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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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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4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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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肉计

王普霞家的门坎,把我绊了一跤。好在我及时扶着了玻璃门,才没有被绊倒。王普霞在身后说:“你回去好好休息,平静心态,不要慌乱!千万不能演砸了!”我“嗯”了一声,走下台阶。

十六的月亮已经升起两竿子高了。走在操场上,我听到韩旺杰老师在给大妮讲故事。大妮是吴莉的女儿,她经常在小学值班室里跟韩旺杰玩儿,他们像父女那样亲密无间。

我推开养老院的独扇小铁门,月光比我先一步涌进屋里。我有气无力地倒在床上,准备按王普霞的叮嘱,睡上两个小时。但是,无论怎样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都没有用。大脑里像有一团乱麻,怎么捋也捋不出个头绪。

事实上,这事儿搁谁身上也没办法冷静。俩小时之后,我将成为人人唾面的“流氓”、“花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背着骂名,还有何面目在村里晃悠啊!当然,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可是,一旦反悔,王普霞和她肚子里的小生命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做人不能太自私,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这口“黑锅”,我死也得背!

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床前的月光下踱步。与其背负着恶名混日子,不如……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想到死了。早在爹死娘残废的二十多年前,我就想到了死。可那时,我还有一位喘着气儿的亲人,我不能置她于不顾,独自“偷死”。现在好了,我孑然一身,了无牵挂,是死是活,全由自己说了算。

我既没有家室,又缺少与人交往的热情。一个中年男人,日子过得清汤寡水,没一点激情。5月6号那天中午,偶而有了一点激情,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早知如此,我宁可把它杀了,也决不敢招惹王普霞!

世界上不缺大富大贵的人,也不缺穷困潦倒之人。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活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这是一句很愚蠢的俗语。是一种心理安慰和麻醉剂。我对自己这样的日子,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厌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我觉得我不如别人,从未觉得别人不如我。

“人的生是一样的,死却各有各的死法。”我觉得这话可以与托尔斯泰的名言媲美。人刚出生,都是赤子;但死时却各不相同。别的不说,就说临终穿的寿衣,也是多种多样的。还有死法,也是千差万别的。比如,有人死于癌症,有人死于心梗,有人死于脑溢血,有人无疾而终;有自然死亡,也有他杀,自杀,车祸等等。所以,我觉得我的“名言”也具有独创性和人生经验。

有本书上说:“一个人很难用各种作死的方式杀死自己”。我觉得这是“伪命题”。人有多种方法可以置自己于死地。当然,要是借助工具那就更方便更快捷了。世界上任何一种死法,都有千百个血肉之躯尝试过!比如,日本人喜欢剖腹;西方人钟爱饮弹;俄国人爱好卧轨。我们村的人,自古以来走投无路的人都喜欢选择上吊。“荒原狼”哈里每次想到是不是该学“某个人”那样,刮胡子的时候弄死自己时,心中从未有过焦虑,只是很平静、很自然地在想。

把死看作穿衣吃饭一样的平淡,这才是最勇敢的人。我想我也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我每次想到死,都是脸不红心不跳。更没有焦虑和畏惧之色。

我像一只困兽,坐立不安。一会儿踱步,一会儿躺下。看看老年机上的时间,十点一刻。到十二点还有近两个小时。别墅区的人都在屋里凉空调玩手机。养老院的另一个单身狗刘百业此时鼾声如雷。想来他今天给外甥干活,晚上应该灌了二两马尿。要不,热乎乎的夏夜,他肯定四处游荡,摸瓜问柳,不到三更半夜不上床。

据说,旧社会我们村庄有五六个人上吊。解放后上吊的人少了。七十多年里,仅有三人上吊,每二十年不到一人寻死。这三个人的死因我是清楚的。一个是30岁的小寡妇,因偷情露馅,羞愧得上吊了;一个是50岁的中年人,因不堪忍受癌症的折磨,上吊了;另一个是70岁的老婆婆,因疏忽大意,导致孙子溺水而亡,老婆婆觉得愧对儿子儿媳,上吊了。三个人分别死于1956年、1992年和2018年。

