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给我打电话说父亲回来了,在老家。我有些愕然,父亲不是在龙口疗养吗?怎么就回来了?也没有通知我们一声?忙问二姐父亲为什么回来,二姐说,父亲说没有什么事,怕打扰我们工作就没有通知我们。
父亲是个伤残军人,今年身体不好,一年里住了三次院,前几天,退役军人事务局通知他去龙口荣军医院进行疗养,他这才去没有几天,怎么就突然回来了呢?我心里一丝担心,于是跟二姐商量中午赶回去看望下。
推开老家院门的那一刻,就看到老父亲带着慈祥笑容在院子里等我们了。
我忙问:“爸,您怎么回来了?有什么事吗?”
父亲说:“没有什么事啊,明天25号,我回来参加党日活动的。”
我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二姐问我:“什么是党日活动?”
“每月25日是党员活动日。”我解释道,我继续转向父亲:“怎么回来也不通知我们声,我好去接您啊。”
“你们工作都忙,我就没有告诉你们,现在公交车也方便,我花6块钱就回来了。”父亲答道。
二姐和父亲去厨房忙活去了,而我,却陷入了沉思。
父亲是名老党员,当兵时在部队入的党,算起来应该比我的岁数都大。第一次对父亲党员的印象来自于父母之间的争吵。那时我还小,不过十岁左右,家里有5亩苹果园,父母平日里就在果园里劳作,维持家用,苹果地里的农活几乎是没有空闲的,平时几乎半个月就要施药一次,加上授粉、疏果、除草、除虫等几乎是闲不着的,即便是落叶后也要做追肥、刮树皮、修剪等工作。母亲对于父亲的不满多来自于党员会,无论地里的活多忙,父亲经常就换身干净的衣服去开党员会去了,而母亲就发起牢骚来,无非就是开一次党员会才补贴几毛钱,多长一个苹果就不止父亲一次党员会的补贴钱,父亲也不多说什么,偶尔被母亲说的急眼了就说句:老娘们家的,懂什么?父亲走后,母亲就经常跟我唠叨起父亲开党员的会事来。
母亲一般会从还是人民公社时候说起,那时候母亲倒是很希望父亲开党员会的,此时还过着挣工分过日子的生活,党员们一般都会在大队部集合,一辆拖拉机把他们全部拉到公社里去,会开到中午的时候公社都要管一顿饭,父亲却总是自己带着玉米饼子,中午的时候把公社里分配的白面馒头装起来,吃自己带的饼子,然后把馒头带回来给姐姐们吃,当然最主要的是开会还能计工分。母亲说到这里的时候总是以父亲是党员为自豪的。但说到单干的时候,母亲的牢骚就开始多了起来,母亲总是拿果园里的农活说事,她的观点比较单一但是绝对有说服性:她认为花点心思多长的苹果带来的效益远远要比党员会实惠的多。
受母亲的影响,我偶尔也想说几句,父亲则严肃的看我一眼:小孩子家家的,关你什么事。于是不再敢说话。就这样,他们为开党员的事争吵了好几年,父亲仿佛也习惯了母亲的唠叨,但几乎不缺席村里的每次会议。
后来我逐渐长大,考入了中专跳出了农门。再后来,我也入党了,我还记得入党那天晚上,我特地的回老家跟父母做了汇报,母亲高兴的炒了好几个菜,父亲拿出了瓶他认为是家里最好的酒,喝酒拉家常之余,父亲意味深长的对我说:孩子,要记得入党宣誓时候的感觉,你们手中有点小权利了,千万不能乱用啊。没有高深的道理,没有华丽的词语,我却体会到了父亲的深意。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有些“小迷失”自己了,现在想想许多时候没有严格按照一名优秀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些学习疲于应付,父亲今天和以前的表现虽然平淡,但是足以给我上深刻的一课了。
我不由得打量了下父亲,头发已经花白,可能由于当过兵的缘故,腰杆依旧笔直笔直的。
“爸,您哪年入的党?”我突然问到。
“67年,在长岛要塞当兵时入的。”父亲腰杆仿佛更加笔直坚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