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遵义文艺》的头像

《遵义文艺》

内刊会员

散文
202310/02
分享

时间博物馆(散文)(《遵义文艺》2023年第4期)

                          时间博物馆

■ 刘云芳

 

在山坡上看到一朵向日葵。花瓣丰满,柔风一吹,就变成了一群围着圈子抖尾巴的小黄鱼。我把它采回家,放在奶奶当年陪嫁时带来的黑陶罐里。摆放陶罐的那张桌子,比陶罐要年轻些,它将近五十岁,是父亲少年时第一件木匠活。算起来,最年轻的除了新来的向日葵,就数房顶上悬着的巨大马蜂窝了,这只早已被弃用的空巢足有小娃娃的脑袋那么大,像盏不会发光的灯。但也不能说它年轻,因为马蜂的一生也就那么短短几个月,论起来,已经算是它们好几辈子前的事儿了。

这是我家房子北墙下的一角。父亲当年嫌弃土墙一下雨就会塌上一片,便用砖头砌了堵墙,将它围成有三面的小空间,又在墙的上方横着插进去几根木头,再架上几块石棉瓦,用来挡雨。父亲从此多了一个仓库,废弃的桌椅、前一年给鸡捡来用于过冬的树叶,还有一些没有卖的棒子都堆在那里。吹在村庄里的风好像领会了它的用处,许多个清晨,我一推开门,便看见院子被吹得一尘不染,仿佛再吹下去,就要磨出面镜子来。而那个储物的小空间,角角落落里,都塞满了枯叶、枯枝,还有垃圾袋、布条子……不知道一场场风收集这些小零碎是为了做什么。

春天,一位远方亲戚把所有棒子收走了,他们一搬离那些装满棒子的编织袋,各种小虫便乱窜起来,像士兵丢失了堡垒一般,逃命去了。我这才发现,墙上原来还挂着一串深红色的干辣椒,一团白色的旧电话线。旁边放着一根扁担,两个塑料桶和两个铁桶。除了红辣椒和白电话线,我把所有东西都移开,放到别处。等各种虫子都跑走之后,把地面仔细清扫一遍。

父亲问,你这是要干啥?

给自己弄个工作间。我说。其实我心里有着另一个答案,我要建一座时间博物馆,但没好意思说出口。

父亲建议我把那张大红的沙发搬出来,我以搬不动为由,拒绝了。我早已经相中了别的东西。

一口被淘汰多年的大木瀚(方言,音同)扔在牛圈里,想它也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那些年,常用它晒豆子、高梁粒、棒子面。许多个春天,母亲都用它晒旧年的面粉。有几年,我家购置了轧面机,方圆好几个村每逢有红白喜事,都会来轧面,百十斤面一下子倒进这大木瀚里,来轧面的人便脱了外套,挽起袖子,在母亲的指导下,又是加盐,又是加水,双手在大木瀚里一阵翻江倒海。从此,我上学交学费,父母再没有犯过难。我将它竖起来,扣在砖墙上,像个没有门的木柜。又把父亲养的一棵仙人掌放在上边,但总感觉少了点儿什么。转身去柴垛里找,扒拉半天,竟然看到了一个方形的木格子。举着它去问父亲,说这原是大舅家的门,下边的木板已经锯掉,早烧成木灰了,这截格子不好劈,就先扔到了一边。

我找块软抹布来,擦拭了好几遍,将它戳在仙人掌的后边。墙上就有了一扇小小的格子窗。目光从格子间穿过去,我仿佛能看见大舅家的土坯房。姥姥和舅舅们这一大家子住在山对面的村庄里,并且只有他们一家人。这门上的格子透进的光,无数次抚摸过他们的脚印,也无数次被他们踩在脚下。大舅因病早逝,穿过这格子的光开始变得阴郁,一家人都没有好脾气。大舅妈带着两位表哥和表妹改嫁到山下,后来,姥爷他们都搬家走了,一座山空了。几年后,父亲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去过一次,但那座土坯房没有人气撑着,竟然塌了。不知道什么人搬走了那些粗大的房梁、柱子,唯独剩下这扇门,躺在一旁的地上。格子里冒出一丛丛狗尾巴草来,像是一个相框装裱了一块土地。父亲把它捡了回来,心想,这下没啥可丢的了吧。可没过多,二舅家的表弟回去一趟,说,他们以前住的砖窑整个消失了,只露出地基。这让他以为自己在梦中,或者出现了幻境,急忙打电话让山那边的表姐过来看。表姐擦着眼泪说,真的,我们的家没了,连个砖头渣都没剩下。表弟恨不能把拆房的那块时间从过去挖出来,看看到底是谁干了这拆人房子、偷人砖木的勾当。母亲听说以后,也掉了好几次眼泪。

