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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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闽西小说界，小说家李迎春像一颗正在升起的星星，其小说有着特殊的价值。读李迎春中、短篇小说，我不禁想起了卡夫卡的作品。这种联想源于一种阅读的本能反应。卡夫卡的小说在几十年前就读过，当初的印象至今还十分深刻。我比较系统地读了李迎春的中、短篇小说，从他的小说叙事手法、人性剖析和寓意上，读到了一种中国式的“卡夫卡”风格。
李迎春的小说多以悬疑为线索，虚构与现实交融，将人性的复杂性和生存境况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善于从平凡生活中挖掘不寻常的素材，关注人性隐秘的地方，找出被日常生活遮蔽的部分。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与卡夫卡的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小说特别关注人性的多重性，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现实挑战时的抉择与挣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既有善良、正直的一面，也具有自私、贪婪的一面。这种对人性的剖析体现了卡夫卡作品中人类面临的道德困境和生存压力。
李迎春的小说以现实社会为背景，以寓言的方式，反映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他的作品充满寓意，让人在欣赏故事的同时，思考现实世界的种种困境。这种丰富而饱满的社会寓意与卡夫卡作品中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揭示相似。他的小说关注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的生存境况，展现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引导读者反思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沦丧、人际关系等问题。这种对生存境况的反思与卡夫卡作品中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讨如出一辙。
李迎春的小说关注弱势群体，体现出对社会的关爱和责任感。他笔下的人物在面临困境时，展现出了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的精神。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卡夫卡作品中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有相似之处。
我尝试剖析李迎春的小说，旨在挖掘其小说在当代社会中彰显的现实意义，既是对他创作的一种认可与评价，亦是对当代现实题材的一次思考与探讨。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中国式的“卡夫卡”——李迎春中、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抛砖引玉，赐教方家！
一、荒诞性
小说家必须掌握用作家的眼睛观察世界的洞察力。李迎春在创作时，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描绘充满荒诞色彩的现实世界，让人物在无法解释的情境中挣扎。李迎春在小说《红色流言》中塑造的钟树才，一个率部解放峰市，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长的老革命，90岁了还一脚踩进足浴城，五分钟后，他被人抬上救护车，一则桃色新闻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人、不恰当的年龄上发生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外人对他的称呼，由钟老变为老钟再变为钟老头，甚至到了第二天，在人们口中变成姓钟的老色鬼。表面看，这件事是荒诞的。小说家把人物放在特殊的位置，揭开了一个从荒诞中走向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90岁的钟树才，他之所以会走进足浴城，是因为一个浴室的服务小姐酷似香香，他在幻觉中跟她走了进去，当他伸手想去摸她，却“砰”地一声倒在了地上。如果说这只是小说家在虚构故事，肯定是错误了。现实中人的欲望祈求是外人无法看到的，每个活着的人，都有外人不可知的秘密。当浴室小姐在公安局接受审查、询问时说“他在盯着我看时，嘴巴叫着一个人的名字，好像是香香什么的。”这种对外人来说是谜一样的东西，在钟树才身上是生理上的本能反应。
钟树才在昏迷中，想起了香香——转瞬即失的初恋；想起了菊——他去世的妻子，一个谈不上什么感情，但却是最亲的人；想起一个叫金娣的寡妇，钟树才雇请的保姆，想留下来做老伴，却被儿子、媳妇赶走了。钟树才的一生围绕这三个女人，在他成为植物人的时候，她们轮流出现在他的潜意识里。李迎春这种荒诞的写法，使小说反应了一种老年人被压抑的性渴望，具有强烈的现实内涵，对当下孤独老年人的性饥渴作了深刻的反思。
钟树才看似荒诞的举止，很难受人理解，他的声誉似乎一夜之间被毁掉了。小说家李迎春根本不在乎钟树才的声誉是否受损，他重在挖掘他一生中有交集的三个女人，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的三种不同角色，折射出人物命运的变化无常。小说不是在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在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本质。
