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东
网站用户
前些日子回乡探亲，帮着母亲拾掇老屋，不经意间从抽屉翻出一块长满铜绿的奖牌。这是我读初二时参加校运会，获得单杠“引体向上”季军的证物。弹指一挥，三十年过去，内心百感交集。
我的家乡，在武夷山脉北麓腹地一条偏远山沟里，交通很不便利，即便去趟乡里，也得走十几里山路才行。换作以车代步的今天，这点距离并不算远，但在那个出门全凭甩腿的年代，每天上学来回两趟，风雨无阻，着实有些够呛。
我的母校尊桥中学，距离乡政府不远。那时人们的生活普遍不好，靠山芋渣等杂粮勉强充饥度日的大有人在。我家也不例外。
从家里到学校，往返路程不远不近，使得我们三年初中生活有些尴尬：住校，吃食堂太贵；走读，两条腿太累。父母都是高小没毕业的农民，他们跟其他家长一样，掰着指头细细盘算了一宿，最终还是决定让我走读。
其实我们这种走读，与那些家在学校周边的同学相比较而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走读。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是他们一日三餐都在家吃饭，而我们每天的午餐，则是在食堂打点饭，就着早上从家里带来的少许咸菜简单对付。迄今为止，母亲仍把当年那个供我带菜的那个断把搪瓷缸和破网兜，挂在老屋厢房的墙壁上。
那几年，除了寒暑假，我风来雨去，每天凌晨鸡叫过三遍就得起床，胡乱扒几口酱油拌饭填饱肚皮，就用破网兜拎着装有豆豉、萝卜干之类咸菜的搪瓷缸，摸黑出门上路。
去往中学的那条山路，循着连绵起伏的山峦逶迤龙蛇，途中还要经过几个水库。天不见亮，山风时紧时弱，漫山林海掀起狂涛“哗哗”作响，偶有几声零星清脆的鸟鸣，瞬间被淹没得一干二净。老家那边时兴土葬，道路两旁的山体，时常出现新添的坟头，隔三差五还会看见飘忽的萤萤鬼火，瘆人得紧。好在从东田出来的那条水源，走读的学生还不算少，大家路上碰巧遇见，无论熟不熟识，也不管对方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都会不约而同结伴而行。毕竟，多个人就多份胆量。
老家地处江南，主食以米饭居多，平时很少吃面。尽管如此，但在尊桥那条狭长拥挤的街道两旁，卖包子馒头的面摊还是有的。跟北方原味大馍相比，街上的馒头除个头小些外，发面时还放有少许糖精，吃起来甜味十足。
学校坐落在一个叫吴家塘的山坳里，周边散落有几十户人家。中国人习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附近有些头脑灵光的村民，于是“靠学吃学”，每天赶着课间到学校卖起馒头来。
馒头有甜味，且能填肚皮，这对当时年仅十三四岁、正在长身体的我们而言，其诱惑力不言而喻。可惜那时大家都囊中羞涩，花一毛钱或是二两饭票换个馒头，得下很大决心才行。所以，每次听到几个卖馒头的或蹲在树底下，或靠在走廊边争相叫卖，我们这帮“穷鬼”要么窝在教室不出门，要么逃也似的跑到操场去，躲他们远远的，生怕一不小心被热馒头散发出喷香的味道钩住鼻子挪不动腿，结果把脆弱的味觉神经拽断，最终控制不住食欲去赊起账来。
老家民风淳朴，乡亲们好面子，大多宁可穷到死、不肯欠着活，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肯轻易在外赊账欠债。记得当时有个高年级学生，正是嘴馋抵不住馒头诱惑的缘故，结果日积月累欠下了卖馒头的一百多斤饭票。据说他父亲是个爆脾气，要是等到卖馒头的上门要债，恐怕即使不要他的小命，也非得让他脱层皮。
然而，事实却完全出人意料。
他父亲挑着满满一担大米来还账，是在他被学校开除的当天。原来，这位学长为了瞒着家人尽快把欠账还上，居然跟校外那些不三不四的地痞流氓混在一块，干起了敲诈勒索学弟学妹们饭票的勾当。
他父亲把两筐沉甸甸的大米倒进卖馒头家的米缸，出门的时候，肩上两只空荡荡的箩筐，看上去却重若千钧，压得他步履踉跄，几次险些跌倒。那天这位学长的父亲没要他小命，也没有让他脱层皮，只是坐在校门口那棵大樟树下默默流泪。直到傍晚时分，父子俩才一前一后拖着蹒跚步履，披着残阳血色的余辉，渐行渐远。
