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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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孟姜男”是我的绰号，这个绰号是我妈即兴起的，我爷爷点头认可的，全村庄的人齐心合力叫出来的。
我七岁那年，正值1962年。我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有了清晰的记忆。七岁以前发生的任何惊天动地的国际和国内大事，我都没有什么印象。唯一有记忆的一件事是，我没有爸爸。只有爷爷奶奶和妈妈。爷爷高个子，大脑袋，光头；奶奶个儿矮，梳着发髻，眼睛浑浊，视力不好；妈妈面黑而宽，短发，厚嘴唇，牙齿很白。我曾问过我妈：人家都有爸爸，我爸爸去哪里了？
妈妈说：开会去了。要开很长很长的会。
我问爷爷，爷爷也是同样回答。所以，我跟玩伴儿发生矛盾时，就会说：等我爸爸开会回来再跟你算账！
七岁时，我有了火山喷发似的记忆。从大处说，那一年我们国家开始走出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境；从小处说，我有了爸爸，并踏进学校大门，开始了启蒙教育。
我小时候特爱哭，一哭就停不下来。妈妈说我是“孟姜女”托生的，干脆叫“孟姜男”好了。爷爷笑道：这个名字好。先叫孟姜男，等爸爸开会回来再起个学名。据说，我之前的小名叫“小哭”，从字面上看，这不是正儿八经的名字，很可能是因我爱哭而得其名。我记得，爷爷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满村走，边走边唱：一会哭，一会玩，闲人别惹“孟姜男”。听到我的哭声，村里大人就说：“孟姜男”来了，快让路呀！从那时起，村里人都叫我“孟姜男”了。后来，我爸给我取了个学名“张百忍”，但人们好像觉得这个名字拗口，依旧叫我的外号——孟姜男。
我爸终于“开会”回来了，他一回来，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不想吃奶了。我七岁前，还在吃奶。我妈从外面干活回来，我马上给她搬一只凳子来。妈妈坐下后，掀开衣裳下摆，我就倚在她腿上吃奶。我爱哭，不给吃就哭。其实，这时候妈妈的奶头已经没乳汁了。所以，我吃得不是奶，是孤独。因为村庄上基本没有像我这么大，还没有弟弟妹妹的。爸爸回来后，有一次，妈妈主动让我吃奶。我很高兴，一口叼住，刚要吸吮，就觉得满嘴又辣又苦，难受极了，我大哭。爸爸拿水给我嗽口，然后给我一粒糖，以后我就再也不要奶吃了。我爸回来的第二年的六月，我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妹妹，我的孤独到此结束。但是，我家增加了一个人，接着又减少了一个人——我奶奶突然病重，卧床三天后，去世了。
我有妹妹的那年秋末，种完麦子的时候，三个自然村合并的大村一分为三——王营、张庄和竹园。原来的生产队长和会计都是王营和竹园的人担任。分开之后，我们生产队的伤残军人罗明显担任了生产队长。那天晚上，罗明显跟大队会计王文成一起来到我家。大队会计是贵客，我妈特地炒了花生，烧了荷包蛋茶招待他们。我当时在油灯下做作业，妈妈让我到卧室里睡觉。我想吃花生了，老是睡不着。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听他们谈话。
罗队长说：王会计同志今晚来的目的，是想让张有仁担任咱们生产队会计。王会计同志请发言吧！
王会计一边嗑着花生，一边说：经大队部研究决定，张有仁同志任张庄生产队会计，与罗明显同志搭档，你有啥想法说说吧？
我爸说：我恐怕不适合当生产队会计吧？只要领导们不嫌弃，我当个普通社员就知足了。
王会计说：你的事我们都明白。别有思想包袱。大队既然研究决定了，是不会更改的。你就坦然接受吧！
罗队长说：是啊，我俩搭伙，一文一武，我很高兴，你就别推辞了！
我爸好一阵子没说话。我爷爷插话说：让你干你就干。臆症啥呢？
我爸说：干是干，但我有个条件！
王会计说：请讲。
我爸说：我只管账，不管钱。你们得找一个出纳，专门管钱！
王会计说：好是好，可你们生产队识字的不多呀！
我爸说：张全兵准行，他上过二年私塾。
王会计“吧唧”一下嘴说：本来是一个人的活儿，现在两个人干，多一个人拿提留，就怕社员群众有意见。
我爸说：我管账，他管钱，我俩可以互相监督。至于提留，我不拿生产队一斤粮食。我跟社员一样，干一天活儿，得一天工分，这样好吧？
罗队长说：这，这不合适吧……
我爸打断罗队长的话说：我不反对你们拿生产队的提留粮，我凭劳动工分分粮。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干这个会计。不是我思想好，也不是想出风头，我是觉得生产队会计没多少活儿要做。不像生产队长，操心这，操心那的。我白天劳动，晚上做账，啥事也不耽误。
王会计说：张有仁同志说的是真心话，我看就这样定吧！
罗队长说：好吧，我没话说了。
他们起身要走，我妈赶紧舀了水，让他们洗了手。然后，我爷爷、爸爸妈妈把他们送出院门。
我爬起来寻花生吃，但篮子里所剩无几。我无声地哭了。
我们的学校在三里之外，是一所既有小学，又有初中的“完小”。那时上学，可没大人接送。刮风下雨，我就哭着去上学。期末考试，我语文得了96分，算术才得82分，连前三名都没占上。放学回家，我一边走一边哭。张福来劝我：孟姜男，你真爱哭。我两门都不及格，还没哭呢！学校的破分，又不是生产队的工分，分不到一粒粮食！有啥好哭的啊！
那天上午，教我们算术的女老师上完课，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今天是我给你们上最后一课。明天我就离开这个学校，调到县城去了！希望你们进城的时候，去城关一小找我玩儿！老师很伤感的样子，说完就走了。我却在教室里哭开了。一直哭到正午，福来就坐在教室里等我回家吃饭。他说：别哭了孟姜男，老师又不是亲妈！我亲妈走了，我还没哭呢！
后来肚子实在饿得哭不动了，我才跟福来一块儿回家。
福来每次劝我不要哭的理由，都是拿他自己的例子做比对。好像他是我人生的榜样似的。
我和张福来是一起上学的。最初，我们村庄就我跟张福来上学。到了二年级，又有一个名叫何苗苗的女生加入，我们天天“三人行”，不见不散。
福来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也就是人们说的“八字相同”。我妈后来告诉我，说我三岁那年，有位算命的瞎子来我们村庄算命。我妈拿两毛钱给我算了一命，瞎子说我出生前的丑时末，有两个穿白衣的鬼来庄上投胎，一个去了南头，一个去了北头。寅时初，两个男孩同时降生。此言一出，村庄上的人惊诧不已，都以为此人神了。大家纷纷拿钱请瞎子算命。这位盲人一直在我们村庄算了三天的命。吃着喝着揣着，都是我和福来的“八字”给他挣的。
何苗苗是张明礼老婆带来的“拖油瓶”。何苗苗的妈比张明礼大个两三岁，有人说她妈是二婚，也有人说是三婚。她妈矮个子，地包天的嘴，小脚，脸上还有几粒浅色的麻子。整天头发乱蓬蓬的，不爱梳头。她妈还有一个特长，就是“碎嘴”。从早上起床开始说，到晚上睡觉了才能住口。所以，村上的人都叫她妈“小喇叭”。邻人一听她说“碎嘴”，就大声说：滴答滴，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小喇叭”是当时广播匣子里的一档少儿节目，如同后来央视的“大风车”。
她妈长得虽然不好看，可亲闺女却很惹眼，喜庆的小圆脸，眼睛大而亮，还双眼皮儿。不过，她不是杏核眼。杏核眼是椭圆形的，她的是半月形的，上眼皮有弧度，下眼皮是水平的。除了左边耳窝外有一块暗紫色的胎记，你几乎找不出她的缺陷。所以，她常常用一绺头发遮住那块胎记，只露出多半个脸。
她一来就插班二年级。她说她在亲爹家已经上过二年级了。刚开始，她的成绩确实比我好，但到三年级，我就甩她两条街了。当然，她还是比福来学习成绩好。福来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算术、语文成绩在全班后五名之列。
到三年级，我和何苗苗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福来显得很沮丧，说他自己是无所谓的，就是怕他“大娘”嘲笑他。我和何苗苗商量好了，一对一天把红领巾借给福来带。所以，福来每天放学回家都带着红领巾，到学校了就解掉红领巾还给我们。
我们上到四年级时，老师安排上早自习。每天六点到校，七点放学。一个小时的早自习，来回多跑六里路，福来说：真他妈不够受罪钱！
初冬时节，我们最晚也得五点半上路，路上半小时，这还得是一路小跑着，才能按时走进教室。那时我们三人，只有福来家有一座自鸣钟。钟是木质外壳，栗色的。一个钟摆，晃来晃去，到半点了敲一下，整点了敲N下。所以，福来就有了一项义务，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喊何苗苗（他距何苗苗近），然后喊我。
冬天，天亮得晚，五点时天还黑黝黝的。那天早上，福来喊我时，我穿好衣裳，却找不到鞋子了。我在床前摸了半天也没找到。福来跟何苗苗在门外催得紧：孟姜男，快一点，迟到了！我只好光着脚走出家门。