李迎春用钟树才的荒诞行为，揭开了生活中人物命运的处境。在我看来，90岁的钟树才，他既是一个老革命、老领导，他更是一个生命进入暮年的老人，在临死之前对末竞之事抱着无限幻想的真实写照。钟树才无论年龄、身份，还是地位、名誉，在当下社会都是很受人注目的。且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甚为荒谬，他想用手去摸一下女人，倒在地上成了植物人，为荒诞手法注入了强烈的个性化色彩。李迎春成功地将现实生活中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和无法解释的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钟树才在迷迷糊糊幻觉中的伸手一摸，这荒诞的情节揭示了现代社会老年人面临的孤独和性压抑。
如果说李迎春在《红色流言》中，钟树才只是表现在故事表面的荒诞，从幻觉到时空交织的荒诞，他在小说《友谊路2号》中，则体现在人物及其思想行为不合逻辑的荒诞。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世界。小说家要把平凡的人和世界，写出不平凡的艺术真实，才能从其作品中找到现代意识的社会踪迹，其作品才有可能受人喜爱。
李迎春在《友谊路2号》中，瞎子阿辉扑朔迷离的死亡之谜，使小说揭开了一个面目狰狞的瞎子，他凶狠毒辣、强霸民女；他为贫困潦倒的人算命，帮助他重出江湖；一个满身邪恶的瞎子，最终死在女人采酿的毒蜂蜜下……当小说从一个悬疑到另一个悬疑，众多人物都因为瞎子的死，而遭到暗中调查，每个悬念背后，揭开的是人性的丑陋与善恶。荒诞手法在小说的情节设置上起到了悬念的作用。李迎春通过荒诞的情节，使故事的发展既显荒诞，又符合情理、逻辑，探寻人物在荒诞命运中的挣扎与抉择。
荒诞手法有助于深化小说的人物刻画。在李迎春的小说中，人物往往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对生活充满疑惑和痛苦，使荒诞的世界呈现荒诞的人生。如《友谊路2号》中瞎子阿辉与金嫂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性欲在寻求获得过程中的挣扎与无奈。《郭公寨不姓郭》中黄润东、黄润南兄弟的坚守与老项的情结，通过荒诞的手法，李迎春成功地将人物内心的孤独、恐惧和彷徨呈现出来，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卡夫卡的小说常以荒诞、变形的手法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和人类面临的无法解释的命运。例如，《变形记》中主人公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格里高尔，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的孤独和压迫。《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在兽笼中表演饥饿，象征了人类在追求艺术和自由过程中的困境。
李迎春对荒诞手法的运用使他创作的小说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他的作品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的种种困境，如异化、孤独、欲望等。李迎春将这些荒诞的事件放大，使读者更加关注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同时，小说中的荒诞性也让读者意识到，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寓意
小说家在选择创作题材时，其题材本身具备的客观普遍性，是作家必须花苦功，才能掌握的价值取舍，最终会被时间检验。李迎春的小说寓意来源于反叙事与形象重塑，这种立足现实、反观过往的立场，必然包含了对先前叙事的重新审视和思考，使得小说情节成为一种必要的叙述策略，来进一步深化对现状的反思和认知。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小说对传统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如《去天宫山》中的刘伟、李唐和冯石，他们去天宫山看雪，三个男人收获了感人的友谊，看雪的男女同学（李唐和张玲）收获了纯洁的爱情。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李唐已是县教育局副局长，冯石是中学校长，刘伟是一名中学教师，三个不同地位、身份的同学，今非昔比，已不是单纯、友善的同学关系。刘伟为评高级职称发愁，他该找谁去疏通关系？二十年之后，又一次赏雪之约，三个同学一起重返天宫山。时过境迁，李唐与张玲的爱情不复存在；张玲因一场病去世了，埋在去天宫山的半路上；她的三个男同学，一个是爱过她的李唐，一个是暗恋过她的冯石，一个是纯粹的同学刘伟，一起来到天宫山。只有刘伟记起了张玲，并提出返回时去张玲墓看看。李唐、冯石表面答应，却在第二天清晨，以开会有事为由，率先离开了天宫山。漫天飞雪的洁白世界，光洁永远是表面的。覆盖在大雪之下的，是人性的丑陋与羞辱。
卡夫卡的小说往往具有丰富的寓意，通过寓言的方式表达对人类处境的深刻思考。如《审判》中的约瑟夫·K在面对无法理解的审判制度，象征了个体在面临权力压迫时的无力感和绝望。《美国》通过主人公寻求新生活的过程，暗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类追求理想国的徒劳无功。李迎春在小说《去天宫山》中，揭示的故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多变。
