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母亲

雨霁日出。双休日，我独坐阳台，带上耳机，收听河南信息电台播出的曲剧《婚姻大事》。边品味梨园雅韵，边享受温馨阳光，难得如此休闲。无意间，踱进书房，翻动台历，才知明天是母亲节。陡然，我的心头一颤，想起了我的母亲。

我细细打量母亲那虽然痛楚但面带微笑的遗像，她那至善至美的目光盯着我，很坦然、很明亮。我抚摸母亲的双颊和头发，我真想把她的皱纹抹平，把头发梳理整齐。此时，我的心海波涛汹涌，眼里一热，浑浊的泪水便淅沥起来，濡湿了我的面颊。

屈指算来，母亲患绝症于2001年8月辞世，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来，忙忙碌碌中，我只写了几首怀念母亲的小诗。用散文的形式，真实地再现母亲的音容笑貌，是我的一个愿望。从我记事起，母亲年轻而漂亮的面庞、诗意的明眸，给我镌刻下永不褪色的记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家乡人还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从我记事起，母亲年轻而漂亮的面庞、诗意的明眸，给我镌刻下永不褪色的记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家乡人还是“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年月，每至洋槐花开的季节，母亲为给我们兄妹几人改善生活，饱餐一顿，总是带领我们，去村东附近的黄土岗上采槐花。槐花落雪，芳香溢得很远很远，招来一群群可爱的小蜜蜂；母亲用竹杆绑上木夹子，或站立于地，翘着脚尖，仰着粉脸；或爬上长满刺儿的树上，采下一串串洁白的槐花来。此时我想，母亲莫非就是那传说中的花仙么？尽管她穿的衣裳不那么时兴，甚至还有些破旧，但绝对洗得干干净净的。父亲因在外大队作会计，常年不在家，我们小兄妹四人主要和母亲一块生活。她白天去生产队抓工分，回家来为我们洗衣做饭，拉扯我们一个个长大，一个个送进乡村学堂，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后来，上高中时，我写了一首《致妈妈》的小诗，发表在地区《群众文化报》上。诗是这样写的：妈妈，你还记得吗/就是在这块田地里/我捉了一只好大好大的蝈蝈/你用高梁篾编成/精美的笼子/挂在一株弯腰枣树上/里面装着我童年的欢乐/装着一个彩色的童话。妈妈，你还记得吗/就是在这条小路上/你送我走进校园/开始了求知的生涯/路上的坑坑洼洼/是你留下的串串脚印/天边的缕缕白云/是你满头的苍发。

后来，我到县城工作，每至节假日，便回家看看我的父母双亲。我发现母亲苍老许多：皱纹深深浅浅，银发闪闪烁烁，一双巧手磨砺得十分粗糙，长满老茧。我知道那几亩责任田使父母亲吃了不少苦头。

再后来，也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在城里做生意的弟弟力劝父母把几亩薄地租给他人种，然后全家搬进城里，享几年清福。但两位老人进城后再后来，也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在城里做生意的弟弟力劝父母把几亩薄地租给他人种，然后全家搬进城里，享几年清福。但两位老人进城后闲得发慌，两人一合计，竟租来一间门店，搞起纸扎工艺品的小生意。双手会打算盘的父亲和母亲一同竟然把祭祀死者用的纸扎品做得十分逼真，让人惊叹，货物十分走俏。母亲说：可不能糊弄人，让人家钱掏得值！

2001年春天，我进京开会，诚心邀父母去北京逛逛。父亲说生意忙走不开，让母亲去开开眼界算了。我知道他是怕花钱，又说服不了他，只得与母亲一起启程，坐汽车到驻马店，后乘列车北上。母亲坐汽车晕车，但坐火车安然无恙，坐在窗前，眺望铁路两边的景致，很幸福的神情，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

我打量已58岁的母亲，心里愧疚不安：母亲为我们兄妹含辛茹苦几十年，还没有享过几天福呢。我在心头发誓，一定让父母亲幸福地走完后半生。

进京后，我们在广场附近一家地下旅馆住下。一文友听说母亲来京了，就掂着烤鸭等礼物来看她。母亲亲昵地埋怨：买这干啥？乱花钱！在京几天，会议之余我陪着母亲逛故宫，瞻仰主席遗容，游动物园，赏亚运村，踱王府井。每至一处，我都用那架旧奥林巴斯自动相机，把母亲那份欢在京几天，会议之余我陪着母亲逛故宫，瞻仰主席遗容，游动物园，赏亚运村，踱王府井。每至一处，我都用那架旧奥林巴斯自动相机，把母亲那份欢乐和幸福永久地记录下来。在主席遗体前，她双目黯淡，似在回忆什么；在九龙璧前，她双目灼灼闪光，面带惊讶；在国宝大熊猫前，她笑逐颜开，神情慈善；在天安门前，她幸福得如同当年的红卫兵见到了老人家似的，手足无措，竟然哼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可以说，北京几日，是母亲一生中最难忘最欢乐的好时光。

天有不测风云。母亲从京城回来不到一个月，总觉得胃部不适，她总说是老胃病犯了，不要紧，吃些小药就行了。到乡下大妹兰家小住时，胃部疼得历害，支撑不着，大妹陪她到乡医院一检查，医生悄声对大妹说可能是癌症。大妹吓坏了，急忙打来电话。我惊谔片刻，怀疑诊断有误，马上要来一辆出租车，与弟弟宝、妻子梅一同带上母亲，直奔159医院，重新检查一遍，那位瘦小个子、戴近视镜的中年军医，仔细看了看CT光片后，郑重地说：没错，是胰腺癌，已是中、后期了。我们几人如雷轰顶，但又必须正视现实，背着母亲，经过商量，去郑州肿瘤医院为母亲治疗。母亲面带狐疑，不停地追问：我得的是啥病？还得去郑州，这么难治。我们强装笑脸，骗她说是胃炎，大医院正规。

母亲从确诊到去世，仅短短三个多月时间。病重期间，眼窝塌陷，瘦骨嶙峋，每天仅能咽半碗稀面条，每至深夜，因胃部巨痛，坚持不住，便轻轻地呻吟起来，如铁锯般在我们的心头猛拉。此时，我总是打开灯，看看母亲是否喝水，或给她注射一支杜冷丁止痛。

有一次，我看到母亲咬紧的嘴唇已浸出血来，十指把木制沙发床的边缘抓出几道深沟，而不愿哼出声来，怕影响我们休息。夜间，为她准备小便的盆子放在床头，可她为了洁净，仍坚持一人艰难地到卫生间去，来回挪动需十几分钟。每天天未亮，母亲依然早早地蹒跚着起床，在楼下顽强地挪动步履，为了锻炼身体，驱除病魔。

在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村上的几十户乡亲，都分别来看望她，无不含泪而去。年过八旬的姥姥、姥爷从乡下来看她，母亲干枯的手拉着姥姥颤动的手，微笑着吃力地交待我们：以后，要多看看你姥姥、姥爷，我恐怕孝顺不成了。身边的人无不伤痛，妻子和两个妹妹躲藏到我的书房里哭出声来。母亲的孝顺是出了名的，她是姥姥、姥爷的心肝宝贝啊！

更让人心碎的是：母亲去世刚满三周年，2004年农历十月一凌晨，64岁身体硬朗的父亲，突患心脏病，把我们兄妹几人孤零零地撇在人间，也撒手归西了。

十年过去了，父母的坟头已荒草萋萋。柏树青青，恰似父亲默然而立；百日红艳丽，宛若母亲年轻时的面颊，在故乡的怀抱里，成为永远的风景。

（ 首发于 2015年《中国散文大系·女性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