路上，我才想起来，昨天晚上放学时，一群大孩子在路上疯跑起来。他们说路上有一条疯狗，正在追赶我们。我们一听也跟着跑。这时，我的鞋“带”断了。本来我的布鞋早就破了，鞋底前面与鞋帮分离，像一条鲶鱼似的张着大嘴。我是用两条麻绳分别捆绑着的，但此时绳子磨断了，别说跑，走都走不快。我一时紧张，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张着嘴的破鞋甩到了路边麦田里，赤着脚跟着大家跑。
初冬时节早晚温差大（那时好像特别冷）。头天晚上感觉赤脚跑路很爽快，但清晨起来，就像踏进雪地一样。脚底板很快麻木了，但脚面却痛得钻心。走几步，我就得蹲下来，用棉袄下摆盖住脚面暖一会儿再走。所以，我们走走停停。何苗苗、福来急了，说再不快走就要迟到了。
我哆哆嗦嗦地说：你们俩走吧，我得暖暖，脚快冻掉了。福来更急了，催命判官似的。何苗苗说：我俩抬着你好吧？我说：那像什么话呀？你们快走吧！迟到了要罚站，缺课了也罚站，反正都是罚站。我就不去了。
福来这时想到一个办法，他说：我穿的是棉线袜子，很厚，你穿我的袜子好吧？
我说：不可以。穿脏了你大娘要打你的。
福来的“大娘”就是他的“后妈”，他亲妈被他爸给甩了，又娶了一个年轻的。他后妈对他不是太好，但他奶奶对他好。所以，福来才有鞋子和袜子穿。
福来一边脱袜子，一边说：她敢！她打我，我就打她儿！
福来后妈嫁过来之后，生了两个儿子。跟福来属同父异母。
我穿上福来的袜子，袜子确实很厚，但两只大脚丫都暴露着。不过，这不影响它的温暖。我们赶到教室，刚好上课。班主任袁老师也刚好进教室。
下课了，我怕只穿袜子不穿鞋，会惹同学嘲笑，就等同学们走完了我才走。回到村庄，我脱掉袜子要洗洗再还给福来，福来夺过去说：洗啥洗？露脚丫了，不要了。随手扔进水塘里了。我暗暗说：可惜！太可惜了！
二
1968年的盛夏是我们村乃至我们乡我们县的大劫难。七月初，我小学毕业，正准备参加小升初考试时，老天一连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农历六月十八日，洪水围困了村庄。接着，爬上了我们的宅基。那一年，地里的庄稼长势特别好。好像所有的植物都知道洪水要来了，都在努力地拔高自己。
我们的村庄像个小船，两边高，中间往两边去的路是“漫坡”。这是为了方便住在两端的人家拉车和推车。村庄中间从后到前是一条“阳沟”，这是排水用的。阳沟的右边是生产队的三间饲养室，左边是两间坐北朝南的库房。这是整个村庄的最低洼的地方。也是最热闹的地方：村人常常在饭点聚集此处，端着大海碗吃饭。两边坐满了人，好像比赛谁吃得多、吃得快似的。此时，洪水推着白色的泡沫，从阳沟逆行而上，舔舐着两边的库房和饲养室的墙根。好在水涨上庄台时雨不下了，太阳还偶而从云缝里害羞似的露出白胖的脸。生产队长罗明显吹着哨子，召集人们保护仓库和饲养室。所谓“保护”，就是挖土抬土，在低洼处筑堤挡水。我爷爷、爸爸妈妈都扛着铁锹，阴沉着脸赶来挖土。我也赤着脚丫前来观战。
我大伯和二伯不参加筑堤，他们各自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铁钩子，站在水边打捞飘流过来的檩条、立柜、门板、鸡、猪、羊什么的。我和几个小孩立即跑去看他们打捞水中之物。
有一个麦草垛从西边悠悠地飘过来，像一颗星球游荡在茫茫宇宙中。到我们宅子旁了，才发现草垛顶上站着一群被淋湿羽毛的母鸡和公鸡。我大伯伸出竹竿，企图勾住草垛，但还差一米多远够不到。他一只手抓住宅子上的一棵小槐树，另一只手伸出竹竿，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翘在水面上，像个“大”字那样，又把竹竿延伸了半米，但还是差一点点够不到。草垛上的鸡看见竹竿，“嘎嘎”乱叫，都奓着湿漉漉的翅膀，做起飞的姿态。不知它们是高兴，还是恐惧。草垛迅疾地旋转着滑过去，大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草垛驮着那群鸡渐行渐远。他拍着屁股说：这群傻鸡，飞过来不行吗？草垛散架了，叫你们一个个都喂王八去！
我二伯看到一只红色的箱子。它像一枚巨大的红色宝石在波浪上载沉载浮，在靠近两个村庄的夹道上快速地飘来。我二伯的竹竿刚好勾到。他兴奋得脸上浮现出醉酒一样的红光。捞到的箱子是锁上的。人们以为箱子里肯定有值钱的东西，都跑来围观。二伯原本是想抱回家再打开，但他试了几次，都没能把箱子抱起来。围观的人叫嚷着必须当众打开。二伯不听，他把屁股坐了上去。阴着脸说：箱子是我捞上来的，我想打开就打开，不想打开谁也没权力叫我打开！
这时，大伯挤进人群，说：老二，打开吧！有金银财宝也是你的！我看谁敢动手抢！
二伯只好用砖块砸开锁，掀开箱盖，发现里面装的全是旧书，而且大部分都浸透了水。他一本一本地翻找，没找到他想要的东西，就随手把书扔进水里。结果，一箱子书和期刊全扔完了，只剩下空空如也的箱子。我从他扔掉的旧书中抢救出一本《人民文学》。我至今还记得这期《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文章名叫《铁腿阿陈》。我把它一页一页地揭开晾晒。这是我在1968年洪水中的重要收获，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一本国家级文学期刊。
灾后，大伯二伯确实发了一笔小财。
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眼光高远。在此定居时，早就考虑到了防匪防水。把庄台垫得比平地高出数十米。要不，早就房倒屋塌了。
洪水一厘一厘地上涨，我们的堤坝也在一寸一寸地升高。放眼望去，遍地浊黄的水，不见一株庄稼。就连村北晒场上的草垛都被水流冲没了。
但近午时，那根做水文标记的木棍，再没有水痕上升。风也小多了，水势好像平稳下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罗队长和张全兵一起找我爸爸，商量着让谁去北岗买绿豆、谷子和荞麦种。罗队长说：看起来这大水三五天下不去，庄稼一埋了头，就没救了。咱们得想办法弄到绿豆荞麦种，准备种晚秋庄稼。
我爸说：我去吧。
罗队长说：叫张明礼跟你一起去。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张全兵拿了一纸包钱，递给我爸，说：张会计，这里是三百块钱，你点点。
我爸没有点，就揣兜里了。这时，张明礼大伯已经从库房里拽出一只单仓小筏子。这是生产队为下网捕鱼特意请木匠制作的，可以坐三个人。张明礼将小船拖到水边，他们两个坐上去，一人拿着一把桨，慢慢向北岗划去。
北边五里外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里地势极高，我们称为“北岗”。我望着小船颠簸着悠悠远处，打个哆嗦，一种不祥的预感漫过心头。我问爷爷：为什么不等洪水退尽了再去买种子呢？这么大的水没有危险吗？
爷爷说：洪水退尽再买种子就迟了。要趁田里还有三寸水的时候，直接把种子撒到田里，不用犁不用耙，油泥一盖，就能出苗了，省时省力，这就叫“抢种”。现在水面平静，应该没啥危险。
我说：罗队长咋不派别的人去呢？凭啥老是派我爸跟张明礼大伯呢？
爷爷说：罗队长有残疾，自个儿顾不了自个儿；你爸是二把手；明礼水性好。这么大的水，派其他人，人家也不干呀！
我虽然明白了一些种田的经验，但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目不转睛地盯着木棍，观察水势。默默地祈祷洪水赶快退下去，我爸平安回来。
我爸自从“开会”回来，确实没少帮人干活。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看。过年的时候，全村的人都请他写春联。爸爸写春联，是我们家的盛大节日。他在院子里放一张八仙桌，自己站着，周围手拿红纸的村民挤满了院子。等不及的人，就把红纸撂在桌子上，大声对我爸说：写一副什么，写三副什么，写五副什么。然后走了。我爸的记忆力也好，居然能把七嘴八舌的嘱咐记得清清楚楚。爸爸写春联，一般都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那时，我已放了寒假，爸爸让我帮忙。他在桌子那边写字，我在桌子这那拽着红纸一头，慢慢拉长。他写完了，盯着看了片刻，然后吩咐我拿到空地方晾干。有主家在的时候，他们待墨迹干了，就拿走了；主家没在的时候，晾干了他就卷起来，在背面写上主家的姓名。让我一一送货上门。所以，爸爸写春联是我最累也是最兴奋的日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除夕。许多年以后，爸爸写春联的宏大场面一直是我的“乡愁”中最难忘的记忆。也有人请他到家写“书信”的，写“诉状”的，写“日子”的（男婚女嫁双方互送生辰八字，天干地支什么的，一般人不会算）。人家留他吃饭，他必谢绝。不喝他人一口水，不抽他人一支烟。
我爸总是沉默寡言，也极少有个笑脸，就像思想家那样整天蹙着眉头，下意识地叹气。他从不串门，除非有人请他帮忙。但他干集体活儿却很积极。生产队的干部不出工也有工分拿，但我爸从不脱工。罗队长哨子一响，他拿起工具就走。锄地、割麦、翻场，他都是第一个到现场。
何苗苗抱着她的弟弟大磨来找我。她告诉我说：福来家里的广播匣子说了，我们的学校被洪水淹倒了。
我不相信，说：学校也不比咱们村庄凹多少啊，怎么会倒掉呢？
何苗苗说：不信，咱们再去问问。
