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张银洲的头像

张银洲

网站用户

小说
202404/11
分享

二印兄

  二印兄跟我“同爷” ——也就是说,我爹跟他爹是亲兄弟。我们的爷爷没上过学,一辈子都是农民。但他老人家野心很是膨胀,居然想让孙子辈全都手握权柄。我大伯的长子叫“大印” ,次子叫“四印”;二伯就一个儿子,名叫“二印” ;我爹是老三,我也排行老三,就叫“三印” 。我还有一个小弟,名叫“五印”。 五个孙子五枚“官印”,这是我爷爷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我和二印兄都毕业于大集体崩溃前夜。只不过我是初中毕业,二印兄是高中毕业。那一年,乡政府(当时叫公社)招“民办教师” ,我报了名,二印兄也报名了,但考试那天,他却没有到场。事后,我问其原因,二印兄不屑地说:“当个孩子王,一辈子有啥出息?” 然后,神秘地对我说:“我准备写小说了。我上学时作文就好,不写点什么岂不可惜?”停了一下又说:“我要参加,准定考上!当个小民师,哪有时间写小说呀!再说了,就那几个破指标,我要去了,你有可能落选。” 好像他不参加考试,多半是为了我似的。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去镇上中心小学做了一名“民办教师” ,每月六块工资(县里发),当然,还有每年360斤的大米补助(村里发)。我二伯眼羡得不行,把二印狠狠地打了几棍,说:“狗日的大学你考不上!(二印兄参加过1977年底的那次高考。)民办教师你又不去考!你要把老爹我气死……”话未落音,真的吐了一口血,昏厥过去了。

大集体散伙时,我们几家都分了地,还都地边搭地边,一犋牲口,几家轮流使唤。三年后,我与五印先后结了婚。至此,我们“同爷”的五兄弟,只有二印兄还是孤家寡人。不是女人们看不上他,而是他看不上女人们。准确地说,是他看不上没文化的女人。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就不断有人给他“说媳妇”,他呢,也不断地去“相亲”。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原因就一点,他不注重女方的长相和年纪,主要关注女方是否会写字。他随身带着纸和笔,见面了什么都不问,让人家写几个字给他看。那时候,农家女子文盲很多,当然,也有个把上过学的,但字却写得歪歪扭扭,不成体统。他便教训人家:“嫁给我,你必须写一手好字,将来帮我抄写小说稿,我好腾出时间写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相亲的女子便“哼”地一声走了。有嘴巴厉害的女子就嘲笑他:“也不看看你自己多大的出息!一个修地球、捏锄把的庄稼汉,还想娶识文断字的,做梦吧你!”

受到一回侮辱,他便不再相亲了。有一次,大堂兄张大印的老婆——也就是我大嫂,给他介绍了一个,是大嫂娘家的亲戚,这女子对男人的要求就是能写会算,二印兄当然相当合适。相亲那天,却到处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跑去淮河岸边,面对正在涨水的宽阔雄浑的母亲河,寻找灵感去了。女孩在街上等着见面,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大嫂一再挽留,说再等等,有缘分也可能就半个时辰的事儿。最后没办法,大嫂跑到学校里找我,让我替二印相亲。我当然不愿意,说现在是什么年代,还搞“风雪配”?但大嫂是个泼辣货,连骂带推地把我弄到大街上,让那女孩看了一眼。没想到,女孩看上我了,满口答应了这门婚事。

女子后来成了二印兄的老婆——我的二嫂。她发觉大嫂偷梁换柱了,跟大嫂好一阵子吵闹。见到我也是板着面孔,好像她的杀父仇人似的。无奈,生米做成熟饭,二嫂也只有认命,老老实实做了“二印家的”。

二印兄成天低着头走路,好像丢失了什么贵重物件。我知道,他是在思考他的小说。有一天,他们家都在地里锄芝麻,他一边挥舞锄头,一边思考着他的小说,结果把芝麻全给锄掉了,留下了跟芝麻相仿的“鸡冠菜”。我二伯看见他这样,拿着锄头要打他,他振振有词地说:“一亩芝麻值几个钱?我的小说要发表了,能换来十亩芝麻!”

