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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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街 ▪ 神童
老街呈“7”字型，或者说呈“L”型，空中俯瞰的位置不同而已，坐落在吉水县城老城区，如今称为上老街和下老街，古代叫做什么街，未作考究，也不知道古人会不会给它命名。
老街不长，宽不过一丈余，即使后人不去破坏或改变它的原有面貌，其长度不过一千五百米左右，也就是三华里远近。老街容貌已今非昔比，如今残存的部分只有被截断为两块的上老街和下老街，加起来总长也不过五百米，已有千米左右的老街被辟为它用。然而，它却是吉水这块土地自隋朝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隋朝炀帝时，先后裁撤了石阳县、吉阳县，并入庐陵县，大业末年又将其地（“庐陵水东11乡”，实际上就是原来石阳县和吉阳县的辖地）分出来，设立吉水县，并将县治确定在如今的县城老街处，至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唐朝乾符年间，时任县令解世隆开始修筑土城墙，使吉水县城开始形成方圆六里左右的城池格局。解世隆不仅将吉水县城的城墙修建起来了，而且自己携家带眷在县城东门处安家，成为吉水解氏的开基祖，自此吉水便有了“东门解家”这一名门望族。
五百年后，他的后裔解缙就出生在县城东门解家，便生长在他用城墙围护起来的吉水县城，在这条老街上留下许多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与传说。
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笑死一群牛。
这是一首颇具打油诗味道的旧诗，据说就是解缙童年时代随口吟出来的。或许正是这首诗，让他的“神童”之名享誉吉水，乃至享誉至今。当时的解缙年龄不大，估计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在那个春天的一场雨水中，行走在吉水老街的鹅卵石路上，脚上可能穿着一双钉鞋（用木板做鞋底，板上钉着粗布或兽皮做鞋面；鞋底密密麻麻地钉上若干铆头铁钉，起防滑防粘的作用，故谓之钉鞋，在雨天穿着外出行走，相当于今天的雨鞋），哒哒地与鹅卵石撞击。年幼体弱的小解缙，肯定拗不过钉鞋的重负和鹅卵石被雨水淋湿后的滑溜，于是摔倒了。这一摔倒不要紧，却惹来躲在店里避雨的士绅名流们的哄笑甚至是嘲笑。小解缙也不恼，爬起身就吟了这么一首诗，轻巧地把嘲笑自己的人比作愚笨的牛。这份从容与急智，令我从听到这个故事起到如今一直钦佩不已，即使成年人也未必能有如此的襟怀与气度。
童年乃至少年时期的解缙估计是个调皮鬼，淘气捣蛋恐怕是当时令人无可奈何的家常便饭。聪明的孩子往往更加调皮，这在当今时代也是基本规律，是生活中常见的基本形态，大人们往往会说：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可惜聪明没有用到正地方！估计当时的解缙就用他的聪明捉弄过不少成年人，令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难堪不已，于是对他又气又恼、又恨又怕、又爱又憎、又亲又哂。所以，当他在雨中摔倒之后，众人发出会心而又惬意的哄笑便是自然而然、不足为奇的现象了。从前面那首打油诗中，便能看出解缙的淘气表情、捣蛋脾性、捉弄人的鬼灵、嘲讽人的精怪来。也可以想见，当这首诗从解缙口中吟出来时，两旁店内躲雨的成年人们，一定又感觉到了内心的尴尬、表情的僵硬：“神童”就是“神童”啊，大人能奈其何？
同时，我们也可以断定：人们被解缙嘲笑后，虽然内心有着不爽与难堪，但也会真诚地对他的聪明才智发出由衷赞叹，所以才会都由衷地称赞他为“神童”，将他的幼年故事广为传扬，甚至还会在传扬的过程中添油加醋，使得原本是生活本身反映的事实演变成为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说。