我们来到福来门外，我喊道：福来！福来！快出来！
福来穿着背心和大裤衩子，晃着一身肥膘走到门外。问：你俩找我干啥？
何苗苗说：刚才听你大娘说，你家的广播匣子报告说咱们学校教室都淹倒了，是真的吗？
福来比划着说：不光教室淹倒了，说淮河大堤芦集段决堤了，豁口局（足）有一里路那么长，广播叫低洼村庄的人赶紧转移。说到这，广播匣子就没声音了。可能广播线被水冲断了。
我说：四面都是水，没有船，往哪儿转移呀（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政府部门半瘫痪状态，根本没能力组织营救）？
我非常担心爸爸的安全，转身跑去看木棍。还好，木棍上的水平刻度并没有变化。
十几分钟后，原野上响起轰轰的声音，似有万马奔腾。木棍四周的水也在缓慢爬升。仅仅一碗饭的工夫，泡沫就像沸腾的开水似的漫上刚筑起的挡水坝。人们再次紧张起来，呼喊声此起彼伏。
爷爷和妈妈都急乎乎地望北边看。爸爸和罗明礼仍不见回来，我感到了凶多吉少的压迫。中午，谁也没有心思做饭和吃饭，都聚集在村庄两端，眼睁睁地看着洪水翻越土坝，包围了在低洼处的库房，然后放倒了库房的墙。库房像累瘫了似的，跌坐在洪水中，只露出屋脊上的一溜茅草。接着便是饲养室，也是同样的命运。好在饲养室里空空荡荡，牲口都已分散到各家各户，只有到了冬季才集中到饲养室喂养。到天黑的时候，住在村庄中间的几户，屋子里开始进水，他们扶老携幼哭喊着往南北两端高处聚集。我们村庄南边的一个自然村，庄台低洼，他们派一个水性好的壮汉，把绳子拴在两个村庄的树干上，搭起一条“绳桥”，然后攀着绳子，用木盆推着妇女和儿童泅渡过来。那些妇女和孩子挤在高处，大哭小叫，呼爹喊娘。我们村庄简直成了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难民营”。
看到这种混乱恐怖的场景，我又哭了。
那天晚上，没有下雨，月亮也时隐时现。十点左右，水不再上涨。五六户人家的房屋倒塌后，再也没有动静了。仿佛洪水也疲劳过度，渐渐地睡着了。
然而，爸爸和张明礼都没有回来。妈妈开始哭泣，当然，我也在哭。爷爷抱着二弟，安慰我们：别怕，也别急，兴许隔到北岗上了。水涨这么快，他们又不是傻子，敢冒这个险吗？
我们被洪水围困三天三夜。三天三夜里，整个世界仿佛都是洪水，我们村庄就像一条“诺亚方舟”，在洪水中孤独地飘摇着。被洪水淹倒房屋的人家，都暂时栖息在邻居家里。何苗苗、福来和我家的房屋虽在洪水的舌尖上，却安然无恙。村庄上空到处弥漫着瓜果和小动物尸体腐烂的浓烈气味。第四天的凌晨，洪水缓缓地退却。中午，库房和饲养室的茅草屋顶，像两座隔水守望的荒山一样，一寸一厘地浮出水面。
这时，有三架飞机“轰轰轰”地在村庄上空盘旋。像老鹰寻找小鸡一样，越旋越低。罗队长赶忙从家里拿出一面红旗（那时干活出工都要打红旗），站在高处摇摆着喊：飞机——救人哪——。大人小孩也跟着喊：飞机，救人哪！救人哪！有两架飞机飞走了，一架朝东飞，一架朝南飞。剩下的一架仍在盘旋。最低时擦着树稍飞。我们可以看见飞机上的仓门是开着的，一个人叉开两条腿，手抓两边的把手，一麻袋东西从那人的裆下推出仓门，掉落在离我们十几米的洪水中。独眼龙喊道：飞机扔饼干了！飞机扔饼干了！罗队长下令“独眼龙”和“高脚”去拖回来。他们把绳子绑在腰上，游过去，这边用力拉扯绳子，将麻袋拖到高处。罗队长说：大家回去拿东西分饼干！人们“哄”地散了，有人拿着盆子，有人拿着篮子，有人拿着小筐，紧紧围着那条麻袋。脸上绽着笑容，流着口水。张全兵拆开麻袋，拽出一个白色的小袋，又拽出一个，一共十个。张全兵说：这也不像是吃的呀！还是罗队长见多识广，他看了一眼，便说：这是救生衣，穿身上不会沉。
独眼龙把包装袋拆了，抖了抖，穿在身上，下到水里，不用手脚划水，果然不沉。罗队长说：张会计跟张明礼能穿着这东西就没危险了，咱们也放心了。
听了罗队长的话，我又哭了。
半下午时，洪水撤退到筑起的土坝之外。这时，爸爸一个人回来了。他是扒着一根圆木游过来的。人们没有看到他时，心里还算平静，都以为他俩留在北岗了。爸爸一露面，人们骚动起来，纷纷围了一圈，七嘴八舌地询问：张明礼呢？小筏子呢？种子呢？
然而，我爸瘫倒在泥地上，张了张嘴，便昏过去了。我爸如同洪水一样又黄又白的瘦脸，如同衰草一样纠缠着的胡子，比起他三天前出发时要老上十岁。这让我想起“死亡”两个字。我哭了。
我爸一连昏睡了一天一夜。醒过来时，妈妈擀了面条，他吃了三大碗。
我爸昏睡时，罗队长和张全兵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来一趟。何苗苗和她妈也是，隔一顿饭就来问爸爸醒过来没。爸爸刚吃完饭，他们又来了。
爸爸跟他们讲了以下经历。
我和明礼去的时候，水势平稳。买了种子回来时，便浊浪滚滚，自西向东，水流迅疾。我俩使劲划桨，费了很大力气，才越过小河。这时，一排大浪压过来，打翻了小船，我俩落入水中。危急之际，明礼把我推向一座只冒个小尖儿的坟头上，但他自己却被水浪冲走。坟堆旁有一棵高高的老柳树，几缕枝条在坟头旁摇来摇去。当坟头被淹没的时候，我抓住一条柳枝，游过去，爬到树上。我在树上待了三天三夜。水落了，坟头露出水面。一根木头飘过来，我才就着木头半游半趟地回到庄上……
队长和出纳员唏嘘不已。何苗苗和她妈立即放声大哭。我当然也陪着他们哭。
他们走后，我还在哭，我一哭就停不下来。爷爷说：别哭了孟姜男，把天哭塌了，雨还会下的，水还会涨上来的！你爸平安回来，你应该高兴才对！
我哽咽着问：张明礼大伯还能回来吗？他死了，何苗苗就没“叔叔”了，大磨就没爸爸了。
爷爷说：明礼水性好，死不了的。
我擦擦眼泪，心里想：张明礼救了我爸，他自己却搭上一条命，这是为什么呀？
三
我爸只身回来的头几天还好，人们都同情我爸，说我爸这辈子多灾多难，天灾人祸都叫他赶上了；还说张明礼真可惜，身强力壮的，儿子刚刚会跑会说。他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几天过后，洪水退尽，生产队开始买种子、犁地、耙地，畜力、人力一起上，起早贪黑，抢种谷子、荞麦、绿豆和胡萝卜、白萝卜等。人们好像才明白早买种子的重要性。
村人对我爸的议论转了风向。有人说：张有仁该不是独吞了三百块钱吧？有人说：张明礼长江都敢过，还能被大水冲走？还有更恶毒的话呢：张有仁有前科，狗改不了吃屎性！一人为私，二人为官，他说啥都没证据，能信吗？
这帮社员议论也就罢了，连出纳员张全兵也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张有仁会计做到了啊！
对于这些议论，我是在玩耍时无意间听到的。他们决不会当着我家大人的面说。所以，我的家人也许并不知道。
我知道爸爸成了嫌疑犯，但我不知道什么是“前科”。问爸爸，爸爸只是唉声叹气，并不解释。队长和出纳员不来了，何苗苗也不来我家串门了。我的堂大伯、二伯这时候却做了好人，让我爸爸妈妈去村口骂那些嚼舌根的浑蛋，还说咱兄弟三个团结起来，撕那些胡说八道的破嘴！我爸爸妈妈根本不搭理他们，也不接他们的话茬。我爷爷瞪着充血的眼睛说：你俩要有良心，就还俺儿的钱！俺拿这钱去赔公家的种子钱！也算你们兄弟有情有义！
我大伯说：钱，我和老二迟早会还的！现在不是手头上没有吗！老三那事儿，都怨蔡福秀那狗日的逼得太紧！那时候除了老三，谁也拿不出二百多块钱呀！我跟老二也没想到会出那样的事！我俩的肠子都悔青了！这都过去十几年了，二叔还在记仇啊！
我爷爷说：这事儿搁谁身上谁不生气啊！你老三自从当了营业员，你说句良心话，你从他手里拿过多少钱？
我大伯说：俺兄弟仨，就老三一个人上学，他上学花的钱都是公摊的。二叔你说句良心话，老三上几年私学，是不是俺这一大家子伙出的钱呀？他有工作了，拿国家工资了，俺们兄弟花他几个小钱，难道不应该吗？
我爷爷说：放屁！那时候没让你和有宝上学吗？你们不上，这怪谁呀！你们说上学不自在，打死都不去！噢，现在有工作了，你们眼红了？
大伯说：二叔别提起簸箩米动弹！等我有钱了，准定还你！说着，就悻悻地走了。
多年后，我记得我妈说过，大伯真的来还钱了。此时，一百元已经不再是“大钱”了，别说能买一头牛了，连二斤牛肉也买不了了。所以，这钱我爸也没有要。我二伯死得早，那时的生活还不太好，他到死也没提还钱的事儿。
我爸这些日子，除了干活，门都不出。除了吃饭，嘴都懒得动。我不知道我爸到底做了什么坏事。以前他为村里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却少有人念他的好。现在有了可疑处，还没有证据，都开始攻击他了。好像我爸为了独吞那三百块种子钱，故意把张明礼推下水似的。
洪水彻底回归到堤坝夹岸的河道里，奔向东海。我们村庄之外的几个邻村，全都房倒屋塌。所幸无论老人还是孩子，都保住了性命，没一个因水灾死掉的。这使我坚信，每一个人“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救力量”。因此，我认为张明礼大伯不一定会淹死在洪水里。
果然在十几天之后，张明礼回来了。全村人为之震惊。原来，他被洪水冲走，一直淌到安徽阜阳王家坝，才被一艘轮船上的水手救起。人们都奇怪，怎么可能在洪水里飘流二百多里没被淹死？张明礼解释说，他晕晕乎乎地仰躺在水面上，当他将要失去意识时，突然感觉像有一双手托举着他的脑袋飘流一样，直到安徽阜阳境内，这双无形的大手才离他而去，然后他就被救了。