那时,二嫂还相信二印,认为他真能发表小说挣钱。所以,处处忍让。我二伯不懂什么小说,就觉得二印不务正业,经常气的吐血(肺结核)。我二娘死得早,是我二伯把二印拉扯大的。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这样神神叨叨的不干正事,二伯伤心透了。

那时候写稿,全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二印的字是练出来了,仿宋字写得很好看。就是小说没长进,写了七八年,没发表一个字。早先,邮寄稿件只需在信封右上角剪去一个小三角就行了,不必张贴邮票。但后来这项优惠政策取消了,他邮寄稿子要花钱了。他还不肯寄平信,怕慢,怕丢失。他所有寄出的稿子都是挂号,要两元钱的邮票。就这个小钱,他还得找二伯要。二伯不给他,他就找老婆要。二嫂本来也没钱,就把家里的鸡蛋拿街上卖了,给二印当邮费。二伯知道了就朝儿媳妇发火:“他一个人疯也就罢了,你也跟着疯!”

我二伯是被二印气死的。那天上午,二嫂要生孩子,叫唤了半天,生出一个女儿。二印对妻子很不满意,噘着嘴说:“生个带把儿的多省事儿!现在计划生育,头胎女孩,还得生二胎,麻烦!”

我二伯让二印去街上找个医生来剪脐带。他倒是去了,可他没走到街上,碰见了村里的李会计。会计说:“二印啊,刚才邮电所送报纸,里面夹着你的一封信。”二印听后大喜,他知道,能给他写信的除了出版社就是编辑部。忙问:“厚不厚?”李会计没听明白,反问道:“啥厚不厚?”

“就是信封里的信笺是厚还是薄?”二印说。他认为,如果是退稿,那信件肯定厚实。不是退稿,那就薄。因为编辑不可能给他写几十页的长信。当然,他不希望厚,厚了,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过,李会计说:“厚薄我没在意。我只是看到了‘张二印同志收’几个字。”

二印便满怀希望,兴奋得两只眼睛像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当时就忘了二嫂正在生孩子,赶紧催着会计去村部拿信件。会计说,他得去乡政府送报表,完了才能去村部。二印就跟着会计去了乡政府。在乡政府办公室,村会计跟办公室一个小公务员闲聊喝茶。二印也坐在连椅上,喝着茶,翻着报架上的报纸,找文学副刊来看。他不关心新闻、理论什么的,只对小说散文感兴趣。看到中午,会计与公务员握手告别,他也去跟人家握手。然后跟会计到了村部,拿了信件,他瞬间傻眼了:原来又是一封退稿信,厚厚的,长长的,没有八两也有半斤。他没跟李会计打招呼,就蔫蔫得如同霜打的茄子,独自出门了。正无精打采往家走,就见五印慌慌张张来找他,老远就吆喝:“二哥哎!二伯听说你去了村部,没到街上找医生,当时就气吐血了!你还不赶快回家!”二印兄这才如梦方醒,撒丫子往家跑。回到家里,见女儿的脐带已被大嫂剪断。爹气得吐了半盆血水,卧床不起了。

二印兄倒是个孝子,回家跪在爹的床前,折断了钢笔,说:“以后不写小说了!再写我就如同这支笔!”好像古代的武侠折剑发誓似的。

二嫂躺在床上弱弱地说:“二印呀,你从此醒过来,我还跟你过。”二印说:“我说到做到,保证再也不写一个字了!”

二伯一直断断续续地吐血,服了“利福平”、“云南白药”,注射“青霉素”、链霉素,但效果不佳。没过半个月,便一命呜呼了!

