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老屋很老，老到可以追溯到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应该超过了半世纪的。它就一直这么站着，孤零零的，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

在它的右边，是弟弟要结婚的时候重新盖起的小二楼，算起来也近二十年了。它们是两代人盖的，它俩也像是两个人，就这么不招人待见似的杵在老家的那块儿土包子上。

不招人待见不是它们不好，是我和妹妹都在城里安了家，弟弟也在城里买了房，母亲也轮流着在我和妹妹家住——它们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可是，有它们在，老家才算得上是老家。

今年的清明节，老天好像忘记了哭泣，晴朗的很。知道我是必回的，二爹叮嘱我帮他带几袋种庄稼的肥料。肥料带回去就堆在那个全用土做的老屋，所以，我便可以又一次走进去，亲近它。

车就停在老屋门前的三层台阶旁。恍惚间，我把老屋当成了已过世的父亲——父亲看到我开着车回来会是怎样的欣喜呢？

老屋盖在公路边上，虽然那时仍旧是土路，来来往往的车可不少。记得我们小时候，每每看到有车从门前经过，父母甚是羡慕。“啥时候能熬到你们姊妹俩开个车回来？”那时，父亲总会说这句话。为此，从上海打工回来的妹妹，那时候还特意从我们这儿的集市上租一辆麻木车回家，虽不算正经八百的车，也能勉强称之为车，也能让病中的父亲欣慰一阵儿。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和妹妹自小都有开车情结，便不约而同地学车，也不约而同地买了车。可惜，我们有车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

那三块砌成三层台阶的垫脚石很结实，这么多年了，一个角儿也没破。小时候，我腿软，两三岁才学会走路，不知道在这个垫脚石上摔了多少跤，流了好多血泪，那时候总想不明白，好好的，为啥非得砌那么高？如今才知道，那里寄托着卑微了一辈子的父亲想抬高自己地位的心愿。

踏着门前的三阶台阶上去，延伸到大门两边的，也是石头砌成的很高的台阶，那时我们称之为檐地儿。盖房子的时候，椽子要伸长一些，全部盖瓦，要遮住檐地儿的。还记得有好多次下雨时，匆忙从庄稼地里跑回来，一脚踏上檐地儿，心就不慌了。脱掉淋湿的衣服，挂在板打的土墙上晾。板打的土墙留了很多圆溜溜的洞儿，透过墙洞可以看到屋内。很多时候，大人们会拿一根粗棍子塞进去，外面留一截，便于挂东西。印象中，左边的墙上总挂着父亲用竹子编的雨帽，用龙须草编的蓑衣、草鞋；檐地儿上用荆条编的箩筐、篮子……这些都是父母趁下雨天干不成地里活，在家里边拉家常边编织的。

那时我总觉得我的父母是无所不能的。母亲不是裁缝，但队里谁家扯了做衣服的新布，必拿到我家找母亲裁剪；谁家修省柴灶、编雨帽、砌石砊子或打草鞋，包括犁田耙地，也要到我家请父亲。父亲的手算不上修长，相反，却像一根又老又枯的老树根，但，就是这样一双手，给我们队里的人做了好多事。“能人儿小赵”是方近不远的邻居送给父亲的雅称。

老屋仍是土地面，虽被厚厚的一层灰所遮盖，也藏不住它的平整。我想起来了，那是下雨天或者夏日中午时间，闲不住的父亲和泥搪平的。他总是一个小坑儿也不放过，很有耐心的、一个一个地补，硬把土地面整的水平水平的，像是用水泥铺的一样。想着这些，眼前总晃动着父亲的身影：嘴里衔着一个一尺来长酱紫色的旱烟袋，烟杆的中间挑着一个青黑色烟荷包；烟嘴处，随着父亲的呼吸，一明一暗，在阴雨天气格外明显。他或蹲下糊泥巴，或站起来踏平地面……

