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彦
网站用户
一、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是一把辛酸的眼泪
我叫高桂珍，一九四八年农历四月七日，出生在吉林省磐石县呼兰乡高家村的下明水屯。下明水屯座落在三个顶子山下的呼兰河畔，地处磐石县城正东方的边陲地带；穿过不大不小的丘陵山脉，再向东走十几里就进入了桦甸县界，也算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但人的命运往往与自然环境本身没多大关系，特别是在那个改天换地的年代里——就在我呱呱落地几个月之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向龟缩在关东大地上几个主要城市的国民党中央军发起了总攻——永载史册的辽沈战役打响了！随着东北全境的彻底解放，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经过国共两军几次拉锯战之后终于稳固地建立起来。可对于呀呀学语的我来说，这晴朗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并不意味着待我长大成人之后，能做为人民的一员尝一尝当家作主的滋味，因为我高桂珍的骨子里流的是另类的血！
我家的祖籍是山东省莱州府的昌邑县，濒临莱州湾，大约是在清朝的咸丰末年，在我太爷刚满三岁的时候，族人为了躲避天灾人祸便漂洋过海，登陆在辽南，然后又随着逃荒的流民一路向北流迁，最后看中了长白山的边缘地带，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地方扎下了根。也许是关东山这块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黑土地太肥沃的缘故吧，只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到了我太爷主事之时，我们高家已严然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了。听老一辈人讲，那时我们高家住的是大套院的土窑子，墙角上有四个炮台，还有十八杆保家护院的土枪；至于山上的耕地少说也有十几垧……只因为远近闻名，我爷爷高举还在伪满时期当过保长。连我三爷高耀武也在满洲国的桦甸县城里当过远近闻名的坐堂先生。也正因为我爷爷当过保长，一九四六年八路军第一次打过来之时，即被当做恶霸地主给镇压了，我家的成份也按我爷爷的“规格”套裁下来，被定为地主。其实那时我们高家的这一支早已经破落，两垧祖上遗留下来的耕地早当给了别人，连仅有的三间房子也当出了一间半，充其量，我爷爷也只能算是个穷大爷了。土改分浮财时，从我们家弄出去的只有几个破烂不堪的箱子柜和一匹瞎马，再加上我母亲手腕上的一副银镯子——那时我母亲钟德卿刚刚同我十七岁的父亲高连友结婚——如此境况还被定为“地主”，完全是沾了我爷爷的光——谁叫他恶贯满盈、民愤太大了？经过土改革了这一次命后，我们家的境况更不比从前了，为此我母亲还萌生过同父亲离婚的念头。到我出生的一九四八年，土改又来了次纠偏，经过工作队反复研究，我们高姓家族的成份又都被重新划定为中农。按说中农已不属于被专政的对象了，可因为只是改在口头上或者只改在了土改工作队掌握的文档上，而没给我们更改户口，那顶有名无实的帽子还一直戴在我们头上。特别是到了文革和我丈夫入党时，“地主”两个字着实又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而我，做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父母婚姻的第一个产物，在新中国的曙光冉冉升起的同时，命中也注定了我享受不到那光辉灿烂的一缕……
因为投错了娘胎，童年对于我来说要超乎寻常地悲凉与凄惨。我们家那时是全屯里最穷的人家了，土改之后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搬走，我们家都借住着别人家的一铺炕,其实那时在农村盖个土房也并不很难，只要能支起房架子其它啥都好对付。我姥姥家的坟莹地有不少树，姥姥曾经答应过给我家几棵。可是生性懦弱的父亲想了几想也没下定盖房子的决心。倒是我的一个大爷，因为自己住的房子都要塌了，便拼了一春一夏的力气托土坯重新翻盖了三间土房。可是房子刚刚盖起来，就在他糊窗户纸准备搬家之即，叫农业社的主任找去狠训了一顿，说他是四类分子，没有资格住新房子。最后是眼睁睁地看着社主任本人搬进新房去住，我大爷只好住进社主任扔下的两间旧草房里去忍气吞声。我爹的懦弱主要来自于家庭，因为他是我爷爷的独生儿子，自小里娇生惯养，根本没受过什么磨练，甚至连农活都做不很好，再经过枪崩爷爷这一吓，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过格”行为，只会夹紧了尾巴求活命。也亏得我父亲的懦弱，我们家一直到文革前也没受到过实质性的冲击。但是贫困和饥饿却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记得我们家从来没铺过一领新炕席，炕上也只有两床露棉花的破被。穿的衣服就更不用说了，补丁罗补丁能糊住身子就算不错了。说句不怕人笑话的实话，我一个闺女家，直到找了婆家也没穿过背心和裤衩，至于衬衣和衬裤在我的童年中几乎听都没听说过。夏天的日子毕竟好过些，坦胸露背也应付得过，人穷到极处也就顾不得尊严了；可一到了三九天里，两条腿都冻得象红萝卜，那滋味一想起来都心颤。正因为穷，我们家里经常断粮，挖野菜、啃青棒是春夏之际的必修课，地里种的土豆也从来没让它长到立秋，一有鸡蛋那么大就迫不及待地扣出来吃……而越是这样，就越是不够吃，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恶性循环。
如果仅仅是贫困和饥饿倒还罢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里的战火硝烟也从来没有熄灭过，因为父母的婚姻是我们高家发红发紫之时由双方老人给包办的，成婚时又赶上了改天换地的时代，母亲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从人上人的期冀中一下子跌为人下人的事实，便把心中的怨恨都发泄到父亲身上，只要她气不顺，即对老实巴交的父亲又撕又挠。那真是三天一小仗，十天一大仗，年年到了秋后庄稼上场院时就闹分家。可那时政府对离婚控制得非常严，所以尽管母亲年年闹，却始终离不成。而越是离不成母亲的心里越憋气，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她对家务事一向不放在心上，常常把家里扔得瓢朝天碗朝地，自己却跑出去看小牌儿，连给我弟弟喂奶都由我给她送到牌局上，待她喂完之后再抱回家来，实在躲不过的缝缝补补大多是到了晚上才就着洋油灯胡乱连一连。用那时的一句话来形容她，即是“白天串满乡，半夜补裤裆”。正因为父母不和，我那中年守寡的奶奶也一直没跟我父亲——她唯一的儿子住在一起，而是投靠了嫁到桦甸县孙家屯的老姑家去了。只有一样，母亲和父亲打仗归打仗，孩子可没耽误养，继我这个大闺女之后，她又接二连三地生了五个弟弟两个妹妹。面对家中不断增长的人口，尽管父亲已锻炼成了社里最强壮的劳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没有几天歇工的时候，可是累死累活也摘不掉穷帽子。我那时真恨自己没托生成男孩子，不能伸出手去帮父亲一把。可正因为我是个女孩，自六七岁起就拣起了母亲扔下的家务，连看孩子带做饭，让母亲有了更多的空闲出去散心……
有句老话叫“穷搬家，富挪坟”。我长到九岁那年，我们家从呼兰乡的下明水屯搬到了相隔八里远的黑石镇黄瓜营东村。黄瓜营东村是姥姥家住的地方，靠近呼兰河，也是在丘陵山脉中，自然状况和生活条件与下明水屯也没什么差别。为什么要屎窝挪尿窝地折腾，我当时也不知缘由，只记得母亲回了一趟娘家之后就做了决定。母亲在家里啥都说了算，父亲只有听喝的份儿。因为穷，家当也少，说搬家立马就搬了过去。当然还是借房子住，不过这回是姥姥家帮着借的。其实我姥姥原来对我们家也挺好的，姥姥一家都是本本份份的农民，她看我母亲一心放在看小牌上，把家操持得常常是东家借把盐、西家借盒火，也曾多次训导过她；但是无论姥姥如何煞费苦心，我母亲依然故我，久而久之，姥姥也没了这份“闲心”，随我家是好是孬了。到后来也是因为我家穷得翻不过身，我们上姥姥家去串门，姥姥都不愿答理我们了。
把家安顿下来后，父亲照样到队里去干活，母亲则还是扭扭搭搭地吃完了饭就出门。唯一的不同之处是这时母亲出门前总忘不了蘸蘸脸盆里的水抿抿头发。
黄瓜营东村里有个小学校，七八岁的小孩子都能去念书。看到村里的小孩都进了学校，我的心里也长了草。可是我提了几回，母亲就是不同意，说我一个丫头片子念不念书没有用，到了总是人家的。母亲的话说得我透心凉。可胳膊拗不过大腿，不叫念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但学堂里的读书声时时刻刻都在诱惑着我，一有空闲我就跑过去，爬在后窗户下偷听老师讲些什么。那天后晌，我看母亲又抿抿头发出了门，连忙哄睡了一大一小的两个弟弟，然后又跑到学校去“听课”。足足听了有一堂课的工夫，猛然想到家里的小弟弟在睡觉前没给她把尿，怕她尿了炕再连累我挨揍，便匆匆忙忙地抄上小路往家里跑。我刚跑过学校后边的一个草垛时，却突然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草垛下，母亲正跟屯里的一个光棍儿跑腿子搂在一起嘀咕着什么。我还重来没见过这种情景，吓得“妈呀”一声叫了起来。我这一叫不要紧，这俩人同时跳开了身子，母亲满面脸通红地对我骂道：“你这该千刀的，不在家看孩子，跑这来干啥？”我见事不妙，正想继续往家里跑，却又被母亲给喊住了，她上前扭住我的耳朵，问我到底来干什么。我还不会撒谎，只好照本实发说来偷听老师讲课。这时母亲非但没象往常一样打我，反而拍拍我的脸蛋，叮嘱我不要把我看到的情景对任何人讲，否则就要揪下我的舌头。我一想母亲越是不让说就越不是好事，便乘机跟她讨价还价，又提出要上学的事。没成想这时她竟爽快地答应了：“你不就是要念书么？等明个我送你去……”就这样，在一九五七的秋天，我已经长到十毛岁的时候，因为不小心发现了母亲的秘密才迈进学校的大门……
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想起这事时，才知道母亲当时为啥要把家搬到黄瓜营来的原因。说不定她在回娘家那一次就跟那个跑腿子好上了。那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拉帮套”，是专指那些个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插足于生活困苦的夫妻之中，用自己可怜兮兮的一点劳动能力来帮助其养家糊口，与此同时也换来与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共享其妻的权力。那时的人民政府对此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民不举，官是绝对不咎的。在人的尊严受到如此践踏的那个年代里，这种现象在黄瓜营村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所有的跑腿子差不多都在给某某家“拉帮套”。给我家拉帮套的那个跑腿子比我母亲小三岁，他与母亲经过一段遮遮掩掩的“交往”之后，干脆把行李卷也搬进了我家，并且一直在我家里住了十多年。
