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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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我有点想笑，明明是两个老头的故事，却用了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可思来想去，还是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就暂且用它吧。
一间小小的陋室，一方土炕占据了半间屋子，半旧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屋子这半边，一个八十年代的木柜，柜身还是毛主席的诗词，四方的桌子，颜色已经灰白，再就是一组沙发，具有那么一星点时代气息。沙发中间一张充当茶几的小木桌，是自家自作的，尺寸放在这里刚好合适，上边两杯清茶，一包纸烟。两个老头，一东一西，静静坐着，看上两眼，会心一笑。看到他们的人，忍不住会想起“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遗憾的是，来家窜门的人很少。年龄小的偶尔说上两句，年龄大的默默听着，可是他不接话。过上一会儿，年龄大的也说上两句，可是，分明和刚才的话没有关系。只见年龄小的指指烟，就起身去倒水，不难看出，这是他家。“建国，不倒了。”年龄大的这么一句，噢，这个叫建国的老头就坐下了，他的名字现在大家都不叫了，代之爷、叔、二哥，还有不少人也喊他马老师。孩子他妈也不好意思直呼其名，就给他冠以儿子的名字，儿子常年在外工作，他妈大声一叫儿子名字，他就知道老婆子呼他。只有他来了，才会叫“建国”。
“汪老师，你身体没事吧？”建国问对面年龄大的老头。
“没事，就是耳朵。”这位汪老师指指自己的耳朵，“一阵一阵，有时听得清楚，有时听不清楚。”
“看看吗？”
“没用，还带着助听器。”
又是一阵沉默，大约一个多小时，汪老师就起身告辞，建国老头送他到门外，两个没有过多寒暄，就摇摇手走了。巷道闲谝的几个年轻妇女，正眉飞色舞地说着刷到的快手，汪老师笔直地走过去，旁边门口几个边晒太阳边打扑克牌的老人看到汪老师，会小声说：“老头子不是在城里管孙儿吗？”
“谁知道，大概回来了。”一个头也不抬的说。
“人家挣工资，有文化，不像你我，修理地球的。”
“唉，各色的很，就和他能人二叔一样。”
第一个说话的补充道：“他刚才肯定是去找能人老头了。”
……
再说建国老汉，汪老师一走，他简单收拾了一下烟茶，又拿出自己练得字帖写起来。
老伴走出来，往炕沿上一座，就问：“汪老师几时回来的，他和老婆在城里还好吧。”
“今早才回来，他爱村里，想回来转转。唉，一会儿打车就走呀，儿媳妇的脸不好看。”
“他刚才说了，媳妇又咋了？现在的娃娃，真不懂事，老汉叔这么高的工资，还不知道对老汉好一点。”
“他没说，我能感觉到。”建国老汉对老伴说，“行了，别说闲话。”
“我走了，去村里转转。”老伴不高兴了，起身边走边嘟囔，“你见过我说闲话吗，光知道一个人写写写，都黄土埋到脖子了，你还写得想咋？也不说出去和他五叔几个打打扑克。”
建国老汉好似没有听到一样，他打开那个不大的窗子，让树梢的阳光洒进来，自己继续低头写起自己的字来。写上两个，拿起字帖，眯着眼睛，透过老花镜，细细端详一下，或是摇摇头，或是点点头。溜进来的阳光落在茶几上，跳到写好的字上，丝毫不影响老汉的心情。他一个人趴在哪里，写写看看。阳光没趣地退出了，老伴在村里转回来了，点火、做饭，叮叮咣咣一阵，直到饭菜上桌，笔墨纸砚才会收拾。
原来，隔上三五天，建国老汉回去汪老师家坐坐。汪老师家在村子西头，先前是大红砖瓦房，如今是前后两座崭新的平房，没办法，家里有个挣钱的人，他们的生活一直就走在前列。其实，这两老头既不是发小，也不是老同学，相差有成十岁，可偏偏就好了大半辈子。他们最早接触就是建国刚刚分家，当时手头很紧，孩子生病了，没有钱看，而好强的他不想去找亲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找了当时就教书的汪老师。汪老师二话没说，借给了他二十五元钱，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呀。建国借了后，给孩子看病没有花完，去给汪老师还，谁知汪老师说：“先放你跟前，刚分家需要置办的东西很多，有了再还吧。”他回家告诉媳妇，媳妇不相信，当建国给她讲明白以后，她就把汪老师当作了菩萨。这笔钱帮助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候。于是，建国就去找汪老师多了。时间久了，两个人才发现，他们虽然都和周围人没有太多的话，属于那种沉默的人，可和对方许多观点一致。他们不像其他人，只是一门心思填饱肚子，看看谁家的婆娘长得妖娆。他们都爱看看报纸，说说村子以外的事。汪老师房间里有不少书，这个初中毕业的建国就如获至宝，每次走时都带上两本，下一次来时，又换上两本。就这样，两人无话不谈，竟成了忘年交。后来，学校缺老师，村上让村民提名选举，看看村里谁能给娃代课。大家一致推荐建国，建国就走到了村小。进行了为期十六七年的教书生涯，这下，他和汪老师成了同行。当然，汪老师在初中，是公办教师。而他是小学，属于民办教师，工资比汪老师少一大半。
