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三题）

扎西才让

约瑟夫·洛克的卓尼之行

约瑟夫·洛克站在一大片高达五十米的冷杉之下，抬头仰望，深灰色的粗壮的树干直溜溜地蹿向高处，绿色树冠如祥云密集，遮蔽了林木之上的天空。恍惚之间，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这种树：根须紧抓沃土，枝干擎起云天，要活出自己想活的样子——有目标，有理想，有担当。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约瑟夫·洛克，这个出生在维也纳的白人，已经活出了自己想活的样子。十三岁那年，他就自学汉语，目的竟然只是想去游历那个东方遥远的国度——中国。十年后，他移民到美国，成为夏威夷岛的一名植物采集员。后来他在‌夏威夷大学从事植物学研究，建立了当地第一所植物标本馆。一九二二年，也就是他三十四岁那年，受美国农业部的资助，他以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的身份，前往中国云南寻找抗病毒的栗子树——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自此始，他先后六次来到中国，深入云南、四川、甘肃、青海等地进行了长达二十七年的考察。

约瑟夫·洛克进入甘南境内后拜访了卓尼土司。他观察发现，这个身材瘦高的三十六岁的年轻土司，穿着讲究，一袭绸缎长袍合体而高贵，与他交谈时，土司的眼神温和，总是笑眯眯的。显然，对于他的到来，土司没有丝毫排斥的意思。尤其在获知他植物专员的身份后，土司好客热情的性格表露无遗。土司通过与他的交流来了解国际国内形势，还待他为上宾，允许他住在禅定寺内。待他准备外出考察时，也派遣士兵和向导，陪他深入辖区内的高山峡谷，收集那些在时光长河里默默生长又寂然老去的大自然中的物种。

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中旬的某日，约瑟夫·洛克组建的装备精良探险队——六头骡马和五名随从，在迭部沟的这片冷杉下，已经整整忙活了三个多小时，成功地搜集了七袋冷杉种子。当他用粗糙而修长的手指摩挲着这些形似金字塔的棕黄色的种子时，那深陷的眼窝里，慢慢地蓄满了泪水。是的，在土司下辖的迭部沟的第四次考察，在采集树种方面，他的收获完全超出了自己的预料。

黄昏时分，他带着随从和收获返回到卓尼县城。在安静而温暖的禅定寺僧舍里，他再次查看这一段时间的收获：五袋水青树树种，两袋领春木树种，三袋连香树树种，四袋水曲柳树种，一袋卓尼古杨树种。这些树种，是他和随从深入土司辖区的崇山峻岭，花费了整整两月时间辛辛苦苦收集来的。他坚信，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树种，会在他的夏威夷群岛落地生根，成就出理想中的植物王国。

除了树种之外，这个有着长远计划的人类学家，还从年轻土司那里，求购了两大部藏传佛教中最为经典的经书——卓尼版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共三百一十七卷，装入了九十二个箱子，码在西墙根。其高度，都要顶住天花板了。土司看着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木箱感慨道：“我相信，您远离故乡来到这里，真的是来寻找特别宝贵的东西的。”

深夜的油灯下，约瑟夫·洛克拿起藏人发明的竹笔，把日志记录在一本厚实粗糙的土黄色草纸上：“靠山边栖息着一座寺院叫拉桑寺，在它下面是迭部人的村庄，房子挨着房子，还有小麦和青稞的梯田，在所有这些的后面，就是巨大的石灰岩山，郁郁葱葱的云杉和冷杉布满峡谷和坡地。”他边写皱起了眉头，因为那蓝墨水的渲染效果，破坏了字迹的清晰度。这珍贵的蓝墨水是他途径甘肃金城时购置的，过多的日志耗去很多墨水，而今只一两瓶了。

时间如梭，又是两秋。这期间，洛克观看了寺院里举办的所有宗教活动，甚至那些从来就绝对保密的部分，也经僧官批准允许他拍照了。日志的日益增厚，使他有了著书立说的想法：“我要记下中国藏区真实的东西。”