我以为上吊是各种自杀方式中的首选。这种死法,不伤不残,到阴朝地府还是一个完整的鬼魂。所借助的工具,不过是一条麻绳和一只凳子。所以,很多不愿苟活于世的人,多数都用这种方式结果自己。但这间房子是养老院的,属于村集体所有,我死了,还有别的五保户搬来住。因此,我还不能死在屋里,给后来的五保户“留怕”。

有人说:自杀是打上帝的脸;也有人说,自杀是一种罪恶。但我认为,自杀是一种解脱。上述三个村民都彻底地解脱了。

走出小屋,我来到操场上,准备找个合适的上吊地点备用。

韩旺杰已经熄灯睡觉了。吴莉和她的女儿大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月光下的操场凸凹不平,地面虽被硬化,但水泥地皮也多有斑斑点点的剥落。这是被村民们晒粮给损坏掉了。

这个操场是“公共场所”。它的北边是小学校的院墙和铁门;南边是开发商盖的商住两用的三层楼房;西边是村里专为孤寡老人建的“养老院”。只有东边没有建筑物,像一个巨大的“U”字,向着村村通公路敞开着,如同一只巨兽张开的大嘴巴。

夏夜并不平静,风从旷野里吹过来,弥漫着瓜果成熟的浓香,各种虫鸣像小溪边细碎的野花一样拥挤。还有知了,大多数在夏夜的怀抱里安静地睡去,只有少数失眠的知了还在重复着白天的喧闹。在这个美好静谧的夜晚,我等待着奇耻大辱的降临。

我为什么要死?你终于问到了关键点。人活得好好的,没人想寻死。只有活着比死更可怕时才会选择死。就像公孙杵臼,他认为抚养赵氏孤儿长大比死更难,所以,他选择了死,把“活”留给了程婴。

好,现在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反正到表演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闲着也是闲着。

其实我是有组织的人。我们村里有三四个帮工队,我是第一帮工队的副队长,王普霞是队长,成员共有18人。这个帮工队,就我一个是男人。我负责村里村外联系活儿,王普霞负责人员的组织分工和分钱。

我父母就我一个独子。他们两口子都缺乏生育策略,上来就生个带把儿的(农村生育政策:一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便直接把生二胎的希望给掐灭了!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天降大祸。我爹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带着我妈,早起去镇上中学给我送伙食费,半路出了车祸。父亲被拉沙的重卡撞飞,当场死亡;母亲摔成脑震荡,右腿粉碎性骨折。司机连停车送医都不做,直接驾车逃逸。我为了抢救母亲,安葬父亲,卖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欠了一屁股债。母亲被截去一条腿,成为残废,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我理所当然地从学校卷铺盖回家。从此,我就恨透了这辆永久牌夺命车!所以,我让那辆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自行车戴罪立功。我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把它拼凑起来,该修的修,该换的换,成功地将父亲的遗物变成了我的座骑。你还别说,“永久”这个牌子,并非浪得虚名。虽然破,都是破而不怠。整天驮着我,走在乡间的烂路上,不甩脸子,不撂挑子,不掉链子。服务了二十多年还是那个鬼样子!现在,我在帮工队里也赚了些钞票,也有能力换一辆摩托车或电瓶车什么的,但我就是不换!我就看你他妈能“永久”到什么时候!

