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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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山/海南
一
三月，宁远河畔春深似海。
沿河岸一路走过，硕大的芭蕉和贵妃芒在风中摇曳，三角梅瀑布般垂于花架上面，落下一地绯红，听得到沙沙回响，看得见芬芳涌动。环顾绿树环抱的崖州古城，昔日的斑驳苍凉和眼前的繁华景观，竟若隐若现地联结在一起，让我在亦真亦幻的漫步中，不知身在何地，今夕何年。
潮汐已然退去，宁远河袒露出褐色的胸怀，那是一条曾泊过鉴真大师艨艟大船的河流，如今它已将悠悠岁月沉淀于碧水清波，匆匆奔赴大海而不舍昼夜。河岸行人寥寥，蓝天和绿地被氤氲的水雾缝合连缀，空气中飘过一阵苦艾的清冽，掺上从海上飘来的腥涩，渗透到我的心扉。
我在想，一千多年前的那些流贬者，是否也曾在河岸走过？
透过薄如蝉翼的水雾，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些流放孤臣踯躅而行的背影。他们是：大唐宰相韩瑗，“万古良相”的李德裕，曾监修国史的北宋宰相丁谓，北宋开国宰相卢多逊，反对投降与秦桧不屈抗争的南宋宰相赵鼎，冒死上书的爱国名臣胡铨，元代副宰相大诗人王仕熙……
他们曾经都是一个时代叱咤风云的历史名人，他们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和学者，然而，命运却在不同的时间把他们打发到同一个荒远的地方：水南村。
悠悠数百年间，漂泊与羁旅，贫病与悲歌，噩梦与伤痛，白天与黑夜，就这么如影随形地交织着，像那些人，以及他们蹒跚在月色下的影子。
如今的水南村，风景如画，鲜花盖地，一栋栋白色别墅掩映在高高的槟榔树下，掩映在火红的三角梅中，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度假天堂。但在那个时代，在流放孤臣颤抖的笔下，却有着至为真实的记录：那是“鸟飞尚需半年程”的绝望，那是“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的噩梦，那是“孤魂千里不归去，辜负洛阳花满城”的悲凉，那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苦痛，那是“流星已远，拱北极而无由；海外悬空，望长安而不见”的感慨。
历史记载，自唐至宋、元年间，因遭朝廷贬谪、流放到三亚的贤相名臣、流寓名士多达20多位，大多寓居在崖州城外的水南村。他们的多数，并没有遇赦北还，在有限的余生里，只能把大海与椰林当作人生的课堂，在落叶与新芽的交替中参透生死，在椰风蕉雨的间隙中看清苦难，在夕阳晨露的沐浴中获得抚慰，在海浪的起伏里读懂并原谅一个百感交集的世界，并且，在夕阳西下的叹息里，成为魂断天涯的断肠人，成为让后人追忆的祖先。
如今，李德裕、卢多逊的塑像，就站立在宁远河畔的水南村里，每当清明节来临的时候，他们的后人从海岛的四面八方赶过来，焚香祭拜在他们的像前，感戴先祖的生身之恩。同样，海口的五公祠、海瑞墓、丘浚墓、文昌的邢宥墓、儋州的东坡书院、昌化江畔的赵鼎墓，也都有晨昏交替的袅袅香火。
庆幸的是，中原文化也是从那时起，伴随着漂泊的脚步来到了海南，并在此后的漫长时光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那些名闻天下、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都是一个时代的精英阶层，被命运残酷地抛弃到地理偏远、气候极端、风物迥异的天之涯、海之角，其内心的悲凉无以言表。既然不能兼善天下，那么去做一粒茫茫暗夜的火种吧，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火种。或著书立说，或开坛讲学，传道授业，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和人生抱负，也是苦难岁月里文人的自觉与良心，李德裕是这样，苏轼是这样，卢多逊、赵鼎、胡铨、李光等人也是这样。
