人文和民俗，爱那里的村落、村民和道路，爱那里的学校、图书和教育，当然，他也爱着那里的贫穷、落后和在改变贫穷落后的过程中涌现的村民们愚昧的行为与众多逐渐苏醒的良知。他把这些爱，通过自己的行动，一一实现了，并写进了书里。两部散文集，前者15万字，后者16万字，总计31万字，写的都是冶力关。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把甘南作家写的冶力关题材的文章加起来，也许也没有这么多字。显然，在陈涛这里，这样的写作，不仅是个使命，也是个信念，更是个念想。陈涛的写作，无疑会使甘南作家有所反省：如何才能够实现自己对故土的热爱？如何才能够传递自己的热爱？如何才能够留下自己的热爱？那就是付诸行动，把热爱储存在血管里，成为涓涓细流，把悲悯留存在文字里，再现理解与宽恕的主题。

在陈涛的笔下，一条道路、一批路灯、一个养蜂人、一个老穆萨、一个山上女人，一个村里懒人、一批乡镇干部，爱恨情仇，都化为了人间百相，心中百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甘南作家笔下，也会出现更多的冶力关，更多的池沟村，更多的通过“深扎”方式诞生的彰显热爱和悲悯精神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