真正的小说不是言传声教，潜存在李迎春小说里的寓意，有助于丰富人物形象。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形象往往具有象征意义，体现了人类在面对荒诞命运时的迷惑与挣扎。如《去天宫山》中的刘伟，为评职称产生的困境，反映在他心理上的纠葛，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让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他的作品让我们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临着诸多无法解释的困境和荒诞性。因此，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扰时，我们应勇于揭示现实中的荒诞性，关注个体命运，反思人类处境。同时，我们也应学会在荒诞性中寻找希望，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另一方面，李迎春的小说以平民百姓为写作对象，尤其是社会的边缘人和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为对象。他勾画了一幅底下阶层的平民众生相。如《失踪家族》中，从第一个失踪人叔叔，第二个失踪人姐姐，第三个失踪人大哥，第四个失踪人侄女，第五个失踪人爷爷，四十年的时间里，五个先后失踪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几乎包括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他们生活在底层，但是，他们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三、内心世界
小说家似乎是一个善于洞察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家。李迎春擅长描绘人物内心的焦虑、孤独和纠结。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往往陷入自我利益的困惑，对生活充满疑惑和烦恼。如《去天宫山》中刘伟、李唐和冯石，他们在二十年后，重返天宫山看雪景，每个人的心态均是不相同的。反映出人在不同生命时期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发生改变之后，那种曾经的同学情感也产生质的裂变。
李迎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使得作品具有极强的真实感。他准确地捕捉到人物在面临现实困境时内心的挣扎与矛盾，让读者感受到这些情节的真实存在。如在《友谊路2号》中，镇派出所副所长夏武子，接到报案后介入瞎子阿辉的死因调查。阿辉跟刘兴富的老婆发生不正当关系，骗他到山上，在悬崖上将他推下去，企图害死刘兴富，达到长期霸占其老婆的目的。刘兴富没摔死，被救活了，阿辉在村里呆不下去了，跑到外地谋生。刘兴富的老婆离婚了，刘兴富最想做的事，就是磨刀杀阿辉。但阿辉的死因法医鉴定是意外身亡。小说围绕对刘兴富、陈军、黄振家、金嫂等人的暗中调查，最后在蜂蜜上找到致阿辉死亡的直接原因，使瞎子阿辉之死，水落石出。夏武子在整个调查阶段的各种心理分析，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瞎子死因。李迎春将人物放在特定环境和事件中，深入挖掘其内心的真实一面，使作品更贴近于现实生活。
李迎春对人物内心恐惧和彷徨的描绘，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氛围。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往往在荒诞的命运面前感到无助和迷茫。如《失踪家族》中，“我”在面对那么多谜一样的无法理解的失踪时，“我”对社会面临困惑带来的恐惧和彷徨，“我”成了家族演绎一部扑朔迷离的悲剧见证者。这种悲剧氛围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引发读者对人生和命运的深刻思考。
李迎春对人物内心孤独的描绘有助于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形象往往具有复杂的心理特征，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如《郭公寨不姓郭》中主人公黄润东与老宅定义为指挥所的关系，黄润东是一个普通农民，他不识字，本本分分守着那个老宅，做了解说员、评为好人，这该是他人生最荣耀的事。反映出人物在寻求认同和归属感过程中的挣扎与无奈。这种复杂的人物形象使得作品更具深度。
另一个人物老项，为了留住红色记忆，不惜放弃生意，回到家乡为保护松毛岭战斗的历史文物，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在遭到各种非议后，不得不承认现实社会的冷漠与荒唐。那些借还原历史名义、吹毛求疵的责难，甚至无厘头的蒙羞，被人怀疑动机不纯，党史专家学者的名义，责问郭公寨指挥所的真实性，痛斥无名烈士遗骸的真实性……让我们认识到，小说描述的人物内心世界，像一面镜子照亮现实生活中人们面临的挣扎和困境。因此，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我们应勇敢面对内心的恐惧和彷徨，寻求自我救赎和成长。
四、叙事结构
李迎春的小说叙事结构往往具有跳跃性和不确定性，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他善于在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如《失踪家族》中，那些失踪人的生活琐事与失踪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
跳跃性的叙事结构增强了小说的荒诞性。在李迎春的小说中，情节的展开往往出人意料，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模糊不清。这种叙事方式使得小说中的荒诞性更加突出，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现实世界的非理性。如在《郭公寨不姓郭》中，黄润东由一个农民，培训为解说员，到后来评为省级好人。围绕松毛岭战役与指挥所的关系，一个人物的命运被安排在特殊的历史事件中，使小说的敏锐性成功地取代了题材的得当。
跳跃性的叙事结构有助于展现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矛盾。李迎春的小说中，人物在面临现实困境时，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往往通过叙事的跳跃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如在《星空下》，李树生在面对无法理解的审判时，展现了人在面临荒诞现实面前的无力感。如《百发百中》中舅舅的死始终是一个谜，他是被人误伤致命？还是故意谋杀？当他胸部的一个弹孔被发现，一场忘恩负义、谋财害命的真相被揭开。人世间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被遮蔽在虚假的人性外衣下，不见天日。这种叙事方式使得人物内心的挣扎更加真实，让读者能够深入感受到人物的痛苦与绝望。
