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乡村

文/周勇

“你难得回来，去乡下看一看。老屋都长草了！那片菜园，不知道谁家埋了坟，现在又没人管了！”母亲对我说。母亲说话的时候，语气有点无奈，又有点不舍。

我知道，她放不下那里的人事，放不下那里的花草与树木，放不下那里的老屋，以及周边四邻，还有说不完的庄稼闲话。

母亲和父亲是表兄妹，父亲唤我外公叫舅舅，也就是说，我祖母是外公的妹妹。他们是近亲结婚。听母亲说起，外公之所以愿意将大女儿嫁给外甥，也是出于家族观念，叫亲上加亲。按照现在的说法，近亲结婚是麻烦的。大概是出于怜悯自己妹妹早年夭亡外甥孤单，依我的想法是这样。我父亲九岁时，祖母去世，十二岁，祖父去世。父亲只好跟着我三爷一家过。外公这么决定是有考虑的。

母亲嫁给父亲，也是出于外公外婆的决定。他们认为父亲没有人痛爱，三爷是祖父的弟弟，但什么都听媳妇的，三爷媳妇又不怎么喜欢这个侄儿，嫌他饭量大，活儿干不好。在外公来看，这个外甥无论如何是要去帮衬一下了。

就这样，父亲娶到了我母亲。当时父亲就已经招工到湖南省水利电力公司成为工人，好歹算是吃官粮的人了，在外公来说也算是有面子的。于是，三爷送了一床志愿军复员时发的被子当贺礼，外公则是把女儿交给了父亲，父母亲就这样简简单单在长沙结了婚。

父亲在辗转多地后，始终没有解决母亲和我们的户口。母亲决定拖儿带女回到凤凰县沱江镇白岩村，从此她拉扯我们一家四个儿女过日子，用母亲的话来说，父亲太老实了，不会圆滑。儿女们在一天天长大，家庭经济能力不允许，日子真是愈来愈艰难了。

我七岁上小学时，母亲在生产队做工，她人瘦小，挣的工分少。我记得过年时大队让我们去领东西，别人家几斤地萝卜，我家能分到1斤，菜籽油2两，5斤花生。父亲每个月从外地寄10元钱回家，母亲才得以买回几尺布，预备去做一件过年的衣裳给我们穿。冬天，天寒冰冻，母亲用父亲单位发的手套给父亲织一件背心穿，我们看了好不羡慕。就问母亲，能不能替自己也织一件。母亲叹了叹气，说让父亲多领几双手套，他又不肯，说是公家的东西，怎么好多拿呢。

于是织毛衣背心的事一直搁在我心里好多年，直到我考上大学，母亲才让父亲把他那件背心给了我。手套背心很暖和，这其中所包含的母亲对父亲的爱以及他们对儿女的体贴，常常使我感动唏嘘，一直到长大以后还记忆犹新。

在农村，母亲可以说是有能耐有想法的人。她个子小，虽没有读到初中毕业，但做过赤脚医生，也做过大队会计。她持家的能耐也是不凡的。1978年分田到户后，我们家有了田有了地，母亲便终日忙碌于田地之间，春天的时候，母亲撒下谷子培育秧苗。杜鹃鸟在山间唱着“多种包谷，插秧栽禾”的歌谣，母亲便动员我们到水田里帮忙。在母亲娘家人的帮助下，我们其乐融融而又是忙忙碌碌在田间争相抢秧把，把大地上的耕种书写成精美的诗行。

母亲往往还要回家烧饭烧菜，她会把过年的腊肉好好刷干净，切出来蒸熟，有的时候，也会炒点大蒜腊肉。我们在田边也能闻到腊肉的香味。在一片浑浊的水田边，我们吃着饭，想着秋后的收成，为日后能吃饱肚子而无比欣悦。

母亲一边劳作一边打理土地。她在勾机坡种玉米高粱，在老冲坳种地萝卜和花生，另外还种烟叶，那是父亲的所爱。父亲从参加工作时起就抽烟了，他不喝酒，但抽香烟成了他业余时的瘾头，一直如此。自己种烟，就可以解决他的需要了。在湘西，有着大量的农户种烟，拿去卖。有的人家，靠种烟渐渐挣钱了。