张明礼的回归，使我爸的心理压力瞬间消失，二人相拥着，各自流泪。人们又说了一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鬼话。因为后来证实，张明礼根本没什么“后福”。他是1983初秋的一个凌晨，疑似心梗，死于自家西瓜田的瓜棚里，那时，生产队已经分田到户，农民生活稍有好转，好日子即将现身。那年他六十一岁，身体看起来比同龄人都要棒，却毫无征兆地走了。此时，大磨还未成年。
张明礼回来后，我问爸爸：有人说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啥意思？爸爸仍旧紧闭嘴巴，一个字也不说。
我问妈妈，妈妈叹气说：小孩子家，别听人家嚼舌根儿！
我又问爷爷，爷爷说：这是挑拨离间，别理他们！
正当我对父亲的过去耿耿于怀时，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奶奶对我说：你想知道你爸跟张明礼的恩恩怨怨吗？
我说：想呀！奶奶快告诉我吧！
奶奶抚摸着我的头发说：张明礼十年前把你爹“坑”苦了！我听了大吃一惊，怎么！张明礼还“坑”过我爸！
奶奶又是一声长叹，说起了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
一九五五年，咱们这个乡要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动员各村庄的互助组全加入“农业社”。咱家解放后被划为中农。那时，你爷爷亲兄弟三人，爷爷是老二。你爸这一辈儿也是叔伯兄弟三个，你爸是老三。张有财是老大，张有宝是老二。本来咱家有骡子有马有牛，有犁有耙有耧，生活富裕，按说该划为“富裕农民”，可咱家的土地有一大半是租张仙集乡大地主张凯庭的，自家的土地还不到全村平均数。就被划成“中农”了。五三年，你爷爷三兄弟分了家。你是分家后的第二年出生的。那时，你爸上过私塾，会写会算，就被县供销合作社招了工，培训一段时间，就分配到一家百货公司卖布匹。你爸是咱庄上第一个走出去工作和吃皇粮的人。
到了五六年，农业社的工作进展不大。你大伯养有一匹骡子和一头牛，二伯养有一匹马和一头驴。他们不愿意加入农业社，因为很多已经加入农业社的农户，都是穷光蛋，没有牲畜，也没有大农具。这在当时称作“光屁股入社”。他们认为加入农业社，就等于把财产充了公。他俩还说，要入社也行，这得等他们把牲口卖了再说。庄上的好户，都看着他俩，迟迟不入社。县上派来一个干部，名叫蔡福秀。这个人当过区小队的游击队队长。他的任务就是在我们这个乡，尽早建立起一个农业社，迈出“大集体”的第一步。老蔡弄了大半年，农业社还是不成样子。
咱们这个村庄成立互助组时，张明礼是组长。他解放前被老蒋抓了壮丁。国民党兵把一百多个壮丁押送到南边打共产党的军队。他们夜晚住宿在长江南边的一个村庄里。张明礼半夜起来解手，掐死一个站岗的国民党兵，泅渡长江，逃了回来。他在咱这一片就出了名了。老蔡把张明礼叫到农业社办公室里，狠狠地训了一顿。说别的互助组都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入社了。就你们那个组，只有七八户入社，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入社的还都是“光屁股”。像他们那样，都“光屁股”入社，还怎么搞农业生产呀？唵！你这个组长是咋当的！
“光屁股”入社，意思就是除了几分几亩地以外，不带任何生产工具加入农业社。
张明礼不服，顶撞道：俺早就不想当了！村庄上的人都看着张有财、张有宝兄弟俩的眼色行事。他们有大牲口、大农具，等着卖完牲口和农具再入社。前天晚上，我去劝张有财入社，被他骂了一顿。还说：“骡马牛驴都是咱自家花钱买的，你他妈凭啥不让我卖！”
我说：“这是政府的政策，不是我不让你卖！我跟你说老大，你要卖了牲口和农具，到时候老蔡要你好看！”
张有财说：“老蔡敢咬我鸡巴子吗？老子盖块石板，磕掉他大牙！”你听听，你还咋做他思想工作！
老蔡发火说：“他们什么成份，怎么这么张狂？唵！”
张明礼说：“是中农，团结对象嘛。”
老蔡背着手，盯着明礼说：“你要把这俩狗日的带着财产弄进农业社，我就提升你为王营村村长。”
明礼想了半天，说：“你可要说话算话呀蔡队长！”
老蔡把手一挥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张明礼当时是这样想的：你爸是国家工作人员，在门里威信很高，肯定能劝你大伯二伯入社。他就去了县城找你爸。
你爸不太想管老大老二的破事。这两个人都自私自利，占便宜占惯了。逢年过节都叫你爸集中采办年货，然后再分摊。可他们分了货之后，都不掏钱。你爸好面子，他们不给，你爸也不要。他们只要进城买东西，保准去找你爸，说买啥啥还差几块钱，借了回家就还。他们吃了喝了还拿着。却从来不提还钱的事儿。
张明礼跟你爸商量半天，咱两家关系又好，你爸就答应跟他回村劝劝两个堂哥。说服他俩带着牲口农具加入农业社。
你爸回到家里，摆上酒席，请你大伯、二伯商量加入农业社的事儿。酒喝到半路上，你爸说：大哥、二哥，入社是早晚的事。如果大家都卖了牲口，光屁股入社，还咋搞生产啊？
你大伯说：我得卖了牲口还债，我还欠着人家一百多块呢！入社了谁替我还债呀！
二伯附和说：我也欠人家一百多呢！一头牛还不够还债的！
你爸说：这样吧，我借给大哥、二哥每人一百。你俩先把欠债还上，等你俩有钱了再还我。明天，你俩就带着牲口和农具入社好吧？
你大伯和二伯对望了一下，点头同意。我和你爷爷都说：咱家也没钱，借啥呀？
你爸说：你们别管了，我来想办法。
你爸借钱给他们后，过去五六天了，你大伯、二伯最后还是卖了牲口和农具。不是政府不准买卖田地，他们会连土地也卖掉的。
你大伯二伯卖了牲口，庄上有牲口的人家都赶到街上卖了。老蔡知道了这事儿，火天火地的。他说，不刹住“光屁股”入社的歪风邪气，未来的农业社只有喝西北风了。他亲自跑来找你大伯二伯。老蔡说：“你俩老说欠人家一百多块，这不是小数目！像你们这样富裕家庭，怎么可能欠一百多块钱的债！张有财你说说，欠谁的钱，我去核实一下！”
你大伯吱吱唔唔地说：“欠钱的事儿，是咱们家的私事，请你不要追问！”
老蔡恼了，拍拍屁股后头挂着的“盒子炮”说：“你不要逼我对你的脑袋开一枪！”
你大伯吓得脸都白了，结巴着说：“欠、欠老三的。一百块。”
老蔡问：“老三是谁？”
你二伯说：“是俺三弟张有仁。”
老蔡又问你二伯：“张有宝，你说说欠谁的钱？欠多少？”
你二伯说：“俺也是欠老三的。一百二。”
那时的一百多块确实不是小数目。一头牛也就值百十块钱！老蔡认为你爸有两个罪名，一个是贪污，一个是妨害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不知道他跑到县政府哪个部门告了一状。人家就去调查你爸了。
你爸借给他俩的二百二十块钱，是从柜台上拿的。他想用工资慢慢抵扣。谁知来人立马查账，他来不及筹借。承认挪用公款二百二十块。人家还查到了一匹价值八十多块的卡其布没有进货单；售货现金与账单对不上号，亏空一百二十八元。这四百多块钱的公款，你爸只知道二百二十块，别的他都说不清了。你爸当天就被关进看守所。十几天后，又被判刑七年。那年你才八个月零八天，还不会走路。我们家三天没冒烟，也不觉得饿。也不敢出门，怕人家呲笑。我哭了三天，我眼神不好，就是那时哭的。你妈三天没吃饭，奶水也回了。以后就给你喂面糊糊，红薯瓤、大米稀饭。你天天吃的奶，都是“瞎奶头”（没奶水），刚开始老是哭，后来习惯了，上瘾了，瞎奶头也照吃。
你爸送去“五一”农场劳改时，也没亲人去看他。你爷爷有严重关节炎，腿疼；你妈出门就迷。夏天送单衣，冬天送棉衣，逢年过节送吃的，都是张明礼去的。他老是以为你爸被判刑，都是他的过错。他要是不找你爸，你爸也不会借钱给那俩“砍头的”。更不会惹着老蔡，拔出萝卜带出泥。他就坚决辞职不干了。张明礼辞职时，老蔡才知道你爸已经做了你大伯二伯的思想工作，还借了钱给他们。老蔡气得直跺脚，还说他冤枉了你爸，害了你爸。
其实，也怨不得人家。你爸劳改回来后，也没埋怨过张明礼和老蔡。他说都怨他自个儿心太软，手也太大了，随便拿柜上的钱乱花乱借，把钱不当回事儿。末了，还是叫钱给坑害了。现在，他对钱很忌讳。当会计不拿钱，就是害怕手里有钱了就把持不住自个了……奶奶说到这里，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拿棍子对着奶奶，说：不许你说俺们的坏话。说着，“啪”地打了一棍，另一个男人又补上一棍，他们把奶奶打死了。我扑在奶奶的尸体上大哭。我妈把我推醒了，问：你怎么了？做恶梦了吗？
我揉了揉眼睛，说：我梦见奶奶被大伯二伯打死了……我妈说：你奶奶虽说不是你大伯二伯直接打死的，可跟他俩也有一些关系。哭和气都伤人啊……梦境这东西真让人捉摸不透，它是人类至今无力破解的谜团之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母亲跟我讲了他被判刑和“劳改”的全部经过，跟我奶奶在梦中告诉我的，几乎没有差别。这件事成为我以后老爱琢磨梦境的依据。
四
1971年农历九月初三，是我和福来的17岁生日。何苗苗比我们大一岁。她是成年人了。我们辍学后，都从放牲口开始，步入农民“俱乐部”的。福来没有放牲口，他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天都是记一下出工人员名单，然后依照名单发给当天的工分。他还有检查质量，奖分和罚分的权力。我们的生产队长老罗是孤姓独户，我爸只管账。所以，我们生产队的实权就掌握在福来他爹张全兵的手中。
