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友

“重阳节”那天的晚上，我在“淮滨融媒”网站上，居然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看到寻人启事当然不值得惊奇，值得惊奇的是，失踪者是我的同村好友。

“刘碾子，男，66岁，住邓湾乡政府养老院。上身穿紫色短大衣，下身是黑色绒裤，脚穿浅灰色足力健老人鞋。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症。身高约一米六，剃光头，说话不清晰，望知情者提供线索，必重谢！”

启事的落款是淮滨县邓湾乡民政所、派出所、陈台村委会和三个单位的联系电话。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来表示我和刘碾子的关系。想了半天，觉得用“牛友”倒挺合适。一起扛过枪的称“战友”；一起喝过酒的称“酒友”；一起上过网的称“网友”；一起旅过游的称“驴友”。我与刘碾子一起放过牛，并且放了三年多，当然应称“牛友”。

“碾子”，在四、五十年前是极普通极寻常的农家用具。由碌碡与石盘组成，可以将稻谷轧出米粒来，亦可将糯米碾成面粉。碾子的母亲正是在碾稻谷时，觉着肚子疼，少顷，有鲜血和羊水顺着裤筒汩汩流出。母亲来不及往家跑，急急地扯下捂驴眼的破布，瞬间产下一男婴，用破布胡乱裹了，踉跄回家，上床歇息。取名“碾子”，不仅因其生在碾道里，还因碾子是由石头构成，结结实实，容易养活。那时，我还未出生，这些近乎八卦的传闻，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母亲还说，碾子他妈真有本事，生头胎比老母鸡下蛋还快。

反复看了几遍寻人启事和启事上的照片，确定走失者是碾子无疑。养老院在老人节这天，却走失了一个老人，赶在这个节点上，事态就显得格外严重。

我立即给我三弟打去电话，询问碾子走失的经过和寻找的进展。我三弟是陈台村支部委员，又是村委会副主任。他简单地向我讲述了碾子走失的经过：碾子是重阳节午饭后走失的。吃午饭的时候，县民政局的一位副局长，在邓湾乡政府刘国良乡长和民政所所长李治仁的陪同下，视察了养老院的设施和伙食。那天，有民政局领导视察，伙食当然要提升一个档次。每人一碗米饭，一碗五花肉炒萝卜，外加一碗鸡蛋汤。视察完毕，副局长十分高兴，对伙食和居住条件都极为满意。一行人说说笑笑地走出养老院，坐上乡政府的面包车，直奔“酒仙居”而去。

养老院的大门平时是常闭的，就是为了怕有老人出门不知道回来。但这一行领导人出去后，忘了关闭大门。碾子就是趁此机会溜出去的。

午饭后，老人们坐在碾子宿舍门外晒太阳，人们这才发现碾子不见了。开始，以为他回老家了。副院长徐玉营便派了几个年轻一点的老人去碾子老家找。当然没找到；又把邓湾集镇大街小巷找了一遍，仍未找到。只好报告了民政所所长兼养老院院长李治仁先生。

李治仁所长立即联系了村委会。两个单位各负责一个方向，开始寻人之旅。邓湾乡周边有三个乡镇，即：新里镇、马集镇、台头镇。本地人戏称为“新马台”。从邓湾镇往西可到达新里镇，往北可通向马集镇。往东是一条河，人称截岗沟。河的右岸是巨莽一样的防洪大堤。截岗沟对面是台头镇，要去那里，需绕道马集镇才能抵达。河虽不宽，但没有桥，河道上只有几块垫脚石，估计碾子不会去那里，无需派人寻找。大家认为，碾子如果迷路的话，那么，他最有可能是去了上述两个集镇——新里和马集。所以，民政所包了马集镇，村委会包了新里镇。他们认为，即使碾子去了这两个集镇，他也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因为上述两个乡镇街道纵横，以碾子的智力，肯定会迷失在集镇上。