流贬者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也在影响着居住地的乡民，让他们知道彼岸世界的天之大、海之阔、物之丰，让他们对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心向往之。他们努力模仿流贬者的人品风范，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他们带来的华夏文明，在潜移默化的渗透中，成为华夏文明浸润海岛的早期成果。
据统计，唐宋两代，先后有近七百多大臣士子流放到被称之为岭南的广东、广西、海南各地，这还不包括那些真正有罪被流放的囚徒，对于这些官宦士子，实在是人生的不幸，但对于流放地的人民来说，却是一种接受教育的福利和文化启蒙的幸运。
二
如果说流贬士子在海南的蹒跚还只是一条接续不断的溪流，那么，躲避战乱人口的汹涌进入，则汇成海南人口迁徙的江河大观。
靖康之乱城破之日，资政大夫邢肇周和管理天下粮仓的弟弟邢肇文，带着家族几十口人，惶然加入潮水般的难民队伍。
初始，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是想着尽快逃离金人的魔爪。当他们回首汴京的时候，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已是一片火海，哭喊声如同波涛汹涌。
流亡的中途，他们有时能看见自己的同僚。听说康王赵构有可能移驾临安（今杭州）。他们便带着某种期望匆匆向着临安奔去。然而，当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进入临安的时候，参差十万人家的繁华都市已很难容下立锥之地。
邢氏兄弟只得收拾家当，向着闽越的方向奔去，寻觅可能的栖身之所。此时，江南大地弥漫着慌乱不安的气氛，亡国灭种的忧患纠缠着每一颗心灵，人人如冷雨浇心，彻骨冰凉。
从闽越之地到汕尾汕头，邢氏兄弟家资耗尽，后在汕头租了一艘小帆船，大约十天之后，小船驶入水流平顺的清澜湾，又顺着文教河溯流而上，在红树林簇拥的八门湾收揽泊岸。
经过实地走访勘察，兄弟二家分别在水吼、观霄两个村子安顿下来，他们砍伐木头，搭建起简易的茅屋，稍事休整，算是有了一处遮风挡雨的住所，心中的那种惶然和彻骨的寒意逐渐消散。
在后来，又有多个姓氏相继从福建、江西、河南、广东、江苏等地流落琼岛，成为他们各自筚路蓝缕的渡琼始祖，只是，每一个姓氏的背后，都有着一言难尽的悲壮和凄凉。
在相当漫长的时光里，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们只能依凭北斗的方向，回忆渐行渐远的东京梦华和曾经的杏花疏影。不论是雨中登临的怅望，还是月下听潮的凄清，抑或杯酒浇愁的歌吟，在彼岸荒村，在陌生的海岛，梦醒的人们在努力生存，代代繁衍。
三
及至崖山海战，十万军民悲壮殉国，大量难民与残余士卒，再次汹涌如潮水般涌入海南。抗元军队的残余水军以海为家，誓不上岸臣服于元朝，成为疍家人的一部分；其他人则隐姓埋名于海岛各地，垦殖为生。南宋宰相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也加入逃难的人群落籍于万安（今万宁），成为海南文氏家族的迁琼始祖。
南宋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北宋宰相韩琦的五世孙韩显卿举家渡海迁往海南文昌，成为海南韩氏一世始祖。
韩显卿的二十世孙中有一支迁徙到了今天“宋氏祖居”所在的昌洒镇古路园村，后人中有一个叫韩教准，过继宋家后改名宋耀如，他把对子女的教育做到了极致，并缔造了一个如日中天的家族。
人们有理由相信，古老的宋朝文化从未远离，它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在海南薪火传承。
如果说早期兴学办馆是南渡先祖们作为文化人的一种文化自觉，那么，当他们的后人有了一定话语权的时候，就会把这种自觉进一步发扬光大，设置官学、鼓励读书、耕读传家，努力为更多的后人播下知识火种。不仅使本地学子翕然风从，也吸引许多外省学子渡海南下。由此，海南主流文化与中原文化完美融合，进而潺潺回流，反哺回归华夏大地。出现了薛远、邢宥、丘濬、海瑞、钟芳、廖纪、王弘诲、张岳崧等一大批俊杰，赢得“滨海邹鲁”的赞誉。水南村的钟芳和他儿子钟允谦作为海南史上父子进士中的一对，清代张岳崧的一门四星，都被世代传为佳话，
