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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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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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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年猪

                                                         

                                                             有烟火气的地方,才是人间。

                                                                                             ——题记


年俗是中华民族年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形式。因为有了年俗,所以才有了年味儿,有了乡愁。

放牛猪是老家的年俗之一。坊间有谚:“家有牛猪放,来年六畜旺”,寓意是杀猪过年,来年会家运和顺、六畜兴旺。这既是祖辈们年复一年的由衷祈愿,更是他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求与向往。千百年来,这种年俗接茬传承,经久不衰。

年俗其实不俗,内里颇多讲究。至于人们因何谓“放”年猪而不叫杀,想必是为了讨个口彩,图个吉利。毕竟过年嘛,“杀”气过重,与喜庆的氛围不符。但人们择在农历腊月十八放年猪,还是有说法的,一是求应撞“八”即撞“发”的数字谐音;二是腊月初八离过年尚早,廿八又有些过迟,唯十八正好。

父亲在世时,家里年年都要放年猪。那时候,我们乡下人除了成天土里刨食种几亩薄地,几乎没有其它经济来源,圈里养头猪,基本就是一个家庭全年大半的收入和日常生活开销的全部指望。所以,每到谷雨过后,草长莺飞,绿肥红瘦,家家户户都会抱只猪羔仔回来。

我兄弟仨都在一间瓦顶漏雨、墙壁透风的低矮破旧的土屋里出生。到了农村集体分单干的第三年,一家五口着实挤不下去,父母纠结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打算利用从牙缝抠出来的些许积蓄,盖几间瓦房。于是,刚开春,他们就赊回两只猪羔仔,指着它们年底出栏还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肚皮都填不饱,没有余粮可以用来喂猪,更没有闲钱去买猪饲料。当时我还是个未满八岁的孩子,两个弟弟更小,一个蹒跚学步,一个尚在襁褓之中。因此,打猪草的任务还是避无可避落在了我身上。

家养的土猪堪称“猪坚强”,不挑食也不矫情,每天只消打些猪草,拾捡些烂菜帮子,再象征性地掺些米糠,涮涮刷锅洗碗留下的泔水,凑凑合合也能皮包着骨头长大。每天风来雨去,在野外穿梭奔忙,用来装猪草的竹篓子背坏几个,才好不容易捱到了年关。彼时,家里东拼西凑借钱盖的新房终于上梁封了顶,圈里养的两头年猪,也到了该出栏的时候。

腊月十八早上,天还不见亮,母亲便起来架柴烧水。老家邻里之间日常都很和睦,不管谁家有大小事,无需招呼都会自发赶去帮忙做义工。得知家里放年猪,村里热心的叔叔伯伯们也早早赶来搭把手,七手八脚帮着父亲把笨重的屠砧抬到庭前空旷的院子里。

锅里的水已烧开,屠砧也摆好了。见屠夫还没到,父亲赶紧趁空挨个给前来帮忙的人们散烟点火。大家一边抽着烟,一边东拉西扯拉呱起收成、孩子、堂客等家长里短来,不时还肆意发出开怀大笑。空气中的年味儿,仿佛一下子又浓了许多。

不一会儿,那个身材短小但满脸横肉、眼珠血红的屠夫拎着杀猪的家什进来,胸前油乎乎的围裙上,还沾着星星点点尚未干透的血迹,一看就是从别处刚杀完猪赶过来。

“水烧开了吗?”

“烧开了”。

“猪呢?”

“在圈里”。

“放!”

由于当天等着屠夫去放的年猪太多,时间很紧,所以,他与父亲之间的对话直截了当。

按习俗,母亲给两头即将出栏的年猪喂了最后一顿猪食。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颇有些像死囚临刑前的“断头饭”。没等猪把槽里的食吃完,屠夫便带着一干人进来,把猪撵出圈去。前脚才出门,屠夫手里那把铁钩就落了下去,精准剜住其中一头猪的鼻子,再顺势向后一带,整个铁钩就把猪鼻鼻孔钩通了。

猪疼得“嗷嗷”直叫,母亲的眼泪顿时流下来。虽说猪不通人性,但毕竟是她日复一日、千瓢万勺喂养大的,此情此景说不心疼那是假话。她下意识磨过身去,照着习俗拿起平时舀猪食用的竹筒勺,连续轻击着猪槽,嘴里不停念叨着“呶哩,呶哩”。

“呶哩,呶哩”是老家那边唤猪吃食的土语。猪虽无脑,未必听得懂,但听多了,自然就会形成条件反射。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个世代传承的习俗究竟由来哪里,是类似超度亡灵的“太上救苦经”,还是有祈祷其它瑞兆的用意?

猪鼻子被屠夫的铁钩死死剜住,痛的拼命挣扎却挣脱不得。这时,众人一拥而上,有的揪猪耳朵,有的扯猪尾巴,生拉硬拽将两百多斤的年猪摁上了屠砧。屠夫顺手取下横咬在嘴里的尖刀,照着猪的脖劲部位,用力斜斜捅进去,刀尖直抵心脏。只听横着屠砧上的年猪一声长嚎之后,又沉闷地哼哼几声,便彻底不动了。

屠夫是个老手。烫毛、褪毛、开膛破肚、去猪下水……动作娴熟麻利,很快就把两头年猪整得利利索索。临了,按照约定成俗的规矩,他把两头猪的身上最好的部位——里脊肉割下来,连同猪肝、猪肚、小肠等一并交给东家。

父母亲生平最怕欠债,若是欠人钱财或是人情,夜里经常睡不着觉。所以,在放年猪的头几天,便提前通知那些好心借钱给我们的债主们,按时过来分过年肉,顺便请他们吃顿饭聊表心意。

悉数分完年肉,最后自家只留了一只猪头和一条猪尾巴过年。父母平时省吃俭用惯了,以我对他们的了解,若非请年需要祭祀三牲,当年那只猪头和那条猪尾巴,他们都会拿去换钱还债。真是过年如过关啊!

当天答谢帮手和债主们的“杀猪饭”很丰盛,有红烧肉,糖醋排骨,爆炒猪肚,小肠汆汤……几乎猪身上能吃的东西,桌上都应有尽有。平时盛菜用碟子,这天也全都换成了大脸盆,寓意“越吃越有”。

压在肩上整整一年的担子,一下子卸去多半,父亲看上去很轻松,也很高兴。平时很少喝酒的他,那天破天荒搬出满满一坛自家酿的“谷烧”,用来招待大家。因为在父亲心里,那天到场的帮手也好,债主也罢,其是都是他最贴心、最仗义的兄弟,在自己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生活也不富裕的他们,能够及时假以援手倾力帮衬,实属难能可贵。

有道是“鱼帮水,水帮鱼”,这便是我们乡下邻里之间的情义。

那天的酒桌上,客人们尽兴而归,父亲则烂醉如泥。迄今为止,我一直神往能够经历或再感受一场类似的酒局,却始终未能如愿。倒不是兜里缺几两买酒的碎银,而是纷纭复杂的城里没有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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