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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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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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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作家与《天津日报》的因缘

前几天,一位东北作家问我,成都文学老前辈安旗还在世吗?老人家的《李白传》写得很不错,文采飞扬。不过,现在年轻人对安旗知道的不多了。凑巧,《天津日报》一位编辑朋友在晒一封安旗的信件,那时她已不在成都,而在西安生活工作。我看资料得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在四川省文联工作时,和诗人戈壁舟就居住在我家附近的茶店子街上。如果凑巧,在这街上闲逛还能遇见他们吧。

这让我想到成都与天津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颇为频繁,在更早一些的晚清时,成都学人多有到访天津,甚至淘书的经历。这种交流在今天都已变得很便捷,但这种“亲密”却让许多记忆留下瞬间回忆。不过,成都作家近二十年与《天津日报》的往来,完全可视为两地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这个资讯快速消费的时代,可通过这种观察探讨两地文化的幽微差异。

那么,成都有多少作家与《天津日报》有往来呢?这只有从在世的作家中探寻了。好在现在还留有不少资料在,可以佐证这种文化交流。流沙河先生在《天津日报》发表作品是1995年的事,系其谈论余光中的诗歌。文章是通过作家伍立杨转过去的。沙河老师这段时间也还曾给《今晚报》写稿。

这一时期的伍立杨先生在北京人民日报社《市场报》任副刊编辑,人脉极广,为了《天津日报》副刊的发展,还推荐不少作家如吴新宇、何立伟等投稿。伍先生曾先后在北京、海南工作,最后回到了成都,也是成都作家中的代表。那么,伍先生与《天津日报》的往来又有怎样的故事?大约此时的伍先生常撰稿,引起了《天津日报》的注意。值得肯定的是,这样的约稿则显示了《天津日报》海纳百川的胸襟:只要是优秀的作品,都在欢迎之列。我查到2012年伍先生还依然为《天津日报·满庭芳》撰文。

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专家龚明德先生,1990年代尚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他当时的一张名片上标示“喜好1916至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及其研讨,乐意与同志者交流”,可见其对现代文学用力最多,以后取得大成就与此不无关系。此时的龚先生在编辑图书之余,也给各大报刊的读书版撰写关于现代文学的稿件。《天津日报》副刊中有个“书林”版(现为“读书”版),品位极高,不少读书界的名家都是其座上客,龚先生也不例外。龚先生在发表读书作品的同时,还希望编者“多寄一些过来,只要《书林》单页即可”,此时他在成都也还参与编辑《读书人报》,自然通过彼此的信息沟通,也就掌握了当时读书界的最新动态、研究成果,等等。值得一说的是这一时期的龚先生还自制信笺,所使用的是最广为人知的“六场绝缘斋”。

前两年,成都出版人吴鸿在世时,一起聊天不免聊起全国读书界的事。他曾说到给《天津日报》投过稿,发表了什么作品,我当时也未曾细心留意。现在则无从知道这一段文化掌故了。而吴鸿与《天津日报》的往来是因龚明德先生而起,当时他们都在文艺社工作,同在一个编室,吴鸿亦爱创作(作家克非说他是新散文家)。龚先生在编辑和写作路上,对吴鸿帮助极大,乃至于多年以后,吴鸿以师视之,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一回。

在成都还有一些作家与《天津日报》往来,如阿来早些年曾为《天津日报》的副刊撰写稿件。曾任四川省作协创联部主任的作家殷世江与《天津日报》有过书信往来(这也许与龚先生也有关系)。小说家王火在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应《天津日报》编辑之约专门写了篇创作谈,我翻阅王凌和慕津锋编著的《王火年谱简编》时,注意到2001年7月,他曾应《天津日报》之邀,“写庆祝建党80周年的文章”。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天津日报》有往来?在我的印象中,木斧、曾伯炎、张放等因熟悉现代文坛掌故,又擅文学创作,也当与《天津日报》有往来的。

不过,因种种原因,这些成都作家现在则难得在《天津日报》亮相了。我们观察现代纸媒与作家的关系是微妙的,这其间的故事也耐人寻味。不管怎样,作家通过“作品”走出成都,与天津读者互动交流,这样的文化往来看似细微,正是润物细无声的最佳注脚。

这些文坛旧事,最可记忆。我曾到成都的图书馆查阅《天津日报》近二十年刊发了哪些成都作家的作品,遗憾的是,这样的资料并不太多。想一想“满庭芳”如今出刊四千余期,数据亦很庞大,若是有目录索引或者相应的记录,查阅就方便多了。至少能挖掘出更多的史料来。期待有心人能够打捞出这些旧事来。

当然,成都作家与《天津日报》的往来应该还有不少记录,但随着人事的变迁,这样的文化交流也还在继续,成都还依然有多位作家与天津媒体往来。这样的文化交流看似偶然,却也是值得关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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