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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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年前，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将两江总督行营从徽州祁门移师东流镇，从而一举改变了湘军的命运，使它在后来与太平军的决战中转败为胜。据《清史稿》、《曾国藩日记》和《能静居士日记》54卷等有关史料记载：从东流行营走出去的封疆大吏除了曾国藩，还有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字春霆）等。那么，曾国藩为何将自己的行营放在东流呢？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860年7月9日），曾国藩行营曾抵达过东流。他在日记中写道：“早，开船。四十里至东流县，小泊二时许。又行六十里，至黄石矶水师营次。”“沅、季二弟自安庆陆营来至此，候四日矣。兄弟谈至三更二点。夜不能寐。”
五月二十七日（7月15日），原本打算乘船回东流的曾国藩，因南风太大，不能上行，改为起旱路回东流。《曾国藩日记》载：“辰刻起行，由陆路至东流，约五十里，巳正即到。水师各勇出旱队送二十里，厚庵送十里，雪琴送至东流。东流县令周彦增荻香、池州府徐本璇仙崖、建德县令耿机海樵来迎。入城。住湘新后营周万晫营内。倦甚。是日入伏，身体困乏。清理文件。夜写程尚斋信一件。”
抵达东流的曾国藩，在东流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即开拔，奔赴此行的目的地——祁门。他在日记中写道：“廿八日 早饭后起行，由东流至建德。雪琴送至城外，府、县约送五里许。湘新后营队伍送二十余里。”
曾国藩移师祁门的决定，遭到他的门生李鸿章的反对。李鸿章，字少荃。其父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鸿章以“年家子”从曾国藩学习应试诗文，甚受器重。咸丰八年十二月十日（1859年1月13日），李鸿章正式记名于曾国藩的江西建昌大营，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并很快成长为曾国藩幕府中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李鸿章认为祁门县城是个瓮形，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此去，对曾公和湘军不利。
李鸿章将目光瞄向了东流。
果然，行营到了祁门后，“无日不战，无路不梗”，曾国藩两次差点刎颈自杀。
咸丰十年十月，曾国藩、李鸿章因李元度徽州失守一事爆发了一场冲突。
曾国藩令李鸿章代作参劾的底稿。谁知李鸿章却认为李元度是经历过患难的弟兄，此刻抛出去做替罪羊于心大为不忍。李鸿章的公然抗命，让曾国藩大怒。李鸿章负气之下，背起行囊，跑到江西投奔兄长李瀚章，奉老母同住。
冷静下来的曾国藩，对李鸿章宁愿牺牲个人利益，也不放弃立场的刚毅性格，产生了惺惺相惜的好感，有心缓和两人的关系。
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围抚州、建昌，南昌震动。身在祁门行营的曾国藩函劝李鸿章出任南昌城守事宜说：“阁下如见允许，当以公牍奉委，并附片具奏。”李鸿章却未答应。相反，离开曾国藩幕府之后的李鸿章，曾屡次函劝曾国藩离开祁门绝地。见曾国藩迟迟下不了移营的决心，李鸿章就请胡林翼出面大力敦劝。
三月十九日（4月28日），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曾国葆专门派人送信，劝其速移东流、建德。此封饱含亲情、友情的信，让曾国藩读后大为感动。
二十一日（30日），曾国藩决定移师东流。他在给两个弟弟的信中称：“二十日夜接弟十九日早信，知援贼（指太平军）已到后壕之外，弟乃因南岸之事，十分焦灼。余不能派兵援救弟处，反以余事分弟心思，损弟精神，此兄之大错。弟当援贼围逼、后壕十分紧急之时，不顾自己之艰危，专谋阿兄之安全，殷殷至数千言。昔人云：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吾谓读弟此信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友。余定于二十四日拔营起程，二十九日准至东流，即在舟次居住，以答两弟之意。”
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三月廿一，早饭后，写沅、季弟（信）。沅弟于十九日早专二人送信，劝我速移东流、建德，情词恳恻，令人不忍卒读。”
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1861年5月5日），曾国藩由祁门拔营，经小路口、历口、桃墅店、沙滩、利步口、建德，四月初一日（5月10日）下午1点多钟，抵达东流。得到此消息，李鸿章长舒了一口气。
到了东流，曾国藩安全感大增，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据民间传说，曾国藩将行营移驻东流，除因战略上的考虑外，还有他内心的心理因素。曾国藩迷信，且善相术、占卦，他相信自己是蟒蛇精投胎而生，其理由有三：一是出生日即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深夜，其祖父眼见巨蟒进入家中；二是七岁时母亲带着他坐小渔船到外婆家拜年，途中母见大蛇惊倒，曾国藩掉入水中，后来母亲看见他两手紧抱树干，故而大难不死；三是曾国藩患有一种名叫蛇皮癣的皮肤病。说来也怪，曾国藩移行营于长江边上的东流后，如同“蛇入水中”，从此否极泰来，万事皆顺。他在四月十一日（5月20日）写给九弟曾国荃的信称：“东流城三面临水，贼或不敢来犯。” 东流在安庆正南80里，在长江的东侧，对岸是望江县。驻扎东流，不仅可以与水师呼应，同时可以不必像祁门大营那样，派兵宿守。鲍超所部再次成为机动部队，支援各方。