……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的机会，学习一直非常用心，老师讲过的课不用重复第二遍，每次考试我准能打五分；语文课本里的文章更是不用说，只要我认真看过几遍，睡过一宿觉，第二天也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可是好景不长，我刚刚念了一年就赶上大跃进，高级社一下子跃升为人民公社，为了马上就能喝到牛奶吃上面包，自上而下地搞起了“超英赶美”的全民总动员，让所有的社员都到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去吃大锅饭，腾出自家的饭锅砸成碎块准备填到公社支起的土高炉里去炼钢，一边又齐刷刷地举着红旗去搞秋翻地，而把好端端的庄稼都扔在了地里，任大雪盖着也不去收。也亏得我父亲那时留了一个反动透顶的小心眼，只把家里的小铁锅砸碎了交出去，而把大铁锅偷偷地藏了起来，为后来“过贱年”时能有个煮糠熬菜的家什。因为我父母也都去参加了大会战，母亲又勒令我停学在家里看孩子，我又不得不告别恋恋不舍的学堂。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才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文化。
也许是放着成熟在望的庄稼不收，硬去搞什么大炼钢铁和秋翻地而违逆了天意，转过年来老天爷就开始施威，旱灾雹灾和蝗灾一古脑地撒向了中国大地，让这些中了邪的凡夫俗子们好好惦量一下自己到底该干什么才对？大锅饭很快就吃不上溜了，瞎折腾一顿的结果是牛奶面包非但没吃着，连尚能果腹的粗粮素菜也成了奢侈品。好在我们家还有一口大锅，能把磨碎的包米骨头和榆树皮以及角瓜梗子和喂猪的野菜都能熬熟了再往肚子里噎。更好在我们家本来就是穷打底的肚肠，吃起代食品要比别人家或多或少地溜道一些。可那拉不下屎的滋味想必每一个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地永世难忘的！
那段日子的苦处不必多叙。可无论生活怎么艰难，也没干扰了母亲生孩子的进度，在吃糠咽菜的时期母亲又生下一个小妹妹，日子越发难熬也可想而知了。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名义上给我父亲“拉帮套”的跑腿子却没有给我家带来什么实质上的援助，充其量也不过是母亲婚姻之外的一个姘头而已，因此我对母亲与他相好的真实目的不能不在经济需要上打打折扣。唯一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痕的是那个跑腿子在六一年的五月节前给我家送来了七个鸡蛋。至于他是从哪弄来的到今天也还是个谜。就因为这七个鸡蛋还惹得我跟母亲吵了一架。那时我家里正好是七口人，按人头平均一人可分得一个，母亲稀罕巴嚓地把这七个鸡蛋留到了五月节，蒸了一盆难得一见的鸡蛋糕。父亲早起跟着大帮社员铲了一早晨地之后，忙着吃上一口饭再上生产队去干活，见有鸡蛋糕在锅里便小心翼翼地伸进小勺去舀。可他越是小心越让母亲反感，扒下自己的一只鞋一扬手打了过去：“你干别的都是窝囊废，吃起来咋比猴还奸——专门在顶上撇油哪？”那只鞋落到了鸡蛋糕里，溅了父亲一身一脸。从来不敢跟母亲还手回嘴的父亲经她这一闹索性撂下了饭碗，忍住怒气出了门。我实在看不下母亲这种横行霸道的气势，赌气将手里正收拾的碗筷“叭”的一下摔到了地上：“你不叫吃谁也别吃了，都留你自个吃得了！”母亲一见我居然反抗她了，一步窜到了我面前，揪住我的头发骂道：“你这个小骚货，我养你这么大还养出孽来了？别说我豁出一桶洋油把你给炼了，再不然我扯出去一分钱也卖了你！”我被她揪得头皮生疼，但嘴上也不告饶：“你炼吧，卖吧——炼了我你得尝命，要卖你就早点卖，这个家我也早呆腻歪了！”我知道因为我是女孩，在她的心里压根就没有一点地位。所以也并不期望她能对我怎么好。可是她也太不讲良心了，不叫我是女孩给她承担了家务，她能说走就走，出去看小牌、找汉子么？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母亲的反感。现在满世界都在赞美和歌颂母亲，可我的母亲竟然是凶神恶煞！我想，等我长大了不管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一定不能象母亲对待父亲这样刻毒。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二、定婚——母亲把我卖了一百六十块钱
我自小就对母亲有看法，母亲也把我视为眼中疔、肉中刺，恨不得一脚把我踢出门去。母亲说到做到，一九六二年农历七月十五那一天，我老姑上呼兰镇的明水乡去给我爷爷上坟时，到我家歇了一天脚，这时母亲便迫不及待地对姑姑说起要给我找婆家的事，要姑姑来帮忙。我那时虚岁才十五，因为生活条件太差身体也没发育，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姑娘。老姑一看我的模样说我太小了，等几年再说也不迟。母亲说家里边欠了一百多元的三角债，好几年也还不上，不如早一天把我卖出去还饥荒，随便什么人家都不挑。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姑姑也不好推托，走时即带上了我。
姑姑的家住在桦甸县的孙家屯，离我们家有八十多里地，我跟着老姑从早晨一直走到天黑，把我的脚都走起了泡。但我的心里还是很高兴，因我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路上还看到了汽车和一连串的砖瓦房。姑父那时在一个小工厂里当修理工，月月开工资，生活条件显然要比我们家好；他们住的就是砖瓦房，只不过那房子太窄了点儿，除去一面炕，地下只有一小溜，而且是和一户姓黄的人家住着对面屋，两家共用一个做饭的外屋地。因为老姑的心里并不情愿揽上我这个“瓷器活”，到了家即跟姑父报怨说：“穷人家是养不了十八岁的大姑娘，不差一二的就推出去换几个钱；可这孩子才十五，黄嘴丫子都没褪掉，看哪不象哪，谁要啊？”姑父叹了口气后，反过来又埋怨姑姑：“明知道这样你还非把她带来？”两口子为我愁了半宿，也没想出个办法来。紧挨着我睡觉的奶奶也愁得直叹气。他们的表情和说出的话象针一样扎在我心里，让我更加痛恨母亲了。
第二天，住在对面屋的黄大爷知道了我的情况，同老姑搭了话：“你们两口子也甭犯愁，我看这小闺女还真不错，要是信着我，给她找个对象也不难……”姑姑立刻来了精神，忙问是谁家的啥人。黄大爷说他有个侄儿叫黄万昌，今年十八岁，是初中毕业的返乡青年，在学校里就入了团，现在城郊乡大脑袋山下新政大队的永兴屯里当社员。姑姑一听竟有这等好事，当即要黄大爷把他侄儿叫过来看看。
几天后，我正坐在老姑家的炕上做鞋——我十来岁时就学会了做活，从那以后衣服和鞋都是自己动手做——这时，黄大爷领着他侄儿黄万昌和黄万昌的母亲走了进来。黄万昌的母亲仔细端详我一番后，说我这小姑娘长相还不错，又会做活，一眼就相中了。可我那时候竟好象没事似的只抬头看一眼那个精瘦精瘦得好象一阵风就能刮跑的黄万昌，又低头干我的活了。直到黄家的人都走了出去，我也没有再抬头。老姑返回来问我黄万昌这小伙子怎么样，我摇摇头说不知道。老姑又问我一遍，我还说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我的虚岁才十五，只念过一年书，大部分时间都憋在家里头洗衣服做饭看孩子了，连身体都没发育好，哪知道啥叫婚姻，相什么样的对相呢？
老姑看着我也觉得可怜，好言好语地抚慰一番后，立即找人往我家送信。七月二十八那天，我母亲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孙家屯。她可不管我心里是咋想的，只盼着能早点把钱拿到手。她甚至连正眼也没看我一下，就急着同黄家人见面，郑重其事地谈论起定亲之事。做为牵线的红娘，黄大爷说养钱可以按我现在的岁数定，一岁给我家十块钱，一共给一百五十块。母亲自然是嫌少，总想多要点儿。黄万昌的母亲说她们家也不富裕，嘎上这门亲只能算是穷帮穷，让我的母亲多给担戴。双方争执了半天，最后母亲以我当年还不能过门为由，硬让黄家多拿出十块。黄万昌的母亲犹豫再三，还是咬着牙同意了。坐在一边的我突然猛醒到这是在卖我，一下子把对母亲和那个破家的怨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咋才值一百多块钱？我记得母亲常常提起我爷爷当年买她做儿媳妇时是花了五百七十元中央卷，能顶上一匹好儿马的价钱，咋到我这连一头猪都不值了？我也是个大活人，掉价也不能掉得这么快呀！我忽地从炕上跳了起来：“我不干！一头猪还能卖二百来块呢，我咋就值一百多？”可是母亲听了这话不仅没有舍不得的意思，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这样，我在十五岁那年以一百六十块钱的价格，让母亲卖给了八代都是贫农的老黄家。我心里那种滋味别提有多窝囊了！
第二天，黄家给我买了一瓶雪花膏，一件黄帆布的单裤和一双水袜子胶皮鞋做为定亲的见面礼；黄万昌的姐姐还从她自己的身上给我扒下来一件花格子布衫。我一看那布衫已经旧得够呛，眼泪当时就掉了下来。母亲拿上黄家先期付给的一百元钱乐颠颠地回了家，而我则被母亲暂留在姑姑家里，做为对老姑帮我找了婆家的报答，让我帮她家干几天活……
那一年的冬天到了，在该换穿棉衣的时候，从来不管家事的父亲突然想到我已是定了人家的人，棉衣裳应该由婆家来管，便叫我去孙家屯找婆家要棉衣裳。我那时还真是没有棉衣裳穿，只有一身耍灯笼的单衣单裤，一看家里这架式是真不管我了，便系好了一直扎着的帆布腰带要上路。没想到叫爹看见了，又让我把腰带也解下来撂家里。于是我只好又解下来，找了一根麻绳系在腰上。
我一个人走路总觉得害怕，加上又累又饿，路过大脑袋山时就先拐到了黄万昌那。进屋一看才知道，黄家的境况正象婆婆说的除了点电灯泡之外比我家也好不了多少——我的娘家直到七十年代才点上电灯——黄万昌的父亲已于三年前过世，她母亲这时是带着小儿子改嫁到孙家屯的，在永兴屯这顶门立户是黄万昌和他的二弟黄万宝哥两个，充其量这哥俩的财产只有一辅炕。这时我也有些后悔来要棉衣裳。可是这事毕竟由不得我，我还必须得听爹妈的。我吃了几张大尖饼后，就跟黄万昌哥俩一样，连衣裳也没脱，混身打混身地在他们这一辅炕上佝偻了一宿。
第二天，黄万昌便带我去了孙家屯。我虽然同他不算陌生了，可是单独同他走在道上时还觉得别扭，总要拉开十来步的距离。黄万昌的母亲听清了我的来意之后，还算挺热情，立即撂下正给人摊尖饼的手工活儿，上街就去扯布给我赶做棉衣棉裤，并且还给我买了棉鞋和裤腰带。我心里一热乎，就伸手帮她拉磨、摊尖饼。一直帮她干了七八天。
六三年春节过后，黄万昌上我家来串门时，又带我上了趟呼兰的孤顶子去走亲戚。因为我俩此时已接触多次，不象一开始那样拘束，我也敢跟他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并且肯让他挽着我的手了。可他竟得寸进尺，还想跟我来亲嘴儿；我觉得太羞人，坚决不让他亲。
转眼之间又到了开春，家里又让我去找婆家要单衣，我又象听话的小狗一样去找婆婆要。当然还是黄万昌带我去的，而婆婆还是二话没说就给我做了。可是到了这年冬天，穷极迫赖的父母竟然认准了老黄家脑袋大，还让我上婆家去要棉衣。我有点气不愤了，磨磨蹭蹭地拖了好几天才勉强起身。可是我这次没有先到大脑袋山下去找黄万昌，更不敢直接去找他母亲要，而是先去了老姑家。老姑听我说了来由后，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也感到这样没完没了地索要不是个长曲儿，便去跟黄万昌的母亲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她二人很快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和一应事项，并谎称我母亲已经同意，只让我把接亲的准确日子带回家去。我哪知结婚是咋回事，稀里糊涂地就点了头。可是当我回家一说，母亲立刻炸了庙：“你个不开窍的死脑瓜骨，我还没跟她们朝面，咋就同意了？”原来母亲卖我只是叫饥荒给追的，她还想留我在家里多干几年活呢！不用说，这一顿臭骂我咋也得挨着了。然而骂归骂吵归吵，那头既然已经定下了日子，按定婚时的约定也不算过格，母亲再不乐意也提不出拒绝的理由，只能后悔她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还叫我去要棉衣裳了！
