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湘山
汽车在金色的麦田中穿行,六月,麦田在阳光照耀下通体显现出耀眼的金黄。夏天的村道充满干燥而满是丰收的喜悦,饱满的麦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乡间的土路蜿蜒幽深,在南风的节奏里,依稀能听到麦穗伸展腰身那慵懒的声音和绿树中鸟儿的歌唱。
这是芒种的第二天,我们决定去高密看看,那里有莫言的旧居和红高粱的影视基地。
汽车顺着胶莱河行驶,河中水草茂密,安静的铺张着远古的绿色,芦苇于夏风中摇曳,温柔地指向岁月和远方,指向水天一色的苍茫。透过车窗,我观看着沿路的景色,抢眼的是一批老式房屋,它们秉承着北方特有的建筑风格,低矮、夯实,由于沾染了道路上扬起的灰尘,所以显得陈旧,仿佛穿越历史,走进六十年代的村庄,一切熟悉而恍然如梦,是钟祥东湖的老家,还是大柴湖的移民村落?
新拓宽的道路上,不时地驶过一些大型的水泥罐车或货车,我想,这里和中国其他大多数城市一样,正在飞速发展。一排排高大茂密的白杨树拥立路旁,透过林间的缝隙,还看到了一片片广阔的土地,从胶河两岸平旷的河滩与沼泽,到静坐无言的浑圆丘岗,都满披着走遍四方的庄稼,风吹麦浪,一直滚动翻沸到蔚蓝的天边。这里是不是莫言笔下描绘的曾经种植过小麦、高粱、蒜苔和萝卜的黑土地?这片土地是不是养育了一大批离开了家乡却又心系故乡的人?
莫言旧居在高密市夏庄镇大栏乡平安庄村,汽车越靠近目的地,行驶得越缓慢,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停了车,然后顺着村道向村里走去。大部分人已搬迁到街上,住进了楼房,先前村子的旧宅就废弃成了文物,一切都显得散淡而静谧。
村头立着一组牌子,上面用中文介绍了莫言旧居的历史,同时还用英文做了翻译,旁边两块大石头上雕刻着莫言的手书,一块写着一首打油诗:“少时辍学牧牛羊/老家大栏平安庄/芳草连天无人迹/野兔飞奔鸟儿忙/二十九省数我狂/栽罢萝卜种高粱/下笔千言倚马待/离题万里又何妨?”
另外一块上则刻着莫言的另一首诗:“生我养我的地方/美丽的胶河滚滚流淌/遍野的高粱高密辉煌/褐色的土地承载万物/勤劳的人民淳朴善良/即便远离千山万水/我也不能将你遗忘/只要我的生命不息/就会放声为你歌唱?”
或许,这就是莫言旧居的文化宣言。
在莫言旧居背后的空场地上,一些村民摆着摊位,有的卖红高粱酒,有的卖莫言的书籍,有的卖高密泥塑,有的卖其他的纪念品,一个个质朴热情,和正午的阳光一样,显现出对于生活的恬然和随意。
站在“莫言旧居”院子门口,门框有些矮,身高的人需低头才能进入,两扇粗陋的柴门无言地立在门边,注视着岁月的沧桑。看着木牌上面的四个字,轻轻地走进门内,那院墙是用泥土砌成的,地面是泥土地,但很干净,屋内的光线比较暗,几个房间局促而狭小,都是空着的,泥土地面凹凸不平,留下几代人深深浅浅的足印,已经没有多少家什了,进门的两边是低矮的灶台,往里是土炕和柜子,由于年代久远,房子的墙面已有裂缝,阳光照在塑料纸挡住的窗户上,原本昏暗色的土坯墙上落下许多斑驳的印痕。有的地方糊着泛了黄的报纸,并且开始曲曲折折地皲裂。墙角蹲着一只锈迹斑斑的水壶,里面陈设着那个年代常用的物什,风箱、煤油罩子灯、收音机、老式挂钟。墙角静卧着一个小皮箱,折射出岁月留下的印记。屋内墙角显眼的地方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张艺谋、姜文、莫言、巩俐四个人的合影,那是拍摄电影《红高粱》的时候留下的,另外一张,是莫言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村头走路时的合影。
大江健三郎曾经预言:继我之后如果还有亚洲作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看好莫言。
后来他的预言得以应验。
在文人心目中,拥有一方雅院是一种充满了情怀的理想,是中国人文化与情感的积淀与传承,所有的境界润物无声,成为院子里秋冬春夏的岁月流转,那些文化名人们居院子而心观天下记录岁月,数一数飘落的秋叶,尝一尝月下的佳酿,听一听虫鸟的鸣奏,让身心浸润在这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中,也让笔头的诗意如灵泉般涓涓而出,写下一部部传世佳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
