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灯走出来的诗人其然

19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成都尚划分为东城区、西城区和郊区。东城区和郊区紧临，虽然在地理上有分割线，但多数时候，出了府河外面，就被称之为东郊了。青石桥南街76号曾为东城区文化馆的所在地，有黑漆的大门，深宅的大院，地处市中心，一大批做作家梦的青年，被一本油印刊物《红杏》深深地吸引着，这是1980年创办的综合性文艺杂志，每期约100页，容纳10万字左右。这本杂志培养了不少文学青年。

作家温志航先生在一篇《东城区文学青年“红杏出墙”》里写到了东郊诸多的作家诗人，他特意提到了诗人其然：“本名陈红兵，八十年代习诗并发表，作品见于《绿风》《星星》《中国诗人》《四川文学》，曾经荣获“中国作协征文三等奖”等，出版诗集《原版成都》，现为《诗领地》执行主编。”

与圣灯街道的其他类型文化人相比，其然是土生土长的圣灯人。他出生于此，并在崔家店读完小学、中学。再过几个月其然就退休了。但回忆起圣灯生活还是充满了激情，他甚至为东郊写下了数量众多的诗行。在《原版成都》的序言里，其然说：“写东郊，是因为它是成都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更主要是因为我本身，我的家，就在成都东郊的一个工业区，习惯上，大家把它叫做东郊。它是地处成都郊区的工业区，是当时外国人不可逾越的地方。工厂、仓库都夹杂大片的农田之间，基本以围墙为界。这是成都经济生活的命脉。它拥有成都全部的生产、生活物资。钢轨纵横，竹林盘点缀其间。每一道围墙，每一道田埂，都可以把蛙声和虫鸣重新唤醒。郊区的马路不同于城里的柏油路，郊区的马路大多是用碎石和黄泥铺就。每逢下雨天，塑料凉鞋远不如赤脚利落，硌起的疼和深秋的冷，至今仍有记忆。但是，东郊也是快乐的。从春天到冬季，冬水田，瓜果地，只要走出院墙，就徜徉在大自然中。捉鱼捞虾，召风引蝶，从撸榆树花开始，到忍住寒冷在菜叶中摸冻冰；从摘桉树果打‘啵啵枪’，到滚铁环，挖黄泥做坦克，城里的，乡村的，南方的，北方的所有游戏都在孩子们的童年中随季节流行。众多的国营企业，包含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各种方言，在一定的区域内，就成了当地官方通用语言。这里的生活习惯，既不同于市区的居民，也不同于当地的农民，地处成都，又有别于成都。”

在其然的印象中，东郊是块很特别的天地。“我们小时候虽然在城郊结合部生活，简直就是一墙之隔，一边是城里人，一边是农村人。但在同学中没有这样的区分。”其然说起儿时故事，好像回到了50多年前。当时听说的圣灯故事很多，这里还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大坟包、小坟包还留下了足迹。不过，1956年东郊成为成都的工业区，许多企业陆续上马。一些生产队的土地被征用，建厂。当地农民就逐渐转为城市户口。这样才有圣灯的多元文化。

诗人其然对东郊充满感情。现在他仍时不时回到圣灯去，在几家老茶铺喝茶，会朋友。完了就和朋友在旁边的小馆子吃“跟斗酒”。这消费不贵，也与其农家的节约精神有关。但现在的这样老街巷越来越少。“本来我也可以像有的同学那样走仕途，现在至少也大小是个官员了。”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而是坚持业余爱好——写诗。在他看来，自由散漫的生活更适合自己一些。然而，这样的自由是有代价的。其然先是在一家国企工作。在下岗潮来临时，他成为了下岗工人。不过，他很快在九眼桥附近的一家单位找到新工作，一直做到现在。

其然熟悉的圣灯寺这些年也在发生许多变化。农田已经消失殆尽，原来的乡村生态、竹林盘被高楼大厦所替代。“在圣灯寺是没有古建筑的。只是在一些地方（如圣灯路）保留着五六十年代的红砖房，但这个数量也是越来越少了。”在采访其然时，他说这是经历了“三千年历史之变局”，从农耕文化转向城市文明。

在2018年，其然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原版成都》。在这本诗集里既有他的东郊记忆，也有成都的桥梁河流，至于宽窄巷子、杜甫草堂都成为他笔下的内容。有意思的是，外地读者将这本诗集称之为“跟着其然行脚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