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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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山/文
人生就是一首首告别的奏鸣曲。在纳雍的几天里，每天随着亲人们在街上漫步，我的心事如纳雍河水般静静流淌。
我的目光穿过纳雍公园玲珑秀丽的亭子间，看向远处那深深的峡谷，隐约可见一缕白雾如泣如诉。我恍然想起三十八年前那个初春的上午，我的大姐、姐夫全家站在车站的出口，柔弱的柳条轻拂着大姐噙着眼泪的面庞，她身后的纳雍河像今天一样默默奔涌。而街上不时扬起的灰尘，像往事一样，轻易迷蒙了人的双眼……
大姐叫朱进容，生于1925年8月。我对这位比我大27岁的大姐以及姐夫施大哥的了解来源，仅限于父母和村里人的传说。在村里人的心目中，大姐是一个非常刚强自立的人，能吃苦，会理家，有主见。姐夫人忠厚实在，谦虚低调，是家乡的骄傲，在部队上做大事。但我真正和他们见面，只有两次。一次是我童年的时候，大姐和姐夫从外地回到老家探亲。他们带了许多花生糖果，用小筐装着分发给围在门口的孩子们，老人们也都从各家各户过来看望他们，姐夫逢人就递香烟，还亲自帮忙点火，院前院后喜气洋洋，十分热闹。
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结婚不久的1981年2月专程去贵州看大姐那一次。那年春节过后，带着全家人的期望和嘱托，带着25年的刻骨思念，冒着寒风冷冻，我和太太从几千里之外的湖北坐火车前往贵州。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先是乘火车到了水城。而当时水城发往纳雍的班车一天只有一班，我们匆忙赶到，只得在水城的旅社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坐上纳雍的汽车，在盘山道上行车五六个小时。那趟惊险万分的路程，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旧担惊后怕。
次日，天黑时分我们才到达纳雍县城。经过一路打听，我们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大姐的家。说实话，作为一个县里的主要干部的家庭，大姐的住房简单得有些出人意料：三间平房，后面连接着一个厨房，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暖气，门口的道路还是泥土路，门前有一片菜地，这种住房条件可能比内地一些乡镇干部住的都差。大姐家六个孩子，老大在部队上，媳妇在单位上有住房，其余五个孩子和大姐姐夫七个人都住在家里，为了给我们腾床，几个孩子住的是上下铺，姐夫住到了办公室里。
正是春节期间，大姐一家都聚在一起，全家不知道多高兴。大姐逢人就说：我兄弟专门来看我了。大姐当时已经五十七岁，很像父亲，高高的个子，俊朗的面容，只是岁月的磨砺和生活的重担在她的脸上过早地留下了沧桑的痕迹。姐夫在部队，家里六个孩子全是由大姐一人拉扯大。在河南老家时，大姐住在镇上，父亲带我去湖北找母亲之前，专门到大姐家里去过一次，还从大姐家带了些粮食和几件旧衣服，自那以后，父亲也就一直再没有见过大姐。
在纳雍的那些日子，大姐对于我这个最小的弟弟和弟媳非常“宠爱”，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春节期间，正是山茶花盛开的季节，从部队回家探亲的外甥长均陪着我们去山上看茶花，听山歌，几个外甥女天天帮我们把糊满黄泥的皮鞋擦洗得干干净净，再放到火炉边烘干。才十三岁的老六小海军一点也不娇气，整天忙着挑水搬煤，姐夫也抽出时间来在家里陪着我们，全家都处在久别重逢的喜悦当中。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和大姐、姐夫每天晚上围坐在火炉边，听大姐和姐夫讲他们过去的事，家乡的一幕幕往事仿佛在眼前重现。大姐十分宽厚慈悲，富有同情心。有一年，大姐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回家探亲，路上的艰辛困难可以想象，但对于这些吃苦的事，她都是笑看风云般地轻轻掠过，但是说到老家乡亲的生活，却忍不住哽咽感叹。那次她专门去娘家朱庄看看叔婶和左邻右舍，看到乡亲们家家日子过得艰难窘迫，就忍不住陪着落泪，总是在分别时留下个三五元钱，到后来连自己的路费都不够了，只得又打电报要姐夫寄钱。
昏黄的路灯点亮纳雍的夜色，行人的脚步匆匆，夜风在窗外追逐呼啸，屋内，通红的火苗跳动着，映着大姐棱角分明略显疲惫的面庞。讲到她自己的生活，从河南到四川，再到贵州，；从贵阳，到遵义，再到纳雍，大姐有种过尽千帆的从容和通透，但讲到家乡的时候，大姐的语调虽很平淡，但眼神中常常会透着沉思和闪闪的泪光，那是对故乡的回忆和亲人的怀念，姐夫安静地坐在一旁，手中的烟袋锅明灭交替。夜风中带着一股刺骨的凉，只有亲人的相聚才是温暖的家，带着几分伤感，几分温馨，我们在那个偏远寒冷的异乡，渡过一个个难忘的夜晚。我不仅感慨：茫茫人海中，沉淀着多少人世的渴望和悲欢离合？又有多少亲人爱而不得相见相守？
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大姐在这个偏远闭塞、交通不便的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除去回过一次老家之外，常年就守望在异地他乡。她也许会很孤独，会经常怀念她的故乡，她的亲人们。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身边熟睡的孩子们，那旧日的时光可曾一次次重现在她的脑海？
她一定会想起老家的一切，那里有她的亲人，她的童年的记忆。儿时的记忆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岁月里，偶尔拾起，往往像是梦一场。但她仍然满怀期盼地渴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带着孩子们重回故乡的路，能够在初升的太阳下，在树上小鸟的歌唱中，感受故乡泥土的芬芳；能够在夏天某个燥热的夜晚里，在草丛吱吱的虫叫声里，寻找模糊的童年乐趣；能够在晚饭后的星夜长河下，在温柔的月光里，享受一个做女儿的撒娇和快乐。