当然，“神童”是旁人和后人给的称谓与评价，一定不是解缙自封的，更不是自己要向世人标榜的。但能够被称为神童，一定有着过人之处，聪明才智一定是同龄人甚至多数成年人都不能比拟的。史料记载，解缙“自幼颖敏绝伦，其母画地为字，于褪概中教之，一见不忘；五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七岁能属文，赋诗有老成语；十岁，日涌数千言，终身不忘；十二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我们并没有与解缙同时代生活相处过（如有，那一定是穿越剧），并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但以一种代入的方式去感受，或许能够体会到当时解缙的景况，仿佛能够看见他幼年成长过程的全部，尤其是他放下书本走进街头小伙伴群体中，与他们一起疯玩狂耍。那个淘气捣蛋的影像，更会鲜活灵动地幻现于眼前。
还有一个故事能够体现解缙童年或少年时代的淘气本领：
当时的县令在县衙旁边一处略显偏僻的地方贴有告示，语曰“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此告示一出，实际上告诉世人：那个角落偏僻，时常有过路行人在那儿小行方便之事，享受片刻轻松。解缙和他的小伙伴们在那条长街上疯玩的时候，哪里顾得内急的事？恐怕恰好顽皮捣蛋到此处的时候，突然觉得内急，见此处略显偏僻，便随了大流，求内急解脱、童体轻松。谁料此举竟被衙役当场逮个正着，押上大堂问罪。解缙何许人？淘气、顽皮、捣蛋兼有聪明机智的“神童”一个。于是，县太爷问他为何违反规定随处撒尿时，他竟回答说是按县令老爷的规定做的，并找来依据说“大人您下令：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想必县太爷早就听说过解缙“神童”的美名，此时才真正见识他的“厉害”。县太爷也知道自己这个告示中行文语法上存在不足，给了解缙为自己开脱的机会，原本是“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的禁行语，而经解缙对句读的略一改变，整个意思就完全相反。本来打算小小地惩罚他一下，结果居然失去惩罚的理由了。当县令老爷把解缙从县衙放出门去的时候，内心一定对这个孩童充满喜爱与赞许，充满对他未来的期待与祝愿。
有人说解缙不是“神童”。这话也有道理，毕竟在科举时代朝廷有着“童科”考试，只有符合年龄的童生才能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者才能称为“神童”。解缙是否参加过这样的考试？明朝洪武年间是否举行过这样的考试？没有史料记载。历史上，参加录取神童的科举考试也是需要机缘的。
在此，顺便说一下童科考试。在科举时代，童科考试简称童试，但请注意：它不是童子试。童试，属于科举考试中“恩科”的范畴，一般是帝王生育皇子时或皇子生日时，特地恩准的开科取士，参加考试的考生仅限于年龄六周岁以上、十四周岁以下，在地方上享有“神童”美誉的少年儿童。吉水谷村的李如圭、丁江岭背坑的蓝民信，都是参加过这个童科考试并取得功名的“神童”。童子试，也称童生试，指的是乡试之前县、府、院三试之中的县试，是科举考试中取得乡试资格的一种考试，凡是读过书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报名参加，名曰童生。录取之后就叫做秀才，也称生员，取得初步功名和参加高一级考试的资格。有的童生考了几十年都不能取得秀才的功名，便被人称为老童生，故史上曾有对联“上钩为老，下钩为考，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的戏称。
解缙虽然没有参加或没有史料证实他参加过洪武时代的童科考试，但在吉水老街，他是享有“神童”美誉的，如果朝廷举行童科考试，他肯定会在被推荐并报名参加童科考试之列，否则民间不可能将他的“神童”美誉流传至今。
老街虽然面目全非，但依旧瘦骨嶙峋的趴在原处，而那个在长街疯玩狂耍过的“神童”早已不见了身影，留下大量故事令后人传诵，留下不少空白令后人想象，也留下许多谜底令后人猜测，甚至留下诸多原委令后人争议不休。
后来解缙取号为“春雨”，是不是受了那首诗的影响呢？
二、朝野 ▪ 奇才
奇才，是解缙的另一个美誉，也被称为江南第一才子、大明才子、大明奇才。
而奇才之誉，实际上是“神童”之称的延续，一个“奇”字，依然是解缙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是对他才华与能力、眼光与思维的赞许。无论是史料中的解缙，还是民间传说中的解缙，也无论是立于朝堂之上的解缙，还是居于山野之中的解缙，都不辱没“奇才”这一称谓。
