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江当街

枫江当街

说句比较惭愧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当过枫江街来。不过，走马观花式的逛街现象倒是有过的。

记得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某一年，大概年关将至的时候，祖父带我到过一次枫江街上。那时候，枫江、阜田和吉安县的万福，分别是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的日期当街赶集，万福那个时候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万红，但民间仍然叫它万福墟（民间其实还有一个称呼，把它叫做“万旺墟”，可能有希望这个墟市红火兴旺的意思吧），一定得加上这个“墟”字，只有加上这个字，才能表示它是拥有墟市，是可以开办市场、开展商贸往来的。而枫江，当时也不是这么称呼的，民间都称作“枫子江”，据说是因为这个地方过去生长着许多枫树，尤其沿着同江河岸的枫树为多，每到秋季枫子飘落时，同江河面就飘满了深红色的枫叶枫子，把条江水染得火红，所以才叫做“枫子江”，到现在民间还有这种传统的叫法。

祖父带我去当街的那一次，枫子江街上是个什么模样，我已经一概不记得。其实，是根本就没有去看过墟市是什么样子。因为祖父是摆雕刻摊的，一张四方桌排开他的那些雕刻家什，替那些赶集而又需要私章的人雕刻属于他们个人的印章。公章是断然不敢随便刻的，来刻公章的人必须得持有人民公社盖有大红印章的证明，否则祖父的雕刻摊也就摆到头了，他就只得回家吃老米去。祖父忙于他的生意业务，哪里还有时间带我去逛那个在我看来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枫子江街上呢？让我独自一人去逛嘛，他又怕我不小心走失了，那样的话他回家肯定无法向我的父母他的儿子儿媳交差，所以他就命令我只能坐在他身旁，张着两只充满渴望的眼睛望着南来北往的商客旅人（鼻孔上说不定还流着令人恶心的涕呢），因此我当时的视野只限于祖父雕刻摊周遭、我目光所及的范围，而今回忆起来，除了人头背影，还是人头背影，别的一概模糊且消逝于岁月风尘之中，就连祖父的雕刻摊摆放的位置也不知是如今的何处。

1982年春节时，我与枫子江街上有过一次极为亲密的接触。一位同学的老家就是枫子江街上刘家，大年初二这天，我与尚贤的一位同学分头赶到他家吃“迎神酒”。早饭时分，我兴奋地说：吃了饭，我们好好去逛一下枫子江街。可我那位来自尚贤的同学却极不愿意：枫子江街上有什么好逛的？县城都没有什么逛头，还跑到这里来逛乡下的街？有时间还不如打扑克！或许是土包子进了城（当时我们都已读过半年的大学了），南昌、吉安之类的城市让我们忽视了家乡墟市的价值，结果他的提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我那想逛枫子江的念头就被迫压在心底以至于今天都没有兑现。于是，我就陪着大家一起打扑克，稍后我又被同学家的一本《古今绣像小说》所吸引，里面讲的竟是人的生死轮回：司马懿的前生叫司马邈，诸葛亮的前生叫诸葛徽……结果惹得我同学的母亲说我“迷到书里去了”。到傍晚分手离开同学家时，枫子江街上是个什么样子竟一无所知，回家后母亲问我“枫子江街上热闹吗”，我只好胡乱回答“热闹”，反正“迎神酒”的节日人来人往，不热闹也可能热闹，然而真正热闹不热闹、或者怎么个热闹劲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及至走上社会之后，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因耽于工作，我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去逛那枫子江街上。后来改行从事行政工作了，才有机会到过几次枫子江街上，但已全然不是往昔的感觉与情愫了，枫子江街上已经因为枫子江大桥（我们习惯于叫它大桥）的变化而与过去不同了。过去的枫子江大桥是在现今这座桥的上游几十米处，应该是一座石桥，比现在的钢筋水泥大桥显得狭窄，也许还短一些，由于年代久远且失于维护和修缮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幸倒塌了，因此枫子江街上也就因为桥的变化而变得与过去不一样。不过，有一点相同的倒是我们无法忘记的，那就是：当我们乘车从枫子江桥头经过时，每逢当街赶集日，桥头与街面上的拥挤场面几乎依然如故。记得过去从老桥经过时，我们从车窗望去，公路与街面基本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但现在从新桥经过，我们胸中所产生的感觉完全就是居高临下，如果没有那拥挤的人群，简直就是俯瞰一切甚至睥睨一切了。而正是因了这拥挤的人群，反倒使我们在经过枫子江墟时，心中难以产生类似于美好的情绪，往往自觉不自觉的升起一股烦躁不安来，尤其年关之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或许正是因了这份拥挤，我在几次亲临枫子江街上时，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去欣赏它的热闹、繁华，去欣赏它的人山人海、琳琅满目，只是觉得它嘈杂、混乱，觉得它俗气、卑微，尽管它凭着自己的魅力吸引了附近十里八乡的乡里乡亲朝它云集而来。

