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过腊八粥,母亲慢慢地挪到阳台上,在摇椅上躺了下来,阳光透过窗户,暖暖地照着母亲腿上盖着的小毯子以及她花白的头发。我刚在母亲身边坐下,母亲就感叹起来,“过了腊八就是年,放在以前啊,从今天开始就要忙活起来了,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做新衣、大扫除、洗被褥、蒸年馍、支油锅……”,随着母亲的絮絮叨叨,儿时过年的情景也一幕幕在脑海闪过。
印象中,所有为准备过年而做的活计,都因带有对新年的渴望而变得十分美好,或有新衣服穿,或有好东西吃,唯独不喜欢的就是每年年底的大扫除。大扫除,老家人叫做“扫舍”,一般都会放在每年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进行,仅听名字就能猜到,主要是打扫整个屋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陕西农村,几乎每家都是土坯房,墙壁是用黄土搅拌碎麦草做腻子抹平的,屋顶铺的是瓦片,为了保暖,里面是用芦苇交叉绑成一拃长短的方格子做支架,上面铺上竹席搭成的顶棚。由于顶棚上见不到光亮,就成了老鼠们的乐园,不管白天和晚上,它们经常会在上面追逐打闹,每次跑过时都会掉落一些灰尘。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屋子里垒了土炕,冬天用柴草煨过的土炕,可以给一家人取暖御寒,但从土炕的缝隙里漏出的烟气难免会把上方的地方熏成黑色。经过一年的生活,房间墙壁和顶棚上落满了灰尘,蜘蛛们也在墙角结了网,有的地方还有煨炕时烟熏留下的印记。
扫舍这天,吃过晌午饭,就得全家动手把屋里能挪动的东西搬到屋外,包括所有的家具和炕上的铺盖。然后母亲就用头巾把自己的头发和口鼻包裹得严严实实,举着绑在长竹竿上的笤帚认真地打扫起房子的里墙和屋顶来。听母亲说,扫舍是很有讲究的,整个过程要心平气和,而且要从内往外扫,寓意把一年的霉运扫出去,除旧迎新,来年的日子就能顺顺利利的了。
在童年的我看来,每次扫舍的过程,就像在举行一场神圣的仪式。随着母亲手中笤帚上上下下的划动,经年的灰尘就开始慢慢飘散开来,先是充满整个屋子然后弥漫出屋外,这种“烟雾缭绕”的感觉更是让这场仪式充满了一种别样的神秘感。
打扫完房间后,母亲的肩膀、头巾、眉毛以及没有被头巾包裹住的几缕头发,因为落满了灰尘而全部变成灰白色,此时的母亲就如同一尊慈眉善目的泥塑。母亲这一“灰头土脸”的形象一直留在我记忆深处,以致影响到后来上学时,我总觉得这个词语是褒义词,因为这个词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扫舍完后的样子,那是母亲为全家操劳的形象,也是所有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劳苦大众的形象,怎么能不是褒义词呢?
等尘埃落定后,母亲也差不多刚好清洗完毕,她就端来一小盆和好的浆糊,指挥我们姐弟们用积攒了一年的反正面都用过的作业本开始装裱起房间来。这种所谓的“装裱”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一个技术活。姐姐心细,负责用刷子给纸张上涂抹浆糊,这浆糊涂抹首先要均匀,要不然纸张贴到墙上时没抹到的地方会鼓起一个大包,不好看。其次浆糊抹的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如果太薄,在土墙上粘不住,太厚的话,等纸张干了就会卷起来,也会从墙上脱落。把抹好浆糊的作业纸贴到墙上同样也不容易,由于作业本的纸张不大,贴的时候上下左右都要对整齐,否则就非常难看。因为有一定的难度,装裱完几间房子,需要我们姐弟几人忙上差不多一整天,这种情况,直到后来在中学教书的三爸每年把读过的报纸拿回来才得到了很大改善。
装裱房间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在最显眼的位置贴上新买来的年画或者我们姐弟的“三好学生”奖状。那个时候的奖状,除了鼓励我们努力读书的精神价值外,还有装裱房间的实用价值。整个过年期间,在亲戚们盘腿上炕聊家常的气氛里,这种张贴上墙的明示,对于农家父母来说,又何尝不是相互拜年时的脸上光彩呢?这也算我们对父母辛苦劳碌一年的一点慰藉吧。
现在想来,之所以不喜欢扫舍,不是因为干一天的活太累,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一家人都在忙,一天的饭都得凑合着吃。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没有什么比过年吃顿好的更让孩子们高兴的了,这么一想,原来这么多年,扫舍一直是在替饿受过了。
长大后,和一个南方的朋友聊起这事,朋友说他们南方也有这个习俗,不过将扫舍叫做掸尘,并且告诉我这个习俗原本是为了驱除病疫而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来才慢慢演变成了年底大扫除的传统风俗。听朋友这么一解释,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小时候看母亲扫舍会觉得像是在举行一场神圣的仪式,原来“灰头土脸”的母亲是在用扫舍这种方式为全家祈福。
阳台上,年迈的母亲还在絮叨着传统的年俗,如今的她,脸上没有灰尘但爬满了皱纹,头发没有灰尘却已花白。回想以前,每当我们姐弟做了什么错事或有什么负面情绪时,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从来不训斥我们,也不给我们讲过什么道理,只是默默地用她的举动影响着我们,就像扫舍时她用扫帚扫去屋子的尘埃一样,她一直在用她的言行清扫我们心灵上的灰尘,教我们学会善良、宽容、感恩,永远保持一颗干净纯洁、永不蒙尘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