一九六三年冬月十五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的天空上从早到晚一直飘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也正是在这一天，黄万昌落户的生产队里出了两挂马车，辗压着吱嘎嘎的雪路，把年仅十五周岁的我接到了桦甸县城郊公社的大脑袋山下……
三、结婚——生个死孩子之后才知道做女人真难
我和黄万昌拜堂成亲的正日子是冬月十六这一天。在那个年代里，结婚时的唯一讲究就是选个大吉大利的双日子，为的是夫妻二人能白头偕老和儿女双全，不至于在半路上分道扬镳或是撇下一个留下一个。拜堂的仪式也极具时代特色，主持人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挂了一幅毛主席像、我和黄万昌肩并肩地只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敬了个礼之后就算结束了仪式，什么天地、高堂、族亲以及我们俩的对拜一概省略了，等于是毛主席给我们主持的无比庄严、无比神圣的婚礼。就这样拜完了“堂”之后，对最多捐助一元钱礼金前来捧场的的友好和娘家婆家的来宾撒出几把廉价的糖块，再给每人点上一支勤俭牌烟卷也就算了事了。也亏得仪式这么简单，若是当时再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的话非出丑不可，因为我岁数太小，无法领到结婚证，允许同居的证明还是一年之后我挺着大肚子，上公社民政助理那软磨硬缠才开出来的。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和黄万昌也没有正经八百的结婚证，只有那个允许同居的证明。
履行了仪式之后，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黄万昌那被称为新房的、而实质上只有属于他们哥俩的一铺炕的屋子里，但见棚杆上挂着一面权当为幔帐来遮眼的塑料布，两只枕头和被面也不知是朝谁家借的，而那一对小柜竟然白亮亮地连油漆都没上，由此可见贫寒到了何种地步。我觉得那对小柜的样子怪吓人，捂住怦怦乱跳的胸口，脱口说道：“这小柜咋象棺材似的，这么炸眼呢？”，老姑一听这话，连忙来捂我的嘴：“大喜的日子，别啥都胡说！”
新婚之夜里，旧风俗又昂然地抬起了头，我老姑不知怎么又和婆家人串通好了，竟然合着伙派了两个半大小子来压炕，让我羞臊得整整一夜都没敢睁眼睛，至于黄万昌怎么给我扒掉的裤子，怎么行使丈夫的初夜权，我只能咬住牙关凭感觉，整个身体就象一根木头，静静地躺在那，由他任所欲为……
黄万昌比我大三岁，还念过初中，又回乡接受了好几年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当然是什么都懂了。可我只是从老姑和住在老姑家的奶奶嘴里听到些女人家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只言片语。在生我养我的母亲身上我还没有受到过诸如此类的正面教育。所以在新婚之夜我也只知道顺从着丈夫，怎么痛楚也得忍着。其实那时候即使有人教我我也未必能懂，我还没有来过月经，胸脯上刚鼓出两个鸡蛋黄那么大的圆核，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一点对男人的渴望和要求。若按现在的法律来衡量，说我是一个被奸淫的未成年少女一点都不为过——我是结婚之后的半年多才来了第一次月经的。
我还是看那两个白亮亮的小柜不顺眼。婚后第二天，我又壮起胆子问丈夫：“为啥不给它刷上色？这能用几毛钱？”丈夫的脸马上红了起来，细细跟我说了他目前的经济状况。原来他哥俩是屌蛋精光地来到这永兴屯的，从买下这一铺炕到吃返销粮，开始一直欠着队里的饥荒；虽然这两年队里的工分值不断增长，但仍有七百多元没还上。我一听这么大个数，得把我卖好几回才能还上，当时也傻了眼。于是在婚后的第三天我就和丈夫一起到队里去干活。农活对于我也不陌生，十二、三岁时我也开始下地干活了。我想再加上我的辛勤劳动咋也能快点堵上这个大窟窿。我有一股不认输的劲儿，不管是冬天里起粪送粪，春天里刨茬子、插秧，秋天割地打场，我都不甘示弱，只要队里有活我一天也不耽误工，连怀上身孕恶心呕吐都坚持下地。也是天老爷有眼，这一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后一个少有的大丰收，队里十分工合了两元多，排了全县第一号，我和丈夫两个人挣了五千多工分，再加上小叔子也挣了一千来分，到年终决算时一下就把欠的七百多元饥荒都还上了！乐得我们小两口儿和小叔子三个人一宿没睡觉……
饥荒还上之后，我的心里也轻松了许多。我借了一本《三侠五仪》，利用分红后队里放假的空档时间在家里闲看，跟丈夫学习认字。丈夫是个慢性人，什么事都不慌不忙的，一天只教我十个八个字，便让我好好背。我却是个急性人，恨不得把书上的字都能一下子认出来，可我只念了一年书，哪有这异想天开的本事？因而也不断遭到丈夫的嘲笑。后来我干脆不用他教了，能蒙出念啥就顺着句子往下捋，渐渐地就把书上的字都能认个大其概了。说起我跟丈夫，也只能算是相依为命的伙伴而已，根本也没有多深的感情——在那种情况下成婚的两口子能有什么感情呢？况且感情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连女人究竟怎么回事，和男人应该有什么关系，都是结婚以后才朦朦胧胧地似懂非懂。记得那年挂锄时，队里在场院上放了一场《李双双》的电影，我和丈夫一块去看了，电影中一演到李双双跟他男人赌气的时候，我丈夫就笑嘻嘻地用手捅我，而他一捅我我就一卜棱，最后气得我干脆跑到银幕后头去看了。那个电影中有一句话叫先结婚后恋爱，是指李双双结婚后才跟他的男人玩感情的。可我连李双双的一个犄角都不如，根本就不懂啥叫恋爱呀！
转眼间到一九六五年。我正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再和丈夫俩拼上一把劲，多挣些工分，以便让我们的小家庭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我婆婆在孙家屯和她的后老伴俩闹崩了，又带着一儿一女搬迁到本县苏密沟乡的红星三队，嫁给了一个从山东家过来的当着生产队长的光棍汉。对婆婆的个人生活我无权干涉，所以听了这个消息后我也不好说什么。可是丈夫说红星屯在林区里，有大柈子烧，说啥也要把家搬过去。当时我就想：这永兴生产队已经不错了，听说分红还是全县里最高的，而且还有水田地，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再说又挨着大道边，交通也方便，何必要往那大林子窝里钻？再说婆婆毕竟是个改嫁之人，也难免让人在背后说些什么，贴乎到跟前去有什么光彩？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没想到丈夫一下吊起了小脸子，说他是一家之主，搬不搬家得由他决定。我一听这话也来了气，就同他犟了起来。我这人不仅性子急，最大的毛病是嘴不让人，正因为这样的脾气，为些鸡毛蒜皮甚至是一句话说不到一处时我俩也没少干过仗，但是吵归吵闹归闹，干完了仗一天云彩也就散了，不耽误吃饭干活和睡觉。这次也是一样，我俩谁也不服谁地争执了半天，也没争出个高低。后来我一想还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谁让我这辈子没托生成男的，刚结婚一年就打个天翻地覆还不叫人笑掉了大牙？于是我报定了丈夫是天我是地的态度，又老老实实地服从了他。其实丈夫要搬家的目的只是为了追随他母亲，以为在母亲跟前能有所依靠。别看他在我面前从不示弱，可他缺乏的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气概。
家搬到红星屯后，因为一时没有房子住，我们就先住到了婆婆改嫁后的家里，与婆婆她们新组成的一家人睡对面炕。那时候的生活条件都是那样，我也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婆婆和她新改嫁的丈夫对我们的到来都满心欢喜，这让我的心里塌实了许多。把家安顿下来之后，我即跟着丈夫上了山，去拣风倒木打柈子。那时的林业政策也松，只要你不是明目张胆地砍大树，小小不然的一概没人管。我俩带带拉拉地干了一冬天，在留下足够我们填两年灶坑的一大垛之外，还卖掉了好几丈。看到我们的劳动成果摆满了院墙四周，再也不用象在永兴屯得搂那些一烧直燎烟的蒿子草了，心中又多了一分满足。可是日子一长，我渐渐发现婆婆对我越来越冷漠，她养了二十多只母鸡，可下的鸡蛋从来不给我们吃一个，有时我上她那头的盆里舀口水喝都不拿好眼色瞅我，不由得在心里纳闷：早先她也对我也挺好的呀，这会咋象变了个人似的？我私下里问丈夫，而丈夫也没讲出个子午卯酉来。这时我又想起两年前的春天，我跟黄万昌上孙家屯去找她要单衣时，她屋地的大盆里养了好几条大鲇鱼，她也没说做一条给我们吃。看来她以前对我的好处也不过是应付场面罢了。最后我只好对她敬而远之，把她的冷漠归结到全天下的婆婆们都看不上儿媳妇的通病上……
到了种地的时候，我还是和丈夫一块到队里去出工，尽管我的肚子越鼓越大，行动已有些笨拙，可我还是没当一回事，直到临产的头两天我还跟着大帮薅稻子。后来我只觉着胯骨疼，就问邻居薛大娘，薛大娘说我可能我是要生了，我还不信；生孩子不都是肚子疼么，哪有胯骨疼的呀？那时候女人们对怀孕生孩子也没有多少知识，只要感觉着不大出格，也没有谁上医院里去做检查的。特别是农村里的女人，能知道老牛婆子在哪也就放心了。更何况我的岁数又小，对这方面更是知之甚少，只以为到了日子象母亲生弟弟妹妹那样哼上几声就完事了。
可是生孩子绝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到我临盆之时却遇到了难产，原来我怀的孩子是个脚朝下的立生位，让老牛婆子也傻了眼，怎么折腾也接不下来，直疼得我咬破了嘴唇也抓破了炕席，最后把抓炕席的手指甲都扣出了血……那份洋罪遭的，真个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也不知我们老高家人是哪辈子做了孽，找到我身上来算总账了……就这样，我从头一天早晨搅病开始，一直折腾到第二天上午，到底让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憋死在我肚子里了！
当我看到老牛婆子从我肚子里最终扯出来的是个一动不动的死孩子时，已经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只觉得眼泪象断线的珠串收也收不住地直往下滚。可这时候一直守在我身边等结果的婆婆非但没有安慰我一句，却一扭身出了屋。我看着她一步步走出去的背影，心里的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
就因为我生下一个死孩子，这个“月子”都是丈夫黄万昌侍候的，婆婆连水也没给我端过来一口。我暗暗发誓：下辈子再托生，我宁可当牛做马，也决不做女人！
四、挺起腰板——在史无前列的运动中撑起一片天
因为我年轻，多在乎的事也只是一阵风。我很快就平下心来，全当扔那个孩子是老天爷故意让我白折腾一场。我只在炕上委了十来天，身体基本恢复就下了地，先把家里的活拣起来：拉磨、摊尖饼、洗衣裳，拆被子……等我把家里收拾利索时，也到了挂锄的时候。这时我同丈夫商量起盖房子的事——我们不能老挤在婆婆家，我也真不愿意看她的脸子——没想到这件事丈夫和我想到了一块儿，他也早嫌在一起搭伙食多出力也不讨好，所以立马就同意了。
我们就把房场选在村东头的小河边，因为屯里已没有地方再盖房子了。好在从新政屯搬出时把丈夫他哥俩原来的那铺炕卖了七百多元钱，足够买木料的了，差个一星半点的不妨上山去偷几棵树。也是为了省钱，房子的四面墙都是用荒草拧成靿子蘸上黄泥一道一道编起来的；除去上梁和编墙我们请了一些帮工之外，其它的零碎活都是我们自己干的。不能不说的是房子虽然盖了起来，可在抹山墙的时候我俩还打了一仗——