父亲死掉之后,我便一心一意地照顾母亲,想外出打工也走不了。种地收入少,还得还债,虽然有政府帮忙,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把家里弄的跟旧社会似的。所以,我一直是单身狗。母亲前年死了,我虽然卸下了千斤重担,但我也被她拖累得懒了。想出去找活干,咱没文化很难进公司和工厂。只有搞建筑,脚手架上还需要文盲和半文盲,但那活儿实在太累,咱这小身板肯定吃不消。我决定不出村了,把三亩二分地“流转”出去,我给人家帮工。现在种几亩地,也挣不了几个子儿,还不如帮工。帮工队的收入,虽然不及在城里打工,但毕竟是在自己家里,不会像驴一样累,像狗一样紧绷着神经。

我们村的养老院是前年冬天建起来的。听说上级给五保户每家补助八千元,用以建房。但村里把六户的补助款集中起来,盖了六间砖瓦房。村里为了省钱,房间盖的比较矮小,檩条是村村通公路上的白杨树,房顶是油毡和水泥瓦,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根本不如土坯房舒适。来了几个“五保”户看房,都说这破房子五千块足够了,村干部贪了咱们每户至少三千块!这些人都赌气不搬。只有我堂哥刘百业,原来住他外甥一间偏房,外甥媳妇天天不给好颜色看,打狗撵鸡地敲他。所以,养老院刚建好,他外甥就催他搬来了。他一来,那些看过房的“五保”户就更不来了。因为我堂哥是神经病,典型的“鬼不缠”。他一生未娶,是个“老光棍”,享受着“五保”待遇。

我堂哥原来是民办教师,因追求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破费了不少精力和钱财。后来,女知青被公社推荐上了省医科大学,便把他给甩了。我堂哥刘百业心眼儿太窄,从此就气得神经了。整天神神叨叨,到处说他是神经病,打死人不犯法。住在村养老院,没人敢惹他。

我还不到“五保”年龄。以前我和母亲住在老宅,母亲去世后,老宅三间破屋被大雨淋倒了。我找村支书要房子住,支书说:“你迟早要当五保户的,干脆现在就搬到养老院去,但五保供养费要等到60岁!”

这个政策我知道。论起辈儿来,支书是我远房侄子,他不会亏我的。我也是光棍一条,将来肯定要到养老院的,就提前入驻了。这些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我占了两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厨房。我堂哥也是两间。剩下两间,留作村支书、村主任临时存放粮食。

半个月前,正是插春秧、砍菜籽的农忙时节,我骑着那辆任劳任怨的破自行车,在邻村王新庄联系到一家种田大户,他家种了100多亩地,插春秧60亩,我以每亩160元谈妥。那天她们17个女人,在60亩水田里摆开阵势,真有大集体的味道。那几天阳光很好,水田里悠悠地飘过白云,空中的柳絮如雪花飘飞。我除了联系活,还要往水田扔秧把子。扔完了,就坐在树荫下,欣赏田里一排女人的大屁股。

插秧的人,都是背对着风,风把裤子吹得贴在皮肤上,屁股就显得滚圆丰满。一排扎眼的屁股,好像一场关于屁股的主题展。我想象着,这些丰沛圆润的屁股如果是裸着的,那该是多么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啊!

我们干了两天,每人可分到500元的工钱。收工后,我觉得又累又困,就脱了泥水衣裳,只穿一条大裤衩闷头大睡。

睡到午饭后,王普霞来了。她是来给我送工钱的。她推开门,我以为是堂哥刘百业,便闭着眼睛懒得理他。我身上盖着一条被单,裆部把被单顶起来,像个宝塔。来人把什么东西扔在床上,转声走了。我闻到一缕体香,睁开眼睛时,看见了一个圆圆的屁股一闪便消失了。我猛然觉察到那人不是刘百业,而是第一帮工队队长王普霞。

隔了一碗饭的时间,王普霞再次来到我的小屋。我闭着眼装睡,想象着她去而复返是什么意思。她在我的床前站立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捏住我的鼻子,我出不了气,这才睁开眼,定定地看着她绯红的粉脸。

王普霞在我们村的妇女中,无论是勤劳还是见识,都是数一数二的。容貌虽算不上美女,但身材是无可挑剔的。干净、端庄、不胖不瘦,胸部高耸,屁股圆溜,曲线分明。当你还没看清她的容颜时,就被她的身材给诱惑了。