曾国藩在东流开始办理两江政务。亲撰楹联一副：“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要各府州县将此联书写在官厅楹柱上，时时以此自戒。又亲拟一份告示，共有六条：一禁官民奢侈之 ；二令绅民保举人才，以两江之才，平两江之乱；三是安顿流徙，恤难周贫；四是求闻己过，凡军政过失，许据实直告；五为旌表节义；六为禁止办团。三省官吏，无不畏惮，官场腐败之风略有收敛。
曾国藩仿效武则天当年的办法，在行营门口置一木匦，名为举劾箱，号召所有军民人等将各级官吏奸弊情事写成举劾函投入箱内，总督衙门对举劾人严加保护。曾国藩这一举动，使东流附近几个县的官吏们整天提心吊胆，勤勉政务。
曾国藩平时穿着朴素，帽子靴子都很破旧，与士兵同时就寝起床，不贪图安逸。生活也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李鸿章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在东流，曾国藩广招贤才。臂如是年五月刘瑞芬(贵池刘街人）与堂弟刘含芳到东流投奔曾国藩，被曾国藩招为幕僚。后潜心研制军械，积极采购国外的洋枪洋炮，并用心研究洋枪洋炮的功能和使用技术。积功累保升至道员、广东巡抚及驻外公使。著有《刘中丞奏稿》4卷、《西轺纪略》1卷、《养云山庄诗文集》6卷、《青山诗集》6卷、《养云山庄奏稿》4卷等。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盛夏，正在东流行营紧张地主持围剿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迎来了一个风尘仆仆年轻人。六年前，两人曾经见过面，当时，曾国藩对这个年轻人“一见称赏，礼为上宾”。六年之后，两人再见，立即畅谈了一番时政要务。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赵烈文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科举世家，著有《天放楼集》、《能静居士日记》54卷、《赵伟甫先生庚申避乱日记》等。他的家族明清两朝先后出了九位进士，父亲、姐夫也都中进士，走仕途。赵烈文小时候很聪慧，但科举之路不顺。赵烈文不是一个书呆子。他读书讲究经世致用，非常关心洋务、河工、盐政等时局。曾国藩多次赞赏他“洞达时务”“留心时事”。更令人称奇的是，赵烈文长期研究易经，擅长卜卦。每遇大事难以决断之时，他都会寻求易经的帮助。庚申年间（1860），当太平天国攻占江南之时，他连续多日观察天象，卜卦之后，认为天下将要大乱，家乡不保。于是果断地带家人逃到了上海崇明岛上，最终避开了灾祸。后又对清朝50年后就要灭亡作了预言，得以应验。
在东流行营，曾国藩偶尔驻足水师码头兵船上，了望安庆军情，或与下属鲍超、彭玉麟等共商军机大事。因曾国荃围安庆1年零5个月而不破，曾国藩心急如焚，有一次竟亲率七八随从，从东流出发将船泊于安庆南门外码头，扮作商人，悄悄上岸，沿外壕查看一番，入夜将视察情况告诉驻于集贤关外的九弟国荃，共同制订了周密的攻城计划，从而扭转了战局，在当年（1861年）的九月五日攻破安庆城。
驻节东流期间，曾国藩想向朝廷推荐江苏巡抚人选，又觉得周围无人可当此重任，欧阳兆熊认为李鸿章不错，曾国藩却认为“此君难与共患难耳”！曾国藩最初为何不肯推荐门生李鸿章，原因非常简单：当年的李鸿章不太听话，师徒为湘军是否应该驻节祁门、可不可以弹劾李元度闹过意见，曾国藩担心自己推荐了李鸿章，以后会变成白眼狼（曾国藩一向善于识人，但在这一点上，他还真是错看了李鸿章）。
但曾国藩亦有心结。到了东流后的曾国藩，却因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睡不成寐，疮痒异常”、“诸事废搁”。而李鸿章负气从祁门出走后，他和李鸿章之间虽无外界所传说的那么样，中断了交往。相反，这一段时间，他对李鸿章“礼貌有加于前”，军政上，遇到解不开的疙瘩，曾国藩仍然喜欢去函咨询李鸿章。言下之意，希望李鸿章早日回到自己身边辅佐，只是难于启齿。
可李鸿章犟脾气上来，就是不回来。作为曾、李二人知己的郭嵩焘，下决心促使李鸿章早日回到曾国藩的身边。五月十八日（6月25日），曾国藩听从郭嵩焘的劝告，自东流行营主动给李鸿章写了一封催请函。“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捧读此信，李鸿章泪沾衣襟，待发妻病势转好，即束装赶赴东流大营。在当天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六月“初六（7月13日） 李少荃自江西来，与之久谈。傍夕将手上药洗去。夜与少荃谈至二更末。”
李鸿章仍入曾师幕府，交好如初。自此，凡有军国要务，曾国藩皆与李鸿章筹商，毫无芥蒂，倚重信赖，远胜从前。
在此后的《曾国藩日记》中，经常出现他与李鸿章“久谈”“畅谈”“在外乘凉”等字眼，有一次，鲍超前来，曾国藩恼火其“不剿建昌而反来东流，未与相见，嘱其与少荃叙述一切，而余散步菜园以避之。”
尽管外人无法知晓曾、李两人所谈的内容，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就在李鸿章到东流后不到两个月，湘军顺利拿下了安庆。在攻克安庆的第五天，曾国藩高高兴兴地率文武幕僚由东流乘船而下，两江总督衙门也随即迁往安庆。曾国藩两江总督行营在东流驻有整整五个月。这年（1861年）十一月，慈禧太后来信问曾国藩：江苏巡抚的人选最终确定了吗？曾国藩答以李鸿章。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国都――天京（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