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于1978年,家里有五姊妹,她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叫她二姐。在那个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家长在家只管你吃饱饭,想要“私房钱”,那都是要自己挣的,青岗子,麻玉果,竹荪……山上的药材补品都被大家所觊觎,摘的人多了,卖钱的机会也就少了。
贫穷和重男轻女的思想使得家中只有两个男孩得以上学。他们在学堂读书,女孩就上山放牛,在家里煮饭。二姐没上过学堂,去放牛就把牛牵去学堂附近的山上,老师上课声音很大,在墙角偷听是她常干的事。其实不读书也有不读书的“好处”,至少可以趁着别人都上课的时候,去山上找春芽(香椿),还没发芽就要盯好山头,生怕被抢了去,刚露出点头就去摘下换钱,春芽是季节性产物,所以价格也相应要高些。二姐是个行动派,每每听到镇上什么东西好卖,睡都睡不着觉,天麻麻亮时就背着背篼去摘。如果运气不好,遇到“经验丰富”的商贩“吃秤砣”,三斤二的折耳根,非说是二斤,不谙世事的二姐也只能吃哑巴亏。
二姐每天都去山坡上割草,放牛,看着好多同龄人都背着书包上学,心中也很是羡慕。按理来说家里有适龄孩子不读书是要被罚款的,可是读书的钱都交不起,又哪来的钱交罚款呢?在二姐14岁那年,村里来了扫盲班,白天干活,晚上学习,主要是针对成人的免费扫盲活动,这下给她高兴坏了,交钱的学堂上不了,这免费的扫盲班该给读了吧。可是她正是上学堂的年龄,读什么扫盲班?年龄不对标,才去了一天就被遣返了。回到家,一向坚强的二姐竟泣不成声,这唯一的读书机会,也没有望头了吗?二姐的父亲看她实在魂不守舍,可自己又供不起那么多孩子上学,于是去扫盲学校再三请求,才又有了学习的机会。
二姐是扫盲班里年龄最小的,和婆婆辈一起学习认字。因为课本不够,所以只能好几个人用一本书,二姐照着课本把内容抄在纸上,有时间就拿出来读。老师夸二姐聪明,认字又快又多,婆婆们都喜欢和二姐坐在一起,老师提问若不会,就看二姐口型,实在看不懂就嘴里打啰啰糊弄过去。
二姐再长大些,就开始到镇上干活赚钱,在饭馆里洗碗、蒸剪粉、在烟酒店搬货,和读书一样,二姐干活也很认真,上班从没有“摸鱼”一说。可是后来竟被店里老板骂是乡巴佬,她转身就走了。二姐穷,但是穷得有骨气,乡巴佬懂得珍惜机会,感恩他人,可不是城里人用来伤害人尖刺,况且中国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创造了诸多财富,这不应该是一个贬义词。
后来,二姐成家了,在超市上班,勤勤恳恳,很快就被提拔为主管,在超市要写补货单,说二姐没读过书,根本没人相信,因为她认的字多,写得也漂亮;再后来她自己创业——种烤烟,别家上炕都要丈夫来,甚至请男工人来,个子小小的二姐却在炕房自己上炕,她干活厉害,吃面要吃两大钵,在烤烟站也是出了名。可二姐志不在此,她喜欢美食,在2017年,终于开起了一家自己的餐馆,起早贪黑,她也从“二姐”变成了“老板娘”。虽辛苦,但见得出她是越发开心了,开店后二姐很是努力,过去的朋友大多都穿着“关心”的嫉妒外衣,嘲讽她蠢得很,一天把自己折磨得像牛一样,不懂得享受生活。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二姐也不做过多解释,她理想的生活就在付出的此刻,幸福感就来源于卖出的一碗碗米线中。
我的出现让二姐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母亲。虽是我的母亲,但她好像忘了长大,与我同朋友般相处。少年时期的心动、偶遇挫折时的迷茫、小有收获时的喜悦……我都会和母亲分享。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很少生气,小时候偷吃辣条回家,她看破不说破;去练舞父亲从前门把我逮进来我从后面溜出去,她无奈笑笑;在学校暑假作业没做完被请家长,她也只是耐心教导……她像个孩子一样,笑容常挂脸上,在柴米油盐中,教会了我热爱生活,乐观开朗。母亲跟我讲道理时,总会以“虽然我没有读过书”开头,可是未读书的妈妈也闯出了她的一片天,过上了她满意的生活。
很多时候,母亲会尽他所能的满足我的需求,她说,因为她过过苦日子,她不想她的孩子和她小时候一样。母亲也很鼓励我出去旅游,她说,让我去帮她看看世界。可是,我并不想帮她看世界,我想带她去看世界。
爱好像很难说出口,直接表达爱,会让人觉得别扭,可我时常听见母亲说她很爱我,这也给了我表达爱的勇气,让我学会爱人。我悄悄穿回二姐的童年,在她辛苦的时光里埋下一粒幸福的种子,祈祷我的出现,能让种子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