作为吉水这方土地上的子民，我们从小就听说过解缙神奇的故事。一则智对曹公子的故事，至今不忘，仿佛就在昨天听来的一般：有一年，解缙到兰厦村姑姑家帮忙插秧莳田，策马下乡游玩的曹公子看见解缙居然在水田里与泥巴打交道，便出言讥讽：“莳田郎，莳田郎，你一天能莳几千几百行？”解缙一听是曹公子在嘲笑自己，头也不抬就回击：“跑马夫，跑马夫，你一天能跑几千几百步？”立即就把正得意洋洋的曹公子讥讽得讪讪而去。
因此，解缙之奇，首先奇在急智。
解缙经常出入宫中，陪伴帝王身侧，急智应变是首要的本领。帝王对臣子的考验，往往采取急迫中给他们出难题的手段。相传，明成祖有一次躲在屏风后，用鸡冠花考验解缙的才华，让他以鸡冠花为题即兴吟诗一首。解缙也不疑有他，随口即吟“鸡冠本是胭脂染”，结果永乐皇帝从屏风后走出来，手中竟然是一支白色鸡冠花，哪里是什么胭脂色？也许，永乐皇帝刚刚得到这支白色鸡冠花的时候，也感到了十分的惊奇，因为这是出乎常态的现象，所以有意捉弄解缙一下，看这位众人眼中的神童、奇才如何应对？面对永乐皇帝举着的白色鸡冠花，解缙依然从容不迫地继续吟着：“为何今日淡淡妆？只因五更贪报晓，至今戴却满头霜。”所有的尴尬、紧张、意外，都被他那无与伦比的才气给轻易化解。永乐皇帝无法不佩服解缙的聪明急智与满腹才华，除了开心就是高兴，于是便说“朕不可一日少解缙”。
笔者的朋友解淦先生，与我曾在吉水二中同事数载，乃是解缙的嫡亲后裔。他曾到南昌滕王阁游玩，来到阁中的江西先贤墙前面，正遇一美女导游在介绍解缙的故事，听得他心情激动、热泪盈眶，上前抓住导游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紧张而又莫名其妙的导游显得惊慌失措，等解淦向她说明“你刚才讲的就是我的祖先啊”，这才释然轻松。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一次永乐皇帝考验解缙，让解缙用吟诗的方式来表达宫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也不待解缙反应过来，就说“皇后昨天晚上生了”，解缙立即吟道：“君王昨夜降金龙。”皇帝又说“是个女孩”，解缙马上接道：“化作嫦娥下九重。”皇帝又说“可惜死了”，解缙立即续上：“料是人间留不住。”永乐最后说“丢到水里去了”，解缙补完全诗：“翻身跳进水晶宫。”如此机智，令人想不称赞他是奇才都做不到。
解缙之奇，其次奇在识人。
解缙考取进士之后，因年少而显得轻狂自负，说话无所顾忌，又因才华横溢而深得皇帝宠幸，受到众臣的妒嫉，因此他们给解缙的定论就是“狂”，甚至是“狂妄”。然而，狂有狂的资本，解缙在他们面前“狂”的资本，就是解缙对他们的了解十分深刻而独到、精辟而准确。永乐皇帝让解缙评价朝中众臣，他毫不顾忌，开口就说：“蹇义天资厚重，中无定见。夏元吉有德量，不远小人。刘俊有才干，不知顾义。郑赐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黄福秉心直易，确有执守。陈瑛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宋礼戆直而苛，人怨不恤。陈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宾薄书之才，驵侩之心。”永乐皇帝稍后将解缙对众臣的这些评价交给太子，太子不久便向解缙问起尹昌隆、王汝玉的品行。解缙依然毫无顾忌地说：“昌隆君子，但度量不大；汝玉文翰之才难得，可惜有市侩心态。”后来明仁宗即位，将解缙的这番评论出示给杨士奇，并说：“人们都说解缙狂，但看他的这番论列，都有见地，不狂啊。”由此可见，所谓解缙“狂”，不过是嫉妒他的人们因才华不如他，皇帝对他们的宠幸相对较少，所作出来的带有极度偏见的评价，此之所谓“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即使解缙是骄狂的，而能在骄狂中如此准确地评判当时的众臣，那只能证明解缙的“奇”——奇才一个！
解缙之奇，再次奇在远见。
解缙颇有远见，这是世人很少给予甚至几乎没有的评价。
解缙考取进士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对他的才华十分欣赏，毕竟十九岁就考取进士也印证了他神童的美名，因此宠爱有加，让他常侍左右，并且在大庖西室进言。初出茅庐的解缙也不懂得进退收敛之道，转身就上了一道奏疏，叫做《大庖西室封事》。可以说，这道封事，与其说是解缙向明太祖的政治谏言，不如说是解缙踏上仕途之后的“施政纲领”，是他政治抱负的鲜明体现，其中涉及“稳政令，简刑罚，理经史，定礼乐，彰贤士，崇先哲，禁娼优，易寺阉，焚经咒，绝鬼巫，薄赋敛，减徭役，裁冗员，择贤者，授德才；革时弊，励农耕，免苛税，固边防，崇文治”等主张，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建议。万历状元焦竑将解缙比作西汉时的东方朔，还说“远见卓识朔不及也”。读着那些汪洋恣肆的文字，我们就能感受到解缙胸中那汹涌澎湃的激情，仿佛看见他将奏疏递上去时脸上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表情。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奇”吗？