最早的时候，老屋是规规整整的三间房，并列排着。中间是堂屋，靠北方永远立着一个盛粮的大柜子，好像是我二爹做的，（打记事起，我都知道我二爹是个木匠。）这粮仓的作用不仅仅是装粮食，逢年过节敬奉老祖宗时，它就变成了供桌。

堂屋左右的两间都被墙从中间隔开了。左边的是俩卧室，里边的半间是父母住的，没有窗户，整日黑黑的，进去就得拉灯。但这屋子里放了许多“宝贝”，印象里是有一个雕花儿的暗红色穿衣柜，家里很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还有母亲陪嫁过来的一只木箱和竹篾编的针线篮子；几个大瓦缸、瓮子，有的装的面粉、芝麻和黄豆、绿豆等，有的装的母亲做的老黄酒，进去就有一股酒香。外间开了很大的窗户，很明亮，这是我和妹妹的卧室。稍大一点了，我们用报纸，把土墙和顶上糊的一点儿也看不见土。睡到床上，睁开眼就能读报。再大一些时，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水泥，把我们住的那半间房的地面搪的平平整整的，很像回事。

右边靠后的是半间旧屋子，好像最早也是卧室，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我和妹妹出生的房间。（那时，堂屋左边的里间还是二爹住着。）前半间就是厨房，灶台上两个大锅，里锅永远是熬猪食的。紧挨着外锅台的是一个大水缸，水缸里放着一个葫芦瓢。记得那时候从地里回来，渴急了就舀一瓢来喝，站在水缸前“咕咚咚咚”的，不大一会儿瓢就被喝见底儿了。水是从公路下的沁水井里挑回来的，甜丝丝、凉沁沁的，特别解渴。一瓢水下肚，五脏六腑都舒坦。盖上锅盖，水缸又变成了餐桌。家里没来客的时候，我们一家便就着水缸吃饭。灶火的烟雾和着锅里的蒸汽，氤氲在厨房上空，还伴有饭菜的香味——这便是家的味道了。

后来，二爹结婚了，要分开住，房子不够，父亲又在堂屋后面接了一个偏厦儿。于是，右边的一间房分给了二爹，我们的厨房就挪到偏厦儿里了。接的那个偏厦儿，是用一块一块的石头垒起来的。父亲一辈子与泥土、石块儿打交道，对它们，都熟悉的像个匠人，哪块泥土，哪个石头适合做什么，他了如指掌。从整屋场、挖石头，到和泥、砌墙，全是父亲一个人在弄。新盖的厨房很阴晴，夏天也就格外凉爽。

再后来，随着我家人口的增加，庄稼越做越大，父亲就又在我和妹妹住的外间边上盖了一间房子，起先是承包的队里的加工房（放打面粉和脱米壳的机器），后来又改成了牛圈。值此，应该是老屋占地面积最多，发挥作用最大的时候，算是它的壮年时期吧。

踏进门就看到西边的板墙面裂开了一道拳头都能伸进去的缝，和几道因漏雨冲刷的印痕并排着，像人身上的伤疤，有些刺目。能看见的墙头，已经秃噜的不成样子，无精打采的，像谢顶的老头，眉眼都耷拉下来了。老屋的确是老了，已是风烛残年，尽管它曾经也是那么辉煌，就像人，它也将寿终正寝了！但，它仍旧颤巍巍地站着，替它的建造者见证着我们家族的变迁，社会的进步！

我感慨地围着老屋转了一圈，往事便一一浮现，很怀念。临走时，我问二爹要来两袋屋后的土，拿回来种树养花——不一定能养活，但老屋的土是实实在在地带过来了，放在外晾台上，用花盆装着，总觉得很亲切。二爹笑我说：“都进城好些年了，还脱不了土疙瘩味！”或许是吧。

也不知道老屋还能杵在那里几年，但，只要它在，回家就格外亲切、温馨——有时候睹物思人、睹物思事的感觉不一定都是酸楚的。

我的老屋，惟愿你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