“院里一共有三棵树:南屋外与北房前是两株枣树……两株枣树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当夏初开花的时候,满院都是香的,甜梭梭的那么香。”
“我理想中的院子必须很大,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
月光如洗,穿过院子里的梨树洒在房前,也洒在了心间,这是鲁迅童年最难以忘怀的幸福时光,是梁秋实的平和淡然,是老舍先生的精神家园。
莫言家的小院东西向有一米多高的土墙,面积大约百余平米,紧靠水缸有一颗柿子树,南面墙边种着两棵柿子树,树冠不大,枝叶稀疏,或许是后来种的,怯生生的有些寒碜,东南角有一篱笆围着个小棚子,大概是北方农村司空见惯的“洗手间”,局促狭小,空空如也,既无风月,也无情韵,连坐的凳子也没有一个,所有作家心中的小院风情在这里看不到踪影,这里没有茅盾先生笔下充满诗意的乌镇岁月,没有鲁迅笔下令人眷恋的鲁镇时光,没有老舍向往的四合院风情,也没有沈从文笔下边城淡淡的忧郁。
这里只有贫穷和辛酸,只有一个农家少年渴望成为城里人的梦想。
莫言获奖后,一位瑞典作家来到莫言旧居,当她踏进房屋看到破旧的房间时,忍不住嚎淘大哭。她怎么也不相信一个诺奖作家,竟然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在莫言住过的房间静静观看,心里也忍不住不时地颤动,我想起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这样说过: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
这是除“诺奖”的文学意义之外, 莫言献给人们的一笔另类财富:它让我们想起20世纪60——80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并印证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历史和人文背景。如此看:莫言不仅为我们创作了许多让人震撼的文学作品,还将因旧居的存在,为我们留下一处那个年代中国农村生活面貌的真实画册。
莫言曾在文章中说,他20岁之前一直住在农村,由于贫穷和饥饿,他特别希望离开家乡,后来他终于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他对家乡的感情很复杂:没离开的时候,渴望离开,等到真正离开了,又很怀念。
我想,这应该是大多数想逃离农村的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站在莫言旧居前,轻风吹过屋脊,鸟儿呢喃低语,远离城市的匆匆,木叶飘摇,诸多想象萦绕在心,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竟然生活在这么朴素而简陋的地方,我们想象一个农家少年的种种困窘和无奈,想象他在村子里和邻居拉家常记录往事,想象他如何在深夜坐在炕桌上半铺开纸张、沉入静谧的文学世界……
夏日的色彩渐渐浓厚,静谧中,恍惚听到学校的琅琅书声与下课的铃声,不知不觉已走到莫言小学的门前。
由于疫情影响,莫言小学尚未对外开放,巧合的是,当地领导一行数人到这里视察,现场研究近期开放的事宜,我们冒充领导的随从也走进小学“视察”,但很快被很负责任的保安识破,催着我们赶快离开,说了很多好话,总算让我们在小学的院子里稍作停留。
站在教室前面,我们伫立良久,静静体验少年莫言上课的情景,就像体验站在三味书屋前面那样的虔诚。
旧居的周围就是整个平安庄了,或者说是这个小村原来的旧貌,这是一片低矮的土屋,那样地灰颓,没有光彩,人们搬迁到公路边以后,无法搬动的老房子留下一片败落和荒凄,倒塌的院落围墙,杂草野树丛生,好在家家门前都有一个院子,用土坯围成。有的在院墙外边辟成了菜地,灰颓中有了一畦畦翠绿。所有土屋凝聚起来,这也自有一种精神上的力量。
有一个词是不用吩咐的,那就是酒。村道的两边,小卖地摊上,都摆着各种名称的高粱酒,名称最响的当属“单家高粱酒”和“九儿高粱酒”,因为这两种酒的名字都来自影视剧《红高粱》里面。
