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变奏曲

住宅变奏曲

“你是出生在一座破房子里的”，这是母亲生前时常跟我提起的一句话。

那所房子的确是破！破到什么程度呢？说到那所房子，有一个比较长的名字，叫做“烧屋里膳下”。什么意思？这得先搞清楚里面的两个概念：一是烧屋里，二是膳下。

先说膳下。膳下，在我们乡下的方言里指厨房，也就是弄饭吃的地方，包括餐厅也是混搭在一起的。但这是狭义的概念，广义的“膳下”泛指类似厨房的低矮棚屋，包括厨房、猪牛栏、灰舍、鸡舍、旧式厕所等。

再说烧屋里。烧屋，就是大火烧过的房子。这栋房子原本是我们的祖屋，存世了多少年我不知道，祖父生前也说不清楚，反正很早很久，很有历史。当然，相比于旁边的那栋“老厅下”，它的历史又要短很多。既然提到了老厅下，那就顺便也说说它。老厅下的历史是与村庄正中央的宗祠相当的。根据族谱记载，宗祠是在雍正丙午年重建的，老厅下也是在那年同时建的，至今将近三百年。由于家庭人丁兴旺，老厅下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人口了，于是在老厅下北侧“青龙头上”兴建了这栋后来被称为烧屋里的房子。祖上建这栋房子的时候，是花了血本的，规模在村庄里是列在第二位的，但时间上比规模列第一位的据说早了一百多年，叫做一厅四房。通常的房子是一厅二房，也叫三开间，俗话谓之正房。那么一厅四房叫什么呢？叫做正房带两厫，我们的方言也叫做一厅二房带两匹膳，换句话就是五开间。这么大规模的房子，当时是村上最为轰动的事情，祖上因此特别的挣了脸面，老花银子了，没有银子能建这么大房子？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传到我父亲这一辈上，一个堂伯父娶的那个堂伯母竟然患上了精神病，某天点了一把火，把这栋给祖上挣过脸面的大房子给烧得仅徒四壁，其时大概在1958年下半年。堂伯母烧了房子后，扑通一声跳进了村后水库，水没有浇灭烧房子的大火，却浇灭了她的生命，这个时候不知道她的精神是否从病中清醒过来。从此，这所大房子就成了“烧屋里”。

那时我父亲刚刚初中毕业，在吉安农业学校读中专。原本一大家子（包括祖父三兄弟及其名下的儿孙们）都住在大房子里，可大房子被烧的那年寒假，回家的父亲竟无处可居。父亲那辈有堂兄弟八人，胞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大伯已婚并生育一女一子，二伯也已婚但尚无子女，叔父比父亲小三岁，刚读初中，同样无处可居。就祖父母而言，这么一大家子总不可能露天安身吧，于是就和家族中人商量，大家一起将烧屋里清理出来，利用尚可支撑的四面墙壁，借债购料，在烧屋里搭建膳房，让儿子们临时安身以避风雨。

父母是1962年结婚的，他们的洞房就设在烧屋里膳下。于是，我就出生在这座烧屋里膳下，直到1974年冬天搬离。母亲生前经常说起在烧屋里膳下居住的情形：夜里经常担心那几堵被大火烧过的墙壁会突然倒塌，因此战战兢兢地在里面度过了十几年。由于父亲长时间在外跑生活，堂大伯便让他的第二个女儿、我的堂二姐夜里来给母亲作伴，前几年堂二姐还跟我提到这茬事，那时候的母亲的确被吓得不轻，从此落下了胆小的毛病。

在祖父这一辈中，祖父行三，儿子最多，因此住宅的压力最大。大房子被烧后，虽然为儿子们找了临时安身之所，但并非长久之计。为了住宅的一劳永逸，祖父母一边省吃俭用，一边四处举债，在1962年冬天建了一栋房子，后来叫做新屋里，就建在烧屋里前面，由于资金不够，仅仅搭起了房屋的架子，无法入住。后经几年的增补，最终在1969年冬天将几个房间的楼板铺齐后，将这栋新屋里分配给四个儿子居住，一人一角。借这个机会，祖父母也将四个儿子分了家。于是，我们兄弟几个随着父母搬到了新屋里住宿，却仍在烧屋里膳下做厨房用餐，兼做猪栏，过起了厨房与宿舍分开的日子。