格子窗从此与仙人掌作伴,但隐在格子窗里的故事似乎比仙人掌还要扎人。不几日,仙人掌长出两根大长辫子来,尾端冒出骨朵,像是要开花了。那日,母亲像个产婆似的,预言它当天晚上会开花,并且说花期极短。天黑之后,他们都睡了,只有我在院子里守着。借着昏暗的月光看那方格子,回想起小时候,一到那座山,给姥姥打个招呼,便往大舅家跑,大舅曾是军人,总能给我讲些外边世界的故事。每次到了门口,我都会踮起脚尖透过这门上的格子往里望。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轻松将这格子举在眼前,但有些东西却永远也看不到了。不一会儿,仙人掌果然开花,它在我眼前一点点张开,那花瓣越张越大,像是要大声说话,却没有声音,只冒出一股令我难以解读的香气。在这深夜里,所有的黑好像都是为了陪衬它的白。天亮之前,白得发亮的仙人掌花便熄灭了,像没有开过一样。

那口矮陶缸已经被弃用多年,它比我爷爷的岁数还大,当年先祖们用它来腌菜、酿醋,在我们村,酿醋的手艺以前人人都有,现在早已经失传。我把它请到我的时间博物馆,倒扣着,上边放一只破了口的黑陶罐,比奶奶陪嫁的那口年龄更大一些。又在陶罐上边放了爷爷编的艾蒿,用来熏蚊子。黑陶缸和黑陶罐用布略略一擦,便亮得闪光,像镜子一般,陶罐上能看见艾蒿的烟雾不断上升,而陶缸上能映照出不时滴下去的艾蒿灰。我在这口陶罐里放了一大把麦穗,是从地垅上采回来的。那天,我站在一群男人中间,等着收割机来。很快,我就暴露了身份,我是个伪装的农民,田野里的事情吸引着我,去地垄上拍各种野花,也拍蝴蝶,拍自己站在一大片麦子中间。男人们蹲在一棵槐树的影子里吸烟,远远地看我。地垄上的麦子是遗落的种子长出的,收割机够不到。通常,它们只能沦为羊的口粮。放羊人已经在远处等着了。我用力将麦子一根根折断,旁边的表爷爷夸我,真是个会过日子的孩子。也有人问我,这些东西,城里没有吧?

几乎每一个来时间博物馆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要放一把麦子,我无法讲出它的实用性。这麦子在村里人眼里却是神一样,只能被供奉在五腑庙。我用它在心里祭奠那些没日没夜挥舞着镰刀收麦子的情景。我年轻的父母从地里背回它们,在院子里,总有那么一头肥实的牛拖着圆柱形的碌碡,一圈圈转着,不断碾压,给麦子脱粒。而现在每一天,父母依旧在院子里转着,却没有了牛,也没有了碌碡,他们一个拖着瘫痪的左侧,一个拖着瘫痪的右侧,好像当年那沉重的巨石制成的碌碡碎在了他们的身体里一般。

侧边,依着的那根扁担也够老了。但它在我记忆里留下的痕迹却像是尖锐武器刺过的一般。那时候弟弟小,母乳不够吃,父亲不得不去很远的地方修路,一个月能挣回十几块钱。眼看水缸见底了,母亲好强,也不想请别人帮忙。趁着弟弟睡觉,她便捂着围巾,用扁担勾起两个铁桶出门了。不一会儿,山路上出现了母亲的身影,她摇摇晃晃地挑着两桶水,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难。那次回来,她出了满身大汗,落下了月子病,看过好几个大夫,都无法痊愈。但母亲还是无数次拿起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挑麦子、挑土,甚至挑过牛粪。母亲对她造成伤害的物证总是视而不见,她问我,你摆弄它做什么呢?我没有回答。

旁边是父亲年少时亲手做的那张木桌,我把笔记本电脑摆在上边,有时候也放一两本书,陶罐里的花开败了,落到书上,远远看去,成了书的一部分。椅子也是父亲手做的,足有四十岁。当年盖这房子时,父亲不仅亲手做了门窗,还做了两张床,两个圆木桌,外加八把椅子。因为圆桌笨重,小时候,我们总是围着这小桌吃饭,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已经被盘磨成深色的小桌像猫一样躲在影子里。有时候,上边会忽然落下一朵紫色的梧桐花,陪衬在一盆雪白的大馒头旁边,倒也好看。