爹死之后,二嫂带着女儿回了娘家。二印兄一个人在家里。他突然觉得一个人好生孤独。孤独中他来了灵感:村里一个老头昨天突然死了。这老头并不太老,六十岁。晚上吃了两碗面条,夜里不声不响地死了。活着的时候,老头是村里最会干农活的人。他犁的地不深不浅,不歪不斜,墒沟开的跟木匠打线似的,没一点弯曲;他码的草垛,光溜溜的,像个大馒头,下大雨也不会漏;他撒的种,出的苗如同手摆一样均匀。这样的种庄稼的行家,村里就他一人。一辈子没生过病,到死也不麻烦子女。相反,那些高干和名人,没病没灾的却长期蹲在疗养院里。有的人该死了却不让死,靠打点滴,插管子维持生命,不知道花了国家多少钱。他觉得这两种人,对比十分鲜明。就像臧克家的一首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两种类型的人,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有很深刻的主题。于是,一个人不吃不喝,用两天两夜的功夫,写了七千字的小说,取名《两种人》。又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改写誊清,就花两块钱寄出去了。

二嫂回来后,发现他趴在小马蹄桌上睡着了。二嫂把他喊起来,追问半天,他说了实话:这三天三夜,他没吃没喝没睡,一直把《两种人》写好。妻子生气了:“你说不写了,咋又写了呢?你是想把我也气死吧?”二印兄低声说:“这回真的不耽误干农活了,只是没事儿干的时候写,消磨时光而已。你别生气!”

从此,二印写小说就像当年的地下党。他很低调,对谁也不吹嘘当作家发大财、改变境遇的事了。但实际上,他的心是不平静的。小说先是寄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从此开始了难熬的等待。两个月之后,稿子被退回,他当然不认为是稿子的质量问题,而是怀疑编辑根本就不看他这个小人物的稿子;接着,他把稿子寄给了本省的文学月刊《奔流》,还在稿件的第十二页夹了根细细的头发,以此来检验编辑是否看过他的小说。两个月后,稿子再次被退回来,不过,那根柔软的头发丝却不见了;接着,他又把稿子寄给了本市(当时是行署)的文学双月刊《报晓》。两个月后,又被退回来了。所不同的是,前两份退稿信都是铅印的,只有他的名字是手写的。而这一份退稿信,全是手写的,字迹娟秀,看样子像女编辑所写。退稿信肯定了二印兄的文字和语言,说他的文字工整大气,颇具硬笔书法功夫;语言简洁,流畅等。缺点是缺乏短篇小说的特殊味道,不具备审美性。最后建议他多阅读名篇名著,勤加思考和练习。短短几句话,令二印兄大为感动。他真想写封信,对那位疑似女编辑表示感谢。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人家的名字,无法精准道谢。

二印兄这种自上而下降幂式的投稿方式,也是他的一大特色。他写的小说,全部都是先国级、后省级、最后市级。一路下来,一篇小说要在路上旅游大半年。

二印兄不喜欢深耕退稿,三级投稿失败,他就把退稿丢在一边。《两种人》同样被他扔进“已故”的退稿中,不再理会。他整天思考什么是短篇小说的味道,在名家作品里寻找短篇小说的味道。他觉得已经找到了,又感觉没有找到。恍恍惚惚,不明所以。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小说的热情,他依旧按照自己对社会对村人的观察和认知,孜孜不倦地创作着。

女儿出生后,家庭负担重了,二印便写写停停。村里男劳力出门打工挣钱,大印也劝他出去打工,可他哼哼唧唧不想去。妻子也不逼他,反正两口子种五亩地,也饿不着冻不着。

1994年盛夏,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内涝水涌到家门口了。乡政府动员老人、妇女和儿童先行转移,并派出一艘很大的船到村庄上接人。二嫂抱着女儿上船,忽然想起一个编织袋没带来。编织袋里装着娘儿俩的换洗衣裳。她让二印回家取来。二印回到家,很快提来一个编织袋,丢在船上。等二嫂到达岗上,住在临时搭建的救灾棚里,换衣裳的时候,才发现编织袋里不是娘儿俩的衣裳,而是二印废旧的小说稿子。二嫂当时就哭了:“这个砍头的是贼心不死呀,他的破稿子比咱娘儿俩的命都重要啊!”洪水下去后,二嫂直接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不过,二嫂也算心疼二印的心血,她没把那半袋旧稿扔进洪水里,而是交给了四印的老婆,带回来物归原主了。