说心里话，我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除了父母亲人外，就是我的二堂兄和苗苗了。我妈跟我大娘二娘相互不说话，我爸也基本不搭理他们家的人。而二堂兄却对我像亲兄弟一样。他在潢川县城读高中时，把他学过的初中、高中课本和作业本全给了我。当然还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些文学名著给我阅读。他每周回来一次，集中给我解答数学上的问题，还给我讲唐诗和古文。他是我人生的半个老师，对我后来考上“民师”，考上大学帮助很大；苗苗跟我一起放牧三四年，我每天斜倚在截岗沟大堤上或小河埂上读书，她的老弟大磨，坐我旁边看我的小人书，苗苗替我看牛和割草。
我那时觉得农村太苦，更难忍受家庭的沉闷和压抑。我的愿望就是走出村庄，而学习读书就是唯一的出路。
我也帮过苗苗，但只有一次。苗苗妈生病了，想吃大鱼。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福来爸爸带着独眼龙到“草塘”捕鱼，福来挎着大筐跟在后面。独眼龙会撒网，是捕鱼能手，“草塘”离我们村庄较远，是一口长方形的野塘，生产队放养了许多鲤鱼、草鱼和鲢鱼，还有一些是发水时流落进去的大鱼。夜里由两个劳力看守。当时，我和苗苗还有一群较小的“牧童”正在干涸了的小河滩上放牲口。小河北边不远处就是北岗；南边是我们生产队种的一大块高粱地。小河弯弯曲曲，好像大自然很随意地划出的一条线，作为两个公社的分水岭。我坐在堤上跟大磨玩儿，苗苗在高粱地里打高粱叶儿喂牲口。
独眼龙站在堤埂上撒网，渔网撒得又远又圆，像一个大罩子落向水面。大磨非要去看鱼，蹒跚着往鱼塘那儿跑。我们七八个大孩子、小孩子就跟着去了草塘。福来提着筐，站在看鱼人用高粱杆搭起的圆椎形棚子前。我们走过去，福来从兜里掏出一颗“小白兔”糖果，递给大磨。大磨接了，说：谢谢叔叔。福来说：不是叔叔，是哥哥。大磨改口说：谢谢哥哥！很高兴地剥开糖纸，吸溜吸溜地吃起来。
大磨不满五岁，聪明伶俐，小嘴很甜。但有人说他是“跨门坎”子——就是女方在前夫家受孕，嫁给后夫即坐胎、生子。而且时间上又看不出毛病。好像一只脚在门坎外，一只脚在门坎内的那种。我不知道我们村上的那些老年人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好像他们有X光透视眼似的。
苗苗问：八月十五给社员分鱼吃吗？福来撇撇嘴，说：明儿过节了，生产队给大队书记、主任送礼。社员吃个屁！
我说：为什么给他们送礼？生产队下鱼苗，是社员分摊的钱，可几年了，咱们连鱼鳞也没见着呢！
福来说：俺爸说了，给支书、主任送礼，秋季大队提留粮看能不能减少一点或者用粗粮顶一部分细粮。这也是为社员着想嘛！
屁！我说，鬼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呢！
福来急了，红着大脸，直接叫我的外号：孟姜男！我怎么说啥你都不信呢！不是为公，难道为私呀？
我淡淡地说：那只有你和你爸清楚了。
福来也缓了缓语气说：俺爸说了，今年过年，每户肯定能分到两条鱼！
苗苗说：俺妈病了，想吃鱼。你跟你爸说说，先借我一条，过年时再扣行吗？
福来低声说：这、这恐怕不好弄。如果就你们两个，我每人送一条都行。这么多人，大眼瞪小眼的，你拿了鱼回家，谁知道你是借的？到时候都来要鱼，还不吵翻了天！
苗苗“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和大磨跟上去。走到高粱地时，我轻声叫住苗苗，低声说：吃鱼还不容易？何必求他！
苗苗说：拿钱买？没钱呀！
我神秘地说：不用买，我明天肯定让你吃到鱼。
苗苗说：孟姜男！你不会去偷吧？这鱼塘夜里有人看守，你可别胡来！
我笑了笑，没吭声。
等独眼龙打了一筐大鱼，夕阳已沉入地平线。他们爷儿俩抬着沉重的大筐回去了。我对苗苗说：你跟大磨先回，我要在这里呆一会儿。
苗苗说：看鱼塘的还没来，你是不是想趁这机会偷鱼？
我说：我赤手空拳的咋偷鱼？又不是鱼鹰！
苗苗说：也是。那我们先回了。
等苗苗走远了，大地也跟着暗下来。只有高空还亮着，好像那里是另一个世界。村庄上炊烟袅袅，没有风，炊烟一股一股往上升，像空中长出巨大的树。
我已经观察过了。这口鱼塘四面堤埂很高很宽，只有朝向高粱地的一小段是个出水口。下大雨的时候，在出水口插上渔网，既防止“水漫金山”，淹了堤埂，又防止鱼们出逃。所以，平时出水口的堤坝离水面只有半米高，宽度不足一尺。我折断两根高粱杆，在水面下五公分处捅了一个洞，然后一点点扩大，直到碗口那么粗了才停手。草塘是以水草多而得名的。水塘四周全是水油草、葫芦藤和浮菱草。鱼们在草丛里吃草吐泡泡，“啪啪啪”的声音遮盖了轻微的水流声。鱼腥气飘荡在水塘上空，浓稠得好像一把能抓住。塘水流出来，进入高粱地。我顺着水流的方向，一直往下坡走。水是顺着墒沟走的，然后流到小河沟。我当然不能让水直接流进小河沟里，因为鱼随水走，它们会钻进小河草丛中或水坑里的。我把墒沟用土堵上，让水往高粱地里四处漫漶，这样鱼就会被高粱杆“篦”住，搁浅在高粱地里。
做完这一切，天彻底黑下来，空中的红光消失了，几粒稀稀拉拉的星星突然跳出来，像几盏被风吹得忽明忽灭的油灯。我从高粱稞里钻出来，才感觉头皮发麻，汗毛直竖。特别是几只寒鸦“呱呱”地叫着，从头上呼啸而过时，我生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我一向胆小，从不敢走黑路，现在竟然钻到密不透风的高粱地足有半小时。幸亏有头老牛做伴，我才敢在黑黝黝的夜晚匆匆往家走。到村口时，我看见“独眼龙”和“高脚”两个看鱼塘的汉子，扛着草席和被子往草塘那里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背着草筐出门了。走到晒场那儿，独眼龙和高脚扛着睡具往家走。我们打个照面，高脚问：孟姜男，起恁早啊？我说：去你的！我是大人了，还叫老子外号？高脚是他的绰号。吃食堂那年，他跑伙房里玩，把两只脚伸进灶门烤火，锅里半锅开水，突然诡异地塌了灶台，开水浇到他脚上。从此他的脚就比常人高了半寸多。
独眼龙也说我儿时的旧事：一会哭，一会玩，闲人别惹孟姜男。说完，就“嘎嘎”大笑。我回道：独眼龙，独眼龙，不吃稻草活不成。独眼龙一只眼大得像铃铛，另一只眼小得像蚕豆。大眼看白天，小眼看黑夜，各司其职，令人诧异。独眼龙伸手抓我，我麻溜地躲开，跑掉了。其实，“孟姜男”这个绰号比我的学名“张百忍”好听。“孟姜男”，谐音为“梦江南”。杏花春雨，水村湖寺，荷叶田田，舟帆片片。那意境可真美呀！
走到出水口那儿，水已经不流了。水塘里的水低了七八公分，根本看不出来。我堵好洞口，就顺着水痕往高粱地里走。在高粱地中间的一片洼坑里，果然有两条约三四斤重的鱼躺在那里，一条是红尾巴鲤鱼，一条是青尾巴草鱼。它们平躺在泥地上，一只朝上的眼睛圆睁着，尾巴还不停地拍击湿湿的地面，像个迷人的童话场景。许多年后，我还对那个场景持怀疑态度。我弄不清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境里。更不理解我凭什么认为用那种简单轻松的方法能够捉到大鱼！除非上帝在过问这件私事。
我把两条鱼放进筐里，割了几把草盖上。走出高粱地，太阳已经庄严地从地平线跃出，于是，小河、高粱杆、水塘、野草、露珠，都在火红的阳光下闪耀。
我知道爷爷、弟弟和妹妹都很想吃鱼，但我不能把鱼带回家。因为我爸和我妈绝对不允许我这么做。“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是我妈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我爸如果知道了这两条鱼是我“非法”捕到的，他一定又要威胁关我“禁闭”！
我直接把筐子提到苗苗家。她正在厨房做饭，张明礼去自留地干活了。大磨和他妈还在床上睡觉。我把筐里的草扔了，筐子放在苗苗面前说：怎么样？我没食言吧？苗苗愣愣地看着鱼，仿佛不相信这是真鱼似的。我说：别愣着了，赶快刮鳞吧。死了就不鲜了。
中秋节的晚上，苗苗端了满满的一大瓷碗炸鱼块送过来，上面盖了一块抹碗布。因为我们两家常有这种礼尚往来的馈赠，我母亲也没客气，就收下了。
1972冬天，公社开始征兵，大队还组织学生宣传队，到处宣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我和福来同时报了名。经过两天的体检，我顺利过了关，接兵的军人还跟我谈了话。但最后通知去公社换衣服时，只有福来一人。那些天，我真的很苦闷！不论从身体健康，还是从文化知识，我哪方面都要比福来强，可最终……
福来当兵走了。苗苗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明礼两口子为了苗苗的终身大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张明礼想让苗苗嫁给我，说我们家“仁义”，靠得住；小喇叭要把女儿嫁给福来，说我爸有点傻二吧唧。家里穷成那样，当个会计连提留粮都不要。嫁给福来，不仅女儿不吃苦受累，连他们家也能得到实惠。小喇叭还不能动气，一生气就倒地不起，口吐白沫。张明礼得掐她“人中”，她才能缓过来。然后就是鬼神上身。今天上身的是罗明礼的爹，明天是罗明礼的妈。他们一上身就骂罗明礼，反对将苗苗嫁给我。其实，也不是反对，就是让张明礼少操闲心。妮子是人家老何家的，不沾你老张家一点“熊气儿”，你管那闲事弄啥？张明礼就跪地磕头，烧了一刀草纸，父母才抽身而去。刚开始，大家都以为她是装疯卖傻，后来，人们听她说的话，都是张明礼爹妈的真实故事，声音也很逼真。要知道，这女人嫁过来时，张明礼的父母早死了。她根本没见过他们，就是编瞎话也编不那么圆。这样，人们也就信了，从此都叫她“半仙儿”。张明礼是个孝子，所以，在苗苗的婚事上，他最终只能屈服于“父母”。苗苗那几天生病了，说是心口疼。就像《战争与和平》中的海伦伯爵夫人那样，因“不便同时嫁两个男人”而害上了“心绞痛”。
