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萦京华

朱湘山/海南

一

当春风再次吹绿汴河垂柳的时候，京都汴梁已是阳光灿烂，春深似海。

那些百年老槐萧索了一个冬季，重又神情抖擞，恢复了青春的活力。杨柳的枝条焕发了绿意，也焕发了妙曼妖娆的风情，至于杏花，早已在大街小巷开得云霞一般灿烂，百鸟争喧，一切都气氛祥和、温馨而充满美好的期待。朝野上下正期待着一睹归来沙场功臣范仲淹的风采，期待他就职履新，让皇帝构想的变法蓝图成为现实，开启大宋中兴的霞光之旅。

公元1043年的四月，在人们急切的期盼中，在仁宗皇帝的一再催促下，披着边关的冷月，裹着大漠的尘沙，浴着黄河的寒风，一代名臣范仲淹，正如旅途那轮黎明前的下弦月，悄悄的走了，又悄悄的来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八月，五十五岁的范仲淹调任参知政事。此前，尽管他和韩琦连上五道“陈让表”，情愿继续守边御寇，可抗不过宋仁宗的锐意改革，只好奉旨而行，束装就道。八月十二日，范仲淹正式以副宰相的身份，临朝议事，就此走进人生的巅峰时期。

这年九月，范仲淹会同富弼和韩琦，拿出了改革方案。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的改革思想，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

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这样拉开了序幕。短短几个月，局面焕然一新，一批清廉肯干的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吏治为之一振，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大有起色。但改革不可避免地断送了很多贪官和庸官的前程，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下，加上皇帝的摇摆不定，改革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草草收场，尽管以范仲淹为首的领导班子黯然离去，尽管风流云散，来去匆匆，范仲淹仍以激情之笔，为苍白的大宋历史画上一道靓丽的色彩。

庆历五年（1045）春，宋仁宗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罢杜衍宰相，出知兖州；罢韩琦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八月，欧阳修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十一月，再罢范仲淹四路帅职，以给事中知邓州。至此，庆历新政的领袖与骨干人物，几乎全部被排挤出朝、出京，宋仁宗自己御定的各项新政措施，也由自己再另行颁诏，基本上一一废除。

这一年，范仲淹已经56岁了，即便是人均寿命远超宋朝的今天，这个年龄也标志着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

范仲淹33岁那年，宋仁宗即位，在位42年，也就是说，范仲淹的一生，全部时间生活在仁宗统治时期。宋仁宗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君王之一，既缔造了“仁宗盛世”，也葬送了庆历新政，范仲淹既有幸生于盛世，也不幸遭遇多次流贬，并且见证了一个帝国如何在风雨中的起落。当范仲淹的人生进入下半场的时候，大宋帝国的命运也进入了下半场。只是，范仲淹已经察觉，宋仁宗却没有察觉。

有意思的是，宋仁宗亲手断送庆历新政十二三年后的嘉祐年间，他已然年过知天命，忽又来了变法热情，而且像当初看重范仲淹一样，看中了江西才子王安石。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其心胸与气概，真与当年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斯时，六十一岁的范仲淹已奔波在赈灾途中。

二

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再次离开京师，踏上西行之路。

过了邙山，京城就远远地隐在了身后，逶迤在身前身后的，是险峻寂寞的山峦。苍山如海，马蹄声碎，岭树弥空带霜，时有狂风裹挟着灰沙扑面打来，天地间一片鸿蒙初辟的昏茫，真的是古道西风瘦马，枯藤老树昏鸦。

山风凛冽，路边的树林和石头上，都笼罩着一层白霜，灰褐的泥土道路，就像一条深色的绳索，从无边无际的森林的腰间缠绕而过。天上一轮淡淡的月牙，清冷的光辉照耀着匆匆赶路的人们，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到达规定的地点，范仲淹必须昼夜兼程，爬到山腰，回头再看时，星星闪烁在低垂的天幕，既遥远，又邻近。

寒风渭水，落叶长安，自然界的风云变幻，在范仲淹心中投下的却是感时伤世与忧谗畏讥，他的心境，也正如同眼前景色一样，充满了悲凉。在四年前，他从越州调任陕西都转运使，先到京城陛辞，然后西行赴任。时值阳春三月，满眼生机勃勃的春景。范仲淹轻装简从，一路上虽不能说意气风发，但至少也可以说跃跃欲试，很有一点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但今天走在这条路上时，他却难言豪迈，眼前景，心中事，一切都不似当年。一路绿意惨淡，树叶也被蝗虫扫荡殆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无助地叩问苍天。