然而，两路人马把两个集镇的角角落落像梳子一样翻了个遍，仍未能找到走失的碾子。

碾子的走失牵动着我的神经，本来有睡眠障碍的我，竟然一夜未曾合眼。碾子是我的“发小”。我与碾子的交集是从“牧童”开始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辍学回家务农，包养了生产队的一头母牛。碾子包养的是一头公牛，我们从那时起就成了“牛友”，在一起放牛挣工分。碾子比我大三岁，已经是成人了。可惜他是残障人士，不识数，不认识人民币，他还是村庄上唯一不知道毛主席是谁的人。他只能说三个字以内的短语，但没人能听明白。他胆子似乎有点小，有人靠近他，他便怕挨揍而做护头状。村子里的“牧童”们，最喜欢拽掉他的裤子，让他露出半截死蛇一样的阳具，然后用放牧的鞭杆拨弄那玩意儿，取笑它不会勃起。我是唯一不跟他开这种低级趣味玩笑的“放牧少年”。碾子通常“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比他小的孩子也能戏耍他欺负他。但他知道羞耻，每当小牧童们企图扒掉他裤子时，他都向我求助。我拿起鞭子，把那些毛头小子驱散。

我是我们村放牧人中唯一一个小学毕业生。不论比我小还是比我大的牧童，都听我的。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吧？哈哈。

我们放牛的这片滩涂是个半天然半人工的牧场。一道漫长起伏的丘陵之下，流淌着一条小河，就是“截岗沟”。平时，截岗沟并不宽，大约十来米，但到了雨季，上游洪水压下来，就把小河沟拓宽了近百米，浩浩汤汤地流入不远处的著名淮河。为了避免截岗沟泛滥成灾，上世纪五十年代，筑起了截岗沟大堤，我的老家就在大堤的内侧，受到大堤的保护。于是，截岗沟与大堤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牧场。我们常常要步行四五里路，到堤外放牧牛羊等牲畜。因为到了这里，没有一株庄稼，全是荒野。有水有草，牧人们可以放心地散放牛羊，还能在大堤坡上睡觉、打扑克或观看公牛们顶架。

但是，再大的牧场，也顶不住成百上千的牛群羊群啃来啃去。青草生长的速度，赶不上牲口们吃的速度。所以，牛们常常吃不饱。

碾子放牛是很专注的。他从不散放，总是一手牵着牛绳，一手拿根竹棍儿，在田埂上慢慢移动。碾子的公牛没有骟过，性情自然暴躁，喜欢干架。常常见着公牛，就把嘴巴抵着前蹄，两只尖角朝前，鼻孔喷着愤怒的热气。它一身缎子一样的黑毛，脸上却是白毛，人送外号“大白脸”。碾子放牛——死心眼儿，后来成为放牧场上的歇后语。碾子不散放，一是怕“大白脸”吃不饱，二是怕它跟别的公牛干架累着了。因此，他的牛每天都吃得很饱，左边的草胃往外凸起，看不到一点凹陷处。

我因为要看书，常把牛绳盘到牛角上，任由它自由活动。牧场上的草本来就少，加上公牛们的不断骚扰，它总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碾子的公牛与我的母牛是亲密战友，在生产队繁重的耕作中，它们常常配成一犋，共同承担板结的黄土地带来的无尽压力。碾子的牛劲儿大了，我的牛也可以省些力气。当然，我的牛劲大了，碾子的牛也会受益。他似乎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的牛如果没有吃饱，他会向我提出“抗议”——就是偷偷地把我的书藏起来。那时，我觉得农村太苦，总想跳出“农门”。而跳出农门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碾子的小伎俩，根本瞒不过我的法眼。失败几次之后，他不再“抗议”了。而是顺便把我的黄毛牛也牵在手中，一头在路左吃，一头在路右吃，碾子则立于它们中间，在田埂上慢悠悠地放。真正是“左牵黄，右擎苍”。三年间，就是因了碾子的“代劳”，我才既挣了工分，又读了不少书籍。我大伯的次子——我的二堂兄在潢川上高中，我读的书都是他的课本或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尤利西斯》中说，某人用数学公式计算出了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的血缘关系。尽管我喜欢莎翁，也喜欢哈姆雷特，却不喜欢数学。所以，1977年那次高考，我仅考取省内师范院校，距北大、清华还差一大截子，这都是数学拖的后腿。