年底，公社招考一批民办教师，考场设在公社附近的中心小学里。考语文、数学和政治。我顺利过关，竟然进入前五名之列。这使很多人都深感诧异，一个小学生也能考上民师？那些初中、高中生还有落榜的呢！
五
1973年麦收时节，抢收抢种，是农民一年中最劳累的时刻。但麦子没有打下来，人们还吃不到馍，每顿还是喝杂粮粥。那天早晨，罗队长喊人摊场，说今儿上午大队的手扶拖拉机要来给我们生产队打场，要求把麦秧摊得厚厚的，打一场要顶牲口打三场。那一天，是周末，我也参加了生产劳动。不过，当“民师”之前，我一直在放牛，对许多农活还比较生疏。
摊完场，我们回家吃早饭。饭毕，罗队长又让大伙集中到晒场上，准备翻场收麦粒。可人们等到半晌午，手扶拖拉机还没来。罗队长只好带我们去村东拉耙种黄豆。乡下有农谚说：“夏至种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意思是夏至种黄豆，出苗快，长势好。错过这个节气，出苗就慢，长势就弱。我们村畜力有限，只可勉强耕地，耙地都是人工来干。干到晌午，人人饿得肚皮贴后背。收工后，我们肩上搭着拉耙的绳子往家走。这时，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拖着一个长长的水泥预制石磙开来了。罗队长生气地说：早不来，晚不来，单等饭点来！男劳力都别回家了，到晒场上准备翻场。可人们都充耳不闻，该回家的还回家。大家不听罗队长的命令，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刚干完重体力活，又累又饿，人困马乏。
只有我爸，把绳子交给我妈，到晒场上来了。走出好远，又回头喊我。我正在水塘边洗脚，懒得去晒场，磨磨蹭蹭穿上鞋，这才慢吞吞地往场上去。我有时也生我爸的气。人家张全兵只是一个小出纳员，就不用下地干活，他一个大会计，还天天照干不误，连带我也跟着受罪。
此时是正午，太阳很毒，晒得麦秧“噼里啪啦”地炸响。由于麦秧摊得太厚，手扶拖拉机的磙辕老是刮起麦秧，累得拖拉机直冒黑烟。罗队长喊：张有仁！我爸回答：到！我爸总是这样，有人叫他，他不说“哎——”，而是“到”。短促有力，像个士兵。
赶快拿上杈子！罗队长发布命令，你负责把挤成疙瘩的麦秧匀开摊平！我继续喊人！我爸回答：是！
我爸自从水灾之后，身体一直虚弱。他在匀麦秧的时候，手扶拖拉机跑过来，他急忙躲闪，但被麦秧绊倒。司机来不及刹车，手扶拖着笨重的水泥石磙从他身上一跃而过。
我爸躺在晒场上，爬不起来了。看到这情景，我立即大哭起来。罗队长说：孟姜男，你都当老师了，还那么爱哭！你去找你妈来。我去找张全兵！快！
我一边哭，一边找我妈。爷爷也跟着跑来了。
我妈说：家里一分钱也没有，这可咋办呀！
罗队长把张全兵找来了，罗队长说：张有仁这是工伤，骨头肯定断了，公社卫生院没得透视机，得去县人民医院。队里只有三百多点。钱不够，你们自家再借点。另外，再派个劳力去医院帮忙。
当时大家都以为我爸骨折了。张全兵会计拿了320块钱给我妈，说：叫孟姜男写个收条给我。我接过他递来的笔和本子，写了收据。
场上有生产队的架子车，我拉过来一辆，摊上稻草和被褥，大家把我爸抬上架子车。县城离我们村三十多里，还要翻越防洪大堤，过截岗沟小石板桥，然后上坡到北岗，这一段路很难走。天气又热，大家都不愿意去。我爷爷要拉上架子车，让我在后面推。这时，张明礼大伯走过来，从我爷爷手里抢过架子车把，说：二叔，你腿不好，咋拉车呀！还是我跟孟姜男一起去吧！说完，拉着架子车就走了。我跟在后面。看见爸爸呲牙咧嘴地呻吟，一路不停地流着眼泪。
当天下午三点多，我们来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检查过后，又拍X光。医生看完片子，确定是左腿胯骨脱臼，右脚面骨开裂。接骨后，医生建议休养一段时间，等脚面骨愈合了再活动。当时，仅花18.5元钱。我爸坚持回家休养，张明礼力劝说：孟姜男该上班上班，我在这儿伺候你，钱花完了再回。
我爸说：生产队太穷了，尿素都买不起，咱能搁这耗着吗？
张明礼说：你傻呀？有钱花，有工分拿。要回你自个回，我可不拉你！孟姜男也不会拉你！
没想到，我爸真的要走。但没走两步，汗就下来了。张明礼叹息说：你看你的脚，肿得快赶上“高脚”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知不知道啊！
我爸说：骨头又没断，不碍事。我要知道是脱臼，根本就不用来，搁街上弄，顶多五块钱，还不用跑这么远的路！
“真拿你没办法！”张明礼说，“你为生产队里省，也没人感谢你！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
我爸叹息一声，说：就算咱俩赔生产队种子钱了好吧？在我的印象里，这是我爸第一次执拗地跟别人过不去。
张明礼无奈地摇了摇头，拉着我爸往家走了。
我爸在家休息了三天，就下地干活了。
六
就在我爸成为瘸子的第二年，他的生产队会计职务被撸了。至于为什么被撸，我不太清楚。那天晚上，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罗队长在会上宣布，我爸不再担任生产队会计一职。会计与出纳员由张全兵一个人担任。
为此，我问过爷爷：我爸干得好好的，怎么说撤就撤了？
爷爷叹气说：听罗队长透露的信儿，可能是公社党委书记王连生直接下的撤职令。至于为啥，他和大队会计王文成都不清楚。幸亏你爸有先见之明，不管钱，不要提留，当与不当一个样。撤职了也没啥损失。省得天天忙到夜半三更的！
但是，这个“迷案”很快被我破了。
那时，我在学校教小学三年级语文。三年级学生要“写大字”——也就是练毛笔字。学生都发有字帖，二年级是“描红”，三年级是“临帖”。我在课堂上要求学生，每人要买一本“大字本”，每天写一篇“大字”交上来。大字本就是“米字格”的那种，比较贵。很多学生干脆用油光纸裁成十六开，自订一个“大字本”。还有更省的，用废报纸或废作业本当“大字本”使用。张福来的异母弟弟张福杰，正好在我班上学。他的“大字本”全是张福来在当兵期间写给他爹张全兵的信件。每张信笺的上方还印有“红头”的部队番号。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样粗劣的“大字本”，非常恼火。我正要把他的“大字本”丢进垃圾篓时，突然有一个人名跳进我的视网膜：张有仁。
我将张福杰的“大字本”摊开，仔细辨认上面的字迹。张福来是用蓝色墨水写的钢笔字。其中有一段写道：
“爸爸，见字如面。关于搞掉张有仁会计的问题，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想既当会计又当出纳，我完全赞同。我已经给公社党委书记王连生同志写了揭发张有仁是贪污犯的信。相信不久就要见分晓了。”
第二封信有一段内容是这样的：“爸爸，见字如面。来信收悉。大快人心！张有仁被撤职，我早有预料。但是，阶级敌人可能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你要时刻提防他“北门”的疯狂反扑。你应以村庄中间的排水沟为界线，团结“南门”，对付“北门”。这样，他们“北门”人头没我们“南门”强壮，这会计一职就动摇不了！但是，张明礼一家虽在“南门”，也不可信他。因为他与“北门”张有仁一家有旧交。何苗苗这个人也不要相信，她与孟姜男关系也不错。我如果不复员，何苗苗即使把自己放在银托盘里送给我，我也不会要她做老婆……”
这本由福来的书信装订成的“大字本”，总共有二十八封信。除了他刚入伍时的几封信，是思念父亲和奶奶等亲人的，其余的全都充满着趾高气扬的火药味。
看完所有的来信，我的胸膛已被愤怒塞满。我当即拿出信笺，给张福来所在的连队写了一封信：
“xxx连队：你们连的战士张福来同志，身为人民子弟兵，不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而是拉帮结派，挑动群众相互对立，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作为现役军人，他不像“铁腿阿陈”那样苦练杀敌本领，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奋斗。而是醉心于乡村的权力之争。他摇唇鼓舌，迷惑家乡领导，欺骗家乡群众，鄙视农家女子。这样的人，怎配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
信写得很长。我大段引用张福来信中的原话，一句一句地分析批驳。我还在原信重要的句子下面画上红线，以便让部队领导一目了然。我把张福来的来信原件与我写给他们连队的信装在一起。为了一击必中，我准备盖上大队支部的公章，寄往福来所在的连队。我爸与大队会计王文成是老相识，由他去找王会计加盖公章，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当我爸看完之后，却不同意邮寄。他说：福来当个兵，也不容易。你这一封信，他入党、提干都会受到影响。说不定，他们连队还有可能处分他！