有宋以来，海南的书院逐步发展，数量相当可观，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东坡书院、尚友书院、蔚文书院、琼台书院、溪北书院堪称海南古代书院的代表，五大书院中，仅文昌一地，就占有蔚文、溪北两家，海南当时最大的官学“崖州学宫”则设在崖州古城，成为海南最早的“孔庙”，其时香火鼎盛，进庙拜谒者络绎不绝，遵圣道而振文教，贤流接踵，善俗日兴。
四
2022年3月21日，我从清澜湾顺着文昌河畔溯流而上，寻访当年邢氏兄弟登陆的八门湾和水吼村。
从文教镇转入村道，路的两旁是连绵不断的椰树，如同两道郁郁葱葱的绿墙。如果仔细一些，透过椰林茂密的枝叶仍然能看到，在路边几十米的地方，有一条静水深流的河床。河对岸，是稻田和果园，以及散布其间的民居。
眼前榕树密布，繁茂的枝叶间，拥挤着修长的根须，透露出一种时光深处历尽艰辛的沧桑，邢宥故居就笼罩在这种若有若无的沧桑中。
弹指之间，南渡者初始的家园已经有近千年的时光。
同距此不远的十八行村一样，水吼村也保持着较为明显的明清建筑特色，以村中成扇形分布，前后对齐、高低有序、房屋相连的多进院落而依地就势，每行院落中都住着六七户人家。
邢宥故居的大门紧闭，百年沧桑的门楣承载着世纪的风云变幻，大门上方“都宪第”三个大字已经剥落褪色，我们从侧门进去，发现昔日一品大员的房舍竟是如此狭小局促。
一个老阿姨迎接出来，用略显拘谨的眼神打量我们，她的文昌方言中夹着简单的普通话，交谈中得知，她是邢氏的三十几代后人，祖籍河南开封，这座旧居多年来一直由她照管。
走进狭小的正屋，墙壁上挂着一张两个穿西服打领带的合影照，阿姨说那是他的两个叔叔，一个在泰国，一个在新加坡。阿姨自豪地告诉我们，两个儿子都是公务员，在省会上班，孙子们都在内地上大学。世代尊师重教的传统，让水吼村的许多家庭文脉赓续，福泽绵远。
站在小小的天井，我环顾四周，故居的狭小逼仄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以至于产生短暂的疑惑：这难道是当年一品大员的回归之地？
我想，当年，那个官居一品的左都御史乘船从八门湾回到水吼村的时候，那种惬意的田园生活，或许只是急流勇退的短暂插曲，然而，在这里，他没有等来再次召用的机会，却留下“海南三贤”之一的余韵书香。
五
历史步入元代，苍凉的胡笳声里，塞外西风正烈，吹得无边落木萧萧落下。因为不愿意归顺草原民族粗犷的治理，终元一代，以宋人自居的海南士子，没有谁愿意渡过海峡赴京去趟会考的浑水。
及至进入汉民族重新执掌政权的大明王朝，海南的士子看到心中的希望，便迫不及待地希冀获取功名，以便进入权力的中心。他们怀揣梦想，渡过海峡，渴望将十年寒窗苦读的成果在中原付诸实施，进入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都市，投身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场，出演其中的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角色，借以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报效家国黎民。
公元1448的春天，北京城正值桃花烂漫的时节，读书人翘首以望的会考在此拉开序幕，海南有三个学子将参与这次考试，他们是文昌水吼村的邢宥、琼州府城下田村的丘濬和琼山一个叫作冯元吉的乡党。
在之前广州的乡试中，二十四岁的丘濬，已经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以解元的功名荣归故里。
海南岛路途遥远，赴京赶考要用上半年多的时间，往返差不多就得一年多了。在交通阻隔、匪盗横行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何况还有风寒病疫。赶考的学子死于途中或生死下落不明的情况，那时并不罕见。而录取的比例多在10%上下，最低时仅为5.9%，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扬鞭北上赴皇城，壮志无辞万里行。曾试燕京期得售，谁知雁塔不题名”，有落榜考生曾经这样写道。