当年明成祖立太子时，想立次子朱高煦，但不少大臣们主张立长子朱高炽，为此他秘密咨询解缙。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也建议立朱高炽，朱棣不吭声，解缙便看着旁边说了一声“好圣孙”，而这个“好圣孙”便是朱高炽之子，深得朱棣喜欢。朱棣也明白，一旦立朱高煦为太子，日后继承皇位，那便没有这位“好圣孙”的什么事了，于是决定立朱高炽为太子，以便日后皇位能够传到“好圣孙”身上去。说起来这是皇帝的家事，可皇帝即使放个屁都是天下大事，何况立太子以确定国家未来掌舵人的天下大事？解缙说“皇长子仁孝”，言外之意便是皇次子在品德上就差许多，除军功之外恐怕别的就无法与皇长子相比了。这便透露出解缙不仅在识人上有独到之处，在远见卓识上同样具有洞悉之力。朱高炽1424年继位做仁宗皇帝时，朱高煦便伺机谋反，到1426年明宣宗继位后，朱高煦就真的谋反了，这不正验证解缙独到的眼光吗？可能朱高煦也想学自己的父亲，把明宣宗看成建文皇帝，然而时代已经不同，历史并没有重演。
还有，朱棣当时发兵攻打安南，解缙极力反对，认为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结果惹怒朱棣，从此开始疏远解缙。解缙死后，安南果真开始反叛，明朝在安南所设立的郡县全部被废，当初劳命伤财征讨所得之地，重又失去，果然得不偿失。解缙的远见何其远啊？解缙的预言何其准啊！
人们说到“奇才”解缙，往往只停留在他的文章才华方面，未免有失偏颇。他真正“奇”的地方，是知人所不知、见人所未见。
三、文坛 ▪ 大师
“义节千秋壮，文章百代尊。”同为吉水人、明朝晚期进士邹元标的评价，可谓代表了当时士子对解缙的基本评价。邹元标是晚明时期研究并弘扬王阳明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深体“致良知”理论的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崭新观点“务良能”。他能把解缙推崇到“百代尊”的地位，可见解缙生前的言行是符合他“致良知务良能”标准的，尽管他的评价是从“文章”的角度出发。而解缙的文章给后世留下深远影响的，恐怕还是《大庖西室封事》和《太平十策》等，这些纵论天下大事、提出治国良策的文章，不正是良知与良能的最好反映吗？一个“百代尊”的定位，就把解缙推崇到大师级别的地位。
事实上，解缙也确实当得起大师的评价与称谓。
他是对联大师。尽管如今史料明确记载为解缙所作的对联不多，但流传于民间的对联故事中，却大多认定那就是解缙所作。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文学概论也说艺术虽高于生活却“源于生活”，这些故事流传几百年，都说是解缙所作，如果没有任何历史真实为依据，能够被世人所认可吗？能够被几百年的人认定吗？于历史真实而言，关于解缙的故事与传说，是在他死后不久就开始流传，并且逐渐传播开来而广为天下所知的。可见那些对联为解缙所作是有历史真实和生活起源的。如果解缙不是在四十七岁的时候被迫害致死，说不定晚年就能编辑出他的个人对联作品集呢！
即使今天不去讨论故事传说中的解缙对联，仅看被历史认定为解缙的对联，也能见识他在对联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众人所熟知的一副对联，就是为毛泽东主席所推崇并引用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无论从立意构思，还是从平仄韵律，无论从形象塑造，还是从用词表意，都是上乘之作，堪称经典范例，非大师不能为也。