那时我已有一年多没回娘家了，这一天，邻居从大队里捎来一封信，是我娘家来的，我马上撕开信封，嗑嗑巴巴地对着丈夫念了起来。信上说我母亲的嗓子起了白喉，三天喝不进一口水……信还没念完，我就受不了了——尽管母亲一向对我不好，可一想到她竟病成了这样，无论如何我也要回家去看看。可是黄万昌却阻拦我说：“又不是得了啥大病，等把房子盖完再说吧。”我一听这话就急了，张嘴骂上他：“你他妈还是不是人？你妈改嫁到这你都紧忙撵过来，我妈有病你还不让我回去？你打算下辈子从石窠里蹦啊？”我这一骂不要紧，他在跳板上抓起一把黄泥就打到了我身上。他这一打我更来了劲，顺过锹把即去捅他。这时他一步从跳板上蹦了下来，不由分说地跟我打到了一块儿，最后是滚得我俩混身是泥，他的手被我给挠出了血，我的脑袋被他打起了包。我一看自己没占到便宜，便豁出一切要跟他拼命，结果把他吓得一溜烟跑走了。他人高腿长我撵不上，趁这工夫我干脆进屋里做饭。饱饱地吃了一顿后，换上身干净的衣裳抬脚就往娘家走，一气走了七十里地，赶到东黄瓜营时已是满天星斗了。
我风风火火地跑进娘家那座既让我悲伤又让我惦记的屋子里一看，我母亲的病早已经好了！母亲看到我的头上鼓着青包，料到又是我们两口子打仗打的——因为我老姑和奶奶常上我家去串门，不能不把我和黄万昌闹叽咯的事传到娘家来——便对我说：“我看你俩也是犯相，干脆跟他打罢刀吧！这西边的红旗岭刚上马一个镍矿，矿上有不少光棍小伙，等我给你重找个上班的……”我深深叹了一口气，毋庸置疑地回答说：“妈你别操这闲心了——打仗归打仗，我从打嫁给他那天起，就没想过要离婚！”我在娘家只住了一宿，第二天即返回了红星屯……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我又甩开膀子跟丈夫一起到队里去干活。我那时的身板就象是铁打的，平平常常啥毛病都不犯，看到有人常因为哪块儿不得劲儿而误工，自己也跟自己开玩笑说：“我咋就啥病没有呢？闹点病不也能歇一天？”正因为我能干，六五年队里分红后，在调整下一年的领导班子时，我被推选为妇女队长。而丈夫比我还有出息，他一下挎上了大队治保主任和民兵连长两个“肩牌”，这可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更可喜的是我丈夫做为根红苗正的共青团员，又是当时农村里少有的“邢燕子”式的初中毕业生，再加上他天生有点女人性，人缘处得好，还被列为公社党委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正准备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可是时光很快滑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因为全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放了一声“炮打司令部”的响炮之后，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山旮旯里也不例外，一下闹起了一个什么战斗队，由原来的大队书记暗中鼓动一帮人推举我丈夫为领头人，让他带人去斗六十多岁的老会计。因为那老会计有个不让人看的木箱子，就说他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箱子里有手枪和电台。我丈夫虽然一向表现积极，可是整人的事从没干过，知道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来利用运动报私仇，便借故离开了战斗队。后来那伙人果真砸开了老会计的箱子，可是找到的只是一些修理钢笔和手电筒的工具。……就这样闹了一阵，也没闹出一点真名堂。也还算农民们最朴实，大多数人还没都忘了自己是打啥家什的，不能再象大跃进那会儿让庄稼都扔到地里不管而去空喊口号，所以在整个红星大队里农业生产的大局还是没乱。也就在我们心中暗自庆幸的时候，却从我娘家悄悄传过来一个坏消息：因为我爹的户口本上标注的家庭出身还是地主，又按运动的新定义给划入“黑五类”中，一斗再斗……我和丈夫的心一下子又没了底，不知哪天会不会再株连到我们身上。不过我俩还是硬装做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唯恐叫哪个别有用心的人从我们的脸上看出不打自招的痕迹来。
随着这一年的庄稼生长成熟的节拍，我肚子里又孕育的一个小生命也渐渐地长大了，可我还是没当一回事，直到临产前三天，我还带着辅助劳力从大雪地里往山下背包米，甚至头一天还在场院上搂稻瘪子——我就不信再怀的孩子还能是立生！也许是我的自信心感动了上苍，这回天老爷又重新给了我们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是正在红星大队的“六、二六”医疗队给我接生的。我丈夫一见这个儿子活蹦乱跳的，他也乐得一蹦多高，马上就往亲友家里报喜讯……
可是没过两天问题又来了——匆忙赶来侍候月子的奶奶发现孩子的小脸突然变得煞白，打开小被一看，只见包孩子的褯子已经成了血葫芦——原来那“六、二六”大夫的经验也是有限，愣把孩子的脐带给留短了，没系住，鲜红的血正从孩子的脐带头上不住点儿地往外冒。于是又赶紧把大夫找来，经过一顿抢救才保住这个小生命。紧接着我又因为那将就盖的房子不保暖——头一年冬天只住我们两个血气方刚的大人，硬是没有觉出来。坐上月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一下冻出了产后风，也是经过一顿打针吃药才抢救过来。可是从那时起，就落下了一个风湿症的病根，一遇到刮风下雨天，混身上下更是疼得历害，因此也害得我象沾了毒品一样，养成了依赖正痛片来解除病痛的恶习，每天都得大把大把地吃……直到现在，一天也少不了十八片，否则哪都不自在。
我给儿子取名叫黄金生。这个名字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点格格不入——那时中国人的脑袋都高度膨胀，顺应潮流的人家生孩子都起得非常革命，什么“文革”呀，“卫东”啊，“向阳”啊，“东风”啊如此之类，好象孩子一出生就注定了是根红苗正的革命派，将来也必定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似的。可我们家哪敢效仿和高攀呢？我只觉得这个儿子来之不易，他的生命应该象金子一样宝贵。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一直在持续，我也害怕妇女队长当不长远，说不定哪天得撸下来。于是我借生孩子的由子辞了职，干脆也不上队里出工了，在料理家务之余去开荒山坡，种小片地、喂肥猪，还跟着季节刨药材、采山货，一年下来也能打上两三千斤粮食，收入几百块现钱……
一九六七年的初冬，各公社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异地交叉的方式到外乡去工作。我丈夫黄万昌竟然被选中了。他因为我的“地主”出身，刚刚在接受入党审查时得了个“社会关系复杂，应继续考验”的评语，我不知道让他担负这么重大的使命是对他的信任，还是公社领导们实在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反正我没有理由不支持——影响了他入党，已经让我感到愧疚了。这时黄万昌的心里也正憋着一股气，出去“继续考验”一下也许正是他所需要的。于是我高高兴兴地让他去了宣传队，把家庭的担子都挺在自己肩上。可是一个女人扯个刚会迈步的孩子顶门立户地住在深山老林的屯子边上，不可能不出点事故，先是苞米仓子遭了贼，丢了几百斤粮；后来又有人半夜里敲我的玻璃窗，想要进屋来找好事，还让我给认错了人，遭一顿骂之后又去给人家赔礼道欠。这还不算，那一年的三九天也格外地冷，无论我怎么往灶坑里填大柈子，那稻草编的山墙还是挂满了白霜，早上起来连门都推不开；外屋地的水缸也冻实了，擦脸的手巾一转身就冻得梆梆硬……我怕孩子真再冻出个好歹，又进屯里去另找住处。我找到一个老跑腿儿住的马架子，虽然房子不大，但是墙挺厚，屋子里暖和，便跟他商量着换房子。那老跑腿儿一见能占大便宜，当时就答应下来了……
春节到了，放假回家过年的丈夫一见我俩辛辛苦苦地盖起来的房子换成了个小马架，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可是他一想到我们娘两个挨冻的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春节过后，公社里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又到红星大队来组建革委会，因为我丈夫一直表现得非常突出，又在工宣队里当班长，这次又被推选上去，叫他回来当这个革委会的主任。丈夫当时也乐得够呛，觉得自己这些的努力没有白费，总算熬出了名堂。可相比之下我却显得很冷静——因为我有复杂的家庭出身，历次政治运动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夹着尾巴做人，所以我的政治嗅觉反倒要比别人敏感一些——我问清了这次选举的情况之后，觉得这个革委会长久不了，因为不仅丈夫这个主任还没有入党，在这个新班子里竟然连一名党员都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怎么能“革命”呢？丈夫一听我的话也觉得有理，细细想了一个晚上后，把拿到手里的象征着权力的钥匙又交了出去，然后又回到了宣传队，继续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再值得一提的是六八年秋天我又生了一个起名为小娟的姑娘，但到第二年夏天时，即赶上了流行的中毒性痢疾，不到一天就拉脱了水；而孩子的静脉血管又太细，赤脚医生急得满头大汉也找不到，干脆把葡萄糖都扎到她大腿上的肌肉里了，直到小娟那两条小腿肿得象气鼓的蛤蟆也没有抢救过来。小娟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妈妈”叫得又甜又脆，她的死可是真叫我伤心倍至，可是丈夫又不在家，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地饮泣。我一直哭了好几天，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她那甜甜的叫声……
无独有偶，小娟刚死了没几天，又掀起一阵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我种的小片地里的青苗和别人家一样，都被当做资本主义，毫不客气地砍得一塌糊涂。别人到这时还敢撕撕巴巴地拦挡一下，或是说上几句风凉话，而我却只能听天由命，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就这样。丈夫在宣传队里一共干了两年多，每年只有两千个工分的补助，家里家外的一大摊自然都是我一个人撑起来的，而我从来没向丈夫流露出一句报怨的话。那时有一句鼓动妇女上阵的口号叫半拉天什么的，可在我身上何止是半拉天哪，我撑起的是囫囵个的一片天！
五、走出家门——大老粗当上了领头羊
一九七零年秋天，桦甸县林业局在各乡镇成立林业工作站，要招收亦工亦农的职工。我丈夫在前一年已经结束了宣传队的工作，又回到了红星大队，在继续担任民兵连长和治保主任的同时又兼任了林业委员的工作。因为他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头，这次又被公社革委会给推荐上去。我们俩都乐坏了，因为在那个年月里要能跳出农村的地垅沟，吃上“红粮本”，就好比蹬上了天堂，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都巴不得的好事。果然到了第二年，我丈夫就转了正，成了正经八百的林业职工。虽然他每个月只开三十二元的工资，可他还有我这个能干的老婆，要过好日子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让他一心无挂地去上班，自己依旧撑着家里这片天，再苦再累心里也舒坦。