在村里的购物商店里,我买了据说是最正宗的“单家高粱酒”,就是电影红高粱里面酿制的那种酒,可惜只剩下一瓶了,卖酒的妇女故意说不想卖了,准备留给自家喝,或许就是一种销售策略吧。
莫言旧居的旁边,有一家叫杜老三的民俗馆,据说老板是当年莫言的近邻,房间里还摆放着莫言和杜老三合影的照片,女老板姓张,人很和气,我们在她的店里品尝了三种价格的“九儿”高粱酒,买了8斤带回,女老板很热情,一再邀请我们去她家吃中饭,尽管知道是客气话,但感到莫言故乡的乡亲好热情,内心始终都觉得温暖如春。
走在村里的土路上,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一遍遍地在村子的空间响起来:“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边的枣花香/高粱熟来红满天/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村子空旷、安静,那声音无所阻滞,没有重叠回荡时的杂乱共鸣,歌声有点悲壮,也有些凄凉,只是很纯净地一波一波荡向远方。听不出这些声音消失在什么样的地方。是麦田地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绿树之间,还是视线尽头的河流两岸起伏的河滩,那些河滩上,有些花已开过,现在,只有一些白色的矢车菊和结出饱满籽实的荒草在风中摇晃。
歌声一拨拨有去无回地漫过我们的耳边,然后,四周又突然变得很静,静到我能听见自己怦然的心跳。
红高粱影视基地尚未开放,门前,是一片很大的麦田,面对那一望无际的麦田,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
麦子已经金色四溢,四散在田野里,地头的水沟里,生长着一丛丛的芦苇和荠荠菜,成排的垂柳和白杨守望在田边地头,起伏错落的民居里时有鸡犬之声相闻,红色的瓦顶宛如秋天的高粱垛,散漫地分布在绿树丛中。
站在金色的麦田边,阳光明丽而令人眩晕,麦浪翻滚,一波一波向远处奔去,一种久违的乡愁便在心底涌动。
想到小时候,每年放暑假,我和姐姐跟着母亲到南湖,住在汉江堤上的农家,每天顶着烈日在大片收割后的农田拣拾麦穗的情形,一次次遭受当地干部粗暴的驱赶,这中间多少汗水,多少屈辱和多少苦涩,我至今难以忘记,是母亲一次次用她没有尊严的乞求换来一点可怜的收获,用以填补我饥饿的童年。
再后来我家搬到了笪家湖,每年麦收季节,姐姐和父亲随着社员们参加生产队的收割,整天忙碌在大片的麦田里,母亲在家做饭,我时常给在麦田收割的人们送去茶水,那个陶瓷做成的水壶,留下童年多少艰涩的回忆:中午在田边吃饭的时候,天空万里无云,四周没有一丝风,太阳当头火辣辣地照着,躲在地头一棵小树的阴凉里,如同置身在一个大蒸笼下面,人们的衣服上满是白色的盐斑,倒在地上的一片片的麦子,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芒,等着人们捆好挑回到门前的打麦场里,常常是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累得精疲力尽。
其实,离开了农业机械化作业,人们常年近乎原始的劳动方式,又何止割麦打麦这一项农活,想到此,对于莫言年轻时渴望离开农村的想法,就多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回到高密市内,已是下午一点多种,外甥女在高密的同事赵恒先生和他太太冯老师在县城的酒楼里热情接待了我们,赵先生北海舰队转业,营职军官,热情豪爽,说话直率。说来很巧,赵先生竟然在海南三亚的榆林基地当过兵,还在西沙永兴岛驻守了七年,说到海南的生活,海南的风土人情,彼此的感情一下拉近,酒就喝了不少,走出酒店,几个人已经有了微醺的感觉,以至于在高密的植物园内,瞎转悠了半天竟然找不到走出的大门。
离开高密的时候,西斜的阳光炽热而明亮,我们的脚步声渐渐地近了,又渐渐地远了。回首仿佛看见金黄的麦浪随风摇曳,看见平安庄那些摆摊的妇女、开店的夫妻、随和的保安、天真的孩子和朴实的海军转业的赵先生,不由得想起莫言的一句话:.在血红黄昏的无边寂静里,响着沉重的脚步声,响着晚风从麦梢上掠过的声音,响着我沙哑的啼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