推崇解缙是历史上的对联大师，还与他在对联发展史上的地位密切相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缙，是推动中国对联艺术发展的一座高峰。由于明初两代帝王朱元璋与朱棣都喜欢对联，在他们恩宠解缙的时候，经常以对对子作为君臣之间的游戏方式。朱棣所说“朕则不可一日少解缙”，正是在对对子和即兴吟诗的过程中兴奋之至才有感而发的。这么有趣，这么能够给他在政事处理之余带来轻松快乐的解缙，怎么能少呢？也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对对子这种文字游戏便首先在官场流行，继而传入科举考场，传入各级学堂，然后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明朝就出现了一个对联文学与艺术飞速发展的大时期。当时官场许多人在对联艺术方面都是以解缙作为榜样的，许多人甚至以他为师。所以，历史发展到今天，学术界给他定位为对联大师，当之无愧、恰如其分！
他是书法大师。笔者不懂书法，但却从懂书法的朋友那里得知，解缙书法在中国书法界也是颇受推崇的，他的书法成就主要体现在小楷、草书两个方面。行内评价称“擅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据说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拥有许多追随者。在其书法的具体点评上，还有诸如“纵横超逸，奔放洒脱，点划出规入矩，绝无草率牵强处。章法经营尤见匠心，全篇一气呵成，神气自备，显示出解缙驾驭长卷游刃有余的不凡功力”，“流畅奔放。运笔矫健劲拔，锋颖多变，顿挫圆转，挥洒自若。其用墨浓而干，墨色黝黑如漆，墨韵飞动，更添风采。解缙的草书，在书法史上负有盛名”等等，不惜极力夸赞之语。
解缙的书法作品传世不多，是书法界和收藏界都是极力希望拥有的稀世珍品。笔者在与友人论及解缙书法的时候，友人叹息说：如果解缙不是在四十七岁的时候就被迫害致死，再过二十年、三十年，他的书法成就不可限量啊！可以想像，解缙青年、中年时期的书法就受到当时人的追捧，假以时日，焉能不成一代新的书圣？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但即便如此，解缙以他四十七岁生命所成就的书法艺术，依然铸就一代大师！
四、金銮殿 ▪ 重臣
封建时代，人生成功的标志，莫过于立身于天子身边、朝堂之上、金銮殿中。所谓人生四大喜之一的“金榜题名时”，便是当时学子获取功名、晋阶朝廷的人生辉煌。天下士子莫不以成为朝廷重臣、天子臂膀为人生追求，那是他们通过读书求学应试，然后踏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之路。解缙作为历朝士子中的一分子，自然不可能逆此主流而动。
解缙十九岁就考取进士，从此踏进翰林院，跻身于朝廷官员行列，而尤以才华出众而得到皇帝的喜爱与荣宠，明太祖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明成祖对臣下们说“天下不可一日少朕，朕则不可一日少解缙”，这些话如果属于历史真实，可见解缙在这两代帝王心中的地位（虽然只是一段时间内的地位）非同一般。
明太祖时，刚刚考取进士的解缙便得到恩宠，虽然官阶不高，仅是个七品庶吉士，在中书省见习，却也分量不轻，堪称重臣。此时的解缙可谓少年得志，因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直率议论时政，大胆评议朝臣，于是惹来别人对他“狂”的评价。太祖朱元璋或许真的很是欣赏他，因此才会在大庖西室召见他，让他“当知无不言”。大庖西室是什么地方？那就是皇帝吃饭以及饭后休息、办公的地方，属于皇帝个人的专属区，能够被皇帝召唤到这样的地方接见，说不定还被皇帝赐宴赐膳，可见这样的臣子在皇帝心中有多重的份量。于是，解缙这位在世人眼中不识轻重的少年进士，一定觉得自己人生的辉煌就要来了，一定踌躇满志，准备好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赏识自己的皇帝献计出力，竭尽忠贞、才智和心血，于是就相当豪放地挥洒出洋洋万言的《大庖西室封事》。不久，又献《太平十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将《大庖西室封事》中仓促中表达凌乱的内容作进一步升华。他可能急切地想要把自己的主张都贡献给朱元璋，并可能急切希望自己的这些主张能够给国家、百姓、朝廷带来益处。当朱元璋接到他的奏折，给予他顾及面子的夸奖时，他肯定开心、兴奋、自豪不已。
也不知道太祖朱元璋对他所提的意见建议接纳了多少（想必接纳、吸收少部分是有的），但朱元璋的器重和肯定还是令解缙真的不识轻重，年轻不是错，但因年轻而狂放就是错了。于是被人告一状、参一本的事终于不可避免，尽管朱元璋说“解缙敢玩世而放恣吗”，但还是变动了他的职位，后来干脆在1391年把他父亲解开叫到京城，让把他带回家，“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于是，解缙就此结束了他的首次官场生涯，由金銮殿上的微职重臣变为吉水老街上的一介布衣。