自从收旧物的人愿意出价100块买我们家的旧碗架之后,母亲便把它锁到了屋里,生怕有谁惦记着。有人问,你是等着高价呢吗?她有点羞涩地回答,不是。碗架共有三层,雕有荷花、树叶和波浪的纹样,下边一层有三个抽屉,中间一层是裸露在外的,但下边有一块雕花板作装饰,最上边一层被外端的雕花镂空木板挡着,很有古典韵味。以前,它就固定在我家炕头与炉子交接的地方。最下边放碗,抽屉里放针线等杂物。最上方作了神龛,祭灶王爷。除了烧香之外,这一年之内,包子饺子、石头饼、寿桃、过年时的枣花……几乎是不常做的饭,都要端到灶王爷跟前举一举。母亲深信那几个字: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每一次,她举着食物深深鞠躬的时候,我都好奇,她嘴里念念有词说的是些什么。我问过多次,她只是催促我,快去吃饭吧。后来,屋里的大炉子拆掉了,重新修了一个火腔,与堂屋砌的炉子通着,用来取暖。一年四季都不在里屋做饭了,这碗架便也没了用处。它被挪了几次地方之后,终因为有了新的碗柜,退休了。我想母亲不愿意卖它,大约是因为那上边曾设过神龛,她曾对着它无数次祈过愿吧。

我将它倚在中间的位置,像一个古老的书架,可惜我带来的书极少,完全撑不起书架的气场来。有时,我从山坡上采来一把杜梨花,放在架子上,杜梨花的白跟碗架的深红搭在一起,好看得很。去地里挖白蒿的时候,看到一片金黄的苦菜花,采上一大把拿回家,把枯萎的杜梨花换下。没事的时候,我就呆呆地站在碗柜前看这些花。不同的花一岔接着一岔,像是翻动日历一般。

椅子与碗架之前的位置始乎太空了。我从柴垛里找来找去,发现那些干柴下边压着个比人腰还粗的大树根,至少应该有上百年的树龄了吧。它的根脉拐来拐去,疙里疙瘩。我心里一喜,将它搬到我的时间博物馆里来。因为底部不平,它呆不住,我又搬来两块砖,在下边垫着,它便成了一座小假山。父亲看到了,急忙说,那本来就是要送给你们的。他知道我从平原长大的丈夫喜欢木头,去年便在河道里捡了这一块。父亲说他自己是木匠的审美,喜欢直溜的,觉得那才是好木材应该有的样子。越奇形怪状的,你们越是喜欢。他又说。所以他坚持把这块木根从河道里搬出来,这么个东西,沉得很。父亲硬是一路搬到了岸上,把它放进了三轮车,拉了回来。我能想象到父亲用力时,两腿弯曲吃力的样子,便没有再说话。

一旁还有块空地方,放什么呢?从杂物棚路过的时候,我忽然看到里边有一块已经裉了色的黑板,那是从村里小学拆下来的,被人扔到了一边,父亲没舍得劈了当柴烧,便放在杂物棚里了。好几位老师的字迹都在这黑板上流淌过。这几年,村里没有了学校,孩子们也都进城读书了。学校被翻盖成卫生院。里边的板凳、桌椅都变成了废品。父亲捡回了别人都认为没用的黑板。我将它搬开,发现黑板后边的砖缝里竟然还散落着几根半截的粉笔,灵机一动,便把它请进时间博物馆,靠在墙上,画了朵巨大的向日葵。向日葵下,一个穿格子衣服的女孩正望向远方。村里人时不时来看,有说画得像的,也有说画得不像的。有天来了个小女孩,她蹲在黑板前看了会儿,忽然问,姑姑,你画的是自己吗。我回答,也许是吧。她一脸俏皮地说,就是你,你有这样的衣服。

还有几块父亲跟爷爷一起用大锯切割好的板子,这些年一直也没有派上用场。我将它们倚在侧边。爷爷一天会来我们家好几次,给父亲送个果子,送块西瓜。有次,他非要给父亲按摩,父亲便要躲。爷爷见状,说,你这娃,懂什么?这样舒服!父亲偷偷擦着泪水。看见这样的场景,我总是会想象当年他们锯木板的样子:将木头捆绑在一个桩上,爷俩使劲用力你拉我扯,给木头行刑。木屑纷飞,落在他们的脚边,他们之间的土地上。那时,爷爷力壮,父亲年龄也小,有使不完的力气。他们终于把木头锯开,却把共同锯木头的记忆留在了那些木板的纹路上。

边上还空着一小块地方,我把陈旧的木椅搬来,放在一旁。这些物品,每一件都成了时间的容器,亲情的庙宇。我坐在其间,感觉自己被什么包裹着似的。我搜罗着,不停把某个东西放进来。