一九二七年三月，洛克离开卓尼踏上归途。同去的还有由骡队驮载的五大车取自甘南的经卷和物种。车声辚辚，尘土飞扬， 随即就被劲烈的北风给吹散了。卓尼土司挥了挥手，又挥了挥手，感觉到自己辖地上的山水和宗教，在这挥手之举中，似乎被人完全复刻到那只知其名不知其地的夏威夷去了，心中陡然生出了一丝懊悔。

第二年十月爆发了河湟事变。土司衙门罹受战火，一炬之后成为焦土，有着六百余年历史的禅定寺被烧毁过半，典章文物在冲天火海中荡然无存。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深藏在寺内的历时二十多年雕刻而成的卓尼大藏经印版，也在战火和硝烟中化为飞灰。

经受战乱之苦的土司，总是时不时想起那个深目隆鼻的洋人。土司知道，从自己辖地内驮载出去的物种，也许真的会在另一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巨树，蔚然成林。

但土司不知道的是，那个吃苦耐劳胆大心细的外国人，真的就在几年后写了一部《羌海探险记》，用客观的文字记载了其在中国西部的游历。由约瑟夫·洛克所购买带走的卓尼版大藏经，也成为战乱之后的绝版，如今被定为经典藏品，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馆里，见证着人际沉浮与如烟时光带来的奇迹。

消失在长河中的文物

距离那件事的发生，已经过去了多半个世纪。

“如果我现在就去那倾倒文物的地方，会不会找到那批被沉入水中的东西呢？”洛藏这样想，随即又摇摇头。他清楚，浑浊而激越的洮河水，早就把那些东西携裹远去，沉入河底的，也必将遭受被浸泡而融化的命运。但他还是驱车来到了这个地方：常旗村。这个他出生、长大的地方，遗留着童年残影和少年情怀。那时，他刚刚接受来自家庭与学校的教化，新鲜的世界才打开了一扇窗。他根本就不曾设想自己会走上考古这条路，当然也根本就想不到父辈们处理掉的东西于他而言，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

村名常旗，显然有着被深刻的历史。此地作为明王朝管辖的弹丸之地，曾有姓常的军校在这里驻扎，守边也护民。最初驻扎于此的亦兵亦农的屯田人，也就是两手之数。谁知几百年后，一个小地方，就衍化成人口达一千多人的大庄子了。

洛藏把车停到村内的水泥路边，看了看路上头自家的老房子。那被阴阳瓦覆盖着的倒提柱式大门和雕梁画栋的五间上房（据说这规格来自明皇帝对这一带民众的恩赐）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由钢筋水泥撑起的高大气派的三层楼房，墙面贴瓷砖，门窗装玻璃，房顶覆盖着两沿水的彩钢。显然，房子的新主人——他的叔叔，已经在新旧生活的取舍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洛藏只看了一眼，那打算拜访叔叔的念头，就被眼前的房舍新貌给熄灭了。

离村庄百米处，就是洮河。村庄与洮河之间，是七月的田地，洋芋、大豆、油菜、麦子、青稞等农作物，自在生长。徒步穿过田间小道，就到了洛藏记忆中的父辈们倾倒过文物的地方。此时的洮河水，澄澈清明，找不到丝毫他想象中的文物的影子。

但记忆中的故事，瞬间就被唤醒了：那是一九五九年春，常旗村在农田基建时，村民们发现十余车泥板模制阳刻文字遗物。经识文者辨认，此文字，绝非汉文、藏文、蒙文、梵文。有老人回忆说，这些从地底下挖出的泥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奇怪的文字：有的如蚯蚓，有的如蝌蚪，有的，如在地网中静静潜伏的蜘蛛。农民们围观了一会儿，就各干其事去了。念过书的，研究片刻，皱起了眉头。终于，满脸络腮胡的大队长用粗野的声嗓拿出了态度：“把这些没用的资本家才有的东西，都倒进洮河里吧！”于是，一车，两车，三车……陡见天日的附有命脉、灵气和幽魂的文物，瞬息之间，就葬身于渐渐混浊的洮水，化为泥沙，永远失去了原有的样貌。