解缙重新回到金銮殿任职，乃是11年后的建文四年（1402）。当时被明惠帝贬到河州做卫吏的解缙，得到礼部侍郎董伦的说情推荐，才被朱允炆召回朝廷，重回翰林院，任待诏，只是九品小官，算不上重臣。但因为这个职务是要替皇帝起草诏书制诰敕文之类的重要文件，所以地位还是不一般，跟皇帝说得上话，还是展现了解缙非凡的才学与出众的能力，也体现了新皇帝对他的器重。
真正体现解缙人生辉煌的时期，还是在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1403年，坐稳皇帝龙椅的朱棣设立内阁，从翰林院选召了解缙、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七位学士入值文渊阁，次年又以解缙为首席学士。解缙成为首辅，名符其实的皇帝重臣，人生走到了最高峰。这个时期，他领着另外六位内阁学士，参与机务，向永乐皇帝提出治国理政的意见建议，协助永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真正的达成了治国平天下的士子理想与抱负。这期间，解缙真正成为朱棣倚重的栋梁，许多重大的事情朱棣都征求解缙的意见，就连册立太子这样既涉及家庭又涉及国家的大事也与他秘密商量。
然而，自古伴君如伴虎，地位再高的重臣，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家天下时代，也会变得极轻，轻如鸿毛，轻得如一阵风，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解缙自然未能逃脱这种命运，虽然人生最高峰的时候站在了金銮殿上，但结局依然从云端跌落，坠入无尽的深渊……
五、牢房 ▪ 囚徒
坠入人生深渊的解缙，结局便是囚徒、处死。
概括解缙一生的遭遇，可谓“二起三落”。
一起：读书求学，经过县试、乡试、会试、殿试而考取进士，然后进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常侍明太祖朱元璋左右，意气风发、自豪奔放地上书《大庖西室封事》《太平十策》等。二起：1402年从甘肃回到朝廷，1404年成为朱棣内阁首辅，并任翰林学士兼春坊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的地位。
人生之起，乃人生之幸、人生之福、人生之喜，与囚徒无关。但囚徒之身却与人生之落不可分割。
一落：因为年少轻狂、恃才自负，在朝堂上得罪不少人，甚至可能得罪朱元璋（谁让你在上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的过错呢？皇帝的错是你能随便指责的吗？），只是因为朱元璋爱惜他的才华而没有对他加以重罚。1391年召来解开，相当委婉而又冠冕堂皇地让解开把儿子领回家，轻巧地就让解缙遭到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被父亲领回家的解缙，算不算囚徒？如果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肯定不是，但“益令进学，十年后来”的约束，无异于一座官场牢房，将他牢牢地囚禁在老家，得不到朝廷的任用，更不要说重用。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十年有多么宝贵？假如我是解缙，恐怕难以接受：明明在朝廷上得到皇帝的恩宠喜爱，能够豪放自负地对朝政发表谏言，那是多么风光的事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实现在即，光宗耀祖的辉煌闪烁八方，却转瞬就被放逐到民间，做一个平民，内心如何能够宁静？这个时候囚禁的，不是解缙的身体，而是解缙的心理、情绪，囚禁的是个人的前途与命运。