我赶紧找裤子穿,王普霞悄声说:“别现世了,我马上就有。刚才我怕你睡着了,被刘百业钻空子把钱偷走。你点点钱,500块。”我发现她的声音有点发抖,跟平时不大一样。她把五张红皮的钞票从床边拾起,又扔在我的两腿间,我拿起来,放在枕头边。随即从床上下来,半裸着站在她面前。

她说:“点点钱,看少一张。”

我说:“少了算了,不找你。”

她走到门边,小声说:“你继续睡吧,我走了。”但她并没有立即走掉,而是像孩子那样咬着下嘴唇打量这间小破屋。

她的犹豫鼓励了我的胆子。我一阵冲动,紧走两步,把门关上,把她堵在屋里。她红着脸问:“你想干啥?”

我不说话,上去抱住了她,她轻声说:“放开手,小心神经病(刘百业)。”

我说:“他不在家。”便伸出嘴巴亲吻她。

她一边推着我的下巴不让我亲吻,一边往床前退,然后倒在床上,任由我脱衣、掰腿、进入。完事后,她喃喃地问:“你是第一次吗?”我说:“不,第三次!”她立马沉下脸来说:“那两次跟谁?”我红着脸说:“跟你呗。”她说:“胡说!老实交代,跟谁?”我说:“梦里跟你做过两次。”她说:“不要脸!”遂将我翻倒床里边,有点慌乱地穿衣裳,结果把上衣扣子扣错了,我给她指出来并伸手给她解扣,她对我的手背打了一下,自己重新扣好,理理鬓发,像小偷似的探出一个脑袋,观察外面的动静。我走上去,把500元钱塞到她手里,显然是作为嫖资了。她看了一眼,接过去,捏着五张红皮钞票的一个角,朝我左脸上扇了一下,又朝右脸扇了一下,继而扔在地上。出门时,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若无其事地走了。

我在床前呆立了一会儿,回想着刚才的奇妙时刻。忽然发现了床单上一片巴掌大的湿斑。我抽掉床单,狠狠地吻着她的味道,然后把床单折叠起来,放在枕下。这一天是阳历5月6号,它从此像生日一样楔入我的人生深处。

正当我陷入情感的泥潭不能自拔的时候,王普霞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了。她以前对我可好了,一个队里干活,讲究齐整,她嫌我骑自行车太慢,主动用电瓶车带着我;养老院没安装自来水管,我和刘百业吃水要去老宅井里挑,王普霞仅让我一个去她水管里接水,却不让刘百业去接;在村子里的男人中,只有我和刘百业属于“无机物”。王普霞说为了方便联系,送给我一部老年机,把刘百业眼羡得直流口水。

现在突然这样,让我心里冷得如同揣着一坨冰疙瘩。

麦子收割了,我联系到12亩麦茬秧,也是每亩160元。这是我们帮工队半天的活儿,很轻松的。但麦茬秧不好栽。因为现在禁止焚烧秸秆,麦茬被机子割得很深,秧田水面上漂浮的麦茬子十分稠密,划腿划胳膊,秧苗很容易漂浮起来,所以,必须把秧苗深深插进泥土里,进度便慢了些。于是,几个中年女人就开始抱怨价格低了,说我这次联系的活儿掉“窑里”(吃亏的意思)去了。麦茬秧一亩地200块也不能接。王普霞也跟着说:“下次再不问青红皂白乱接活儿,就把他开除了!”自打帮工队成立,她可从来没说过这么重的话啊!