那时候,大堂兄和大嫂还劝过二印兄,让二印兄去接媳妇和孩子。但二印兄说他正在构思一部中篇小说,媳妇娘儿俩走了,正好没人打扰,就推三阻四地不去接。孤身一人的二印兄,没有了纠缠吵闹,真是闻鸡起舞,日以继夜,写他的中篇小说。

一个周末,我找到大堂兄,对他说:“二嫂走两三个月了还不回来,该让大嫂去问问啥情况吧?”大印说:“你大嫂去过了,说人家已经走(嫁人)了。孩子也带走了。二印这回又成光棍了。”想起孩子从此要生活在后爹的阴影里,我当时鼻头一酸,掉了眼泪。我生气地说:“二嫂就这么不吭不哈地改嫁了,也显得我们兄弟几个太窝囊废了吧?怎么也得要回孩子的抚养权并追究二嫂的重婚罪!”

大堂兄摇摇头说:“算了老三,二印本人对老婆和孩子都可有可无的,咱们出啥头呀?再说了,你大嫂娘家跟二印家的还沾亲带故呢,要闹到法庭上去,她娘家人也不愿意呀!”大堂兄年轻时当过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是我们族里的掌门人,他的话通常是一锤定音。其实,细想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有什么用呢!只等有机会再给二印兄找一个女人了。

那年的春节,我特意割了五六斤肉,送给二印兄。二印兄接了,连个“谢”字也不说,随手挂在山墙上的一个钉子上。过了年,又过了元宵节,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去约二印兄给祖父上坟,刚到屋里,我就闻到了一股锐不可当的臭味。抬头一看,那块肉还挂在山墙上,上面布满了蛆虫。我一阵恶心,说:“二哥呀,三弟看你可怜,送一块肉,你竟把它糟蹋了!你是生我的气,还是生肉的气呀?”二印兄说:“吃肉多耽误时间呀,没有吃面条便捷!我正写长篇,争分夺秒的,哪有时间给自己做吃做喝呀?你那一块肉得百十块吧?还不如给二哥买两箱方便面呢!”我苦笑了一下,说:“方便面倒是便宜。既便宜了你,也便宜了医院。”

二印兄辨道:“吃方便面怎么可能便宜医院呢?它又不是毒药!其实,只要有小说可写,吃什么都无所谓!在我看来,小说就像食盐,原则上吃无盐的食物不会死,但正是盐赋予了我生命的活力!”

我淡然一笑,说:“既然如此,那好,我每月给你买两箱方便面。”二印兄说:“我现在连赶集也不想去了。三弟要是供给我方便面,倒给我省不少时间呢!等我的中篇小说发表了,一并付给你方便面钱!’”

我说:“我民师转公办了,每月两千多呢!不在乎那几个小钱!不过,二哥短篇还没发表,怎么写起中篇了?”

二印兄说:“有个著名作家说了,短篇小说是写思想表情的,还要高度凝炼,太他妈难了;中篇小说是写故事的;长篇小说是写命运的。我琢磨了很长时间,觉得还是中篇小说好弄一些。写故事呢,总比写思想表情要容易些吧?所以我就……”我不懂“思想表情”是什么玩意儿,觉得搞文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劝说道:“二哥呀,千万不能太拼了,多注意身体。路遥英年早逝,不就是写小说累的吗!”

二印兄叹气道:“不瞒三弟说,我也常常想起那个路遥,有他那个成绩,累死也值得……”说完,竟然落了泪。

我岔开话题,说点高兴的:“二哥这中篇叫什么名字?写的是什么故事?”果然,一提起小说,二印兄立即转悲为喜,眉飞色舞地说:“这个中篇暂名《走失的傻子》。写的是我们村庄的傻子——孙其保的故事。”

孙其保我知道。他是三岁那年高烧把大脑烧坏了,成了傻子。不过,听说他六十岁那年就进乡政府养老院了。我问:“孙其保能有什么故事呢?”