碾子一生基本上没有任何生产经验，干不了带点技术性的农活。比如：推独轮车、犁地、扬场、撒种、码垛子等。但他对牛却很细心。我们的牛在一起犁地，掌鞭的是个狠人，爱打牛骂牛。鞭子甩得啪啪响，嘴巴骂得喷白沫。每天晚上收工之后，碾子都会观察两条牛背上的鞭痕。他虽不识数，但他知道鞭痕的稠密和稀疏。如果大白脸背上的鞭痕过于稠密，他就会跟掌鞭的吵闹。一边指着牛背上的痕迹，一边叫嚷：“伊打偶！伊打偶（你打牛）！”掌鞭的不理他，他就一直喊叫，还要拉去见生产队长。掌鞭的就只好道歉，表示下次绝不再打牛了。碾子这时才感觉出了一口气，情绪瞬间平复。

1971年盛夏，我们县经历了一场水灾。连续三天的大雨袭击了淮河沿岸。那天下午，堤外的洪水突然从堤上漫进堤内，渐渐地，形成宽大的瀑布，恐怖而壮观。我们赶紧赶着牛回到村庄，把牛拴在“前宅”的弯枣树上，跑回家报信。我们村庄分前后宅，前宅养牲口，后宅住人。前宅低洼，搭了许多牲口棚和猪圈。后宅庄台高，住着三十多户人家，十分拥挤，也不卫生。所以，牛呀，猪呀，羊呀都不允许进后宅。当洪水倒灌村庄水塘，淹没了前宅时，人们开始恐慌了，都急着在各自的房子四周筑堤防水，谁也顾不上前宅的牛驴和猪羊了。

然而，洪水像怪兽似的冲垮了刚筑的挡水坝，紧紧地围住了我们的房屋。大约九点多钟，我家的三间土坯房屋在暗夜里倒塌了。接下来“噗通噗通”的声音此起彼伏。洪水把我们的村庄全部粉碎了。黑暗中，人们哭泣着，呼喊着，纷纷就近向村庄后边地势较高的地方撤退。我大伯住的最后一排，地势较高，他的五间土坯房倒下去，屋檐草还露出水面，于是，我们先是爬上大伯的房顶，房顶被淹没后，把木床抬上去，人坐在床上；而洪水仿佛长了腿似的，也往床上爬。人们又搬来方桌，人们坐在桌子上。大家摩肩接踵，挤成一个疙瘩。整个夜晚，我们被洪水压迫着，接受死亡的威胁。而待在前宅上的牛和驴发出惊恐绝望的呼号：“哞……”、“昂……”。人们也许没有忘记，我们村庄上的几十头牛和十几条驴，都拴在前宅的大树上，但此时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谁还会想着那些四条腿的畜生呢？虽然那些惨不忍闻的声音就在不远处，但此刻，前宅和后宅已经隔着湍急的“海峡”一样的激流，加上月黑风高，谁也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生产队的牲口。

第二天，当第一抹光线点亮村庄的树梢时，我看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这个可怜的村庄，只剩下树枝还在风中摇曳。全生产队的两百多口人就集中在后排一溜长长的水平线上，我们的屁股底下就是暗礁一样的坍塌的屋顶。人们全都坐在“水中央”，浑身湿透。大家只能相望、喊话，却无法走动。