一九七一年，我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黄金艳，意即鲜艳的金色阳光终于照到我家里来了。满月之后，丈夫觉得他在公社上班，多少天才能回家一趟，把我和两个孩子扔在几十里外的红星屯里也太不方便了，于是又张罗在公社附近的学校屯里再盖房子，让一家人团团圆圆地住到一块儿。这时我家已经有了些积蓄，很快就选定了房场并且买好了房木。可是就在着手建房之时，他突然又被编到公社的工作组里，上四道沟大队去做“中心”工作去了！没办法，拉开的架式又只能靠我来支撑了。我捎信把我的奶奶接了过来，替我在家照看儿子黄金生，自己则背上正吃奶的女儿黄金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扑扑腾腾地盖起了两大间土瓦结构的房子，然后即把家从红星屯里搬了过来。
离开了红星屯，也离开了我种小片地和采山货的生活。可是出惯了力气的我又不甘心蹲在家里当围着锅台转的工人家属了。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养成了我敢象男人一样闯世界的勇气，正巧这时候公社砖厂里招收临时工，我雇请邻居家的大娘照看着还吃奶的女儿黄金艳和六岁的儿子黄金生，二话没说就去报了名。砖厂领导看我的身板挺壮实，把我分配到装窑班里。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甩开膀子就干了起来。因为我舍得卖力，又有当妇女队长的指挥经验，第三天就当上了装窑班的班长。这的心里也暗暗高兴——我也终于成了按钟点上下班、月月拿工资的“工人阶级”了！我一天挣一块三毛六分钱，一个月能开五十来块，比丈夫挣的多多了，在发工资的第一个月，我就拿定了从今以后由我来养家糊口的主意——我要正经八百地体验体验当“男人”的感觉，我跟丈夫说往后家里外头的正常开销都从我的工资里出，让他把自己的工资都存起来当“过河”钱。他一听让他来攒小份子，不知背地里偷着乐了多少回。
可是命运又总是和我们过不去。就在我的自豪感刚刚生出来不久，女儿黄金艳又出了事。那是七一年的冬天，因为看孩子的大娘两口子犯叽咯，一眼没有照看到，让黄金艳摔到了火盆里。当时我正在砖厂里上班，得到消息后，风风火火地跑到公社卫生院，一见孩子的两个屁股蛋都烫焦了，眼泪立刻流了下来……第二天，我实在看不下去孩子遭的那份罪了，便往四道沟大队打了电话，通知在那做中心工作的丈夫。丈夫得到消息后也立马赶了回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女儿，一直在卫生院里陪她住了两个月，直到烫伤感染的女儿痊愈出院。我丈夫也正因为耽误了这两个月工作，不早不晚地错过了公社革委会又一次考验他入党的时机，使他多少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理想再一次“流产”。从此之后，丈夫的“革命意志”也衰退下来，再也不敢想入党的事了。这也是我今生今世最愧对丈夫 的地方。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黄万昌转到常山公社的林业站。转过年之后，他在公社的街里借了一处房子后，我们又把家搬到了常山。常山公社座落在松花湖畔，是桦甸县著名的鱼米之乡，人也多，街也大。可我是个呆不住的人，让我住在闹哄哄的街上整天看热闹我可受不了。也因为我有过在砖厂当“工人”、挣工资的经历，便四下打听要找活干。我听说公社有个基建队，正在为公社干部们盖家属房，工资开的也高，一般的力工一天都能开一元五毛七分钱，便自告奋勇地找上门去。可是工程队的负责人一看我是个女的，禁不住笑道：“我们的活可不是玩儿，一般的老爷们都干不了；你一个老娘们，还是回家哄孩子吧！”我一听这话也真是门缝里看人，马上回敬他：“别看我是个老娘们，我还真想跟你们这些老爷们比比——这样吧，我先给你白干三天，你要是看我行，就叫我干；看我不行，我立马走人！”我说干就干，到了施工场地上，看到小工正在和灰，我拎起水桶就去打水，打满了两个水桶后，一手操起一个，一路小跑地拎了回来——虽然我前前后后已经坐了四回月子，而且还得过产后风，但我的身体还是很强壮，每顿都能吃七张大尖饼或是一斤六两大米饭，哪能没点力气呢？工程队的负责人一看我真不是个囊货，不仅留下了我，而且还因为我既会指挥又有盖房子的经验，两个月后又提拔我当了工程队的副队长……
就在我为老娘们争出志气的同时，我丈夫也因为对工作认真负责被提拔为林业工作站的站长。因此，我参加建筑的公社干部家属房也分给了我家一间半。一时间，我们两口子在常山成了比翼双飞的能人了！
一九七六年春节后，我又生了小儿子黄金龙。这年夏天，基建工程队要到吉林市去施工，我因为孩子太小不能远走，便脱离了岗位。我在家里连管孩子带养猪，磨磨蹭蹭地就过去了半年。等到小儿子也能离开手时，我又在家里呆不住了。按说我丈夫是林业工作站的站长，在常山公社的地盘上也算是说得出的人物了，我家的生活水平按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算是应有尽有了，我完全可以在家里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地享享清福了。可我就是不会这么想，总想还能凭我这双手创造出更好的条件，不为眼前想也得为以后想，反正力气头不用也攒不下。而且我还没过够当“男人”的瘾，只觉得能养家糊口才风光。所以我又在这一年冬天到公社的油房去干活，负责给机器上料，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也心甘情愿。我一直干了一冬天，直到油房歇工，又到公社食堂去做饭……
值得一提的是我这样在外边拳打脚踢，家里自然是照顾不周了，时间一长也苦了我丈夫，饭要他来做，衣服也要他来洗，不知不觉地我俩还真就交换了在家庭中的位置。用儿女们长大后的评语说：“妈妈是我们的父亲，而爸爸才是我们的母亲……”。这话说的挺对，因为我自来就想当“父亲”，所以不可能是贤妻良母。这也没办法。但凡世事有得就有失，“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么？也正因为我风风火火地在外边踢打，才长了见识，特别是在公社食堂的一段时间，因为天天都和干部们打交道，让我学会了好多社交本领，了解了当官人的心态，同时也练出了自己的口才，为以后干事业积累了经验。
一九七七年秋天，常山公社党委决定成立社办林场，让我担任场长并负责组建工作。当时只划给我们一片山林和一垧耕地，目的是让我把一些闲散在家的干部家属们组织起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我觉得只靠种地和栽树还是局限在山旮旯里当农民，不会有啥大发展，就同公社领导商量，请求利用一下大森林的优势，搞一些对外加工的小项目。公社领导同意我的想法，并给我配备了一名曾在社队企业里工作过的男同志做业务员，让我们外出考察。我那时虽然愿意和男人争高低，可是要让我单独和一个男人出门还是不好意思。于是我又找了一个做伴的，三个人一起走出了家门。
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长白山脉，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那一年我二十九岁。我们到了吉林、长春，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先考察好一个给车辆做密封件的项目。那还是计划经济的年代，什么条件都不好，在长春火车站前，我住的是十八张床的大房间，我同长春机械局的一个同志洽谈这个加工项目的具体事项，就是在这个大房间里进行的。同住一室的姐妹们见我在那位同志面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都很佩服我，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一听这话噎了半天，然后淡淡一笑，把我的身世告诉了她们，特别强调了我只读过一年书，到现在还只是能看能说而不能写的事实。她们咂咂舌头说：“亏得你文化低，你要真是文化高，就能上天啦！”我不知她们的话是褒是贬，只把它当做我向前奔的动力……
谈好了加工密封件的项目之后，我们立即到吉林去购置加工设备，回到家后就开始安装、生产，很快即创造出了经济效益。此后，我们又增设了镟床和带锯，承揽到了加工菜刀把、气管子把和重型机械包装箱的生意。我在社办林场里干了整整六个年头，每年的产值都有三四万元，除去向公社上缴百分之五的管理费外，还养活了二十多个公社干部的家属……
一九八一年，我在常山还给自己家盖了三间砖瓦房。由于我已经有了前两次盖房子的经验，这次由始至终我都没用丈夫挖一锹土。但是我却充分利用了他的工作关系投机取巧——我以林业干部家属的身份找到林业局的资源科，请求他们把吉林市建筑行业调拨松木杆的指标安排到常山，然后又同来常山拉松木杆的建筑部门联系，利用空车来的机会把我所用的砖瓦水泥给捎来，让我即省了运费还享受了建筑部门的内部价——我丈夫是林业站的站长，来拉松木杆的建筑部门唯恐巴结不上，又何乐而不为？除此之外，我还利用自己在公社机关里的人缘，请大家来帮工，连农业站、文化站的站长、甚至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都帮我上五十里外的大河沿去装过砂子……就这样，我满打满算才花四千元钱，就盖上了按当时的水准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房子。这座房子我们住了三年，黄万昌调走后，按低价出售还卖了七千元！
六、各显身手——君子兰和肥猪一起遭殃
一九八四年，我丈夫黄万昌被调到桦甸县林业局里当总务，我们又离开了正由公社改为乡又改为镇的常山，把家搬进了县城里。离开了我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常山，离开了我亲手创建并领导了六个年头的乡镇企业，一下子又回到家庭妇女的位置上，我的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那种失落感不知要比退居二线的干部还要强烈多少倍。可我毕竟身为人妻，不能光想着自己，还要为丈夫的工作和子女上学来考虑。
由于我家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丈夫的革命意志衰退之后就学会了享受生活。但他享受的方式与众不同，他既不是烟民，也不是酒鬼，还不去“垒长城”，只是迷上了吃小亏能占大便宜的典型范例——钓鱼。在常山时，他一有空就上湖边或水库去钓鱼。这回搬进了县城里，他又专门选定了靠近河边的地方来安家，我当然还得服从他。可是说句心里话，我还真不愿意他把工作之余的心思都用在钓鱼上，让我再来接管屋里屋外的一摊子。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刮到东北这疙瘩，政策才对个体承包经营敞开个小口，他单位里的同事和好友也都知道我能张罗的脾性，便劝我承包个饭店或是加工厂什么的。可我却摇摇头。我不是不能干，也不是不想干，但这桦甸县毕竟不是一条街能看到头的常山，桦甸县太大了，我不过是个井里的小蛤蟆，哪见过多大的天，敢在这桦甸县里亮大膘吗？思来想去了一阵子，我觉得还是做豆腐养猪最稳当，既守家在地，又不用操心和费力，只要雇上一个会做豆腐的啥都结了，腾出工夫我还能上街去听书和看戏；在农村扑腾了半辈子才进到城里来，我就不该享受享受？正好门前的菜园子里也有盖猪圈的地方，家里又有近七八千元的存款，不用外借也够用了。可是丈夫一听我要干这个，马上又吊起小脸子，劈头盖脸地数叨上我：“……这不是常山和苏密沟了，你咋就有福不会享，非把家门口弄得臭气薰天？”原来他这时候正打算在院子里盖花窖养君子兰呢！