各村都在插麦茬秧,路上到处是抽地下水的白色塑料管子,像一条条大蛇一样向水田辐射。春秧返青了,墨绿色的;新栽的秧,是浅黄色,相间着铺展在原野里,真像一幅巨大的水彩画。我扔完秧把子,想让王普霞早点收工,好去幼儿园接小孩放学。我就在她的趟子这头给她接。她虽然没有反对,但也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到半晚上,她就插完了自己的,但她没有离开,而是帮吴莉插。吴莉的肚子坏了,去拉了几次,所以落后了。干完收工,东家付了工钱。分钱时,我想先走,目的是等王普霞给我送到屋。我刚推破自行车,就被她发现了,她对我大声喊:“刘百林站住!你不要工钱了吗?”我只好站住。

这次每人分110元,但王普霞给了我130元,说是我给她接趟子,她付我20元的报酬。我不要,她就扔在我的脚下了,我只好捡起来。以前我也时不时地帮过她,但从来没这么认真过,这让我非常失望和沮丧。早知如此,真不该跟她“干那事”……

今年的麦收天气一直不错,风是风,日是日的。这对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很有好处。麦子一天晒不干,可以放在晒场上,第二天继续晒。这天夜晚,吴莉的麦子就没收回屋里,而是堆在操场上,连塑料布也没有盖。吃过晚饭,夜空还星光闪烁,万里无云。可到半夜,突然一声雷响,下雨了。我住的房顶太矮,又是水泥瓦,雨点打得“啪啪”爆响,像机关枪似的。我知道吴莉的麦子没有盖,可我屋里又没有塑料布。我只好穿了衣裳,去敲吴莉的卷帘门,敲了半天,也没人吭。我又回到自己屋里,诅咒吴莉睡死了。可当我转身关门时,正好一道闪电,把吴莉和韩旺杰清晰地送到我眼前。这两个人正扯着一块塑料布,往那堆麦子上盖呢。而吴莉家的卷帘门依旧死死地关着。韩旺杰是小学老师中唯一一位本村的,所以,他就有了护校的义务,整晚都睡在值班室里。吴莉深更半夜跟他在一起,是十分可疑的。事实上,他们俩互相帮助,由来已久。韩旺杰是小学的教务主任,还兼着五年级的语文教师,常带学生给吴莉点花生、拔花生、摘花生;吴莉老公回来了,还请韩旺杰喝酒呢。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真的令我歆羡不已啊!

一个麦季忙完之后,一时没什么活儿,我天天闷在屋里睡觉。睡也睡不踏实,老想着王普霞会不会推门进来。这天傍晚,我正在床上胡思乱想,突然门被推开了,一颗光脑袋伸进来,这是我堂哥刘百业的。他说:“兄弟,我去给俺外甥干活了,晚上来得迟,卖油条的来了,记得给我买10块钱的油条。钱,我回来再给你。”

刘百业酒瘾上来了,就借故给外甥干活。他经常让我给他买这买那,却从来没给过我一文钱。

我说:“我睡觉,懒得起来。”

他说:“好兄弟,你自个也得吃东西呀。”

我说:“今儿不吃了。”

他说:“今儿不吃,明儿还不吃吗?帮帮忙,赶明儿我替你买。”没等我答应,他就缩回脑壳走了。

没过三分钟,门再次被推开,我以为还是刘百业,说:“知道了,知道了。你咋恁烦人呢!”

 “你知道啥了?谁烦人了?”说话的竟是王普霞。我的天啦!她可算来了!我一跃而起,赶紧说:“不是,我说刘百业。你坐你坐。”屋里就一个小凳子,我吹吹灰,递给她,并用眼睛看着她。但她并不看我,眼睛看着房顶,幽幽地说:“刘百林,我怀孕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样接她的话,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怀孕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我说:“哦,没看出来。”

“才半个月,哀克斯光也看不出来的!”王普霞站在屋中央,把眼睛移过来,看着我说。

我说:“你女儿都六岁了,早该要二胎了!”

她生气地说:“我想要俺男人的,不想要你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惊问:“你是说......你跟我......怀孕了?”

她说:“跟你说吧,我本该8号来‘大姨妈’的,可今儿都23号了,还没有来,不是怀孕是啥呢?我每月来大姨妈前,先肚子疼,两小时后,大姨妈必来。比格林尼治天文台报时还准确呢!”