沉浸在回忆中的洛藏，静静地伫立在洮河岸边。此地下午三点的时光，仿佛被泅渡而来的岁月老人给有意凝固了，竟然格外漫长，根本就不能觉察到那悄然流动的模样。

不过，凝固的时光还是被人给打破了，洛藏听见有人在身后询问：“是阿哥洛藏吗？”回头一看，是个笑嘻嘻的西装革履的青年。

“哎，是堂弟呀！”洛藏说，走过去拥抱了对方，又打量着对方的穿着问，“啥时候爱上西装、领带和皮鞋了？”堂弟说：“看阿哥说的，都啥时代了，大家伙早就穿不惯皮袄了，太热太重，还有膻味。”洛藏说：“哦，你说的倒是有点道理。”堂弟说：“阿哥到这河边来干啥？”洛藏反问：“那你到这里来干啥？”堂弟说：“看到路边停的车，像阿哥你的，我估计你来了，看来看去，就找到你了。”

于是两人就蹲在河岸边看水，边看边聊。堂弟说：“阿哥，你是不是又发现了啥文物？”洛藏郁闷地说：“发现个屁，都倒进河里了！”堂弟蒙了，想了半天，忽然醒悟过来：“阿哥说的是一九五九年的那事吧？”洛藏说：“对啊，一群败家子。”堂弟说：“阿哥，你可不能这样说我们的长辈，那时他们都是泥腿子，没啥文化，突然就发现了奇奇怪怪的东西，不倒进洮河才怪呢。”洛藏说：“就是觉得太可惜了，不知道那是啥文字，写的又是啥内容，真的太可惜了。”堂弟笑了笑，神秘地说：“我知道那是啥文字。”洛藏一听，惊问：“你知道？”堂弟说：“可能是吐谷浑的文字。”洛藏追问：“谁说的？”堂弟说：“大阿爷说的。”

堂弟口中的大阿爷，正是洛藏父亲的大哥，虽念过几年书，但也只能算是蒙学水平。洛藏说：“大阿爷是怎么知道的？”堂弟说：“文物发现的那天，大阿爷就在人群里，趁别人不注意，往垄坎根偷偷藏了一块。”堂弟刚说到这，洛藏的脑子里就“轰”地发出一声响，有种缺氧的感觉——这是个惊人的消息。

“后来呢？”他追问道。堂弟说：“后来，大阿爷偷偷请人来看，对方看了半天说，这种字，猛地一看像汉字，细细一看又不是，一个都不认识，估计是吐谷浑文字。”洛藏说：“那人说的，很有道理哎！”堂弟问：“为啥有道理？”洛藏兴奋地说：“吐谷浑强大的时候，我们这地方，就是人家在统治，所以这里能留下印着吐谷浑文字的东西，是很有可能的。”堂弟说：“阿哥你就甭高兴了，那块东西，我们都看不到了。”洛藏说：“为啥？”堂弟说：“一九七几年的时候，那块东西让大队长从大阿爷家给搜了出来，当场就砸了，还把大阿爷好好批斗了一阵子呢。”洛藏说：“这事又是谁说的？”堂弟说：“大阿爷去世前给我说的。”

洛藏的脑子里又“轰”的一声，接着就响起一丝尖锐的蜂鸣。蜂鸣声中，眼前的洮河水开始翻涌，一块块印有奇特文字的泥板从河底出来，悬浮在水面上，缓缓晃动着，等待着他的捞取、他的触摸、他的探究。

我带着茉莉花儿来

杨恒有个写作梦想，他试图以诗歌这种文体来写他生活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桑多志》。动笔之际，却纠结于一个不得不反复思考的问题：到底该以哪个民族的身份，来写这部诗歌版的地方志呢？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得从杨恒的出身说起。杨恒是个混血，据父辈说，他们的先人，是明朝时从江淮那边来到青藏高原的移民，而母族，则是桑多这边地地道道的藏人。杨恒明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得再次进入故纸堆中，翻寻深藏于史料中的往事，还原父辈们来到桑多的足迹。想到就得做到，他行动了。