二印兄说:“他虽然是傻子,但也有自己的的情感与追求。他一辈子都在放牛,与牛产生了感情。去年秋天他突然失踪了,养老院派人找了三天,最后在河堤上一家养牛场找到了。他在那里帮人放牛、拾牛粪呢!现在他还留在人家的养牛场,养老院去请几次他都不回!”

我说:“有趣!”

二印兄信誓旦旦说:“这个故事确实有点意思,写成两万多字的小中篇,肯定能发表!”

又一个周末,我去给二印兄送方便面,顺便问他中篇小说的事儿,他说:“现在的编辑部太不像话了,过去不发表,还有个退稿,现在连屁也不放一个!没有退稿,想另投别处,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太费劲了!那可是五万多字的中篇呀!”我说:“现在都用电脑打字,电脑邮寄了,谁还用手写,用信寄呀?所以,期刊编辑部都不退稿了。你要是有台电脑,一个稿子,可以一次发给几十家刊物。发多了,东边不亮西边亮,没准能碰到识货的呢!”

他表示很惊讶,说:“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得很多很多钱吧?”我说:“用不了那么多钱,两三千块就能买个不错的电脑。”他说:“两三百块我也买不起呀,还是手写得了。手写惯了,用电脑会影响灵感的!”

此后,我的年龄逐渐大了,身体老是出毛病,还要操儿女们的心,就很少过问二印兄的事情了。那年春节前,我去村里看望父母(父母住在五印家),顺便约堂兄弟几个去看看二印兄。谁知大印阻止说:“还是别去了,省得他伤心。他年初就瞎了,看不清人的面相了,更不能看书写字了,悲观得很哩。”我说:“怎么会这样?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一天下午,我还是一个人去了。二印兄怀抱一根拐棍,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这座三间起脊房,还是二伯活着时盖起来的。房门敞开着,有燕子飞进飞出。我走进去,他竟然从脚步声中听出是我:“老三来了?”看到满头白发,苍老的不像样子的二印兄,我心酸不已。其实,二印兄也就六十出头,却像七十多岁的人了。我几乎哽咽着说:“二哥,你还好吗?”出乎意料,他却轻快地回答说:“好好好,不想写小说的事儿了,一身轻松呀!我真恨我的眼睛咋不早点瞎了呢?”我问:“二哥难道后悔了?”二印兄说:“岂止后悔!我真想把这只手剁掉!现在好了,眼瞎了,手也不用剁了!”我安慰他说:“不写小说了也行,好好养养身体,多活几年。写小说不光要吃苦,还得有天赋。小说咱不写了,但生活还要继续。老年人失明的,多数都是白内障。你应该去医院查查看,说不定能治好呢?”

二印兄说:“我要是不瞎,肯定还在折腾。写小说,气死了爹,气跑了媳妇,却一无所成!短篇的中篇的长篇的,全都试过了,没一种成功的!天赋!天赋!二哥我就是一个毫无天赋的超级笨蛋!”停了片刻,二印兄叹气说:“‘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多亏我这眼瞎了,那一腔文学孤愤也就平息了!你说,我花钱治它还有意义吗?”

听着二印兄发自灵魂深处的话语,我突然想起在哪本书上看到的一段话:“一个人的觉醒,百分之一靠别人的提醒,百分之九十九靠头破血流。任何人的劝阻,都不会让一个人大彻大悟,真正能让人如梦初醒,看透人世真相的,只有经历、伤痛和懊悔。”我觉得二印兄,也包括我自己都好像是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我岔开话题,问:“长篇小说二哥也尝试了?多少字呀?”他告诉我:“大概四十多万字吧,用了后半生码起来的。现在不想谈它了。草稿在编织袋里,想看你拿去看吧!”