我们生活在平凡世界里，偶尔取得些许成绩，离不开自身的坚持与努力，也离不开各种机缘和巧合。但在现实中，却有不少这样的人，阴差阳错、误打误撞摘得一顶光环，发表感言时，总喜欢将自己逐梦的初念以及为之奋斗的艰辛，添油加醋说的天花乱坠。其高大上程度，貌似一尊不食人间烟火的大神。这种主动或是被动唱出的言不由衷的高调，恐怕说过之后，连他们自己都不记得，更别说信了。这些人之所以热衷说些净是糊弄人的鬼话，无非是借着那片刻难得的高光，自我进行粉饰包装罢了，内心之虚伪奸诈，路人其实早就一眼洞穿，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呵呵”两声便罢。
要想取得成绩成就成功，非努力不能行。这是至理。但个人却浅薄认为，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绝处逢生、绝地反击，其实很多玩命式的努力，往往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逼迫出来的。就像当年参加校运会，我的动机极其现实单纯，就是为了几个馒头。至于夺名次为班级争荣誉，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但讲实话，若要论重要性，当时它在我心里指定排在馒头后面。生活在某个特定环境里，人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有时与所谓的思想觉悟和境界真没有太大关系，这或许才是人性最真实的本原。
当时的班主任姓冯，才五十出头，就已满头雪白。举办校运会是学校的大事，班主任们都非常重视，冯老师也不例外。说实在话，像我们这些在山沟里长大的孩子，性格普遍比较内敛自卑，一个个像裹得严丝合缝的茧，越是人多热闹的场合就愈发胆怯，不喜欢显山露水。况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农村生活较之以往虽略有好转，但仍贫穷得紧，不少同学担心怕肚子饿，经常憋着屎都不敢去拉，所以，同学们报名参加校运会的热情不高，也在情理之中。
“但凡报名者，每人两个馒头；夺得名次者，外加四个。”冯老师教语文出身，声调不高，一脸严肃。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三年初中生涯里，听到最令人血脉贲张的一句话，至今仍犹言在耳。兴许是怕大家不信的缘故，冯老师当即让班长带几个同学到食堂去，抬了四笼热气腾腾的馒头来。顿时，同学们个个像大力水手见到波菜一样来劲，争先恐后报了名。
我腿短胳膊细，参加跑步、推铅球、掷标枪等项目显然不合适，好在平时在家经常劈柴，臂力还算可以。为尽可能避免存在蹭馒头的嫌疑，我报名参加了单杠引体向上的项目比赛。
当时学校的场地和设施十分简陋，落满石子的黄泥巴操场上，除了一副破败的木质篮球架外，其它几乎什么都没有。就连比赛的跑道，都是体育老师带着一帮学生，连夜用石灰撒出来的。
没有制式单杠，学校就安排人在教师宿舍前的两棵大树之间，横向架起一根离地两米多高的木棍，再用铁丝将胳膊粗的木棍两端固定好。这就成了我们用来比赛的单杠。
在选手出场顺序上，我排名最后。好在这种论个数多少计成绩的项目评判简单，比赛进展起来也比较快。担任裁判的老师把我托举上杠，按规定悬垂三秒之后，开始做动作。一个，两个……从未经过专业训练，每次向上引体全凭蛮力，等到拉完第八个，我明显感觉臂力不支，整个身体秤砣似的直往下坠。
“再来一个就第三，加油！”有同学大声鼓励。
“第三”、“四个馒头”，那一刻，这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概念，在我脑海中忽然强烈等同起来，浑身顿时充满力量，咬紧牙关，又一个引体居然拉上去了。最终，我与另一高年级同学并列第三。
夺得名次，为班级赢得了荣誉，冯老师很高兴，免不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我大肆表扬一番。手里紧捏着四个奖励所得、余温尚存的馒头，我没有做任何辩驳——默认，实际就是坦然接受。原来，我也会虚伪，哈哈！
如今，人们生活好了，那种为吃馒头纠结犯愁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但是，当我再次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三十年前那段艰难岁月，却发现自己内心不光没有丝毫怨恨与悲伤，反倒在缅怀和追忆的过程中，细细咀嚼出一些蕴含在苦日子里的“甜头”——坚强活着，便是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