“你应该去医院查查,看到底怀没怀上。”我说,“我一没准备,二没经验,咋就怀上了呢?”

“呸!”她说,“干那事还有办培训班的吗?哪个人不是无师自通的呀!”

我正要说话,忽然听到吴莉在她的门口喊:“普霞!普霞!”她匆匆对我说:“一会儿去我家商量。我得去接孩子了。”吴莉喊她,是要和她一起去镇上接孩子放学。

太阳落下时,我听见卖油条和馒头的小喇叭响起来了。我给自己买了十元包子,又给刘百业买了十元的油条。我吃了两个包子,喝了一碗白开水,就去了王普霞家。

她让女儿去二楼看电视。我们面对面地坐下。一时静默着,谁也没有说话。

一只蛾子从门外飞进来,往客厅吸顶灯上撞。接着,又来一只,重复着前一只的鲁莽动作。我起身去关玻璃门,被王普霞制止了。她说:“孤男寡女的,你不怕人家嚼舌根呀?”

我重新坐下,说:“去医院的事儿,你考虑了吗?”

“不能去,”王普霞说,“胡明志的表姐就是乡医院里的妇科大夫,不管是人流还是药流,都不可能绕过她。去县城或者别的什么医院吧,一是太远,二是又有疫情,进医院比进监狱还难!”

“这可咋办呀!”我急得直搓手。

“关键是,我不想打掉这个小东西,也就没必要做什么检查了。”

“为什么呢?”我愕然地望着她的眼睛问。

她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去热水器接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才慢慢地说:“怀孕呢,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现在最吃香的医院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说:“不,不知道。”

“哧,”她轻笑一下,“一是治不育不孕的医院,一是做亲子鉴定的医院!”

我笑了笑,模棱两可着。

她接着说:“我老公胡明志每年回来一趟,每次住半个月,五六年了,我都没有怀孕,你说说,怀孕容易吗?”

我说:“毕竟你们生了一个女儿呀!据我所知,你们头年结婚,第二年就喜添千金了吧?”

“正是因为这个女儿,我才在这个家里,失去了很多话语权呢!”她把那杯水慢慢地推到我这边,“胡明志是个吝啬和虚荣都达到极致的家伙。”

我问:“他重男轻女吗?”

“这倒不是,”她朝门外看了一眼,“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我这个女儿也不是他亲生的!”

我吃了一惊,喉咙像堵了一口痰,急忙喝了一口水,等待着她继续说下去。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去广州了,在一家做小手工艺品公司找个活干。我当时与一个30来岁的男人合租了两居室的公寓。我们伙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像一家人似的。他对我也很好,常常做了饭,喊我共享。一来二去,我对他产生了感情。他也答应跟我结婚。那天是我的生日,晚上,他买了玫瑰花和蛋糕,还有两瓶红酒。我没喝过酒,当然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结果喝了两杯,便醉醺醺的了。他把我抱到床上亲我。我当时还知道怎么回事,就和他那个了……”说到这里,她停下来,脸红得灿烂如花。

“后来呢?”我喝了一口水,问。

“三天后他突然失踪了。手机打不通,微信被拉黑。”她叹口气说,“我当时简直觉得天塌了一样的沮丧和恐惧。疯了一样在广州的酒吧、KTV寻找他,但一无所获。整个人瘦了一圈。正当我生无可恋的时候,遇见了胡明志。他当时在一个建筑工地做木工活。我们是老乡,又都单身,自然走到了一起。半个月后,我们同居了。后来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他不想让我带着孩子打工,就回来了,买了这套房子……”

我说:“他挺有本事的,年纪轻轻的就能买起房子了。”

她说:“可以说,这套房子是他一块钱一块钱地摞起来的。他扣得要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就知道攒攒攒!”停了片刻,她接着说:“不过,装修房子的时候,他再也不掏钱了。八万块装修费都是我找娘家人借的。”