丘濬久负诗名，此次又以解元名次参加会考，乡人对他寄托的希望最大，想着即便不能进入一甲，得个三甲进士该不在话下。然而，张榜出来，他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倒是水吼村的邢宥，进入了二甲的第十五名，并很快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
邢宥年长丘濬五岁，算是丘濬的兄长，他勉励丘濬来年再考，相信一定能获得更高的功名。
尽管准备更为充分，景泰二年（1451）的会考，丘濬再次落榜。这时候他心底的乡愁，已经浓郁到不可开释的程度，就像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壮志冷似灰，归心疾似飞。白云长在望，清泪欲沾衣。”张榜过后，他急忙收拾行装，赶在春节前回到自己红城湖畔的金花村。
两年之后的秋天，丘濬告别老母，再度北上京师。或许是有了一个平和的心态，在景泰五年（1454）春季的会考中，丘濬的才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在进入殿试的三百四十九人中，他的成绩排在前列，只是因为皮肤黝黑、个头瘦小，在皇帝钦点时，排到二甲的第一名。这种以颜值取人的情况，自古以来并不少见。
接下来的朝考中，丘濬位列翰林院十八名庶吉士的第一名。
六
成化三年（1467）的八月，丘濬被晋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与此同时，苏州府事浙江布政司左参政邢宥，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还有一个海南人薛远，由户部左侍郎升任户部尚书，总理京储事务（正二品），海南在同一个月内，产生三个大臣，天下为之惊叹。
再到后来，邢宥官至左都御史（相当于国家最高检察长），丘濬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薛远升为荣禄大夫（从一品），在朝廷担任举足轻重的职务。
有了示范效应，岛上读书阶层更加努力，期待渡海而去，冲刺最后那个百分之十，杏花春雨江南只是学子风尘仆仆的驿站，金榜题名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诗与远方。
然而，一道海峡的阻隔，让科举之路成为凶险的苦旅。
横亘在读书人眼前的琼州海峡，渡船翻覆、楫倾樯摧的事情时有发生，历代督学和考官们不敢逾越，只能将琼州的考场设在对岸的雷州。
乡试举行的时间是每年七八月份，正是台风肆虐的季节。岛上十年寒窗的莘莘学子，哪怕要考取一个小小的秀才，也要带着干粮、盘缠涉过千山万水，特别是波谲云诡、海盗出没的海峡，才可以进入肃穆的考场。有的一去便杳无音信，非但功名没有拿到，身家性命都不知丢在何方。
嘉靖十六年（1537），乡试临近的日子，数百儒生乘三艘帆船从海口出发，赴雷州应试，中途忽然遇上狂风巨浪，人们呼天不应，船体很快就翻覆解体，无有一人幸免于难。嘉靖三十六年（1557），又有满载考生的船只，在渡海过程遭遇不测风暴，五百人全部葬身鱼腹。带队的临高知县杨址连同身上的官印，也随之沉入海底。
这种赴考应试赌命的事情，直到一个叫王弘诲的定安读书人的出现才得以彻底改变。
七
如今，当人们行走于定安雷鸣镇乡道上的时候，不经意之间，总是依稀感觉到那个远去古人的身影，感觉他就站在海岸，默默地注视脚下曾被视为畏途的化外之地。这个人，就是被誉为“三朝硕士，一代伟人”的王弘诲。
王弘诲出生于定安县龙梅村书香望族之家，先祖南渡时自浙江来琼。累官至南京史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是明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一生为官清正、同情民众、关心教育事业，也是海瑞生死相托的好友。