早饭时分，我看见两只尖角向我们待的孤岛移动，然后，整张脸也露出水面，它在水流中不断地沉浮，费了好大的功夫，它才游到我所在的孤岛边缘，露出半个身躯的时候，我看出来了，它就是碾子的“大白脸”。此时，它的鼻子已经豁开了，“牛鼻环”也脱落了。显然，由于用力挣扎，它扯豁了自己的鼻子，严重地毁容，才逃了出来。碾子此时瞪大眼睛，嘴里不停地叫着“鹅里偶、鹅里偶”。我听明白了，他是说“我的牛”。大白脸听到碾子的声音，“哞哞”两声凄厉的呼唤，奋力把两条前腿搭在隐藏在水中的木床上，导致我们的“宝座”瞬间倾斜。我大伯像赌红了眼睛的赌徒，吼叫道：“老刘，赶走它！快点！”

碾子一家都在我大伯的地盘上，当然得听我大伯的。他爹二话没说，抄起一把铁锹就往“大白脸”身上拍。

碾子大叫：“鹅里偶、鹅里偶！”

我大伯说：“这么窄巴的地儿，哪有它蹲的？趁早打走！”

碾子抱着他爹的后腰，说：“白塔白塔（别打）！”

我也说：“我和碾子爬树上去，给它腾点地方。”

大伯说：“十个人也没一头牛重！决不能让它上来！老刘，下劲儿打！”

碾子爸甩开碾子，依旧“啪啪”地猛击牛头。大白脸“哞”地长啸一声，转身走了。碾子不顾一切地扑进水里，抓住了牛尾巴。他的意图是把它拉回来，但他不知水的深浅，跳入水中，双脚虚悬，根本无法用力。倒被大白脸拖走了。

碾子被牛带走，大人们明知他九死一生，但他们似乎都不在意碾子的生与死。只有他妈干嚎了几声：“俺的半吊子儿吔……”他爹可能就希望碾子被洪水冲走，竟一滴眼泪也没掉！

但是，碾子却显示了石头般的顽强本质。他傻掉之后，他母亲又接二连三地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从此，便不把他当回事儿。他不仅平时没有生过病，就连在洪水中浸泡了两天两夜，感冒、腹泻之类的次生疫病也没找上他。当时，他拽着牛尾巴，被大白脸带到了隔水相望的邻村。那里有一座被大树阻挡的麦草垛，他和它爬了上去，在草垛上趴了两天两夜，直到洪水退尽。

灾后，我们村庄一片狼藉。前宅到处是发臭的动物尸体。凡被绳索紧紧地拴住的畜牲都淹死了，没拴的猪呀羊呀又被洪水冲跑了。生产队幸存下来的牛和驴子，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它们大多数是被洪水托举到树杈上才得以活命的。其中就有我们家的母牛。

碾子赶着大白脸回来，生产队长见了，连连称赞碾子是好样的，保住了生产队的耕牛。可碾子的爹妈却没有一点惊喜的表现，好像碾子的回归，早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似的。

那些日子里，我一直慨叹，在危难之中，不仅人有强大的自救能力，牲口也同样有强大的自救能力。

到了冬天，黄叶落尽，野草已被村人割得精光，就连田间小路的地皮，也被村人剥了一层，有的是喂私家的羊，有的是晒干了烧锅。这一年养牛太艰辛了。因为水稻全被盛夏的洪水淹死了。生产队趁着牛的价格便宜，又添了五六头牛。为此，生产队只好积资盖了三间饲养室，将分散喂养的牲口全部集中起来，统一驻进饲养室过冬。男劳力隔三差五地去淮河南边的潢川县购买稻草。

我和碾子当上了集体的饲养员。另外两个是生产队长的二弟和儿子。由此可见，饲养员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我们三个是因为有背景（我父亲是生产队会计），而碾子则是生产队的特殊照顾。因为他是生产队唯一的傻子。饲养组长是生产队长的二弟。当饲养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夜都有工分赚，眼羡的人很多。我初到饲养室，闻不得暄腾腾的牛粪的青骚臭味，干呕了很长时间才慢慢适应。“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我对此言深信不疑。碾子却不然，他好像没有嗅觉，对新鲜牛粪没任何感觉。这可能与他长期睡“牛棚”有关。