从纳雍回去以后，我和大姐常用书信联系。大姐不识字，每次书信都是姐夫亲自书写，再署上大姐和姐夫的名字。大姐很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每次都在书信里致意问候，我知道，那是把几十年的离别苦思念情都寄托在一次次的书信来往中了。大姐知道我所在的地方交通不便，就帮我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从贵州用火车托运到我所在的地方，为了怕路途遥远中途磨损，细心的大姐用厚厚的布带把车子密密地缠了一遍。后来我调动工作到了城里，也把自行车带到了城里，每每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我总感到一份别样的温暖。再后来我工作调动到了海南，这辆自行车也被我带到了海南，陪我度过漫长时光；大姐知道我和太太的身体单薄，又托人给我们带来名贵的中药，那种关爱常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就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年，就在我调到海南工作的第二年，1994年的11月19日，敬爱的大姐却因病离开了我们。一个慈祥和蔼的大姐，一个恩深似海的母亲，一个刚强隐忍的灵魂，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公？亲情的奢望，团聚的期冀，都随这晴天霹雳般的噩耗化作无尽的哀思和终身不能平复的锥心之痛。大姐啊，你一定对这个世界，对亲人们充满着深深的眷恋，那些年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这一切都会在你的内心清澈如水，又时时泛起微澜。
大姐长眠在纳雍河畔寂寞的荒郊里，仿佛化作孩子们幸福的保护神。这些年，正是在她和姐夫的庇护下，孩子们才不至于成为人生孤旅的流浪者，如今，大姐走了，姐夫和孩子们的精神支柱轰然倒下，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掏空一样，大脑中一片空白。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山长路远，号呼靡及，我的大姐啊，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你的兄弟！
姐夫叫施青云，出生在1922年1月，从艰难的岁月一路走来，和大姐是一对恩爱的患难夫妻，更是一对革命伴侣。他于1948年在晋冀鲁豫军区参加革命，后转入第二野战军，参加过渡江战役、成都会战、浙江衢州战斗，同年10月参加四川乐山战斗，1950年4月参加纳雍羊场战斗，1952年7月参加四川黑水战斗。因在解放战争和剿匪战斗中英勇杀敌，1949年荣立一等功一次，1950年4月荣立二等功一次，1950年再立二等功一次。随后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参加大小战斗十几次，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个解放军的指挥员，受到中央军委颁发的解放勋章，之后就留在了贵州，并把全家从河南老家接到了贵州，先是住在省会贵阳，之后搬到经济比较发达的遵义，再后来他又响应号召，把家搬到了纳雍。
纳雍，在贵州当地人的眼里，不亚于西藏人眼中的阿里地区：高寒地带，气候恶劣，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地的土壤只能种植一点玉米和土豆，姐夫就是在这个偏远、贫瘠的土地上战斗工作了五十多个春秋，姐夫本来可以在离休后住进安顺、贵阳等地的干休所里，但一个视事业如生命的人，却最终选择了留下，直到晚年，他还是当地的人大代表，年复一年地为当地的建设发挥余热。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无怨无悔地留在纳雍工作着，生活着，守望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岁月匆匆，时光无声地流逝，唯有恒久的生命张力激励着后人，这种令人敬仰、震撼的理想追求也许当今物质时代下的人们无法想象，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不可否认地灼伤过一代甚至是几代人的青春与忠诚，但那个时代锻造的纯洁操守、坚定信念，却是以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镌刻在我的大姐和姐夫他们一辈人生命价值的丰碑上，弥久愈新。
纳雍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大姐的孩子们一起专门去大姐和姐夫长眠的地方去看望他们。天刚下过大雨，我们踩着泥泞的小路，绕过一个新建的牧场，走上一片幽静的山岗上。那里有两座坟茔，成片的艾草把坟顶覆盖，大姐和姐夫就长眠于此。南风吹过，山坡上的青草随风起伏，凄凉而寂寞地低语，孩子们眼含热泪奉上祭品，诉说着无尽的怀念。想到大姐艰难困苦的一生，如今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守着山野的风，土地的魂，姐弟相见却只能永远是在梦中，我忍不住伏在冰凉的墓碑前失声痛哭。
告别大姐和姐夫的那一刻，我看到在山岗对面的山谷里，有几间低矮的民房，几缕炊烟在房舍的上空飘曳，在中午的阳光下，显露出一丝生活的气息。大姐和姐夫把毕生的汗水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命已经和土地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这富裕祥和的图景，正是他们老一辈追求的毕生目标，他们的精神慰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姐和姐夫并不孤独。这周围的野花和艾草以及远处山谷的农舍都在和他们相伴，年复一年地开始着生命的轮回，我对眼前的一切充满了敬畏和依恋。
纳雍河畔的杨柳树绿了又绿，河里的流水奔流不息。我仍然站在当初离开的地方，看崭新而古老的城市如河水般向前，而春风将为此歌唱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