成了同行，两人的共同语言更多了，在一起的次数也增加了。要种麦了，建国手头紧，去汪老师跟前借了一点钱买了种子；锄麦了，忙完自己的，建国让老婆去给汪老师家帮忙；麦子割了，建国借了汪老师家的架子车拉回家；要晒粮了，建国倒下自家的，就去给汪老师扛袋子。两家走得也越来越近了，建国家儿子不爱说话，一见汪老师就大喊：“爷。”汪老师的孩子也是，一见建国就说：“我爸在呢，你去坐。”
村口的杨树青了又黄，黄了又青，过了十来个年头，汪老师成了校长，找他的人一下子很多。建国来到他的办公室，几个教师都在；来到他家，乡亲也有好几个。没事，建国就减少了去的次数，埋头干自己的事了。结果有几次，汪老师直接找到他家，惊得建国老婆嘴里乱叫，“汪校长，唉，汪叔，汪老师，赶快坐。”汪老师笑笑就坐，建国还是不改称呼：“汪老师——”。
汪老师要给儿子娶媳妇，建国老婆忙前忙后，半个月里，一有空就跑去汪老师家帮忙。汪老师依然严峻，不太说笑，建国也是变化不大，在学校认真负责。两人隔上一段时间，三五十天不等，总会在一个晚上，聚聚聊聊。伴着一盏灰黄的电灯，两杯淡淡的红茶，偶尔也会来一点白酒，话题慢慢多了，学校里的人事，社会上的动向，看不惯的，两人一起谴责；遇到意见不一致的，两人不会遮掩，唇枪舌剑辩论一会，就会倒向一边；那些好的现象，他们又谈得眉飞色舞。两个五十多岁的人就像两个孩子，掏心掏肺。他们不似周围的人，用劣质的白酒刺激，讲廉价的哥们义气，他们就这样平静地相处，却比任何搭肩勾背，称兄道弟的人更懂得对方。
汪老师退休了，回家颐养千年。建国老师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为正式公办教师，离开了学校。两个人的人生又走开了，汪老师每月有固定工资，再说年龄也大了，就是带带孙子，帮帮老婆。而建国现在没有转正，成了一个地道的老农民，他就寻找发家致富的道路。他看到了果树蕴藏的潜力，率先栽下一大片果园。早晚泡在地里，学着书上的，修剪拉枝，施肥管理，忙得脚不沾地。可每隔一段时间，两个人依然会选一个飘着雪花的夜晚，或是蒸腾暑热的夏夜，在一起坐坐。乡间没有宾馆包间，更没有茶楼酒吧，他们就是围着一方火炉，伴着两杯茶水，多了几根纸烟，偶尔来点珍藏的好酒，天南海北，唐宋明清，乡间人事，无所不谈。天气热了，火炉换成蒲扇，畅谈的惬意依然没变。
果园挂果了，建国忙着雇人干活，汪老师竟然不请自到。这一下让乡亲们大开眼界，这个汪老师，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呀，他们家的活他基本都没有干过，一直是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的文人。儿媳一开始不满意，汪老师根本不管，一辈子挣钱，在这个偏僻的乡间能有几人呀，他是有自己的傲气的，渐渐也就习惯了。他却主动给建国老汉家帮忙了，不知底细的年轻人叽叽喳喳，年龄相仿的乡亲知道他们的关系，就给那些年轻人讲明原委。人家两人是鼻子家，就是书上说的啥知己，你钱再多，汪老师都不会去给你打工。当然，建国老汉，会把那些特殊的果子留下，在与王老师畅谈的时候拿出来分享，今年结的最大的，长很特别的，都给他们增添乐趣。
七十多岁的汪老师在城里买了个单元，进城了，管孙子去了。 建国老汉对他说：“也罢，这是局势发展，看村里多少老人都进城管孙儿了。城里老人多，你可以转的地方多，也避免了与儿子媳妇一个锅里搅稀稠。”汪老师进城了，建国也变成七十岁的老人了，外地工作的儿子回来硬是把责任田与果园包给了别人，他就看看书，练练字，给村里人帮帮忙。谁家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建国老汉，他写写对联、祖宗牌位、执事单等。岁月不动声色地改变了每个人的日常，却没有改变这两个老头的习惯。
昨夜下了一点小雪，今天的气温非常低，一向省吃俭用的建国老汉，把火炉摇得山响，隔上一会就往里边搭两块又黑又亮的钢煤。邻居家新开了棋牌室，这几天都是人来人往，今天听来人声更为嘈杂，男声女声都有，估计人不少，老伴刚才也出去了。建国老汉练了一会儿字，觉得脚有点冷，忍不住起身走了几圈，就拿出儿子新近带回的酒。刚把酒捧在手里，“吱嘎”一声，门就开了，汪老师竟然坐着公交车回来了，建国老汉笑着脱口而出：“红泥小火炉，绿蚁新醅酒，正好全乎了，来，吟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