二落：太祖朱元璋去世，他与解缙的“十年”之约无法履行更无法兑现，虽然已经过去八年，但对于渴望为国为民为朝廷出力以实现人生抱负的解缙来说，如何不会心急如焚？再者，朱元璋“义则君臣，恩犹父子”的圣言仍在耳边，作为曾经受到恩宠的臣子能不前往跪祭？如果从民间传统意义来理解，朱元璋的这句“恩犹父子”，应该是在事实上将解缙认为“义子”，也就是乡下人说的“干儿子”。换句话说，解缙实际上变成了朱元璋的“皇子”——虽然是“义子”却也有了“皇子”之义。所以，于公于私，朱元璋与解缙之间，既有着君臣之义，又有着父子之恩，君臣之间讲的是忠，父子之间讲的是孝。如此，解缙抛开生母的丧事跑去京城为朱元璋送葬，既有尽忠之礼，更是尽孝之举。然而，他的这种行为还是被妒恨他的袁泰抓住了把柄，一纸御状就把他告下，“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朱允炆也不管不顾他“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了，毫不客气地把他贬到离家离父更远的河州去做一个小吏，而且旨令不得到朝廷召唤不得离开半步。这种处罚，其实不能叫做“贬”，因为此时的解缙身上已无任何官职，何来“贬”呢？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种刑罚——戴罪充军、发配蛮荒，被朱允炆发配到几乎可称不毛之地的河州。这，也是一种囚禁，虽然不是关在监牢里的囚禁，却是监视居住、限制行动的一种囚禁，他担任小吏的那个地方就是囚禁他的牢房。
三落：这第三落之中，包含着“连环落”，即是落中有落、一落再落。由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坚持“立长”而得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朱高煦，在征讨安南的问题上阻止朱棣未成反而招致朱棣的反感，又由于劝阻朱棣给予朱高煦的待遇高过太子而导致朱棣“离间骨肉”的愤怒与疏远，结果被自己的“政敌”找到机会以“泄禁中语”“会试阅卷不公”等理由诬陷，因此被从内阁首辅位置上打发到广西去任布政司参议，从朝廷五品官阶迁变为行省从四品官，表面上提拔了，实际上却削弱了权力和地位；然而还没有上任就又被贬往交趾，到了更加蛮荒的地方。不到一年，又因为按规定进京奏事述职，正遇朱棣北征未归而向太子述职后返回任所，竟被朱高煦诬陷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被从返回任所途中的广东地面抓进监狱，从此经历五年牢狱之灾。这个时候是真正被关进了监牢，从肉体到精神、从形式到内容都成为真正的囚徒。五年牢狱一结束，竟是生命的终结，落得个狡兔没死而走狗被烹的悲惨结局。永乐皇帝此举，在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其君子之腹，恐怕难逃卸磨杀驴的千古嫌疑，难逃过河拆桥的小人罪名！
六、雪地 ▪ 英魂
解缙的死，是很奇特的，至少方式是很奇特的，堪称万古一人的死法。
古代帝王处死大臣，方法众多，穷尽其思。最毒恐怕莫过于车裂、凌迟、炮烙之类，其余有腰斩、枭首（砍头）、饮鸩（赐毒酒）、绫吊（赐上吊）、剜心等。但解缙的死，并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听起来都觉得残忍的刑罚，而先喝上一顿美酒，然后埋在雪地里才死去。死去之前，可以说他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恐惧和肉体上的痛苦，相反可能有一种轻快、一种享受。
史料介绍，这是解缙的另一个“政敌”纪纲想出来的办法。纪纲为什么要让解缙这样死去？据说解缙一直看不惯纪纲，经常向皇帝参他的本，甚至出了那副“墙头芦苇”的对联讥讽他，所以令纪纲嫉恨在心，当他听到朱棣那句“缙犹在耶”的话之后，便对解缙下了毒手。
然而，也有史料记载，说纪纲想谋夺皇帝之位，暗中拉拢解缙，指望解缙日后能够帮助自己登上帝位，准备找机会将解缙救出监狱，因此经常到狱中与解缙谈心，关心他的狱中生活，开解他郁闷的心情，但解缙开始并不怎么买账，直到后来才被纪纲的一再关心所感动，与纪纲成了“朋友”。纪纲似乎也抛开了解缙讽刺自己“根底浅”“腹中空”的怨恨，频繁地与解缙沟通治世之道，还具体地剖析、整理对政局的看法，同时寻找机会准备把解缙从牢里救出去，并且机会差点就来了：解缙入狱五年后，因为皇宫在正月里发生火灾，朱棣准备大赦一批犯人，让纪纲拟出一份名单，纪纲把解缙的名字列入了大赦名单之中。结果朱棣一看解缙的名字，就有些气恼地说“缙犹在耶”。
回顾历史，整个永乐王朝时期，最想要置解缙于死地的，只有朱高煦一个人！因为在他看来，乃至后世被误导的人们看来：是解缙断了朱高煦的皇帝之路。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在朱棣面前中伤、离间、诬陷解缙，必置他于死地。至于朱棣是不是最想处决解缙，史料多“为尊者讳”，没有明确说。不过，“三人言虎必成真”，朱棣在朱高煦一而再再而三的谗言面前，终究是父子之情胜过君臣之义的，于是将曾经公开说过的这个“朕不可一日少”的人投入大牢，一关五年，五年后竟又说出那么一句“缙犹在耶”，这就给了朱高煦“弄”死解缙的可乘之机。