小说的跳跃性和不确定性的叙事结构，它让我们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发展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和跳跃性。因此，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我们应具备灵活的思维方式，适应现实世界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应在跳跃性和不确定性的叙事结构中寻找生活的意义，面对内心的挣扎与矛盾。尽管历史在发展中演绎人类社会的变迁，小说艺术却在任何时候，呈现出不变的本能。
五、象征手法
小说中存在着强烈、隐秘的人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偏向去读小说，但不能否定作家在虚构的情节中，叙述小说该有的意义。李迎春的小说，常常出现象征性的元素，如指挥所、兵工厂、农场等，它们代表着小说故事在特定条件下，对未知世界的迷惑和对自身命运的否定。这些象征物强化了小说的表现力，使读者在阅读中因为某种象征背后的故事彰显的人性特征产生共鸣。
小说的象征性元素增强了故事的寓意。在李迎春的小说中，这些象征物往往具有双关的含义，既反映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又揭示了现实社会的荒诞性。例如《郭公寨不姓郭》中，指挥所象征着松毛岭战役的历史定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暗示了历史在面对现实时的困惑与迷茫。象征赋予了小说更强烈的表现力。李迎春通过象征物，生动地描绘出人物内心的挣扎和现实世界的荒诞性。如在《纸农场》中，青田农场象征着厅长对初恋的情有独钟，而现实社会将一个荒废的农场，巧妙利用权力，裂变成投资立项、争取财政投入的聚宝盆。小说揭开了一个社会的顽疾。
情节在象征手法上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在李迎春的小说中，人物形象往往具有复杂的心理特征。如《星空下》，兵工厂象征着主人公李树生一生戎马沙场的功过是非。如《大名府》中，木偶剧团团长光头妹为演出一场木偶戏，颇费苦心，围绕一场戏展开的故事，远远超出了木偶戏的范畴，揭示了一种为传承非文化物质遗产的一种精神和信仰。这种象征性反映在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纠结上，使得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读李迎春的小说，我深感其人物刻画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例如《红色流言》中，主人公荒诞的举止产生的连锁反应，其困惑、恐惧和饥渴的情感反应，真实地展现了人在面对荒诞现实时的艺术真实。
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反映在李迎春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形象复杂多变，人物性格的多个层面，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如在《失踪家族》中，主人公在寻找失踪者过程中揭示出家族在存续中的挣扎与衰落。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就是小说故事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可能成为小说。李迎春小说中的故事，抓住人物的特点，通过细腻的描绘，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如《去天宫山》中，刘伟、李唐、冯石对逝者张玲的态度，使三个不同人物的人性揭露出真实的一面。如《会跳舞的石头》中，石志强的唯利是图、草菅人命，与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好心人，他们斗智斗勇，最终邪不压正。
在人类社会，没有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是长久不变的。李迎春的小说通过悬疑情节，展现了人性的多重性。如在《去天后宫》中，刘伟在面对评职称的渴望和诉求，事实上，他在烦恼中期待未来，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这种人性的多重性使得作品更加真实，也更具思考价值。
李迎春的小说，人性的善恶较量往往是悬疑情节的核心。善恶之间的斗争往往呈现出激烈的态势，让人物形象在善恶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如在《友谊路2号》中，瞎子阿辉对生活的态度，展现了善良与邪恶的较量。世上的人没有绝对的善恶之界定。善恶的较量，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人性在善恶之间的挣扎。
小说写作最为复杂的问题，在于叙事观点的发挥，即叙事与故事的关系运用上。纵观李迎春的中、短篇小说，他巧妙运用荒诞的手法，赐予小说寓意，挖掘人物内心，从人物性格深入人物的人性，让读者听到人物的内心独白。李迎春尝试各种手法，似乎要探索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小说，他小说的叙述在平缓中委婉地转换，人物在展开的故事中呈现事物的本质，他善于挖掘人性的复杂性，使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和艺术性得到充分的阐释，他的小说结构、叙述方式和故事内容，在虚构中植入虚构的真实，读之细品，每一篇都有不同的立意和叙述结果，孕育一种全新的小说模式。李迎春正处于创作黄金季节，我相信不远将来，他中国式“卡夫卡”的小说文本，像一朵绽放的艺术之花，值得期待。
（本文已在《泉州文学》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