那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已骤然兴起了一股君子兰热，据说有人用一盆名为“凤冠”的君子兰花跟日本人换了一辆皇冠牌轿车，所谓“凤冠换皇冠”的口头禅也在花民中间广泛流传。更有甚者是电视等新闻媒介报道了当时的某位国家领导人从长春市一次搬走了五盆君子兰去赠送外宾，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紧接着省城长春又成立了什么君子兰学会，一时间把这种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既无药用价值又没有什么特异功能的草本植物炒得比大熊猫都金贵。我丈夫受不了这种明摆在眼前的利欲诱惑，也要随波逐流地参与其中。而我却天生对花花草草不感兴趣，就认为一盆花咋也不如一斤肉实在，今个被捧上天，明个就得摔落地。所以我又死活不让他养君子兰。可是我家始终是丈夫当家，财政大权掌握在他手里，他说要往哪投资我挡不住，我要干啥却非得他点头。大吵大闹了一顿，还是没争出个谁是谁非，最后却都拿定了自己的主意，要各干各的。我当时也来了脾气，干脆不用他批钱而靠自己动手。于是我在桦甸县城里满大街转悠，看到哪旮扒旧房子就凑上去拣砖头。一拣拣了几千块，把我的手指头都磨出了血。砖头拣够了拉到家后，就利用家里现有的木料，在门前的园子里自己动手盖起了豆腐房和猪圈。可是做豆腐还得买磨买豆子，养猪还得买猪羔，这些没钱可是办不成。就在我考虑找谁借钱的时候，偶然听说林业局办公楼的屋顶因为漏雨需要维修，我便自告奋勇地找人秘股的同志，把这个工程揽到了手里，然后雇了一帮人干。两个月后，这项工程顺利竣工，我一下净挣了五千块钱，把资金问题全解决了……
我“自筹”了资金之后，即按部就班地实施起我的计划了，先是雇人打了一口专用的水井，购买了做豆腐的电磨、豆腐榨等一应用具，然后又抓来二十八只小猪羔，也请来个老成持重的豆腐倌，象模象样地养起猪来。与此同时，我丈夫也紧贴着住房盖起了一座大花窖，又钉了十几个育苗的大木槽，还拉来半汽车腐质土和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花盆；紧接着便源源不断地购入大大小小的君子兰种苗，什么“花脸”、“和尚”、“胜利”、“染厂”、“机师”等等，只要是被认为看好的品种，不论多高的价钱他都敢买，胸有成竹地坚信再经过他的精心培育和繁殖，一定会有更可观的利润来回报。我俩就这样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各想各的心事，各干各的营生。不过相比之下我要比他轻松得多，因为养猪是个粗拉活，用不着细摆弄，豆腐倌一有空还能帮我喂一喂，真没挡住我去听书和看戏。可他则不同了，那一段时间里连鱼也顾不得钓了，一下班就长在了花窖里，筛土、浇水，移苗、控制光照，天一冷还得给花窖烧火升温，直忙得不亦乐乎。我看他一天天忙得神魂颠倒，心中也不免发笑：哼，你就忙着做美梦吧，别看现在都拿这玩艺当个宝，不定哪一天扔大街上都没人要了！
形势的发展变化正象我所预料的那样，仅仅过了一年，也许是海外的贵宾已把那看厌了的“仙草”扔进了大海，也许是这种太容易繁殖的植物已泛滥成灾，曾经身价百倍、深藏“闺阁”的尤物似乎在一夜间里失了宠，不得不跑到大街上来“卖弄风情”了，煞时间，各种各样的君子兰便挤满了大街小巷，任你评头品足、论价估身……不用说，接下去的市场走向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丈夫能在这时候觉悟也还不至于赔得太惨。可他却硬是看不透眼前这种虚假的繁荣，也全然不听我的规劝，仍是如痴如狂地继续充实他的“窖藏”。八六年夏天他到长春去给单位办福利，我怕他还要再买，就找个亲属替我照顾那二十多头已经快出栏的肥猪，跟他一道去了。结果他办完了公事就转到了花市，硬是站在卖君子兰的地方不挪步，全然不顾我的劝说，又花七百多元买了几棵。气得我含着眼泪跟他回到吉林时，住到旅店里跟他干了一仗。我当时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心酸：“我高桂珍自从十六岁嫁给你黄万昌，辛辛苦苦地跟你滚了二十多年，为你铺床叠被，为你生儿育女，哪有一点对不起你的地方？就算你是主人，我是仆人，你也总得听我一句话吧？我不让你养这眼瞅着得赔钱的君子兰又是为了啥呢？我象老爷们一样在外边拳打脚踢都为了啥呢？”情急之时，我把七百年谷八百年糠都跟他抖露出来了——
……记得在常山时，我还因为他不务正业老去钓鱼跟他干过一仗。那是我正在社办林场当场长的时候，因为我从来没有休息日，礼拜天也照样忙在场里。那个礼拜天正赶上下大雨，给我看孩子的邻居顶着大雨跑到场里去找我，说我家的猪掉到酱缸里了。我当时一听吓了一跳——猪咋能掉到酱缸里呢？急急忙忙跑回家一看，原来是多日没掏的猪圈里灌满了雨水，二百多斤的肥猪陷在泥汤子里，只露出个呼呼喘气的脑袋，眼看就要被呛死了。我赶紧跳进猪圈里淘粪水，先把猪救出来，然后进屋去找黄万昌。找了一圈没找着，一问孩子才知道他上水库钓鱼去了。我的气顿时不打一处来，二话没说便跑到了水库，抢过他的渔杆就给撅折了。这下也把他惹翻了，追到家里后就跟我打到了一块儿——他先打了我几个嘴巴子，我又一脚踹到他的裤裆里——我虽然踹到了他的致命处，可是轻重我还知道。而自知理亏的他竟然借机会躺在地上装死。这下更让我生气了，索性把他的三弟黄万禄找了来，一进门先给他两个大嘴巴。他三弟一下被我给打愣了，但听我说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含着眼泪拉起他哥哥，又对我说：“大嫂你打吧，你对我们老黄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咋打俺都是应该的。”我一见他三弟这样知情达理，也不好再闹下去了。
其实他三弟说的也是真心话，我对他黄家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我和黄万昌把家搬到常山的第二年，就把他贫困交加的二弟黄万宝和三弟黄万禄先后接了过来，把黄万宝两口子安排到粮食所里当了正式工人，把黄万禄安排到林业部门。除此之外，还对他哥俩的生活给予了全方位的关照，大到娶妻生子，小至柴米油盐，统统都包在了我身上……
还有黄万昌的姐姐——因为家庭破裂，三十多岁就一个人拉扯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那时我们家还在红星屯，也是最困难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到县里去买咸盐，路过她家时，看到她正在收拾拣来的破铺衬条子要给孩子做衣裳。我的心一酸，忙把兜里准备买盐的两块钱都扔给了她。此后她家的吃粮都从我种的小块地里出，而且每年的春节我都给她家的大人孩子每人买一双鞋。甚至黄万昌和她闹别扭时，我都劝说黄万昌看在一奶同胞的份上别跟守寡的姐姐太叫真……
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曾对我极其刻薄的婆婆——当她又与红星屯的那个后老伴分手后，只剩下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是我不计前嫌，把她接到常山去赡养。记得我刚把她接到身边时，她还有点不好意思，耷拉着脑袋对我说：“桂珍哪，我咋也没想到到了这份上是你来管我，以前都是我对不起你呀……”我叹了口气道：“妈呀，要搁以前，我跟你走到顶头碰兴许还得吐你几口。可那毕竟是以前了。你能养我丈夫十年小，我就能养你十年老……”我婆婆一听我这么说，抓住我的手舍不得再松开。我真就养了她十年整，直到最后给她送终都没用她的儿女花上一分钱……
——难道我高桂珍做得还不够么？你为啥非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呢？
我这一顿劈头盖脸的的数落，直把他的脸说得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钻到裤裆里。我看他不再吱声了，又扔给他一句话：“凭你这熊样瞧好吧，回家我就跟你离婚！”他一听我说要离婚，又猛然抬起了头：“你离，你离——你离婚我就钻车轱辘底下……”我真让他气得牙根直。这次干仗虽然我俩都没动手，却是最让我伤心的一次。
我憋着一肚子气跟他回到了家。没多久，君子兰的市场价格就开始直线跌落，跌到最后，几块钱一棵都有没人要了！直到这时，我丈夫才知道后悔。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胳膊折了得揣到袖子里，牙咬碎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就这样，我丈夫一共养了三年君子兰，不只花光了家里的“公款”和他自己单独储存的工资钱，又外借了六千元——其中有我姑姑四千元，有他外甥两千元——却是一棵也没有卖出去，一分钱也没收回来。最终的结果是送人的送人、扔的扔……
也是祸不单行，就在君子兰无情地嘲弄我丈夫的时候，桦甸县城内又流行起百年不遇的猪瘟病，我养的二十八头个个都长到了三百多斤的肥猪一下瘟死了二十四头，让我本打算在年底卖掉肥猪帮他还债的美好愿望也成了泡影。面对着倾家荡产的沉重打击，面对着辛辛苦苦了二十年，一下又回到结婚前的悲哀与无奈，我一下子病倒了……
七、烧木炭——五年挣了三十万
我昏头涨脑地在炕上足足躺了三天之后才爬起身来。这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暂且什么也不干，心平静气地想一想。于是我把死里逃生的那四头肥猪一起卖掉了，然后先去逛大街。
这时的县城要比我家刚搬来时热闹许多，大街上的人好象都在议论桦甸要撤县建市的话题，市场也象是有意烘托这喜庆的气氛似的比以前活跃了不少，兜售各类商品的摊床挤满了街道两旁。但我对撤不撤县和建不建市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我高桂珍现在该怎么办。当我逛到一个卖书的书摊前时，看到有新出版的《三侠五义》，我的眼睛顿时一亮，拿起来一翻，和我看过的那本差不多少，于是我便买了一本拿回家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温习”起来。要说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是全当认字来，那么这次看是要琢磨琢磨做人的道理，我要从这本书里找找我究竟错在了哪。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它从头到尾又看了两遍，可就是没找到我想找的问题。因为这本书写的是包公如何秉公办案和侠客们怎么行侠仗义的故事，无论是清官贪官、侠客和匪盗都跟我沾不上边。不过这本书我还是没有白看——包公最后能名扬天下，李娘娘最终能重返宫中，都与他们能经受住磨难分不开。原来我一直以为我就是天下最苦的人了，可是跟包公被当成怪物抛弃山野、李娘娘因生下太子被迫害而忍辱求生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了。这样一想，我又重新打起了精神，还要重新爬起来。我还得干我最有能力把握的事，那就是基建维修和木材加工。但是干基建得有门路才能包到项目，不会再有林业局房顶维修的俏活在等着我了。除此之外就只剩下木材加工了。可是要干这一项没有十万八万的资金想都不能想，既使厂房和设备承包下来，木材原料总得进吧？这笔资金从哪来呀？我们已经倾家荡产，剩下的只是外债了！
所以我又想了好多天。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突然想起在常山盖那三间砖瓦房的情景来了——那该是我利用建筑部门需要松木杆的“杰作”。可眼下那种“投机取巧”的好事显然是不会有了，但我却从那三间房想到松木杆的需求和走向。松木杆做为农村建房的房架和城市建筑的交手架一直非常走俏。桦甸县四周的山山岭岭中又有都是六十年代种植的集体所有的落叶松林，每年都要批采几千米售向省内外，而集体所有的林木又不属于国家控调的物质，除了县林业局宏观调控一部分外，基本上处于自由买卖的状态，只要批准采伐，卖给谁全由所有者说了算。又由于农村里还比较落后，农民们采伐之后也只会坐地销售，这就给二道贩子提供了赚钱的机会，我何不来当这二道贩子呢？