四个饲养员被组长分成两组，他本人与侄子一组，我跟碾子一组。一对一夜值班。夜里给牛添草料，我没叫过碾子。白天，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把牛牵出去晒太阳，然后，我让碾子清理牛粪，清完了，还要撒上一层麦糠，保持室内干燥。我则在门外大锅里烧水。因为冬季冷，很多牛不喝凉水。我们得把冷水烧到三十度左右，这个温度碾子把握不住，都得我来做。不论春夏秋冬，我和碾子都有工分挣，成为村庄上挣工分最多的两个人。

三九天里，大雪纷飞，温度降到零下十来度。我的母牛偏偏在这个时候生了个小哞牛。小牛生下来，生产队长很高兴，特意赏给母牛二斤黄豆糁子，让我烧一盆温水，搅和了黄豆糁子给母牛喝。

小牛被母牛舔干身子后，支撑着站了起来。它两腿颤抖着，歪歪扭扭，站不稳定的样子。碾子说：“鞋啦鞋啦（瘸了）。”

我说：“不是瘸，是冻的。这么冷的天，它又没有长毛，能不冷吗？”

我们四个都睡在稻草窝里，很暖和。组长跟他侄子都不跟碾子挨着睡，怕他身上有虱子。我没得选，只能跟碾子挨着睡。那天睡到半夜，突然有只脚蹬了我一下，又蹬一下。把我蹬醒了。我一把抓住蹬我屁股的东西，感觉毛哄哄的，吓了我一跳。掀开碾子的被窝，竟发现碾子抱着牛犊睡。我气得笑了起来：“哈哈，你这是干吗？”碾子说：“恰领、恰领（它冷）。软软（暖暖）！”我生气地说：“你就不怕它拉被窝里屎，尿被窝里尿？”

碾子嘻嘻地笑了：“喜要（屎尿），晒晒。”

组长说：“这傻货真他妈窝囊熊！”

那时，谁家都没有多余的旧衣裳和旧床单。要不，完全可以跟现在养宠物一样，给小牛犊披上衣裳保暖。

碾子跟小牛犊睡了整个隆冬。小牛犊好像有灵性，从来没有尿过碾子的被窝里。每天晚上，它都提前卧在碾子的被窝旁边，背对着碾子，四只蹄子蹬着我的被子。晚饭后，碾子睡下，便搂着它脊背，他既给了它温度，也给了它安全。因为，某些饲养室经常发生大牛压死小牛犊的重大损失。

春节过后不久，公社招考民办教师，我轻松地上榜，还是前三名。于是，我离开了贫穷的村庄，到镇中心小学做了一年级语文教师；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又考上了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县城教书，彻底走出了“农门”，对碾子也知之甚少了。偶而回一趟老家，也未必能碰见碾子。直到我退休前夕，二弟搬家，我前去祝贺，才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老宅。

那天，我没坐班车，而是骑了电瓶车回的老家。骑车抄近路，只有三十多里的路程，而走公路，有五十多里呢！这条近路，就是顺着淮河大堤蜿蜒而行。经过京九铁路大桥，下截岗沟底，再翻过大堤，就到平坦地方了。当初，我在此放牛时，截岗沟上是没有桥的，只是一些石块，隔两米一颗，人在上面走，像蛙跳似的。现在有了路，穿过截岗沟，是一条两米来宽的水泥路，沟中央是一座水泥拱形桥。秋冬季节，农用车和摩托车、电瓶车可以畅通无阻，但到了夏季，常被水淹没。因此，这条路虽然距县城近了二十多里，走得人还是比较少的。

