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酒一杯家万里

朱湘山/文

一

夕阳渐沉，一群飞鸟披着霞光落入森森柏树之间，眼前的建筑挡住了湍河，只有隐隐的水声掠过我的耳膜。几辆汽车从街上驶过，碾碎了这片古朴的诗意，“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的词句瞬间出现在我的脑海，从飞檐流丹的楼阁后面，极目远眺，那绯色的云霞染红了湍河两岸和朱连山的山头。

这是在邓州的一个傍晚，我走在大街上，向暮色中的古城告别，直到漫天繁星升起，直到明亮的银河低垂在远山的高峰之上。

我是从习家营转道来到邓州的。

初秋的田野尚无萧疏之态，空气中飘着水果的香味，路两边满是叫卖白桃和甜瓜的农民，他们的心里，充满着对丰收的期盼。

时值八月，坦荡如砥的平原青葱似玉。穿过种满高粱的田野，我踏上一条浸染着初秋凉意的道路，道路笔直地伸向远方，丛生的杂草中，飘浮着一簇簇蓝紫色的花朵。

宽阔的南水北调明渠就在眼前，从绵延起伏的群山逶迤而来，清澈见底的碧水悄无声息地向北涌流，岸边铺展开茂密的芦苇，左望不见边际，右眺也不见边际，那一派芦苇所蕴聚的气象，在人初见的一瞬便感到巨大的神往与心旌摇曳，我想，这一河碧水在送达京津冀的同时，它的血脉是否也北通巫峡，南极潇湘？

走在邓州大街上，当年那特有的人力板车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快速驶过的汽车。要不是大街上那颇具地方特色的酒店名称，要不是街头路灯下那一幅幅醒目的标语，要不是广场上那巨大的范仲淹雕像，很难想到， 这就是被称为“三省雄关”、“豫西南门户”的邓州，就是诞生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地方。

在这里，韩愈、寇准、赵普、范仲淹先后任职于此，“医圣”张仲景诞生于此，范仲淹设教于花洲书院，范仲淹的儿子、官至宰相的范纯仁,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元祐时的邓州知州韩维,均“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到处都留下名人的足履。  

出邓州市城区，向东南行不远，便走进一处竹柏掩映、亭台错落的园林式建筑，这便是当年范仲淹知守邓州时创建的花洲书院了，那里曲径通幽，碧水荡漾，高低错落的古树点缀其间，走进光影交叠的时空间隙，感受着亮与暗的交替承转，灰墙黛瓦隐约尚存的优雅气质，总让人想起一个远去时代的温情，想起在春风堂的窗棂后面，一个清癯瘦弱的老人，挥毫在书案上写下的千古文章：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秋风萧瑟，吹动浅紫色的窗幔，也拂动老者的须发，他陷入了长久的沉思：想到改革在封建官僚集团的反对下草草收场，想到一路走来看到的黎民百姓生存的艰辛，想到四次贬谪遭受的打压排挤，想到好友欧阳修、韩琦、富弼、杜衍、尹洙、滕子京等支持新政无端蒙冤被赶出京城，他的眼前仿佛再现朝堂之上唇枪舌剑的硝烟，再现战马嘶鸣、黄沙扑面的西北战场，再现田地荒芜民不聊生的沿途所见，耳畔也仿佛吹来洞庭湖的风声雨声。

沉思良久，他继续写道：“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二

一道闪电划过夜空，明亮而又短促，恰如庆历新政。

公元1040年，西北战场狼烟四起，西夏的铁骑扣响了边塞的大门。7月，经韩琦举荐，仁宗皇帝重新起用范仲淹，三月知永兴军，四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五月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鄜延路方面的军机事务，作为西北战场的主帅，范仲淹带着其长子范纯祐日夜兼程奔赴边关履新，在风沙漫天的西北熬过了四年。四年里，深谙兵法的范仲淹面对强敌采取积极防御、择时出击的战法，捷报传来，战火弭消，为内外交困的大宋带来希望的曙光。

庆历三年(1043)，当西北的狼烟暂时熄灭，北宋与西夏正在讨价还价，准备媾和之际，仁宗把目光投向在宋夏战争中表现卓越的范仲淹，把他调到中央，出任宰执，主持改革。范仲淹久负人望，早年知开封府期间，就因为“明敏通照，决事如神”，被京师老百姓称颂：“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一时间，宇内瞩目，希望这位贤臣能刷新政治，兴致太平。

九月，临危受命的范仲淹应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点改革主张。上书虽是出自范仲淹之笔，但其中的改革思想与措施却是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共识。所以《答手诏条陈十事》就是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这些措施经过仁宗皇帝的首肯，以诏令的形式次第颁布施行。