拿定这个主意后，我即走出了家门，先到吉林以北的孤店子、沙河子、桦皮厂一带的农村去打听价格。一去方知道果然是有利可图。于是我便请当地的林政员来帮忙，以每车一百元的报酬来委托他们为我收集信息和联系销售；然后即返回桦甸，到林业局资源科了解采伐指标分布情况：紧接着便到农村的采伐地点去定货……就这样，把产销两头的关系都建立起来，最后再上货运公司去雇车，利用我手里仅有的四头肥猪的身价当滚雪球的本金，不失时机地倒运起来。至于运输手续对我来说完全是手到擒来的事。那时的松木杆在产地收购一立方米才二百来元，小头八公分粗、六米长的杆子一根才合八块多钱，而运到出售的地方却可以卖到十五元一根，扣除运费等项一根杆子至少能挣上四块多钱，不用说，利润是相当可观的。我也只干了一冬天，就挣了一万七千多元。
钱是没少挣，可罪也没少遭，因为倒卖松木杆是“打快拳”，一听说干这个挣钱谁都往前拱。为了争时间、抢市场，我又拉出了谁也不服的架式，成天成宿地跟着车轱辘转。最乏的一次是我跟着汽车一气跑了三个来回——司机倒可以在装车和卖货时打一个盹，而我却连续五天五宿没合眼——我实在挺不住了，回到家里就一头扎到了炕头上，一气睡了二十个小时，家里人谁叫也不醒，黄万昌还以为我睡过去了呢！还有一次是卖完了杆子后我们连夜往回返，可是车刚开出孤店子十几里地时突然灭了火，司机要修理又找不到锣丝刀子和手电筒，没办法，我只好一个人顶着星光、踩着吱吱嘎嘎的雪路跑回孤店子去买。等我把锣丝刀子和手电筒都买回来时，车的水箱又冻了，于是我又返回孤店子，叫醒一个老乡买了几捆稻草。等我扛回稻草和司机把水箱烘好时，天已经大亮了……
因为倒腾松木杆没少挣钱，不仅使走到崩溃边缘的家庭经济得已恢复，丈夫黄万昌也不得不对我另眼相看，明确表示从今以后不管我想干什么都全力支持，决不再和我“争风吃醋”了。我看他终于服了气，心里也美滋滋的——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无论我怎么拼命卖力气，他也只是装在心里，还从没说出口来。今天这句话倒底让他说了出来，我能不高兴吗？我们痛痛快快地偿还了养君子兰所欠的六千元外债之后，又于八七年的春天拿出六千元给大儿子黄金生红红火火地操办了婚事。大儿子的对象是林业局知青厂的大集体工人，她比黄金生大两岁，既懂事又能干，两个人已经处了好几年，早就急着结婚了。
给大儿子办完婚事后，我又呆不住了，还想干点什么。丈夫这时劝我说：“你不如先歇一歇，等到冬天再倒腾松木杆吧！”我摇摇头说：“到今年冬天倒松木杆的人非挤破脑袋不可。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样学样，啥都跟着风跑，有便宜还能总叫你占着？”林业局里的一些同志见我又闲的难受了，还劝我承包个木材加工厂什么的。可我还是觉得没有这个能力，仍然不敢搭拢。
也是事有凑巧，这年秋天，我在客运站送客人时，与常山镇一个小学校的周校长邂逅相逢，通过交谈，得知他早已经调到了位于桦甸东部山区的红石林业局，并在红石林业局三道沟林场里任过职。当他听说我正打算找事干时，便提议我上红石林业局去烧木炭。他说烧炭刚在那边兴起来，造材剩余物又多，效益也好，有很多在常山一带烧过炭的老把式都到那边去了；林场也乐得有人去烧炭，可以把清林任务无偿地委托给烧炭人，同时还能收取一定数额的管理费；而烧炭的承包人只要把采伐造材后甩下的枝丫清理出来，再按林场的要求完成植树造林任务就可以了。况且木炭又非常畅销，沈阳、吉林和梅河口的许多厂家都大量收购，烧好后坐在山上就可以卖钱，若是自己能直接运到求货的厂家，效益就更可观了……。其实我在常山时也听人说起过烧炭的事，只因为我那时在社办林场里，始终也没往心里去。听了他这一番话，我当时就活了心，决定上红石林业局去烧木炭。周校长是个热心肠，一听我真要干，马上提笔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在冬季采伐之时去找三道沟林场的陈场长。
我丈夫一听我说要上红石林业局去烧炭，惊讶得一夜没睡。他倒不是担心我干不了，而是担心红石林业局的环境，怕我到那边挨欺负。因为红石林业局是新建的国营企业，直属于吉林省林业厅，财大气也粗，和地方很少有来往，地方上的人也难到那里去办事。所以一提起红石林业局都有一种畏惧心理。但我却觉得事在人为，没有上不去的山，也没有过不去的河。我马上回了一趟常山，去找熟人了解烧炭的有关情况，并联系能跟我上山去吃苦的合适人选。这时我丈夫也真没闲着，他特意找了单位里常与红石局打交道的同志，专程到红石局的林政部门去疏通……
冬天很快到了。这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连饭也没顾得吃便揣上周校长的信，坐上大客车上三道沟林场去找陈场长。不巧的是等我赶到林场时，陈场长早上苇沙子伐区视察去了。我不想呆在林场里干等，便搭乘了林业局里的运材车追到伐区去找他。陈场长看了信后，不无惊讶地上下打量我一番，问道：“你也要烧炭？不知道这活好不好干吧？这得常年累月蹲在山上，好多男人都受不了这份辛苦，你一个女人能干了？”我微微一笑道：“陈场长你不了解我，我从小就是苦出身，打过柴火种过地，烧过砖也榨过油，当过队长班长和场长，大老爷们不一定都是我的个，只要是别人能干的我就能干；如果我干不了，周校长也不能举荐我，我也不会在这冰天雪地里撵到山上来找你。你实在不信，随便找个人来比试比试……”陈场长听了我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又仔细看看我粗壮的身板，不由得笑了，当即决定把八林班的清林任务交给我，并指定日期让我到场里去签合同。我一看这么大的事得来也并不费工夫，心里非常高兴，向陈场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陈场长，你就瞧好吧！”
我回到家向丈夫汇报了承包班号的情况后，即去召集事先约定的人马，三天后就组织他们上了山，先动手搭起了地跄子，然后即带领他们利用雪地便于集材的时机先行清林，把能烧炭的枝丫材都集中到拟定踩窑的地点……
我是包工头，必须要常年盯在山上，而为了安全起见，我又只能跟伙计们住在一个跄子里，这就给我出了个难题；这山上的活的确不是一般的女人家能干了的，我只能找男人来；可我个刚满四十岁的老娘们咋跟那些出大力的男人们睡在一铺炕上啊？既便啥事没有，毕竟好说不好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早在计划之初我就拿定了主意，要在伙计们的岁数上做文章，那就是绝不找与我年龄相仿的，所发我的人马除了一个六十多岁的烧窑把头和一个快到七十岁的做饭师傅之外，干活的窑工清一色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年龄段一拉开，我们的关系也好摆了，我把岁数大的当老人待，把小伙子们当孩子看，天天滚在一起也相安无事。
由于我们的准备工件做到了位，山坡上一解冻，老把头就带我们踩好了炭窑，防火期一过便装窑点火，很快便烧出了第一批木炭。
当我看到那些装进窑里的木头杆子经过七天七宿的燃烧和闷火之后都变成了油黑铮亮的木炭时，既高兴又好奇，于是我也亲手装窑、烧火，想尽快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没想到看花容易绣花难，同时装窑，同时点火，可我烧出来的木炭不是烧过火娈成了灰，就是火候不到净出半截木头头。原来这烧炭的学问也不小，首先装窑时要选好木材，不能把耐火程度不一致的木材装到一个窑里；再一个是窑要装的实，木材的长短要一致，木材之间不能有空隙；三是看火候，而火候咋样又全靠从烟囱里冒出的烟来推断……一句话，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学会的。但我天生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一窑不行来两窑，两窑不行来三窑……两个月之后，我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炭把式了！当我全面掌握了烧炭的技术之后，便逐步扩大作业规模，把承包的班号增加到四个，队伍也发展到七十多人。
自一九八八年春天起，我在红石林业局的经营区内一共烧了五年木炭，其中在三道沟林场烧了二年，批州林场烧了二年，最后又在二道沟林场烧了一年。
森林防火是林业部门的头等大事，春季从三月十五日起至六月十五日，秋季从九月十五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是一年两季雷打不动的防火期。为了合理安排时间，防火期中我也闲不下来，一面安排备料，一面销售木炭。因为我最讨厌做生意中有二道贩子剥皮，所以我们烧的木炭从不在山上出售，都是由我直接运往沈阳一带要货的厂家，在三道林场烧的炭是用汽车运输的，在批州和二道沟林场烧的炭都是倒到白山火车站后用火车发运的。相比之下用汽车运输还比较轻松，跟着车轱辘转也就是了；而发火车上站台可马忽不得，申请到车皮后为了抢时间装车，没日没夜地倒运是常事，最累的一次我连续七天七夜没捞着脱衣服睡觉。
如果说我在四十岁以前一直是受苦受累的，那么这五年的烧炭生涯也足够与前四十年的总和相抵了。烧炭这行当是专门跟老天爷找别扭的，因为春秋两季的好时候是防火期而不能点火，所以只能在冬夏之际抢时间。冬天得爬冰卧雪地集材、下料，再顶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往零上七八十度的炭窑里钻，冻裂的手脸在一冷一热的强烈反差下就象是穿过冰窖再下油锅似的。而到了夏天就更遭罪了，夏天的森林里总是下雨，人滚的象个泥猴还不算，湿漉漉的衣裳溻在身上，头上又有一窝一窝的蚊虫糊着你咬；臭汗从身上往外冒，炭灰从外边往里钻，脸又嘎巴得象锅底；再说我又是个女人，咋热也不能脱光了膀子去干活，捂的热痱子起了一茬又一茬……那滋味，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山上的土质疏松，炭窑踩不好经常会坍塌。一到这时候我就得身先士卒地首先爬进去处理，弄不好就可能被砸死或被烧死在炭窑里。因而小伙子们经常对我说：“大妈呀，这活真不是你该干的，你还是回家去享福吧！”我一听到这话就来脾气，没好气地回答他们：“想让我下山只有两点：一是我犯了法，你们把我绑下山去；二是我上了吊，你们把我抬下山去。”
……作业的情况是这样，生活上的难处也值得一提。因为采伐的班号大都在离林场几十里远的深山老林里，吃喝用项差不多都得靠人力往山上背。粮米油盐还好说，弄一回咋也能吃上一阵子。可吃菜却是个大问题，弄多了放不住，三天两头地倒腾又搭不起人工，所以只能将就一阵是一阵，有时候一棵大头菜得吃上好几天，至于啃咸菜疙瘩和咸盐水泡饭的日子也不在少数。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在大森林里有都是野菜什么的，那是他们根本就没进过森林；其实野菜大都长在荒山野岭和林子边上，真正的老林子里并没有几棵。那是我们在三道沟林场的第二年春天，做饭的大叔采了两回山野菜见大家都吃得挺香，便豁出工夫满山遍野地去找，找到最后，竟然把有毒的“走马芹桶子”错当成“黑瞎子芹”来熬汤吃，结果把大伙都喝得迷迷糊糊，上吐下泻了好几天。后来听山下的农民说，亏得那时还没到五月节，如果到了五月节，“走马芹桶子”长成了之后，我们这伙人的小命就交待了！
在五年的烧炭生涯中，我除了过春节能在家里呆个十天半月，再就是销售木炭时跟着车轱辘转，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摸爬滚打在山场上，有时一个月也下不了一次山。这样一来，家中的大事小情自然都顾不上，甚至想顾也不容你顾。那是九九年的春天，我正带着伙计们在林场的山场员指导下抢时间植树，这时有人上山来告诉我，说我父亲得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我一听立刻慌了神，拽上报信人即去找山场员告假。可是走到半道我又停住了脚——我这么一走倒好了，这七十多人谁来管呢？能按时把树栽好吗？我到底转了回来，只让那个捎信人转告我丈夫去照料父亲。我父亲有病是这样，九一年我小儿子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医院里，直到手术我也没有赶回去……没办法，为了干一番事业，为了更长远的将来，我只能把上对老下对小的愧疚隐忍在心底。