这片偌大的洼地，现在真正成为草的集中营。各种青草起起伏伏。风吹草低，就是不见牛羊。爬地虎、水油草、稗子草、苜蓿草和不知名的蒿草，纠纠结结，丰茂密实。虽是深秋，但青得多，黄得少。可以想见，草稞里不知藏了多少野兔、黄鼠狼、野鸡和水鸟。它们无人打扰地繁衍生息，一切都在重重野草中兴衰长消。我感叹现在没了牛，没了驴，没了骡马，谁来消费这些葳蕤的野草呢？所以，不论春夏秋冬，这里的草只是改变了颜色，却并不消失。除了下雪，覆盖了野草，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放牧的。

在我将要走到防洪堤的尽头时，忽然看见一群牛。牛并不多，根本无法与我们小时候的牛群相比。二十多头牛，大多是母牛，毛色为深黄和暗红。它们懒散地分布在堤岸边，悠闲地啃吃着深秋的老青草。大堤下的一块平台上，搭建着一溜简易石棉瓦房，以红砖作承重柱，高粱杆或芦苇杆作墙。我想，这大概就是“牛棚”了。

我在大堤上与看牛的老人聊了很长时间。看牛人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只是乡下人显老一些。他说，养牛是村里扶贫的一个项目。他管看牛，儿子管买和卖。这地方自古以来都是放牛的地儿。现在没人放牛了，荒草就疯长起来。老天赐给的饲料，不养牛实在太可惜了。

我问，养牛赚钱吗？

老人回答，比养猪简单多了。如果全买饲料养牛，那肯定赚不了几个钱儿。靠着这大片草场，就不一样了。除了下大雨，大雪封门，牛都可以吃天赐的草料。如果说赚钱，就赚在这片草场上。

我观察那些牛，哪一头像我牧过的母牛，哪一头又像碾子的“大白脸”。回想少年时放牛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温馨而伤感。

来到二弟家，前来祝贺吃席的人真的不少。当然，我最关注的还是碾子。

分田到户后，碾子家分到一头骟犍。他的中心工作仍是放牛。

后来，村庄上渐渐地没了牲口。碾子的三个弟弟结婚后，另起炉灶，分开单过，妹妹们也先后出嫁了。碾子依旧放牧着村庄上的最后一头牛。

碾子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一口气又活了五年，才撒手跟着去了。碾子无依无靠，又不会做饭。农忙时，三个弟弟轮流叫他去帮忙干一些笨重的活儿，顺便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农闲了便把他忘记了。没人吹哨喊出工，碾子只有待在窝里睡觉，渐渐地变懒了，也更呆傻了。碾子人虽傻，脸皮却薄。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出门讨饭吃。后来，有个侄子给他出主意，谁家娶媳嫁女，老人归天，生子满月，蓄发剃头，搬家迁徙，考学读研之类的庆贺活动，就去帮忙烧水（这当然还得教会他知道水开的样子）。用劳动换吃的，碾子觉得不错。一、两个煤球炉，三、四只白铝壶，碾子围着它们转，哪壶开了提哪壶，保证瓶瓶有水。至于泡茶端水，有专人负责，碾子腌臜，不配染指。吃饭的时候，来客一轮一轮地坐席，碾子呆呆地看着，不停地流口水。客人吃喝完毕，主人端来海海的一大碗剩肉。肉很杂，红烧的，爆炒的，水汆的，肥多瘦少，是专门从剩菜里挑出来的，全是肉。一根筷子串上两只馍，递给碾子，碾子吃得满嘴流油，肚圆腰粗，可以管一天不用吃饭。