我怒气未消地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就是想让他们连队处分他！
我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点点小事，你就气成这样！如果福来连队处分了福来，他该是什么情绪呢？你听我的，把咱写的烧了，大字本还给福杰，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说完，他不等我同意，真的拿火柴点着了我辛辛苦苦，绞尽脑汁写的信。我生气地说：福来那么恶毒地污蔑你，你难道不恨他！
我爸说：我除了恨我自己，谁都不恨！说完转身走了。
这件事只好半途而废了。
不久，张福来复员回村了。两年之后，大集体崩溃，分田到户，各自单干。所谓“南门”、“北门”之争，成为历史。
何苗苗最终还是与张福来结婚了。那是1976年国庆节的事儿。
福来复员回村不久，就担任大队民兵营长了。当初他爹给支部书记、主任送礼的效果显现出来了。十月一日国庆节，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我承认我喜欢苗苗，睡梦中都想娶她为妻。但我没法跟福来比，他家庭条件比我好多了，苗苗妈选择他做女婿，完全在情理之中。福来是中共党员，又担任民兵营长，前途无量。我现在还是一个小“民师”，每月六元钱和大队一点少得可怜的提留粮。怎么跟人家比？
国庆节前一天的晚上，苗苗写个字条，让大磨偷偷交给我，约我在晒场最大的稻草垛旁见面。我惴惴不安地走到晒场草垛旁，那里没有人影儿，我以为苗苗还没到，就靠着草垛想心事。突然，有人双臂抱住了我，还拼命地亲我。我感觉到那两坨温热的肉顶着我的胸部，像烙铁一样戳得我全身滚烫，血液像要沸腾着冲破血管似的。我嗅到了苗苗特有的体香。我也抱紧她，亲吻她的头发、额头、眼睛、鼻子和嘴唇。我们紧紧地相拥，心跳得连空气都在震荡。好像我俩每个人都有两个心脏似的。我俩像烧红了的铁块那样，牢牢粘贴在一起……
但是，不管我的嘴巴和手指如何努力，我的某个小器管总是不肯配合。我曾在某个夜晚，睡梦里因了苗苗而遗精。但今晚不知它被苗苗的火热激情吓蔫了，还是它本来就是银样蜡枪头，关键时刻掉链子，软得像一根粗面条。
苗苗感觉到了我的无能，羞怯地问：你，不喜欢我？
我用十年前的旧事遮掩：不是，福来的那双棉线袜子老是在我眼前晃悠！我不想给他戴上绿帽子。
不知是苗苗看破了我的底细，还是她也有同感。她没有生气，而是立即停止了肢体动作。说：好吧，我理解了……
回想起来，我觉得苗苗就像一个性能良好的刹车系统，说刹即刹，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这当儿，一轮巨大的像玉米烙饼一样的黄月亮从薄雾中挣扎着升起来，晒场上大大小小的草垛都披上了一层黄纱，像烤黄了的大面包。月亮好像也赞同我的做法，不然，它为何带着病态来为我照亮回家的路呢？
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我爸写在日记本扉页上的那句话时，我顿悟了。我觉得那天晚上的诡异之处在于：恐惧意识。
何苗苗嫁给福来后，过得并不愉快。福来后妈生的两个儿子也大了，娘儿仨轮换着跟苗苗闹别扭。苗苗想分开单过，福来就是不同意。福来的亲妈是童养媳，十二岁到福来家。那时，福来的父亲张全兵才八岁。他亲妈伺候他父亲就像大姐伺候小弟。一直到张全兵十六岁，他们才圆房。生下福来不久，张全兵便跟福来亲妈离了婚。离婚的理由当然是包办婚姻，感情不和。其实是张全兵看上了比他小三岁的邻村大姑娘齐梅。当然，齐梅也看上了张全兵。他们“先尝后买”，两情相悦。福来亲妈一哭二闹三上吊，都没能狙击成功，只好离婚另嫁了。
福来后妈有一次跟张全兵吵架，她说张全兵“先占后娶”，弄得村庄上的人谈笑了好多天。
冬天来临时，福来升为大队第一副主任，主抓计划生育。第二年的冬天，任职一年多点的年轻干部张福来出事了。
这事不算大，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大了。所谓“丑事人人有，不露是高手”。“露”与“不露”，是决定一个人命运走向的关键。主抓“计划生育”的福来，与“计生专干”在共同工作中，产生了情素。他爱上了有夫之妇的“计生专干”王丽丽。那天，窗外飘着细细的雪粒，他们拴上大队部的院门，两个人只穿着薄薄的上衣，在计划生育婚检床上颠鸾倒凤起来。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计生专干王丽丽被丈夫跟踪。丈夫伙同大队治安主任，翻越院墙，来到计生室窗外。窗户是紧闭的，还拉上了暗紫色的绒布窗帘，但“咿咿呀呀”的叫声仍然穿透玻璃，逃逸出来。治安主任一边抽烟，一边轻描淡写地喊道：张副主任，完事了开门呀！外头下雪了，冷得要命！
计生专干的丈夫可没那么平静，他两只脚轮换着“咣咣”踢门，把计生室的压缩板门踹了一个大洞。福来被捉奸，自然失去了当干部的资格。幸亏那时对通奸这样的丑事相当宽松了，不然他有可能去拘留所待一阵子。而“计生专干”连个处分也没有。只是把管理家庭的权力让给了她的丈夫。就像一个“管家婆”交出了手中的金钥匙。接福来班的正是治安主任，所谓“无利不起早”，有付出就得有收益。
何苗苗再次启动她那良好的刹车系统。她可以忍受家庭的窝囊气，但她忍受不了福来的背叛。那些日子，福来低眉顺眼，请求宽恕。但何苗苗不是媚兰，不是陶丽，她依旧不依不饶。爱情结束了，仇恨便开始了。为了让福来一家彻底放手，何苗苗祭出了“刹手锏”，她向大队支部检举：张全兵为了得到两份“救济粮”、“救济款”，把他们家一分为二，即两个户头。但村里交纳赋税、集资和出义务工时，又成了一个户头。大队王会计查证属实，撤了张全兵生产队会计的职务。闹到这种地步，一家人都成了“乌眼鸡”，张福来不放手也得放手了。许多年以后，我还在回想，当初我如果跟苗苗发生了那种关系，她还会跟福来离婚吗？
苗苗离婚后，很快又结了婚。丈夫是苗苗老家小镇上的食品公司里的屠夫，当然也是个“二婚男”。苗苗也算回归故里，叶落归根了。
我当时正在参加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场考试。苗苗再嫁他人，我深感遗憾。不过，苗苗的选择，不可能是我。因为我和福来同一个村庄，低头不见抬头见，这叫我们三人情何以堪？
我就是这一年考上省内一所师范院校的。当然，这更让一些人吃惊，说我们家“老坟地冒青烟了”。
七
张全兵被大队领导撤了会计职务之后，王文成与罗明显再次来到我家，请我爸出山当生产队会计。我爸一开始还是坚持管账不管钱，但王文成坚决不答应。他说，只要心里干净，手上就不会肮脏。罗队长也说：生产队干部群众都相信你，你就别推托了。
我爸最后虽然同意会计、出纳一肩挑了。但他私下要求我妈替他管钱。生产队转过来的850元钱，被我爸锁在一只暗红色小箱里，钥匙交给我妈保管。我妈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入的党，是我们村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出身贫苦，对新社会有种天然的热情。当年成立农业社时，她主张尽快带着一头牛和农具入社，但我爷爷和我爸都说，咱门里始终都是一致行动。要入社都入社，要不入都不入。就这样耽搁下来了。她不仅反对借钱给大伯二伯，还不让我爸管他们的闲事。后来，我爷爷和我爸都后悔没听我妈的话。所以，我妈管钱，我爸最放心。
我爸这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2006年，国家取消农民交公粮的义务。生产队会计一职，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但不久，政府又对农民实行地亩补贴，会计们又有活儿干了。我爸把乡政府拨发的补贴款挨家挨户送到户主手里，从未出过任何差错。由于外村农民反映村委和小组干部随便克扣或拖延补贴款发放的情况，县政府取消了现金发放，实行账号打款，一家一个红本本。村民组会计就这样无所事事了。
乡政府财政所是负责账号打款的单位，李所长曾经是我的小学同学。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爸前天到财政所去，要求给张庄村民组的土地补贴款用现金支付。这样既可以减轻财政所的工作量，又可以省去村民到农村信用社排队取款的时间和麻烦。当然，也给农村信用社的营业员减轻了工作量。我保证不拖延时间、不出任何差错。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李所长耐心跟我爸解释说：大叔说得很对。可这是县政府的决定，我们乡财政所无权更改。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我听了李所长的复述，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爸怎么就爱干那些无聊的义务劳动呢？
2007年，是我们家非常倒霉的一年。这一年的暮春，爷爷去世了。
操劳和悲伤让我爸又瘦了一圈，不仅腰弯了，腿也更瘸了。好在我们兄妹都已成家立业，所以，爸爸妈妈肩上的担子也算卸下来了。
