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在家门口上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村小上的,只是不像现在,即便是村小,也是好几个村子一所学校。那时每个村子都有小学,每个村子里的孩子都在自己村的小学上学。学校的位置大多选在村庄的中心,以此来彰显对每家每户以及每家每户上学孩子的公平,所以那个年代的父母不需要接送孩子上下学。在那个年代的父母头脑里,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意识。大概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吧,所以那个年代的父母长到今天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别人家的爷爷奶奶,今天,这些爷爷奶奶都在弥补着他们做父母时候缺失的一课,从事着一种至少九年之内不会失业的职业——接孙子上下学。
学校在本村,学生是本村的,就连学校的老师也都是本村的。记得那时学校有小王老师,大王老师,小寇老师和老寇老师,还有温文尔雅的李老师,以及剪着齐耳短发教珠算的唯一的女教师——李老师,他们大多是民办教师,而对于民办教师在幼小的我心中的理解就是“民半教师”他们一半是农民,一半是教师,他们除了教书还得种地。
先来说说我的老寇老师,一米八多的身高,一脸的严肃,走起路来双手永远倒背在身后,是上海下放到我村的知青。那举止,那身材,那派头让我总是疑心他与庄稼与土地没半毛钱的关系,他压根儿就不会种地,他应该是部队里团长以上的官衔。可那时,在我们村小,他确是一名民办教师。记得那是收玉米的季节。他不小心闪了腰,成天用手拖着腰坐在板凳上给我们上课。突然的一个上午就不上课了,把我们带到他家去剥玉米。我们就围在堆成小山一样的玉米堆前,认认真真地剥玉米,那时我妈总说我“家活懒,外活勤。”:现在想来我妈当年绝对没有冤枉我,在班里我是个子最小的一个,但给老师家剥玉米,我永远是剥的最快的那个。
小王老师之所以是小王老师,倒不是因为他年龄小,而是因为和另一个王老师比,他个子小,所以村里的大人和孩子都叫他小王老师。小王老师一家子个子都小,似乎天生不具备劳动的条件。那时每每中午我都会早早的吃过饭去学校,然后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给小王老师家放羊。一只母羊带着几只羊羔子往往是七八个孩子,你争我抢的牵着去放。直到快上下午课时,才急匆匆的把羊赶到王老师家的羊圈里,在风一样的跑向课堂,那时从来没想过这会占用自己的学习时间。恰恰会因这段时间无需背书,不用写作业而兴高采烈。
大王老师有一个女儿叫锦,而我叫松,就这样一松一锦,成了最好的朋友,可松干起活来风风火火,而锦干起活来却慢慢腾腾。那时王老师家四个孩子都上学,家里只有王老师的家属一个劳动力。你能想象一个妇女种着六七口人的地,那怎么能忙得过来呢?所以忙不过来的时候,王老师会索性让我们自习,自己跑到地里去干活儿,等到忙的不可开交时,王老师会索性带着全班的同学去给他家干活儿,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给他家摘过西南地的棉花,栽过家门口的韭菜,给他家剥过一堆又一堆们玉米,还给他家拔过豆子,现在想来给他家干那么多活儿,难道我家没活干吗?以至现在,村里人聚在一起拉呱,还会说王老师一天到晚不是自己在地里干活,就是带学生给他干活,都没见他好好上过课,说吧,这话也就随着乡野的风一起飘散了,走远了。换句话说,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绝没有人想到比这更严重的,比如占用学生的学习时间,比如……
时光飞逝,转眼已走过三十年,可这些过往依然像镜头那样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这大概是童年最淳朴的岁月留给我的最淳朴的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