我提走了那个编织袋。

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我看完了二印兄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说写的是我们这个村庄的演变史,名叫《张营风云录》。从民国初年(我爷爷出生的那一年)写到二十一世纪初,政府“取消皇粮”和实行土地补贴近百年的历史。我觉得二印兄的长篇小说还像那回事儿。与那些“霸道总裁”、“赘婿穿越”、“仙侠魔幻”的长篇小说相比,我更喜欢它的质朴和真诚。最主要的,我还是想让晚年的二印兄不至于太过自卑和沉沦,决定把草稿打印成文档。我觉得书名太俗了,便改为《百年村庄》。此后,我在网上搜索并联系到几家出版社,把文档一一发过去。过了不到一周,居然有四五家出版社发来电子邮件。他们的意思大致上差不多:您好张二印先生,非常有幸看到您写的作品,您的作品具备出版的潜质。无论是收藏、赠予、上架发行还是积累名气,加入当地作协,都是必不可少的。详情请看附件的内容,真诚欢迎合作。

我简直喜出望外,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快马加鞭赶速度,没想到出版社的效率这么高!我立即打开附件,附件的标题是“图书自费出版协议书”。内容足有数千字,条款三十多项。我只看了两点:一是作者需付书号费和印刷费三万;二是印书一千册,由作者个人包销。有一家优惠点的,两万元即可印一千册。总之,全是我付给他们费用,他们却一毛不拔。难怪他们如此迅速!我甚至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过稿子。

我失望透顶,仿佛一下子从火山上跌入冰窖里!两万元从哪里来?一千册书怎么处理?我或许能向我的同事和朋友推销五十册。剩下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白送给我的学生们,二是当废纸论斤卖。

一个星期天,我约了大印、四印和五印,我们兄弟四个开个碰头会。我提出要给二印出版长篇小说《张营风云录》,需要资金两万元,靠二印根本解决不了,这还得我们兄弟共同出资相助。谁知我的话还未落音,四印就跳出来反对,他带着嘲讽的口气说:“三哥,你以为俺们都跟你一样,每月都有活钱呀?一家五千,谁能拿得出呀?”

五印也帮腔说:“俺今年打一年工,才赚了不到两万,一家子就指望这两万块过日子呢!不像二印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大印兄说:“要叫我说,帮他出书就算了!出啥书呢?宋丹丹写了《月子》,还不是放茅房里给人擦屁股?”

敢情大堂兄看过了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小品了。只是他把小品中的人物和现实弄混了。

我们兄弟五人,从大印到五印,都没有达成祖父的愿望,既没有掌控大印,也没有管理小印。除了我当了个小学教师,其余四位皆是地道的农民伯伯。大家确实没有闲钱帮二印出书呀!

结局很清楚,连我亲兄弟五印都不支持我,别人就不用提了。出书的事,便搁置起来了。

虽然我那三位兄弟都不愿意帮二印兄出书,但我并没死心。想当初,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二印兄正上小学五年级。我们村庄离学校少说也有三里路,遇到雨雪天气,道路泥泞难行,二印兄总是把我背在身上,每次都累出一身臭汗;我小时候喜欢胡闹,打架骂人,刁钻狡猾,村里人给我取个绰号叫“孬货”。在学校里也是不安分,爬桌子,蹬板凳,模仿老师口气在讲台上讲课,在女生抽屉里放癞蛤蟆。于是,我常常被老师或班主任留在办公室里“罚站”。不管“站”到啥时候,二印兄总是在办公室外面等着我一起回家。两年后,二印兄去县城上初中,每周回来,都教我背诵两首唐诗……这些虽然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二印兄的纠结和凄凉,我感同身受。我决心独自想办法给他“出书”,了结他的夙愿。

就在我趴在网上继续寻找能够公费出版的出版商的时候,我的一位姓李的朋友,给我寄来一本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老同学部落》。李先生是我青年时代结交的朋友,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他以前在郑州市一家大酒店当副总经理,退休后开始写小说。《老同学部落》是他的长篇处女作。时任省作协主席、大型文学期刊《莽原》主编的张宇先生看到稿子后,大加赞赏,并亲自写了序言。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问世,李先生一炮而红,成为当年河南文坛的畅销书作家。我读完之后,当即向李先生询问有关出版事宜。李先生告诉我:“一部长篇小说要公费出版是十分困难的事。质量达不到畅销书的标准,只能自费、自卖。”

我说:“二哥的长篇,与您的长篇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要卖出去相当不容易。再说了,我们也没有卖书的渠道啊!”