从地理位置来说，桑多处于青藏高原东北部，西汉时就纳入了祖国的版图，民族间的对抗、交流与融合，成为这个地区永久的主题，衍生出千万个令人热血沸腾又唏嘘不已的故事。

先人是怎么来到桑多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杨恒把从史料里搜集到的相关信息，记录在巴掌大的卡片上。仅仅一周时间，他就勾勒出了一条鲜明的轨迹：洪武十二年，即一三七九年，朱元璋认为疆域西部虽地广人稀，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扼要防患，战守可恃，是汉唐以来备边要地，不可“虑小费而亡大虞”，遂令军队就地驻防，实行屯田制。就这样，明王朝的部分精兵强将驻守桑多。成为守边护家的屯兵，有人将眷属从远天远地的原籍迁来桑多落户，有人摒弃门户之见，就地娶妻生子。他们成了明初桑多的第一批移民。屯田者战时为兵，平时务农，也守城，也耕种，也放牧，也打猎，也买卖。他们在向阳处建筑攻防兼具的土堡，将历年囤积的辎重和粮草集中于堡内，来防备突如其来的战争。于是，数不清的土堡一一出现，和平时期，则成为守户居家、四世同堂的摇篮。那些战士，在边城寂然的岁月流逝中，化身为农民、牧人、猎户和商贾。而今，后裔的眉宇间，尚带着若隐若现的军人气息。

整理到这里时，杨恒心生感慨：历史过于遥远，但似乎凭借史料，也能看到面孔模糊的先人的形貌。随后，他就在史料中找到了先人和母族之间发生巨大冲突的尘封往事：洪武四年，桑多地区的西番十八族归顺明王朝。多年后，受人蛊惑，又打算摆脱朝廷的统治，朱元璋派西平王沐英平乱。番人兵败，被迫迁徙到数百公里之外，沐英所率士兵占据了桑多，定居下来。自此之后，来自江南应天府一带的士兵，和随部西迁的南京百姓，担负起落居山野河谷、垦荒种地、休养生息的使命。

杨恒继续在卡片上写道：“此时的桑多，遍地荆棘，山林茂密，野兽豺狼出没其间。士兵们面临着两种威胁：严酷的气候，和土著的偷袭。”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难题呢？杨恒找到了先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生存的不易，居地的险恶，以及对前途命运的忧虑，使得士兵们不得不借助于开国元勋的威名来镇守边塞。于是，自十四世纪末开始，朱元璋麾下的十八位开国功臣，就被驻守在桑多的士卒尊封为十八路龙神。”

杨恒惊讶地发现，这十八位将领大多数是汉人，少部分是少数民族。也就是说，这些不同民族的将军，在特定时期，不仅成为桑多人崇拜的英雄，还化身为呼风唤雨、护佑地方的神灵了。他珍重地在卡片上记下这么一句：“十八位将领自被封神的那一刻起，就加入了桑多地区的神佛体系，享受着各个民族的共同供奉。”

这些史料的出现，让杨恒的心情难以平静。他知道，自从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之后，唐朝就开创了藏汉可以通婚的先例。民国时期，桑多地区的土司为了平衡各种关系，迎娶不同民族的女子作为夫人，这种权术，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爱情与婚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倡民族平等、婚姻自由，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深入人心。而在当下，由于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祖国的各项事业飞速发展，千百年来过着半农半牧生活的桑多人，享受到了现代化文明的最新成果。一种想登上喜马拉雅高歌的心情，促使杨恒情不自禁地写道：“现在啊，仇恨被人深埋，大爱突然出现，草木枯荣之间，江水昼夜流淌，绕过雪山，遇到了更为广阔的大野。”

他清楚，自己将不会纠结于用哪种民族身份来写《桑多志》了。既然身体里流淌着不同民族的血液，思想上也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那么在做学术研究时，视野应该更广阔，认知应该更深入，观点也该更明晰。这样想着，他便情不自禁地哼起一首花儿：“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着什么花儿来？我带着茉莉花儿来。”刚刚唱罢，就心知肚明：这来自南方的茉莉花儿，已经化为一缕乡愁，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了！

（原载《红豆》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