“唉……”

“他这个人很有心机。我们第一次干那事的时候,他仔细检查了床单,没发现落红,就对我大吼大叫!我当然否认我的丑陋爱情史。他就给他表姐打电话,问他表姐这是咋回事。好在表姐安慰他说,处女之血不是人人都有的,下体受伤很容易导致处女膜破裂出血。比如,骑自行车,比如,剧烈运动等。表姐还说,有些人太在乎处女之血,直接导致一个专门修复处女膜的产业出现。所以,有处女之血的女人不一定都是处女!经他表姐一说,他才慢慢释然。”

“那这与你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呢?”

“女儿出生时,他老毛病又犯了,他说女儿出生的时间早了二十多天,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要抱了女儿去医院做亲子鉴定。他又给他表姐打电话,询问做亲子鉴定的有关问题。表姐告诉他,婴儿做亲子鉴定需到大医院才能做,而且费用在五千到一万之间,他舍不得花这笔钱,就没再提这件事了。但这两件事导致他的脾气很坏,对我非吼即骂,我只能默默承受……”她说到了伤心处,眼睛里有了两个亮点,越聚越大。我从桌上抽了一块纸巾递给她。

我说:“既然这样,我想还是打掉为好,免得再给你带来麻烦!”

她擦干眼泪,果敢地说:“恰恰相反,我要保住这个小东西!”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它来得这么突然,真的令我惊喜万分。兴奋和感激之情溢出心底,在我的脸上肆意弹跳,就差没跪下给王普霞磕头了!

她继续说:“胡明志怀疑大孩早产二十天,来路不明!那么,如果这个小东西也能提前二十天,他便不会再怀疑女儿了。什么道理呢?你学过哲学吗?这叫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啊!数学上又叫负负得正。懂不懂啊你?”

“我不懂否定之否定,但我知道负负得正。”我说,“我万分感谢你保留小东西的一条命,但你怎么能保证小东西出生时不会引起怀疑呢?”

“这就是我找你来商量的问题!”她站起来,在客厅里踱了几步,然后停下来,望着我说,“这也是一个大大的难题!”

刘百业回来了,正在门口大声“打电话”:“喂,县长吗?我反映一个问题呀……”“喂,市长吗?我反映一个问题呀……”他是个“无机物”,每次喝两杯小酒之后,都拿个半截砖,佯装打电话。

我想了片刻,说:“你是说你来大姨妈已经推迟了半个月对吧?你还有五天时间必须跟他干那事儿!五天啊!你去广州见他,或者他从广州来家,都必须在最近两天动身!”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大大的难题!”王普霞说,“我去广州,必须带上孩子。还不能提前告诉他。”

“为什么?”

“这很好理解,因为我和孩子去广州,坐火车的话,一去一来,至少要花掉八百到一千元,他怎么舍得?”

“那就偷袭,暗度陈仓!”我说。

“偷袭?”她苦笑了一下,说,“这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女儿已经六岁,做亲子鉴定一两千元就够了。到了广州,他顺便做个亲子鉴定,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是的是的,”我连连点头,表示赞同王普霞的推理。“那么,只有让他自己回来这一条路了。”

“让他花几百元来家一趟,几乎无法办到!”王普霞忧虑地说,“他每年春节回来一趟,已是极限了。不论农忙,还是重要节日,或者亲戚朋友操办喜事丧事,他都不会回来的。他说,往返两趟,加上误工几天,就得损失一两千块。你说,我平白无故让他回来,而且还是限时回来,他会怎么想?他会答应吗?”

我彻底懵逼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办啊?”

“只有一条路可走!”她站定了,像个做出重大决策的将军,“你与我配合,演一出苦肉计!”

我不解地说:“苦肉计?”

“嗯,”她再次压低声音说,“我就说你骚扰我。我俩在操场上撕扯,引来邻居围观,我以视频为证,发微信给他。他好虚荣爱面子,就不能不马上回来!”

