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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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陶渊明传》记述陶渊明为彭泽令后，“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得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县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据此记，陶渊明任彭泽令所享有公田，共三顷，即300亩。渊明命令下属全部种秫，即高粱，以为造酒。老婆孩子坚决请求，他才改50亩种稻米，250亩种高粱。渊明说：“我能经常痛饮而醉就满意了。”只是他在彭泽令上只80余日，若真种了那么多高粱，应该是高粱还未熟，人已离去了。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八》中亦深为一叹：“渊明在彭泽……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秔，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未尝得颗粒到口，便敛裳宵逝，250亩高粱与千古知音，真正的饮者缘分错过，一想起，胸中便暗流涌起，双眼竟要湿润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来，视陶渊明为知音的原因。
起笔便是陶渊明的250亩高粱，是有原因的，首先，我太喜欢陶渊明了。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即今天的江西九江浔阳，东晋著名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再者，一念起“陶渊明”这三个字，那悠悠田园之风就春风拂面般扑到面前。他的大多诗篇写田园劳作，写饥年穷守，写乡野交游也写茅檐下的诗酒琴书之乐，朴素而真实，抚慰了多少人的心。“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样的文字，好到怎么说呢，我给这极美的句子叫作催眠曲。
查阅陶渊明生活的轨迹，四次为官，本想光耀门楣，却无功而返。渊明很识时务地“归田园”，与土地亲近，与动物亲近，与植物亲近，与季节亲近，因此也与自己亲近，才能体会到田园生活的淳朴、自然、自由和美。
我固执地认为，农耕文明是最合乎人性的文明，农耕生活是最适合人类过的生活。可是，那时候远去了，去得已经很远了。
日居月诸，忽焉一千五百余年。多少年来，暖风一起时，那250亩东晋的高粱总是晃在我的眼前，喊我一起热爱世界。特别是一看到热闹的田野上的大片植被，麦子、玉米、棉花、向日葵，脑海中便有青绿和赤红闪耀。250亩红高粱的光芒，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它们接连起的视角是阔大的，无边的。我不能说清它到底有多闪耀，也许是一时，也许是长长的一生。
高粱，亦称蜀黍、秫秫、芦粟，《辞海》认为它是稷的今名。其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高粱原产于非洲，以后传入印度，再到远东；二说中国原产。我国早期古籍中，对稷的记载很多。《诗经》中出现稷的次数有16次，黍稷并称的还有16次。“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自古以来，诸多粮食作物名称变而复变，高粱到底在古时哪种叫法更贴切，弄懂并非易事，所以自己明白就好了，有一点可以确定，高粱在我国东晋陶渊明时期确有种植。
青葱的高粱，从春到秋疯长，向着太阳，沐着月亮，串出一枝枝红穗，擎着一面面战旗。我想再找一首前人赞美高粱穗的诗，无意中翻到这么一首：“花穗迎秋结晚红，园林清淡更西风。织条尽日差差影，时落钓璜溪水中。”这是红蓼，也举红穗，自然界有些物种就是这么神奇，上苍赋予其非凡的颜色，还兼有顽强的生殖能力。
一般高粱地旁，常设有一口老井，老井四周用青砖垒砌，青苔布其上，水痕一道道。老井很老，是活在田地的一个老妖精，照天，照庄稼，也照人。
高粱长到膝盖高时，枝叶繁茂，一片一片轮序生长，由浅绿到青绿，呈针状，叶子边缘波状或浅齿裂，疏生白色糙毛。高粱棵秆粗壮，根系发达，深入大地内核，吸水吸肥力强，根基部节上具支撑根，看着像是爪痕状的扒在地上，一般选择平地疏松，较肥沃的地块种植，其抗旱、耐涝，所以大部分地区适宜种植。但高粱棵太吃地，就是太能吸收田地的肥料，所以一般今年种了高粱，下一年就要让地歇一歇，不能紧跟着再种，成了约定俗成的理儿，否则，地受不了，减产不说，会让土地板结贫瘠。歇地的时候，可以种红薯、大豆类的不太需要肥料的作物。倒过年来，再种小麦、高粱。
穿行在高粱地的青纱帐，有如入森林般神秘，略带着忐忑，棵子那么高，像站在世界最高的地方。高粱棵的青，太艳太美，是色彩变幻的画意表达。“青”最早见于甲骨文或金文，本义为蓝色或草木的颜色。《说文解字》注：青，东方色也。现在多延伸为茂盛和年少青春的样子。