这已是范仲淹一生中遭遇的第四次贬谪外放了。

第一次流放河中府（山西永济县一带）通判跋涉一千余里，第二次被贬睦州（浙江桐庐县附近）跋涉2000余里，第三次贬饶州（江西鄱阳）也是2000余里，当他从西北战场终于回到开封担任参知政事，以为从此将在这座彼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高歌猛进时，仅仅一年半的时光，又被迫再次启程，这次外放邠州（陕西郴州），又是遥遥千里之外。北宋马匹奇缺，马车更是奢侈品，历史记载，太上皇宋徽宗被虏北上“狩猎”乘坐的只是一辆牛车，以范仲淹的财力，很难想象他能全程坐轿子或是马车赶路，四次离去是如何解决交通工具的，只能留给小说家去发挥想象了，但可以推测，步行跋涉一定必不可少。

对于开封，范仲淹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的政治生涯发轫于此，他的老妻幼子还租住在城中的“苦水巷”的出租屋里，盼望着他的归来。

尽管大宋王朝不曾给过他锦衣玉食的机会，他却毕生死心塌地地爱着这座日渐式微的王朝和它的人民。此时此刻，他的内心装满的是对西北边患的担忧，对朝廷困局的忧思。“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这首词，就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人世给了他许多亏欠，逆旅而行，几多困顿，但他已无须计较。邓州的书院，汴梁的杏花，是他最后的眷恋，苍颜白发，终须有个归处，伊水河畔的荒丘，或许就是最后的归宿。

但他离不开大宋的河山，走不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境界。

三

清晨，厚重的大红门在衙役的吆喝声中缓缓开启，走进府衙，仿佛走进历史的深处，外面的喧哗与骚动瞬间消失。我走进这里，就是为了寻找这座府衙曾经的记忆，寻找一个历史名人的影子，他叫范仲淹。

历史是一面镜子，多少帝王将相如过眼烟云，唯有两袖清风心系百姓的人，恰如一轮明月，时时映照着百姓的心田，如果说，清明上河园是后人对于太平盛世、世俗安逸的千古回味，开封府则是人们对于政治清明、刚正不阿的精神典藏。

跨过府门，就到了大厅，这里是开封府衙的核心，是历任各级开封府官吏的办公场所。开封府机构庞大，官员众多。府尹一人总领府事，掌管京师的民政、司法、捕捉盗贼、赋役、户口等政务。在大堂的后面就是议事厅，是本府官员议事的场所。

开封有个包青天，但在包青天之前，开封还有个范仲淹。

眼前就是范公阁，这是在整个府衙中唯一一个以人物命名的建筑。

范仲淹，《开封府题名记》碑中第五十四任知府，比包拯担任知府早39任。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治水有功，被调回京师，任开封知府。他任内大力整顿京城官僚机构，剔除弊政，仅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使开封府“肃然称治”。

北宋开封府的168位府尹，在正厅的三楼都有简单介绍，字数大多在500字左右，最少的是魏痒的介绍仅“生平不详”四个字，包拯的介绍字数达1072个字，而介绍范仲淹的字数，有2590字。

范仲淹在开封府上任仅一个月就将一个烂摊子治理的有条不紊，当时有首民谣在东京、在朝廷、在全国流传：“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但范仲淹一边游刃有余地处理开封政务的同时，又把眼光盯住了朝中的腐败，“越职言事”地向皇帝递交了丞相吕夷简结党营私的“百官图”，再次被排挤出京城。

元代诗人王恽写诗说：“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他颂扬了包拯，也提到了范仲淹，写出了他们的刚正之气，抒发了人民对他们的深情。这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的感慨。但实际上，平民百姓们在瞻仰“知府碑”时，寻找的只是包拯，对范仲淹却相当陌生，当然也就相当淡漠。

这也许不很公平，在冷峻的历史学家那里，包拯的名字远不及范仲淹响亮，范仲淹不仅是身居高位的宰相，不仅是饮誉北宋文坛的散文家和诗人，不仅具有道德的勇气和高迈的情怀，不仅是威震边关的军事家，也不仅是名噪一时的政治改革家——他在庆历初年发起的那场改革虽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单凭他面对水光山色的一篇《岳阳楼记》，或者单凭他在《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足以令同时代的志士豪杰兴高山仰止之叹。

四

对于远行之人来说，离别的悲怆与隐痛，任何表达终究苍白无力。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被贬河中府，刚过不惑之年，还不谙“被隐逸者”之三昧，还忙着一道一道地上奏折，那么第二次的睦州之贬，格外地令他蒙羞受辱，那是让人家“钦差”催着、押着赶出京城的，是在家家团圆庆新春的大正月，全家老小一个不留地被赶出京城的。那情形，比林冲发配河北沧州好不了多少。他乘船赴睦州任时，一路走了三个月，风急浪恶，一家十余口险些葬身鱼腹，《岳阳楼记》中写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绝非只是空穴来风，而是他自身的真切体验；第三次被贬饶州，范仲淹在京城仅任职半年时光，且政绩卓著，官声显赫，但临行为他践别送行的只有他的妻兄李纮和一个叫王质的朋友，沿途经过十余州的地方官因惧党祸，竟无一人出迎。

  在一般人的头上，一次次的打击足可令人万念俱灰，一蹶不振。范仲淹呢？凛然一次次上表谢恩，照样指点朝政，说古论今，既为纲常大礼，更为万民福祉，士君子气十足。即使受尽屈辱，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