2007年仲秋时节，我爸开始失眠，晚上在床上躺下不到一小时，便被噩梦惊醒。我妈说，自打开会回来，你爸就经常做噩梦。但那时做得少一些，老了老了，噩梦越来越频繁了。每到这个时候，他就起床了。好像跟谁签订了协议似的那么准时。他穿着仿制军用大衣，在屋里东走走，西走走。摸摸这，摸摸那。忽而唉声叹气，忽而自言自语。虽然整天不睡，精神头还挺好。听了我妈的讲述，我真担心爸爸中了什么邪，或者像何苗苗她妈那样，被什么鬼附了体。《佩德罗.巴拉莫》一书中说：“每叹一口气，就好像把生命吞掉一口，人就这样完蛋了。”我真的感到死亡在威胁着我的父亲。我把他拉到县城人民医院看医生，
我们挂了精神科，经主治大夫检查，做了脑CT和其他必要的问诊，确诊为强迫症、焦虑症、轻度抑郁症。住院半个月，穴位针灸、脑部电疗，吃天麻丸、健脾安神丸，富马酸喹硫平片、劳拉西泮片等七种中西药。一个多月后，失眠症终于有了好转。
但停药后，夜里还是睡不踏实。睡十几分钟就醒，醒了更难入睡。真正睡觉的时间，总共不到俩小时。
那天，我回老家送药，福来听说我来了，也跑来看我爸。但我爸不认得他了。福来这二十多年一直在外打工，听说在一家公司做保安。现在年纪大了，被辞退了。好在复员军人有养老金了，每月七八百块。他再有二年就可以领到养老金了，也不打算外出打工了。
福来说他爱喝酒，每顿半斤，一天一瓶。今年初查出有高血压，不敢喝了，但回来后经常失眠，只有喝了酒才能入睡。所以，只能限酒，不能戒酒。现在每晚只喝三两，吃一片降压药。他说他现在坚持“两手抓”，一手抓酒杯，一手抓降压药。我笑起来，说：你很乐观，将来定能长寿。
福来说：咱俩“八字”完全一样，命运却差别极大，可见“八字”之说完全不靠谱！
据说，福来与王丽丽一直保持着情人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福来初到上海某公司应聘保安，但人家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四十五岁以下的“退伍军人”，福来没有带复员证。那时乡下还没有手机，福来就给村部打电话，打算让村干部转告他妻子，将他的退伍证寄到上海。接电话的正好是王丽丽，两人煲起了电话粥。最后，王丽丽亲自去福来家，让福来的继任妻子葛珍珍把退伍证交给她邮寄。但葛珍珍不大愿意交给她。于是，王丽丽就说是张福来的命令。你不给我复员证，我不给你地址。看倒霉的是谁！葛珍珍只好就范。这件事使我想起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一句话：“托马斯的情人，命令托马斯的妻子，发布托马斯的命令。”如果将“托马斯”换成“张福来”，倒是非常契合的。
我调侃说：是啊！八字相同，命运却不同。你有雅量、有情人，酒色财气相伴。我一样都不具备。
福来“哈哈”笑道：别取笑老同学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要不出事，村支部书记可能就是我的。
我用试探的口气说：听说你跟公社党委书记王连生关系不错。当时为啥不去找他说说情呢？
他看了我一眼，脸红了一下，坦然地说：我跟王连生书记也没啥关系。我连他的面都没见过。
我问：也没有书信往来吗？
福来说：没有。不亲不故不熟，写信有啥意思呢！
看来，他确实不知道他的家书曾经泄密的事儿。
来看我爸的村民像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但我爸差不多谁都不认识了。那天上午，张明礼的独子大磨来了。我们相见甚欢。他如今搬到镇上去了，土地也流转出去了。老婆在镇子上一家生活超市打工。他负责村庄的卫生。村口路坝子外放了两个垃圾桶，村民把自家的垃圾扔进桶里。他每天两次用三轮农用车拉到乡政府指定的垃圾处理中心，每月八百元工钱。
我问起他的同母异父姐姐何苗苗现在怎么样了？他回答说：俺姐中年以后过度发福，五十多岁就中风了。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命保住了，就是半身不遂，言语不清。
我想起曲剧《屠夫状元》里的两句台词：跟着官儿当娘子，跟着屠夫翻肠子。苗苗中风肯定与吃多了猪内脏有关。不过，我没有说出这句不敬的话。只是叹了口气，鼻孔酸酸的。
他说他有姐姐的电话号码，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说：算了，言语不清还怎么交谈呢？徒增烦恼而已。其实，我并不是嫌她有交流障碍，而是我们已经毫无遗憾地把对方淡忘了。
这一年的年底，我爸病情加重。整天萎靡不振，昏昏欲睡。但他听不得哨子响。有小孩吹哨子玩儿，他立马从萎靡中振作起来，去房檐下找锄头。我们家有一把锈蚀的小锄头，已经好久没人使用了。他扛着锄头，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当我告诉他是小孩吹着玩的，他放下锄头，又像干枯的花儿，没了颜色，没了灵魂。
冬天，天气寒冷，室外总是阴沉沉的，太阳好像跟我爸一样卧床不起了。我爸半躺半坐，低着脑袋，似睡非睡。饥与饱他似乎都没有了感觉，完全陷入了一种白痴状态。
这天下午，他突然清醒了。当时，我已经打电话要来了弟弟妹妹和我的子女们。我们正在另一间房里商量爸爸的后事如何操办，忽然听到有叫“百忍”的声音，我竖起耳朵，又一声“百忍”，我确信是从爸爸卧室里传来的。我挥了一下手，大家立即涌进卧室。灯光下，我看见爸爸抬起头，正在叫我。我扑上去，握住爸爸瘦小干枯的手，问：爸，是您在叫我吗？他点点头。说：我要死了，儿子有啥话要问就赶紧问吧！
这时，我忽然想起在某公众号上看过的一篇文章，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大脑发出最后一道指令，把最后那5%的肾上腺素全部分配给神经系统和声带肌肉，以便死者交代后事。”我爸的大脑夜以继日的运转，得不到休息，濒临死亡时，还在尽最后的义务，这让我感动和感慨。泪水不免奔涌而出。
爸爸说：唉，你呀，老了老了还是那样爱哭……
我知道，我爸是想我会问他一个他从未回答我的问题：也就是他的过去。说白了，就是他的“前科”。我揩干眼泪说：张有仁与张百忍都是玉皇大帝的名字。爷爷给您起名“张有仁”，您给我起名“张百忍”，这是你们有意为之，还是巧合呢？
我爸忽然笑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灿烂的笑脸。
我爸喘息着，往床下指，看来，刚才几句话把他累坏了。我以为床上有什么东西咯着他了，细细看了，又摸了摸，没发现什么，就退回来。他又往床下指，还在床帮上拍了一下。我妈问：你是要看床下的箱子吗？我爸连连点头。我妈弯下腰，掀了一下垂下的床单，拉出一个暗红色的小箱子。箱子上落满了灰尘，我妈吹了一下，立即升起一片微尘，四散开去。箱子是用老旧铜锁锁上的。我妈往墙上一个小洞里摸出一把铜钥匙，打开了小箱。小箱里有几十本账簿，一本一本地码在一起，封面上都标注了年号。看来这是我爸多年来（两次共40余年）积累的生产队的全部账本。我把账本拿出来，最后是一个硬皮日记本。我小妹问：俺爸还藏着存折吗？
我翻开日记本，看见扉页上有一行楷书钢笔字：“做一生的傻瓜也比做一天的囚犯强”。我记得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叫“辛格”的作家说的。但原话是：“做一生的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我爸改动了几个字，表明了他对囚犯身份的深恶痛绝和悔恨情绪。在我能记住的所有日子里，我爸的为人处世无疑算得上一个大好人。他有求必应；从不利用自己的技能谋取私利；干集体的活儿从不惜力；危险的事情从不回避。但他却不可挽回地带着年轻时踏入歧途的深深烙印，活在自卑和痛苦中。
我继续翻着日记本，再没发现一个字。只是在日记本的后面找到了对折的纸张发黄的文件。我展开一看，原来是《XXX低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不用看，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了——原来，梦中的奶奶跟我说的全是真话。但我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临终时让我看这份令人伤心的遥远的文件。他已经对我和弟弟妹妹们隐瞒了五十年，临死前却要展示这个“秘密”。他是以为我不知道他的过去呢，还是要用这份文件给我们兄妹某种警示呢？
我扭身想问他的时候，发现我爸已经闭上双眼，还有一滴清泪在他皱纹纵横的又黄又瘦的脸上缓缓爬行……
这次我没有哭。我爸的大脑终于可以休息了。他的人生已经画上了无奈而惨淡的句号。邪恶的人做一辈子坏事也不会背上思想包袱；本质善良的人做一件错事便会悔恨终生。
一个人成为别人的仇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成为自己的仇敌。我爸就是被他自己的某种情结打垮的。我爷爷活到九十多岁，我爸仅仅七十五岁便离开了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
2024年6月写于郑州管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