其实，在枫江当街，当的不只是枫子江的街。我经常与朋友们谈及，枫江境内，过去是有两处墟市的，一处是枫子江街上，另一处则是离枫子江街上大约七八里远的西沙埠。说起在西沙埠当街，我倒是比在枫子江街上当街还要当得正经严肃。西沙埠的街，是因了离它约一华里远的赣江河岸有码头。过去的客轮码头是设在盘谷小江村的，后来搬到了枫江境内的西沙埠。在西沙埠这个地方，不仅拥有一座客轮码头，还有一座人渡码头、一座渡轮码头。人渡码头搭乘的多是赣江两岸往来的人们，河东水田乡的西流、孔巷、新市、沙上、五星等村民众，经常搭乘人渡到西沙埠甚至枫子江街来赶集当街。而要从西沙埠渡过赣江去河东岸的大小汽车（过去多为拖拉机），在这里开上渡轮前往水东，反之亦然。著名的“门哩枫子江，汽车拖（此字意思应为坐，因为住歧、八都与峡江交界处的口音，“坐”的发音读成“拖”）洋船”的俗语，就是因为这座渡轮码头而传遍吉水大地的，成为人们口头津津乐道的一道笑料。三座码头从北至南，依次是客轮码头、人渡码头、渡轮码头。试想，一个有着三座码头的地方，它能不兴起一条街市来吗？事实上，除了码头的原因之外，还有当地渔民的因素，以打鱼为生的人们，从河里打了鱼上来，就得找个地方进行交易，以换取日常生活所需。西沙埠是块高地，而且是两岸往来的通衢，进行渔业交易显得非常理想。小时候，我曾经多次在这里搭乘客轮前往峡江、新干的舅舅家，或随父母，或自己一人，因此也就多次在这里逛过这条“人”字形的小街。后来我与妻子相识了，因她家是水田新市，我们就经常踩着自行车从这里来往河东河西，因此也就经常在这里小小的当一次街，顺便给岳父母买点礼品什么的过去。

上世纪大约六七十年代吧，当时的枫江公社驻地从枫子江街上迁移到黄土脚下，属坪洲村的地盘，也就是现今枫江镇政府所在地，在这里搞了建设一座新墟镇的规划，并且相应地把一些重要的单位都迁到了这个地方，比如卫生院、派出所、粮管所、药店、农机站、变电站、供电所、汽车站、饭店（当时的饭店属于国有单位）等，着手建设一纵一横的街道，后来又先后建成了法庭、工商所、税务所、民政所、敬老院等单位，在离黄土脚下二三里远的南面还有小学、中学两个更大的单位。但是，这么宏大的规划却没有让这个地方兴起成为一座新兴的墟市，只是在那个丁字街口有两三处杀猪摊、三四个水果摊、四五家小商品销售棚，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墟市喧闹的场面。我经常琢磨分析个中原因，恐怕与当时公社领导的决策或处理不当多少有些关系：一是没有及时在黄土脚下建设一个成规模的农贸市场，二是没有坚决果断地把枫子江街上的商贩们迁移到黄土脚下来，三是没有将当时最为跑火的供销社、商店（请注意：供销社与商店是两个单位，商店归商业局管）等从事商业贸易的单位迁移过来，四是没有为黄土脚下寻找充足的水源（这个地方缺水是人们生存最大的问题）。因了这里有街没市，便造成枫子江街上因为现实条件所限而难于有更大发展，也便造成了枫江桥头占路为市的拥挤不堪、堵塞交通的局面。但是，尽管黄土脚下有街没市，可在枫江境内竟然形成了一镇三街的局面，这让我总是觉得枫江的墟市有种支离破碎的感觉，仿佛被人有意识地撕裂了似的。

到了新世纪，枫江镇党委、政府通过引进外商，在兰田段几近中央的部位，兴建起了一座新的街市，集商业、住宅于一体，沿路店面整齐划一，格局颇为气派，建筑宛然现代。我虽然没有深入这个建筑群当中去参观考察，但沿路所见的，店面中所经营的大多为建材如钢筋、水泥、瓷砖、装饰材料等，还有餐馆和汽车配件之类，相应地分担了枫子江老街上的不少功能。但是，这样一来，给我的感觉就更加不好了：枫江镇竟然变成了一镇四街，墟市的破碎感更加重了。我常想：倘若把这四处的街和市撮拢在一起，枫江镇恐怕早就建设成了全县屈指可数的商贸大镇了。

近年来，沿着新的吉阜公路（在老的吉阜公路西面约百米远，与老路相对平行，并使黄土脚下呈现出一个H型的墟镇规模），枫江镇在黄土脚下建设了一个新农村，建设了枫江公园，给了这个地方一种崭新的发展趋势。近十年以来，黄土脚下又在大兴土木，场面宽阔，格局宏大，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我想，倘若这个地方人气越来越旺盛，农贸市场形成了气候，街道变成了墟市，那么，引领枫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非它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