然而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庆历新政”触犯了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保守派的反对下草草收场，加上为好友滕子京仗义执言受到无端攻击，悲愤之余，乃上书皇帝，自请降职外放，再次被贬谪到数千里之外的西北邠州。

 对于六十不到的范仲淹来说，邠州岁月，是他最艰难的时光。冷落外放，面对边关冷月，羌管悠悠，“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长烟落日，寒风如刀，四十多岁就落下的肺部疾病折磨着他，每至秋冬反复发作，举步无力，寝食难安，无奈之下，范仲淹上书朝廷，请求调离，退居闲职，以便寻医疗伤，皇帝总算体恤了这位老臣的艰难，批准以“给事中、以前资政殿学士、知邓州军州事”的身份派他去管理邓州军政事务。

按照朝廷的惯例，以照顾老臣的方式退居于政务清简的州都，这样的恩眷一般须是七十岁左右的老臣才可以享受，对一个五十七岁的范仲淹如此呵护，有点破格了。但仁宗皇帝对范仲淹的新政早已心生厌倦，以这样的方式打发他离开中央决策层，也算是一种中庸之道，对于双方来说还算体面。

一场震动朝野的新政虽然是“雨过地皮湿”，未能改变大宋王朝的困局，却为后来王安石的变法吹响了前奏。

1045年冬春之际，范仲淹父子冒着寒风开始了南行苦旅。

积雪皑皑的秦岭空濛而高远，黄河的涛声渐渐隐去，烟雨灞桥的垂柳已渐渐隐在了身后，如同一朵烛火被风雨浇灭的前夕，大宋王朝笨重的牛车，正不紧不慢地行驶在坎坷的烟尘故道。暮色苍茫，寒意渐浓，渴盼的春天姗姗来迟，一如远去的繁盛王朝，只留下一道道山峦和一轮冷月，照得周围的山岭凄迷朦胧，变幻莫测。迎着积雪映出的那缕微光，范仲淹思忖即将赴任的邓州，无限感慨回荡在心间。

从陕甘交界的邠州到邓州，今天的公路距离大约五百公里，但在宋代，这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苦旅之路。乘车骑马、舟楫劳顿，中途还要渡过波涛汹涌的泾河、渭水等十几条河流，翻越冰雪覆盖的秦岭山脉，走商洛，过漫川关，按照最快的速度，范仲淹父子也要跋涉半月以上。行走在秦岭的千山万壑中，范仲淹对于人民的命运和他所处的时代，更加有了切肤而恒久的体验。

上次出京，是在四年前，他从越州调任陕西都转运使，先到京城报到，然后西行赴任。时值阳春三月，范仲淹轻装简从，一路上虽不说意气风发，但至少也可以说跃跃欲试，很有一点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但如今赴任邓州，虽说承蒙皇上体恤，生活条件稍有改善，但已被免去西北战场主帅和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却难说豪迈，眼前景，心中事，一切都不似当年。在干旱和蝗灾的反复蹂躏下，豫西大地绿意惨淡，连树叶也被蝗虫扫荡殆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无助地伸向苍天。此情此景，让范仲淹不由得心生感慨：“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山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吟着这样的诗句，范仲淹带着简单的行李，带着体弱多病的长子范纯祐，从数千里之外一路风尘来到邓州。

三

以堂堂副宰相之才智，治理一个邓州，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事，他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办学堂，创立花洲书院，勤于政事，恪遵职守。切实解决百姓的疾苦，仅一年的时光，邓州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以致“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

庆历六年，范仲淹的同年好友滕子京派人来见范仲淹，求范仲淹为自己整修的江南名楼岳阳楼作记以传久远。因为“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滕子京贬官岳州后，经过苦心治理，使岳州出现了欣欣向荣的面貌，对老友的成功范仲淹十分高兴，给江南名楼岳阳楼写记，也让身处邓州的他思绪万千。

范仲淹的朱姓继父曾经任过洞庭湖畔的安乡县令，他跟随继父在洞庭湖畔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对洞庭湖优美的风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到了站在岳阳楼上远眺洞庭湖的美丽景色，想到了滕子京贬官后为治理好岳阳所做的艰苦努力，想到了自己在邓州做地方官的感受，想到了自己遭受挫折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文章超越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想象力比记忆力更重要，借助于瑰丽的想象，借助于迁客骚人的登楼异情，阐发关于人生信念的博大命题，借洞庭之杯，浇胸中块垒，范仲淹文思潮涌: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岳阳楼记》把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这样的美文在六朝和唐人的山水游记中实属罕见，一下子就震烁文坛光芒万丈了。