在二弟家，他照例做烧水工，凉水进，开水出，忙得不亦乐乎。见到我，似笑非笑，嘴里咕咙，喉结乱动，似在跟我说话，又好像不是。客人到齐，支客的（相当于主持人）宣布开饭，喇叭吹起来，流行歌曲唱起来。我拉碾子上桌吃饭，二弟没敢说什么，但被支客的拦住。支客的一般都是村庄上比较有威望的老人，二弟请的这位，以前当过几年村长，辈分也高。他对我说：“大侄子，你拉他上桌，别人还吃不吃了？”我说：“别人该吃吃，该喝喝，碍谁事了？”支客的说：“你闻闻他身上的味儿，谁跟他一起坐，还能吃下饭？”二弟赶忙出来打圆场说：“先给碾子盛肉拿馍，跟客人一起开饭，就别上桌了！”我无话可说。二弟给碾子盛了一碗红烧肉，一碗炸酥肉，两碗合一，倒进小盆里，冒出尖儿来，热气腾腾上升，放在凳子上。我看着碾子狼吞虎咽地吃，竟酸酸的不是滋味。

我深深地感觉到碾子的孤独。尽管他亲妈像后妈一样对他，冬季给一身露棉絮的破棉袄破棉裤，夏季给一条大裤衩，不冷不热时把棉衣拆了做一身夹衣。但不管怎么说，有母亲与没母亲，还是天差地别的。我问三弟，你们村为什么不把他弄到乡政府的五保养老院呢？三弟告诉我：前年弄了一次，乡民政所说他户口有两个人，不是孤寡，没弄成，就懒得过问了。

乡政府所属的孤寡老人养老院，到那里可以免费吃住，吃国家的粮食，穿百姓捐赠的衣裳，有专人管理和伺候。我有决心、也有把握把碾子送进养老院，因为养老院院长李治仁是我的学生。

中午，我胡乱吃了两口饭菜，就离开宴席，准备带碾子去乡政府民政所找李所长。

当我不厌其烦地对碾子说了我的打算，他喉咙里咕咕哝哝地响了一阵，断断续续地说：“消息，消息（烧水）。”

我说：“中午的客人吃了就离开了。晚上要等到天快黑了才来客人。我们办完事回来，是不耽误你烧水的。”

碾子这才慢吞吞地站起来，接连打了几个饱嗝，然后坐到电瓶车后座上。

我们从村庄出来，沿村村通水泥路上了去镇上的柏油路。转弯时，有一位中年男子赶着一头大牛和一头刚冒出小小尖角的小牛往防洪大堤上走。碾子拍着我的背，说：“狗（哥），伊里偶，伊里偶（你的牛）”

我停下来，两脚支着地。碾子从后座上下来，朝着赶牛的汉子，学了两声牛叫“忙——忙——”

中年人回头望了我们一眼，笑说道：“这货学得不像牛，像狗叫。”

碾子又说：“伊里偶、伊里偶。”并跃跃欲试地要去抢牛。

我告诉他：“那不是我的牛！这都五十多年了，我的小牛早老死了。那是人家养牛专业户刚买的。咱们过去放牛的地方，现有一家养牛专业户，二十多头，跟过去咱们一个生产队的牛一样多。”我说着遥指给他看：“就那地方，闲了我带你去看看。”他这才“嗯”了一下，表示明白了。

重新坐上电瓶车，我们很快进入乡政府大院。我让碾子跟着我走进民政所办公室。

所长李治仁很热情地接待我，又是递烟又是泡茶。碾子则袖着手，靠墙站着。我让他坐，他只是笑，并不坐。李治仁问道：“老师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有事要办？”我喝了口茶，放下茶杯说：“这是我们村的孤寡老人，名叫碾子，他完全够条件进乡政府养老院了。我不知道为啥一直没有进去，想来问问情况。”

李治仁想了一下，指着碾子问：“你姓刘是吧？”

碾子似笑非笑，回答说：“偶、偶。”

我问：“你认识他？”

李治仁说：“他们村的村干部向我反映过他的情况，因他的名字有点怪，我就记住了。碾子，刘碾子，对了，那时，他还有一位母亲在世，娘儿俩一起生活，不是孤寡老人，不够进养老院的条件。乡里只是给他一个低保指标。怎么？他母亲不在了吗？”

我说：“是呀，前年年底去世的吧。今天我见到了碾子，他太可怜了，饥一顿饱一顿的，没准哪天死了，也没人知道呢！”