“啊!”我像被毒蜂蜇了一下,定定地看着王普霞,“这,这,这怎么能行?他不打死我才怪哩!”

“不会!”她轻轻地摇了一下手,“我会求他下手轻点,毕竟没有得逞嘛!”

我无限忧虑地说:“他即使不打死我,今后,我还怎么在人前晃悠啊?”

“不不不,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这样的反常举动,恰恰证明你我并没做苟且之事!你怕什么呀?”

“可是,可是,你洗白了,我却黑的一塌糊涂了!”

“你一个油腻大叔,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再说了,你的一脉骨血留在世上,我和胡明志还要把他养大,供他上大学,成家立业。想想这一点,你还有什么不能释怀的呢?你所受到的那点委屈,还值得一提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王普霞往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后快速地亲了一下我的左脸,说:“前一阶段我对你太过冷淡,是因为我做贼心虚,生怕被人看出破绽。我现在郑重地向你道歉。说句心里话,我虽然说不上喜欢你,但也绝不讨厌你。像你这样诚实本分的单身汉,别说咱村没有,就是咱这个乡也难得一见!比如刘百业,听见他去镇子上找‘鸡’,被派出所抓住了,罚款不说,还让村支书去接他出来。结果被支书扇了他两个耳光!”

我摸了摸被她亲吻过的地方,情绪好转,说:“早知你对我是这种看法,我就不会那么苦恼了!唉,真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呵呵,”她指着自己的肚子,笑道,“这里,这里还有一个给你送免费午餐的小天使呢!”看来,王普霞的心情好极了,就像刚刚打了胜仗的士兵。受到她的感染,我也轻松多了。

我说:“你给我三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她说:“这有啥可考虑的?胡明志啥时候来,还是未知数。你再拖三天,超过一个月,黄瓜菜都凉了!那时,我身败名裂不说,连我女儿和这个小东西都会受到牵连!”

我迟疑一下,说:“你定个时间,我配合你。”

她说:“就在今晚十二点!你先回去睡上俩小时。到时候,我电话震你一下,你不必接,直接到操场上来就行了。我们两个争吵撕扯一定要真实,邻居们起来围观时,拍个视频,完事儿!”

尽管她说得很轻松,但我听了还是心惊肉跳。

我在操场上慢慢地转着圈儿,背着“台词”。我的台词不多,大概就那么几句:我错了,饶了我吧;我给你磕头认错了,放了我吧;从今儿起,我给你当牛做马,只求你别告诉胡明志……我在默念这些台词时,羞臊得脸上热辣辣的。你说,我都这样了,做人还有啥意思呢!所以,死,是我唯一的正确选择。没本事娶媳妇,又没能力控制情欲的人,就应该像《生命册》里的春才、像《秦腔》里的引生那样,毫不手软地把那东西给“杀”了!这就是我临死前的悟道!

篮球架的高度正适合上吊,把绳子搭在篮球筐上,搬个凳子垫脚,然后……拿定主意,我回到小屋,坐等王普霞的电话。

但是,十二点过了,王普霞还没来电震我;十二点半,仍然不见铃声响;凌晨一点,手机依旧没任何动静。年轻人瞌睡真大。我心里想,今晚可能演不成了。但是,早演早完,早死早托生。像这样活着,就是钝刀子杀人,谁他妈受得了!我抓过手机,正要拨过去,忽然手机屏幕亮了,上面显示王普霞来电。我急忙按下拒绝按钮,准备起身出门。但是,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按照约定,我听到铃声就出去,不必接听。但王普霞再次来电,显然与我们的约定不符。我按下接听键。手机里传来王普霞微弱的声音:“喂,我肚子疼了。”

我问:“奥?吃啥不干净的食物了吗?”

“说什么呢,”她稍稍提高嗓门,满含沮丧和失望地说:“唉,大、大姨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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