后来，母亲感到欣慰的是父亲的工资也在涨了，她盘算着买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在当时，一台缝纫机的价格是127元，差不多可以买870斤大米或者137斤猪肉了。母亲说，把父亲每个月的工资攒下来，到年底就可以了。

母亲在土地上的规划也显现出她的持家智慧。我们家的菜地从最初的3块地渐渐增加到6块地。近处的恰岩板菜地种的是萝卜白菜大蒜葱，以及韭菜茼蒿辣椒豆角，在沙湾，她开垦出了2分地，用来种西红柿茄子和黄豆还有长豆角。当我放学时，随便看一下，就见母亲弓着腰在恰岩板菜地里面忙碌，她小小的身子像一只虾，跳跃在高低错落的菜苗间。母亲看见我了，就让我帮忙浇水，等我大了一些，就会挑着粪肥帮母亲浇地。

在撮箕垄，我们家有一块种花生或者番薯的沙地。记得母亲带我去翻藤割苗，挑回来用以喂猪。母亲告诉我，待到猪长大了，能卖钱，留一头买一头，攒到五千元，我们就准备起屋造房子了。

有一年，母亲带我去城里卖菜，一路上她打听缝纫机的价格，问了上海牌和蜜蜂牌，价格都是差不多的。上海牌用的多，价格还可以再便宜一些。她说，过两天再看看。

过不了一星期，父亲下班时扛回了一台缝纫机，是上海牌的，价格在122元。从此，母亲便自己动手裁衣，我们围着缝纫机，看母亲缝个上衣口袋出来，就吆喝开心起来，那一年年底，我们穿上了母亲做的卡其布中山装。

又过了一年，年底，母亲卖了猪，攒够了钱，她花3000元托人从安乡买了一副屋架过来。父亲叫了机械厂的同事拆了屋架，用汽车装回来。汽车是很晚才到村子里的，父亲叫了师傅吃饭，大家商量着起屋的事情。

母亲把村子里的父亲叔伯兄弟叫上，也换了木匠帮忙，把我们家的屋场整理好。屋架很快也装起来了。我才明白父亲下班后，有几个晚上扛木材回家的用意。他说，梁木搞到了，是某个山上杉木树。我们乡下有一个习惯，就是梁木必须是“偷”的，所谓偷梁换柱。

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个冬天早上，寒风料峭，大约早上7点钟，我们家开始上梁。只见木匠在屋上喊“架梁木啰”，两边齐刷刷把梁木升起来。那一刻，我看见母亲欣慰的笑颜，父亲抽出一支烟，然后又掏出一包包烟分发给大家。很多人来看上梁了，屋梁上有人扔糍粑，扔糖果。我们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屋了！

在其后休息时间，母亲动员我们去杉木坪下面的沱江河挖沙子挑沙子，准备用于砌屋。我们去三队挑砖。一个砖五毛钱，有时候觉得累，母亲说，我们要造砖房子，先从正面开始。等有了钱，我们就把整个屋子都换成砖房子，不用土坯房了。

房子砌好了，我们还特地装了窗子，装了玻璃。在当时的农村，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我记得母亲说过，咱们要做。就做别人没有做到的。即便是别人也在做，那我们就做得比别人好一些。

在我高中毕业时，由于家里开销大了起来。弟弟妹妹也读书了。母亲做了一个不得不离开乡村的准备。她说自己要去做生意了，光靠父亲的工资养不活一家人。那时候，我的二妹因病去世好多年了，剩下我们三兄妹，但都在上学年龄了。

离开村庄的决定是痛苦的，但我们不得不去做。好在父亲在城市里有一间房子，也就能暂时容身。况且我上了大学，在外地求学。母亲说，白岩村是让人留恋的，她时常在梦里梦到她的菜园，她的土地和田野。这些将永远放在她的心上了。不管时光如何变换！

收了秋稻，母亲带着我的弟弟妹妹背着背篓出发了。家里的东西暂时没有搬，包括母亲的嫁妆——几口箱子，一架床，两架柜子。

母亲看着这个经营起来的家，眼里满是遗憾和不舍。母亲一步一回头，离开了白岩村。

在她身后，田野在呼唤，菜园在挽留，母亲擦着眼泪，和村庄艰难地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