据鲍志娇所著《纪纲眼看着“好友”解缙活活冻死》一文所述，纪纲是秉承朱高煦的指示和利诱而将解缙“弄”死的。锦衣卫就是管监狱的机构，纪纲的职务就相当于总监狱长。君要谁死，谁就不得不死；君要谁去让谁死，谁就不得不去让谁死。所以，作为锦衣卫帅的纪纲，敢不听朱高煦这个汉王的？汉王何许人也？凶狠残忍、手段恶劣之徒也，纪纲若不听从他的意思，那死的就是纪纲。朱高煦听了朱棣那句“缙犹在耶”，心里是十分高兴的，于是当晚就提了礼物去找纪纲，却不与纪纲提起解缙，反而说些暗示自己可能做皇帝的话，言下之意就是纪纲如果听话，以后可以“有福同享”。在生死面前，纪纲决定先保自己，所以在朱高煦离开后，就提着酒壶去跟解缙喝酒。
可以想像，纪纲这个时候突然明白了，自己离皇帝宝座还远着呢，根本就没有指望。于是，为了表示与朱高煦靠得更拢，就对解缙下了手，此时他不得不下手，或许他在与解缙的五年狱中交往时，暗示过自己对帝位的觊觎，要是解缙还活着，对他自己无异于定时炸弹。他知道解缙是喜欢喝酒的人（据说解缙的酒量相当大，而且特别喜欢喝家乡的冬酒），五年的狱中交往应该没有少在一起喝酒，于是两个人就又坐在关押解缙的牢房里，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酒。解缙也许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因为他可能知道朱棣将大赦天下之事，既然自己仍关在监狱也没有放自己出去，那么自己的前途只有一条：死。解缙对死亡的来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于是也就更加从容洒脱，所以当纪纲拿着酒来找自己喝的时候，便感觉到这就是“断头酒”，无所顾忌地海喝豪饮，最终把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面对喝醉了的“好友”解缙，纪纲可能更为清醒：与其让他挨刀受痛而死，不如让他在宿醉中沉睡而死，反正他已经睡着了，就这么让他永远的睡着吧，那样睡着而死是没有痛苦的。也许纪纲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觉得采取别样的方法处死犯人很是奇特，显得他特别有创造力。于是，他叫人把解缙埋到雪堆里。被埋在雪堆里的解缙，是冻死的呢，还是闷死的呢？反正，解缙就这样死了，死在雪堆里，后人谓之“雪葬”！史上记载过各种各样的葬，唯有这“雪葬”，仅解缙一例！
这“雪”有什么讲究？恐怕，纪纲自己都没有想到，他那花样翻新的刑罚，却无意中映衬了解缙的品格：雪洁冰清、坦率放犷、高贵无瑕。
笔者认为，可能上苍也认定解缙是一位品格高贵、清净廉洁的好官，用泥土埋葬他是对他的一种亵渎，唯有用雪来埋葬他，方能表达出世人对解缙真正的、最后的尊敬！于是，冥冥中让作为锦衣卫统领的纪纲选择这么一种奇特的处决刑罚。雪，既曲折又鲜明、既隐晦又突出地表达出历史对解缙的尊敬与祭奠。因此，雪葬，同时也是雪祭。
雪，是解缙人格的象征，也是解缙人生的映照。
有人说解缙的死是为了政治上的投机，参与了皇家权力的争夺。我以为这是狭隘历史观与狭隘认识论的结果。虽然封建帝王时代，立太子是皇家私事，但涉及国家政权稳定交接与百姓生活安宁，却又是国家大事。在册立太子的事件上，并非仅是解缙一个人支持册立朱高炽，而是朝中大多数臣子共同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后来朱棣单独召见解缙秘密讨论此事，解缙在这次密会中单独地发表了自己一贯以来坚持的观点；是朱棣找解缙征求意见，并非解缙上书向朱棣谏言，谁让解缙是内阁首辅呢？谁让解缙是朱棣“朕不可一日少”的人呢？当然，这次密会决定了太子的人选，从而也就造成了朱高煦对解缙的嫉恨乃至陷害，里面看不出解缙有向谁争夺什么权力的嫌疑。其实他非常清楚朱高煦的为人，明明知道自己的主张会得罪他，也知道自己以后会遭受他的打击与陷害，但仍然义无反顾地向朱棣表达出自己的正确观点和立场，这就是一种勇气、一种担当，就像雪一样，明知道投入大地会被溶化，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向大地扑来，粉身碎骨、消失于无形也在所不惜。
雪的消亡滋润了大地，解缙的消亡滋润了历史。因而，解缙的英魂，永存于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