他始终是那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伟丈夫，始终聚少离多，一家人难得团圆。只是在邓州之后，全家人破天荒地相聚一处达三年之久。先是，范仲淹带着大儿子纯祐赴任，看到邓州风俗淳厚，颇堪居留，于是把寄养在京城的二儿子纯仁、三儿子纯礼，以及女儿等一并接来共同生活。回想自己的大半生，从未有过如此快乐而团圆的家庭生活，天伦之乐与田园之美，使范仲淹的心灵感到慰藉。

但是皇帝并没有因为他在邓州的政声显著、万民拥戴而让他回到京城颐养天年，反而派他去了更远的杭州，不是让他去欣赏“春来江水绿如蓝”的风景，他的任务是去安抚民怨沸腾的灾民。

生于大宋天下，行经万里河山，从陈州为官开始，在范仲淹36年的为官生涯中，足迹几乎走遍大宋的所有版图，苏北治水，吴中赈灾，青州救民，宁可冻馁在风雪，也要抱薪于众人，何止是八千里长路啊，在时光的罅隙里，他从未停下跋涉的脚步。

他高才雅量，可傲王侯，军事才华，威震西夏;人世亏欠他许多尊荣，他却原谅了所有苦难。若是低眉于权贵，向命运妥协，或许范仲淹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景象。但他清白一身，始终秉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写下人生最丰满的诗章。

五

公元1052年6月19日，64岁的范仲淹于赴任的途中倒在徐州驿站的病榻，消逝尘寰。或有不舍，或有眷恋，又或如他清风明月般的一生，从此再无挂牵。

人在离世的时辰总会想起故乡，在这个业已六十三岁的老人心中，故乡对于他却是遥远而模糊的。他生于徐州，回苏州生活只有两年时光，就跟随继父去到山东淄州常山，一生两度与齐鲁大地结缘，并在山东度过了近十年的人生岁月，虽然还有点点滴滴留在记忆深处，然而岁月销磨，已然不可阻挡地淡远，正同暮春时节那些飘过的柳絮，他在父亲去世前生于徐州，又和父亲一样死于徐州的独特经历，难道是一种人生的宿命？他的故乡在哪里？“浊酒一杯家万里”，或许大宋河山的每一处都是他的故乡。

桌案上，还有一盏药汤未曾饮下，一阕奏章还没写完，几缕牵挂于光阴中游走，不肯消散。但世间种种，悲喜离合，再与他无关。

范仲淹离世，北宋人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百姓们扶老携幼哭声震天，掀起了隆重的悼念活动，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可见，范公于万民心中的分量何其深重。

中国古代士大夫最大的追求是实现三立：立功、立言、立德。

能实现三立者，方可称为圣人。历代以来，实现三立者寥寥无几。公认的只有两个人——宋朝的范仲淹，明朝的王守仁。

两宋士大夫中仁人君子群星灿烂，范仲淹却是公认的君子中的君子，仁人中的仁人，称其为两宋第一人，毫不为过。

如果说，范仲淹连遭三贬之初，以其道德文章和不畏权势、刚正磊落的风骨，已然成为当时士大夫和天下士子心目中的楷模人物的话，那么，这位病逝于赴任途中的老人，则赫赫然成了北宋朝堂的灵魂人物，成了史上一个最大的庙堂士君子群的核心人物，甚至成了一代世风的缔造者。

他留给后人太多回忆，他走过的山水、行经的路程，留下无数灵光浩叹。他的清廉爱民，如兰的品格，超越了时代让后人世代景仰。

六

古城开封的夜晚姗姗来迟，璀璨的灯火把湖水映得五颜六色，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点点灯火，朦胧、安详而舒缓。踏着夜色我在府衙街的湖边徘徊。许久许久，宛若度过了无数个世纪，我所渴望的月光才姗姗来迟，可亲可爱，玲珑剔透，一副知己的模样。在它的引导下，我仿佛发现了范公的影子：瘦长、弯曲，布衣长裙下遮掩着一颗宽阔的心脏。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许多年过去，人们回望北宋，大多只记得从最高统治者到官僚队伍，再到商人和底层民众，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积贫积弱的衰败之相，仿佛乌云压城，山雨欲来，最终朝政崩坏，纲纪废弛，进退失据，竟成大乱。

但在这混乱的阴霾中，我们看见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历史名人的身影。他们或许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但却并不软弱。他们曾以一己之力对抗历史大势的洪流，被现实屡屡打击却仍然不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他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英雄。

暮雨潇潇的傍晚，晓风轻拂的黎明，当我驻足于范公阁前，却依旧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暖意。

我们古老的国度有着长得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历史，可千百年来，我们总能从故纸堆里触摸到人性的温度。因为，在那些充斥着变革、争斗、成王败寇的文字后面，英雄的光辉与伟大将永远存在，不废江河，万古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