与高粱的青青色对视，相看两不厌。乡野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那是一个黄金时代。
再过些时日，棵子接受土地、流水、阳光、雨露、清风的滋养，开始抽穗开花，谷穗泛红，天地丰盈。总有那么几株高粱秸是嫩的，甜的，多汁的。那时糖见得少，吃上一棵甜秫秸太幸福了。用牙齿剥去坚硬外皮，大嚼秆子，吸溜吸溜。
高粱擎起根根红穗子时，容易招鸟群，尤其是麻雀。麻雀的叫声有的短，有的长，有的直，有的曲，有的急促，有的慢悠，交织在一起，乱糟糟却很美，如同波洛克的滴彩画。日出前和日出后麻雀的叫声是不同的，日出前它们发出“鸟、鸟、鸟”的声音，日出后便改成“喳、喳、喳”的声音。在大开本的中国鸟类图谱中，我能辨认出熟悉的10余种，但现在，除了麻雀和喜鹊，已经很难见到其它鸟类了。
乡下把麻雀叫“家雀（音qiǎo）儿”，体态娇小，挪跳自如，能同人类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麻雀的机警自是不言而喻。高粱穗、谷穗、稻米弯下头去的时候，戳上几个稻草人，是乡人解决麻雀吃粮的办法，但收效甚微，麻雀们比猴都精，木头般的稻草人是管不住它们的嘴的。
倒也没见高粱穗少多少，也就听之任之了。
那时的高粱价格我不知道，想必没有小麦、玉米价高，所以，种一年高粱，就歇一年两年再种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那个年月的物价还是很平稳的。有时，故意把高粱种在又瘦又偏的田里，高粱很争气，耐受力极强，不挑不捡，进入泥土，很快地蓬勃生长，秀穗，孕籽，灌浆成熟，打下粮米填补贫寒生活的空隙，只是像陶渊明完完全全用来酿酒就有些奢侈了。高粱，对于村人们的含义，约等于粮和票。吃高粱米做的饭是家常。高粱米碾成面蒸的馒头红黑色，那时，我们哪个不是吃着小米和高粱面长大的。吃高粱米面的饥馑岁月仍在心中最深处留存，让人相较起现在的好生活。幸福，有时需要适当的饥馑来提醒，否则，社会文明再进步，人也难有感怀之心。
小时候，随便走向田地，高粱红红的穗子就映入眼帘。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红高粱》红遍大江南北，让我知道，不只我的华北大平原种高粱，在山东高密那个从未去过的地方，也是种的。陶渊明生活的江西九江浔阳，现在仍然种植大片高粱。现如今走在我的家乡，平原漠漠，再难寻高粱身影。乡人不再大片种植高粱，原因可能有以下三方面：
一、时代发展，高粱米面及附带加工产业不再作为日常的食用品和日用品。过去高粱对农村来讲是举足轻重，那时的酒厂没有勾兑酒一说，都是纯粮酿造，高粱米酿酒是首选。现在南方地区，仍然大面积种植高粱，用于酿酒。我喜欢的盖帘、锅盖，用高粱脱粒后的穗子制成的笤帚、扫把等日用品被现在经济耐用的轻工业产品替代了。
二、产量不如玉米、小麦和水稻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全怪高粱。多少年来，专家为研究水稻的高产，小麦的高产做了无数的实验，撒下无尽的汗水。在高粱的种植和高产上，似乎我们的关注度还不高，其实现在优质的高粱品种产量不低于玉米。那时让我们吃到厌烦的高粱面高粱米，如今在超市的副食品角落里竟然有卖，而且价格奇高。我想，这是因为高粱米有一定的药理作用吧，它被抬到了一个可喜的地位。
三、可能就是因为其太吃地，从保护耕地考虑，高粱不再是经济实惠的种植作物。还有，高粱成熟收割时，因其不一次性成熟，需要分批收割，这给目前快节奏的农村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
不管什么原由，埋没不了高粱曾染红蔚蓝天空的历史。今年清明回老家，看到原来成片的小麦地间或空着一条两条，一问，说是过些天种高粱，而且是要低产的那一种，粒籽小而亮，蒸出来的高粱米饭香而甜。这么一说，我就有点等不急，特别想吃到这低产又甜又香的高粱米了。其实也不急，秋风一起，该到的时候，就会到。
老人们说，高粱米可入药，治疗腹泻、消化不良、癞皮病等症。医家说，天下万物，皆可入药。高粱米宅心仁厚，是我们天天吃它，下咽时，有点粗拉拉地卡嗓子，没有麦面馒头和白米饭顺溜，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罢了。高粱棵的作用也很大，是牛和驴的上好青贮草料。真是神了，看起来毫无营养的秸秆，牛咀嚼得嚓嚓有声。麦秸、高粱秸用大铡刀一铡，永远占据着仓房的主角。高粱莛子也不浪费，可以穿盖帘。小时候我跟大人学的第一个手艺就是穿盖帘。一针一线，一抻一拽，将清贫的岁月拉得绵绵长长。根据莛秆的粗细长短，可以穿出大大小小、密密疏疏的好看的帘子，最后用菜刀齐切成圆形，大的作锅盖，小的放新蒸的馒头，放包好的饺子，再小的，就当成碗垫杯垫放在桌上。实用的，风情的，植物的味道间其中。到现在，我仍认为秫秸盖帘和锅盖是世上最美的家什。那年回乡，二大娘给我几块她新穿好的盖帘，拿在手里，好时光一下子就回来了。
东晋时的天空，湛蓝，夜晚的星子触手可及。那时的田野，一伸手就能握住高粱的手，青绿，赤红，柔软。日子删繁就减，箪食米羹，思念之情殷殷。念那250亩高粱沐浴在东晋的风里，一场冷雨打湿了悠悠棵苗。如果没有它们，岁月是否会空旷苍凉？我们流淌的血液会不会失去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