许多个下午,父亲会从轮椅上起来,扶着弟弟专门请人为他焊接的钢管往前走,一直走到我这间小小的时间博物馆里,他安静地看着它们,好像在与过去的时光完成一次对接。每一次,我都能从他那里探听到新的故事,新的被遗忘的细节。有时候,爷爷也会过来,他摸摸这件,又摸摸那件,笑了,说,都是些老物件啊。他讲着与它们有关的故事,比父亲讲得更详细。作为家族里最老的老人,爷爷何尝不是一座行走的时间博物馆。

村里人时不时来串门,他们看我在电脑前敲字,便在旁边悄悄坐下,压低声音问母亲,孩子又在学习呢?仿佛我还不曾长大。那些天,网上有人看到我在这样老的物件中间写作,甚至问,需要捐一张好些的办公桌给你吗。我笑着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桌子了,往这里一坐,那些故事、那些感受就会变成文字,顺着我的手指往电脑里爬。

村里的老人们参观我的时间博物馆,有时,也会变成解说员,他们说着我奶奶当年使用它们时的情景,说自家也曾有这样那样的罐子,这样的碗架……仿佛这些物件成了回忆的引子。阳光照在他们脸上,一直照进皱纹里。我忽然觉得这些人也应该是我这“博物馆”里的一部分。他们的声音,他们说话时的神情,他们的样貌,都值得我收藏。一个个下午,我时不时给他们拍照,我想把一些光阴留住,虽然什么也留不住,我拍下的不过是他们留在时间里的壳。

每天早上,我都要陪父亲、母亲练习走路,他们一个拄着左拐,一个拄着右拐,机械地走着。时不时地,他们就会对着哭一会儿。他们一哭,那泪水就在我心里冲出一道沟来。每一次,我都站在这间“博物馆”里,让这些老物件分泌出的时间的长度淹没我。让祖辈的苦痛、磨难叠加起来,把我的痛苦比下去。显然这很幼稚,但我还是笑了,从陶罐里取出一枝好看的山棉花,塞到父亲只能活动的右手里,再让母亲用她只能活动的左手接住。他们俩竟然有点害羞,母亲甚至斜了我一眼,但是他们都笑了。

离开大山之前,我把父母安顿在了山下的县城里,离弟弟工作的那家饭店很近。那些天,我忙着收拾东西,把那只唯一下蛋的鸡杀掉,吃进了肚子。把看守院子的棕黄色大狗送了人。那天夜里,那狗赖着死活不愿意走。我只好把铁链子又重新拴上,送到新主人的手里。铁链子在手电的光影里哗哗作响,接走它的人喝斥它,快走!我快步走进屋,没敢回头,心想,此刻,它多像个被警察带走的受了冤屈的罪犯。父亲在屋里又哭了一回。这次,我什么也没说,我怕一张嘴,自己也跟着哭了。

三轮车放在院子里自然是不放心,有人来回磨,说想买走。但父亲一听这话,泪水马上汹涌起来,仿佛没有了三轮车就意味着他终于再不能康复。我只好让邻村的表叔将它开走。跟父亲说,院子里没人,丢了怎么办。即便如此,父亲也还是哭了好几回。到了城里,表叔一打电话,他就问,三轮车怎么样?

接下来,便是关闭我的时间博物馆, 尽管村里人说,扔着吧,谁会要这些东西呢。我还是把它们一件件收起,锁进旁边的杂物间里。我不想让大风把新的垃圾填塞在它们中间。

离开的那天,我们本来已经下山,但因为有媒体邀约我拍一些与故乡有关的影像资料,不得不再回去一趟。我们在山坡上、田地间、老宅院里转了一大圈。弟弟问,还还原你的时间博物馆吗?我看着那个空空的角落,只把椅子搬过来,念了一段自己书中的文字。在故乡的怀抱里看自己写下的对它的思念,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临行时,弟弟开着车,一直往前走,将近九十岁的爷爷站在村口,向我们挥着手。我和弟弟下了车,与他道别。他原本笑着,一转身却抖着身子去口袋里摸手绢,接着,他挥着那只依旧颤抖的手,示意我们快走,却扭过脸,不看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辈子乐观到近乎让人觉得麻木的爷爷落泪。汽车在盘山路上行驶着,环环绕绕,像走在一个个连接不断的巨大的问号上。我从盒子里抽了几张纸巾递给正在扭转方向盘的弟弟,然后把脸转向窗外。

                             责任编辑:冉小江

 


我也说几句0条评论
请先登录才能发表评论! [登录] [我要成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