“既然这样,干吗还印那么多?”李先生说,“我有位朋友自费出书,才印了四十册,花八千块。不就是为自己圆出书的梦吗?印多印少还不是一个样?”

“有这样的好事?该不是没有书号吧?”我急切地问。

李先生说:“自费出版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假书号,就是盗用他人的书号;二是一号多书;三是境外书号,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国际标准书号!”

我说:“印十册八册都行!反正我二哥也看不见!你费心问问印十册要多少钱好吧?”

李先生爽快地说:“可以。我马上联系朋友。你把文档发我电脑就行了。”

没想到,李先生很快与书商达成协议:印刷十册书,仅收三千五百元人民币。

李先生将印刷好的《百年村庄》寄给我,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书的封面设计得很漂亮,印刷也很精美。我仔细看了出版单位、书号、印张、字数、版次等,没看出问题,只有印数没有明确标示。匆匆翻了翻,就带着两本书到了二印兄家中。此时,已是黄昏,夕阳染红了半个天空和村里的树稍。好像有一张巨大无比的网要罩下来。秋风乍起,院门前的几片枯黄的树叶被吹进了二印兄的院子里,好像院子里有一部强大的吸尘器。二印兄仍在院中枯坐。听到我的脚步声,他幽幽地问:“老三来了?我说过了,我不会去医院的,你不用再劝我了!”

我说:“我给二哥道喜来了!”

二印兄疑惑而又确切地问:“什么喜?一个双瞎老头有什么喜?在我的生活里永远不可能有惊喜!”

我说:“你的书已经出版,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喜事?”

“什么书?莫名其妙!”看来,他真的把自己写书的事儿给忘了。

“《张营风云录》呀!”说着,我走近二印兄,把两本厚厚的书,递给他,“这就是你写的《张营风云录》,我把草稿打印出来,在郑州一个好友李先生的帮助下,出版发行了!不过,现在的书名叫《百年村庄》。之所以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是因为我对这本书的出版没有足够的把握!”

二印兄把书接过去,放在大腿上,用手抚摸着,像抚摸着自己的孩子。然后,我看见他浑浊的眼睛里跑出两滴泪来,“啪”地打在封面上。他哽咽地说:“《百年村庄》这个书名挺好的!《百年孤独》你读过吧?将来能跟它齐名,我也就不枉来世上走一遭了!”

我当然知道《百年孤独》是什么样的书。我觉得二印兄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但每个作家都觉得自己的文章好,这并不奇怪。

我趁热打铁地说:“二哥,这本书印刷装帧都很漂亮。你要想看见你的书是什么模样,就得跟我去医院治眼!”

二印兄激动又忧虑地问:“医院真的能治好我的眼?”

我说:“治不好叫你去医院干吗?那不是骗人吗?”

“得多少钱啊?”

我说:“花不了多少钱。医保会报销一部分的,剩下的三弟我包了!”

没想到,二印兄竟这样说:“谢谢三弟!你不用给我出钱,我的出版稿费难道还不够我治眼吗?”

我略一思索说:“大概能够!但现在稿费还没有到位啊!”

二印兄激动地微微颤抖着说:“不急,不急!早晚的事儿!你要有现金,先给我垫上吧!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医院呢?”

我说:“明天吧,明天八点我来接你。”

我离开时,二印兄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非要摸索着把我送出院门外。临别时二印兄又说了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他说:“三弟呀,你跟出版社联系一下,我过去写的那些个短篇,给出个《短篇小说精选》集好吧?我决不能满足于‘一本书主义’啊!”

这时夕阳早已沉没,村庄暗淡了,只有高远的天空还有亮色。我小心翼翼地说:“我托李先生打听一下好吧?那些稿子还得打印出来,一年半载恐怕弄不成事儿!”

二印兄双手抱拳说:“三弟,拜托了!”

这一夜我彻底失眠了。我担心二印兄的眼睛治好后,他会向出版单位索要《百年村庄》的稿酬,更害怕他要催促我帮他出版短篇小说精选集……

我也说几句0条评论
请先登录才能发表评论! [登录] [我要成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