工作间隙，王弘诲总会想到自己远在天边的故乡，以及岛上生活的乡亲，希望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在查阅整理各地呈报的材料时，他发现琼州考生缺考、弃考的情况十分严重。隆庆三年的恩科选拔试，海南只有四个县的部分生员渡海赴试，其余全部放弃。几次渡海的惊魂过程，在弘诲的眼前一再重现，让他辗转反侧。海南每年都有上千儒生渡海应试，他们不仅要与别人比才情，还要跟大海拼性命，他暗自发誓，绝不能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从隆庆四年（1570）起，王弘诲为此事不断上奏疏，却得不到任何反馈。万历四年（1576），朝廷招考贡士，作为考官的王弘诲不肯善罢甘休，再次向皇帝呈递《奏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奏疏称：当今天下最为边苦者，莫过于广东；而广东最为边苦者，莫过于琼州。作为生长于斯的臣子，本人感触最深的是儒生之苦。而儒生之苦，除了路途遥远，还在于渡海之难。
在备述海南儒生赴考的艰难险阻，以及付出的生命代价之后，他恳请朝廷施恩布德，在海南设立提学道及院试考场，让海南学子能够就地考试，避免灾难的发生。
此次上奏，终于得到万历皇帝的恩准。从此，海南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逐年增多。人们将这件事情称为“奏考回琼”。十几年后，岛上的人们辗转得知，此事是王弘诲一再力谏的结果。
六载呕心泣血的努力，终于结出令人感动的成果。在隋、唐两代326年的历史中，海南没有出过一个举人或进士。从宋代苏东坡的学生姜唐佐中举开始，历经元、明、清三朝，海南科举人才辈出，在明一代，更是星光灿烂，人文荟萃，涌现出举人595人，进士62人。其中，更以“海南三贤”的卓然不群而名闻中原。
邢宥与邱濬同朝为官，又是海南同乡，交谊甚厚。作为“布衣卿相”，丘濬的机遇在海南人中绝无仅有。他由尚书入阁，参与朝廷机务，革除弊政，励精图治。然而，一边是功业卓著，一边是年老体弱，丘濬思念的目光始终忘不了故乡海南。他思乡心切，一再上书“乞致仕不允”，只好“秋来归梦到家园”。
公元1495年，好友邢宥去世14年之后，丘濬卒于官任上，一代相星就此陨落。自此，琼州“一鼎三足”已丧其二，而另“一足”海瑞，则于丘濬身后19年出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续写了“粤东正气”的传奇，此后，海南的士子阶层继续“渡海”北上，相继走上历史舞台，闪烁在十六世纪的夜空。
八
宁远河入海口，潮平两岸，云海滔滔。海鸥闪电一样掠过我的眼前，旋即消失在凛冽的云端。
长日将尽，水面映出点点金色的辉煌，像是为旅人指点方向。
几艘游艇在波涛间上下起伏，它们的后面，长长的波纹经久不散，直到夜幕降临，星垂大地。
历史上，来到海南这座岛屿的人，几乎都是迫不得已。在他们眼中，海南是一个朦胧模糊的梦境。而当他们留下之后，便身体力行，筚路蓝缕，将满眼的萧瑟单调变为红飞绿绽的美好。
有人说，海南岛是一座宝石之山、黄金海岛，这里有人们热爱的药物、香料、珍珠和各样珍奇的自然物产，它们的价值令人垂涎。但我却觉得，这座岛上最宝贵的特产，是精神财富和文化传承，是旺盛如火的生命接力和创造激情。
在这座岛屿上，有南渡先祖走过的脚印，有流放孤臣写下的诗章，有垦荒者筚路蓝缕的背影，有渡海北上者怀念的家园。他们来自大陆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求学之路、为官之程或有长短，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相似：为官则耿介勤勉，忧国忧民，为民则耕读传家，播撒文化的火种；他们都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政治上追求作为，学术上造诣非凡，并且，他们一直深深地热爱海南，始终把眷恋的目光深情地投向这座海岛：魂牵梦萦的海岛，椰林婆娑的海岛，炊烟袅袅的海岛，星光灿烂的海岛，人文荟萃的海岛，故乡如梦往事如烟的海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