李治仁边给我续茶水，边说：“这个养老院面向全乡人民群众，只要是孤寡老人，都可以免费入驻，并有专门工作人员伺候。但有个前提，必须是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现在他母亲不在了，可以让他本人写个申请书，村委会同意并加章，乡卫生院出具其母的死亡证明，派出所出具注销其母户口的证明，就可以进养老院养老了。”

我问：“碾子不识字，怎么写申请书呀？”

李治仁笑道：“这不像老师您布置作业那么严格。它不过是一道手续，可以找人代写嘛，以备上级民政局检查。”

申请书可以代写。我感到为难的是，碾子的母亲不是死在卫生院，而是死在村庄老屋里，卫生院会出具死亡证明吗？李治仁听了，朝我摆了一下手，便拨通了卫生院院长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的老师要给一五保户办入驻养老院的手续，如此这般，希望通融。

院长显然表示为难，吱吱唔唔不知说的是啥。李所长说：“我知道您做事认真！可张老师是我的恩师，多次帮过我，却从未找我办过任何事。您就破例一次吧，写个死亡证明，我保证不会有任何麻烦！明天晚上，我在酒仙居请客，请您务必大驾光临！”

“酒仙居”是邓湾集镇上最好的酒店。

对方迟疑良久，还是答应了。我于是带着碾子，赶到卫生院，找到院长。院长是个秃顶中年男人，面相很严肃。他见到我，没说什么，很快写了关于“楊氏”的死亡证明。递给我之后，才阴沉沉地说：“农村人病重了，不习惯送医院。这要在城市里，保险理赔、丧葬补贴啥的，麻烦就大了。希望你们多宣传宣传，把病人送医院来死，这里有太平间，不怕停尸时间长，各种手续给办妥当，能省很多麻烦呢！”

我连说几个“是”，并抱拳秉手，深表谢意。

告别院长，找到派出所户籍室，消掉了刘氏的户籍。当天下午我就把所有的手续全部办完，交给李治仁之后，我又把碾子送回二弟家，就回县城了。

没过几天，李治仁给我打电话，说刘碾子已经入驻养老院。只是在给他做身体检查时，发现他可能患有老年痴呆症。我说：“本来就是个呆子，还能痴呆到哪里去？只是今后要多麻烦你，别叫他走失了就行。”

从碾子进入养老院那年起，我就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了。

吃过早饭，我把外孙送到幼儿园之后，拨打了三弟的电话，询问他们夜里有没有继续寻找。三弟告诉我，他们昨天找到东方发白才回家休息。现在已经出发去马集镇周边继续寻找。我问：“碾子走失前，有没有跟同宿舍的人说过什么？”三弟说：“跟碾子同一个宿舍的老人说，那两天，碾子嘴里老是含含糊糊地说着一个字“忙”，说一声就笑一下。大家都以为他是神经病，谁也没有搭理他。”

“忙——”，“忙——”我一边踱步，一边念念有词。突然，我的头脑仿佛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灵光一闪，旋即消失。我兴奋得直搓手。有本书上说：“土地是世界上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但对碾子来说，应该改为“牛才是世界上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他与牛为伍，差不多达50年之久，是名符其实的“牛友”！

我再次拨通了三弟的电话：“你赶快回来，去防洪大堤外的截岗沟，有养牛的地方找找看，说不定有收获。”三弟说：“没见大堤那儿有牛活动呀！”我说：“牛都在大堤那边，你怎么可能看得见！那儿确实有一户养牛的，至少也有二十多头！碾子大半生都在与牛打交道，跟牛的感情深厚，他去那里不是没有可能的！”

三弟将信将疑，表示愿意试一试，但他认为希望渺茫。碾子怎么可能去那个荒凉的鬼不下蛋的地方呢？

接下来，我又拨通了李所长的手机，说了同样的话。

打过电话，我也骑上电瓶车，往家乡方向飞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