于是，千古奇文就这样诞生在豫西南这个偏僻的小城，诞生在花州书院的春风堂里。

在十一世纪苍茫的夜色里，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岳阳楼记》如同一颗灿烂的朝日凌空升起，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入光风霁月般的人格境界和精神风范。只是可惜，范仲淹的文治武功掩盖了他的文学才华，文学才华掩盖了他的学者之名，说他是“卓冠群贤”，学接三代，气贯千古的名家，绝非浪得虚名。

他是仁宗时代鲜有其匹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他的名字如日中天，是北宋时代政坛和文坛的精神领袖，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是范仲淹的学生，一代文豪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又是苏轼的学生，王安石称范仲淹是“一世之师”，这些人对范仲淹的人品学识高山仰止，视为楷模，在清正廉明和忧国忧民上和范仲淹一脉相传，都是范仲淹的铁杆粉丝，唐宋八大家在北宋就占了六位，且都集中在仁宗时代，不知为什么，唯独少了范仲淹的名字。

其实，单凭一篇《岳阳楼记》，范仲淹就有资格跻身八大家之列。

四

一场并不多见的秋雨在夜幕降临时从天而降，打湿一片片厚重的青瓦屋顶，远远近近的街灯在暮霭中灵动闪烁，不华美，也不张扬，朦胧而富有诗意。

走进昏暗的范公祠，天色昏黄，冷风凄凄，近旁花草带雨，远处竹树摇曳，一如后来者的追怀与怅望。

祠堂在花洲书院之内，坐北朝南，青砖灰瓦，与东部的书院和百花洲及南部的砚池和景范亭遥相呼应，浑然一体，古朴典雅，庄严恢宏。

大门匾额"范文正公祠"为范仲淹28世孙、原《人民日报》总编范敬宜先生题写，正房外檐下悬挂着原河南省政协主席、范仲淹29世孙范钦臣书写的"崇德尚贤"金字匾额。抱柱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赵朴初先生的遗墨，东厢房抱柱联是清代易良俶知邓时所作:"姑苏人去三千里，宛邓沾惠百万家"；西厢房抱柱联为民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所撰写:“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

在盛夏和初秋两季，我曾两次经过邓州，对范公的遗迹充满敬意。范公祠香烟缭绕，花洲书院弦歌不断，这座传范公薪火、承“忧乐”精神的千年学府，已成为莘莘学子及百姓祭奠英灵和缅怀先贤的追思之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有横绝古今的思想高度，又有多情、丰满的人格特征，绝非干瘪、抽象的道义符号。有学者曾这样赞叹：“这种思想与情感上绝对的、决然的气势，迷漫八荒，充塞宇宙，足以弥合或超越所有的断裂与缝隙。”

范仲淹两岁失怙，少年求学，冷粥维生，刻苦到极点，生命的底色苍凉悲重，内心常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他一生崇尚与民共乐，这样的人，注定了人生不是轻逸享受，而是竭力奉献，其伟大之处正在这里，他与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却能由己推人，再及于天下万物，实践着传统儒家完美品格的同时，又在思想和情感上实现了超越。他为宋代士人树立了新的精神气质和道德风貌，也为后世开辟了一块充满感召力量的精神高地。

邓州历史悠久，与它结缘的名人，如峰峦叠嶂，范仲淹当是其中高峰。在邓四年，他是邓州永不熄灭的荣光。

邓州任职期满，他将被调往荆南府(今湖北江陵一带)，但是当地老百姓舍不得他离开，遮道跪求使者苦苦挽留，对于邓州，范仲淹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他已经把家从东京汴梁搬到了这里，面对这样热情的邓州人民，范仲淹也愿意继续留在邓州，亦上表请留，朝廷只好又让他多留任一年，一年后，他被调往杭州，再后来，又被调到数千里之外的青州，北宋的版图上，几乎到处都留下一个老者奔走跋涉的背影。  

“浊酒一杯家万里”，或许，范仲淹自己也不记得他的家归属何处。离开京城后，他始终在外任职转徙，漂泊不定，依稀记得，他迈向人生尽头的履痕，最终停留在告别青州赴任颍州的旅途之中。

几番起落，范仲淹的初心却始终未曾磨灭。在给韩琦的信中，他写下这样的句子：“又今将佐不思报国，惟望侥恩。”虽然屡遭质疑，但他仍是那个迎着风雨、走进如晦长夜的范仲淹；是那个念着“仁君未报头先白”的范仲淹；是那个一面嘲笑曹孙刘“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一面却又感慨“人世都无百岁，忍把浮名牵系”的范仲淹。

入仕出仕又如何？因为心怀苍生，所以处处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