1973年，随着四弟的出生，父母也感觉到了住宅的压力。那个时候，全家六口人，挤在祖父母分配下来的一角房屋里，两张老式床一摆，几乎没有转身的空间。于是，在叔父找到父亲商量一起把“三房”建起来的时候，父母在囊中羞涩的状态之下，也咬牙坚持一起兴建这个“三房”。所谓三房，就是一厅二房正房外的第三个房间，也即正房之外搭建一厫，有的地方叫做落厫，我们的方言又叫做“批膳”。后来，母亲经常回忆说，“我用三块钱把三房做起来”，意思是那个时候父母手头仅有三块钱的积蓄，建三房的其他费用全靠四处举债，此后逐渐归还，花了多少年还清这些债务，我和弟弟们完全不知道。建“三房”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与叔父一家各占一半。在基本完善里面的设施后，于1974年冬天将厨房从烧屋里搬到了三房里（烧屋里膳下从此成为专属猪栏和牛栏），结束了厨房与宿舍分开的日子，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变得安稳，虽然还是显得窘迫却也过得逸然。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父亲担任生产大队的会计，并作为大队干部分管全村的工作。此前，父亲担任过生产队副队长，负责全队生产，实现了粮食产量“跨纲要”的目标，全公社的粮食生产现场会就在村上召开。1977年，父亲在村里主持包产到队，将全村分成两个生产队，将每亩地的粮食产量承包给两个生产队，除上交国家的公粮、定购粮、派购粮（议价粮）外，余粮按劳分给各家。1979年，又主持包产到组，将生产队分成几个生产小组，确定每亩地的粮食产量（在上年基础上有一定比例的增长），承包给各个生产小组，公粮、定购粮、派购粮任务也随行到组。1981年，国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好转了，经济改善了，家庭积蓄逐渐增多了。父亲是学农出身的，生产是一把好手，粮食连年增产，1982年夏粮入库后计算产量，平均每亩达到1000斤，全家承包的10多亩地，上交粮食超过一万斤，被评为“交粮万斤户”，1983年初便荣获了“江西省农业劳动模范”称号。

鉴于自己孩子多，又一个一个地长大，祖父母建的“新屋里”和父母自己建的三房里日渐不够居住之用。因此，1982年秋天，父母决定兴建属于他们名下的新房子，至今这栋房子依然矗立于烧屋里北侧，也已历经近四十年风雨了。

1984年8月，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住的是单位分配的公房。刚报到时没有房间安排，临时借住在亲戚家；一个多月后，学校才腾出一间房，仅四个平方左右。一年后调整房间，被安排在教学楼的楼梯间（上海人的筒子间）；又一年后再次调整房间，被安排在一座水塔下面的一楼房间，面积约六平方。这些房间都是公房，不收钱。后来，学校搬迁新校区，我们都住进了新房间，这才开始略微收点租金，再后来租金逐渐提高。

大约九十年代初，出现了集资房。由单位提供地皮，干部职工个人缴纳数额不大的资金，即可分配到面积六十多、八十多、一百多平方的套房。1993年下半年，单位集资建房，羞于囊中羞涩又苦于借贷无门，不得不放弃那个拿到套房的好机会。几乎与此同时，原先单位分配了公用套房的人家，开始缴纳一定资金，套房就归属到个人名下，叫做房改房。我们在单位住的是单间，不属于房改房序列，因此享受不到房改政策而拿房。1996年，领导们出于干部职工切身利益考虑，也出于稳定干部职工队伍考虑，划出相应地皮，建设了几栋“解困房”，由于自己属于住房危困户，因此得到了分配解困房的机会，缴了三万多元资金后，1998年拿到钥匙，装修之后于年底搬进新房子过年，那时的心态真可谓欢天喜地。这个时候，单位不再分配公房，干部职工都是自己筹资购买商品房。我们拿到的解困房，属于商品房系列，办理房产证时缴交了最后五笔费用，总共付出近五万元。

在这套解困房里大约住了十年，日益觉得它逼仄、狭小，于是筹资换了一套商品房，由一层单套式改成了楼中楼式。这种住房更换，给自己的感觉是越来越舒适，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给自己单独开辟出一间书房来，于是，我给书房取了个名字叫“自牧斋”，从此自号“自牧斋主”。

2001年，在家务农的二弟申请建房，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在父母所建的“新屋里”前面，动工兴建了一栋现代小洋楼，七八年前又花精力与经费作了一番新的“打扮”，更显时代特色，醒目地矗立在村庄的最前面。

2003年，一直在广东中山、顺德、番禺、花都、深圳等做“广漂”的四弟，花了几万元积蓄在县城相中一套房子后，也把它买下了。

老母亲从乡下来到县城，在四弟那里住了几年，又到我那里住了几年。但她总住得不安心，时常偷偷地叹气。我明白她叹气的原因，便去问在县城开蔬菜行的三弟：你打算什么时候买房子？不久，三弟就在县城文峰北大道一个楼盘买了一套房。听说三弟买了房子的第二天，母亲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们陪着她，去看了三弟的新房子，脸上绽开的笑容成了一朵永不凋谢的灿烂之花，当年除夕的年夜饭就在三弟的新家里团圆。

2012年，刚刚结婚不久的妹妹在桂香园小区选购了一套房，乔迁那天，母亲在那里呆了一整天，不舍得移步。

2014年夏天，二弟筹资，为我那在县城工作的侄子按揭了一套房子。此时，行走十分困难的母亲又硬撑着羸弱的身躯，过去“视察”了她孙子的新居，脸上的欣喜与满足，比她当年做起三房和新房子时还要更多几分。

从此，我们兄弟姐妹每逢节日喜庆，就轮流到各家的新房子里相聚。

去年，妹妹一家又在城西一个新小区定购了一套大面积套房。可惜，母亲已经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