还有一次是在三九天，我外出去联系完业务后顺便背了点菜往山上返，到了林场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因为我急着要上山，林场里特意派了一辆东风车送我；可是山上的雪太大，晚上的路又看不太清，车没走出多远就开不动了。开车的司机劝我说：“高大姐，今天晚上你还是回林场住吧，明天我一定把你送到山上。”我掏出烟来同他各点着一支，抽了几口后说道：“我今天晚上务必得上去，山上已经六七天没吃菜了，再说明天一早就得出窑，我不上去咋行？这样吧，你掉头回林场，我自己往山上走。”我从兜里掏出几片正痛片，抓了一把雪把药强咽到肚子里，然后踏着深一脚浅一脚的雪壳子一步步地向山上走去，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一边走还一边哼着小曲儿，一直走了三个多钟头，到下半夜一点多我才走到跄子前。也许是因为害怕也许是走得太急了，我混身上下都被汗水渗透了……
我在山上烧了五年炭，体重从一百六减到了一百二。至于更年期是啥时候光临的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记得上山的第三年也就是我四十二的时候就绝了经。我想那一定是爬冰卧雪或者是睡凉炕的永久纪念。再有一点是我至今见不得海带，一见到它胃里就反酸——那都是在山上吃伤的。除此之外我还在山上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能驱赶蚊子。
但不管怎么说，我的付出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我当了五年炭黑子，净挣了三十万元钱！
八、囹圄中——反思与丈夫和女儿的感情纠葛
一九九二年夏天，小儿子黄金龙已念到初三。我这小儿子本来是我三个活下来的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可是因为我进山烧了五年炭，一直没有好好照料他，学习成绩也一年不如一年，考初中时也只考了个二流学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震动——虽然我只念过一年书，但我最羡慕的就是有文化的人，也希望儿女们都能成材——天下的父母们哪个不是望子成龙的呢？可是大儿子黄金生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后来想上卫校也因为他爸爸不同意去学了厨师。女儿黄金艳小学一毕业便说啥也不念书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儿子，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培养成个大学生才能弥补一下感情上的缺憾。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我毅然决定不再烧炭了，清理好山场之后便回到了城里。
可是事情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念书那玩艺要比做生意还难办。做生意栽了跟头可以从头再来，而念书却象横垅地走瘸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小儿子的学习成绩始终是在中下游的水平上徘徊，眼看着考高中没什么大指望，更何况他根本也没心思去“学而优则士”，我们两口子一狠心，在他初中毕业后即送他去当了兵……
我在山上当炭黑子的时候，也正是桦甸撤县建市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我的家在九一年就已经搬进了林业局的家属楼里。到我下山之时，城里的高楼大厦已经比比皆是，而正在紧锣密鼓地兴建的办公楼和住宅楼也如雨后春笋。眼见着木材加工的前景广阔，想办个加工厂的念头终于冒了出来，况且我又在山上和森林树木打了整整五年的交道，对木材的生产加工和利用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再也不象五年前那样胆怯心虚了。正巧桦郊乡的木器厂里有一台带锯要对外招租，我毫不犹豫地承租下来。这个木器厂位于辉发河大堤外的太平屯东，虽然在市郊，但靠近磐桦公路，交通十分方便。我马上聘请了锯台上的师傅，又雇了十来个打下手和搬运的力工，先为建筑业干起了模板、门窗料的来料加工。可是加工建筑材料的利润有限，到年底一算扣除各项费用开支也剩不下几个钱。我的心里又犹豫起来：是接着干下去还是改辙更张？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陈莹的女客户到木器厂来找我，出高价让我给她进料加工本地特有的横花色木的径切板。还必须要切成一边厚一边薄的桔子瓣形状。我感到很奇怪——我还没听说有谁专门要薄厚不均的木板的——便问她做什么用。可她竟支支唔唔地回答说是地板块。这我当然不信——地板块哪有薄厚不均的，难道要把地面铺出波浪来吗？我断定她没跟我说实话，而她越不说实话越证明这里边有文章。于是我拉她上饭店去吃饭，想在酒桌上套套她的底细。几杯酒下肚后，她终于透露出自己毕业于音乐学院器乐系。我的心猛然一震：她不是在找做乐器的材料啊？于是我先把她搪塞住，然后即到街上卖乐器的商店去打听乐器的产地——我干事向来爱一竿子插到底，不想让她在我这当二道贩子——商店的老板告诉我最近的乐器厂在营口，我便通过查号台查找营口乐器厂的电话。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了该厂的杨厂长。我报上自己的身份后，问他都生产什么乐器，他回答说有钢琴、吉他和小提琴，紧接着又问我有没有做小提琴背板的横花色木。这下我全明白了，当即把陈莹说的定货规格报了过去。杨厂长高兴地称赞我是个行家，决定立即到这来考察。
因为我跟厂家直接联系上了，自然把陈莹给甩掉了。可是我丈夫这时刚刚办了内退，他听说加工小提琴琴板能挣大钱，也忘了他六年前说过的再不和我“争风吃醋”的话了，硬要我把这个项目让给他，理由是他的两个弟弟都困难，他要带着他们翻翻身。我一听这话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我承认他弟弟家都不富裕，可也没有这样挣口袋的呀？我舍家撇业跟头把式地挣钱又都为了谁？你黄万昌从打上班那天起，开的工资都是单存着的，养家糊口的一切花销也包括帮助这些亲属们，不都是我高桂珍挣的么？谁缺钱张张嘴就不行么，干嘛非要撬我的行？当时我真想跟他干上一仗。可是转过头又一想，觉得不是这回事——是他黄万昌没说真心话——他肯定是觉得跟我一比显得太无能了，要借这个机会长长自己的身价！想到这，我苦笑了一下，坦然地把这个煞费苦心弄到手的小提琴琴板的生产项目让给了他。
我丈夫干这个也不是外行，他马上从贮木场里挑选了原料，然后即同他的兄弟们在我家里设立了加工点，用手锯下毛料，日夜不停地生产，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加工出二十多方，一下净挣了一万多元。
人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怪物，特别是象我这样总想出人头地的人，更看不得别人能比自己强。眼瞅着我丈夫他们占了先，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可是我既然把杨厂长给“转让”了，又不好再要回来，没别的办法，想干就得另辟蹊径。这时我突然想到小提琴是高雅的西洋乐器，首先应该在上海这样最早开放同时又是文化品位最高的大城市里落户，说不定上海还有生产的厂家……。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通过一个在上海做生意的邻居弄了一本上海市的电话簿，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一页一页地查找。到底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上海提琴厂！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个电话打到提琴厂的木材科。可是上海提琴厂木材科的科长一听我这是东北一个不起眼的小厂子，根本就不相信我能搞到花色木，以没时间为由一次次地拒绝同我谈业务。但他没想到我天生就有个犟脾气，只要我认准了，不达目的是决不罢休的。我一连打过去四次电话，对方终于被我的执著所感动，当即答应来我厂看货。那位科长来到后，见我这不仅有合格的样品，还有让他信服的敬业精神，很快和我签定了供货合同。
原来这横花色木是新发现的一种制做小提琴背板的上乘材料，因为属于珍稀树种，对厂家来说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上海提琴厂也没想到会在吉林省的桦甸市发现货源，合同一落笔即催我赶快进料加工。可是麻烦又出来了，这时已到了夏天，林场的采伐作业已经结束，下山的木材早被人挑过一遍又一遍了，上哪还能进到横花色木呢？我打听到常山镇的常青一带横花色木比较多，便马上交待一个朋友上那去收购。
几天以后，那个朋友告诉我说已以收了五米多，让我马上带车去拉。我立即雇了一辆汽车。还带了一块蒙盖的大苫布去往回运。可是装完车刚驶出常青屯时，竟被一个趁火打劫的农民拦住去路，说我们是盗伐林木，如不给他二千元封口钱就上林业站去告发。我平素最痛恨这种敲诈勒索的行径，便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去告吧，随便告。我好汉做事好汉当，宁可让林业来罚我也不给你一分钱！”那个农民一见我不吃这一套，不得不把路给我让开。然而木材运到家后，我左思右想又觉得不对劲——我明明是怂恿了农民盗伐林木，却还理直气壮地耍威风，真就不服天朝管了么？……不行，这种事不是我高桂珍干的，我不能让任何人戳我的脊梁骨。就这样，我又在第二天揣上两万块钱主动到常山林业站去投案自首。这时林业站还不知我弄木头的事，站长听我说了来由之后，也磨不开情面真收我的罚金。我把两万块钱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说：“你别不好意思，大姐我干了犯法的事，该罚你就罚，不能因为我砸你的饭碗。”站长见我这样认真，只好把那些为我砍树的当事人一一找来核实情况，然后依照森林法规的处罚标准则了罚金。
从常山返回桦甸之后，我又一次告诫自己：再也不能干铤而走险的事了！我把运到家的原木按要求组织加工完后，又专程上红石林业局的贮木厂去挑选，先后跑了无数次，最终按要求给上海提琴厂加工了六十多米小提琴背板的半成品板料，请了一节车皮发了过去。
车皮发走之后，我取道大连坐车到上海去验货与结算。那是九三年的秋天，当我乘上大连至上海的轮船时，同舱的一位旅客问我是做什么生意的。我照实回答是做木材加工的，刚给上海提琴厂加工了一批琴板。那旅客又问我货在哪。我说已经用火车发走了，我去验货结算。我的回答让那个旅客大吃一惊。他说如今是什么年头了，人家不给钱你就敢发货？且不知货到地头死，那送一耍赖，你啥都泡汤了！他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一下没了底：是呀，提琴厂要说我的货不合格，我可又输惨了！但转念一想，木已成舟，再怕也没用了，只能听天由命吧。
我到上海时，车皮也正好到站。可是货刚运到提琴厂的院子里，还未给验收入库就赶上了连雨天，这下可把我坑苦了，我真害怕这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加工成的、又是从几千里外运 来的“桔子瓣”木板在苫布下长了毛或是再出什么意外，好说歹说地让厂里同意我住在仓库的打更房里当“看守”，寸步不离地盯着它。这时我身上只有二百多块钱，我还不知道得等上多少天，所以既不敢吃也不敢喝，每天只买两袋方便面填肚子。不大不小的雨一直下了四天四宿才算住点，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可是天晴了之后管仓库的师傅欺负我是外地人，还是不给我验贷，我可真有点害怕了——难道船上的旅客说的话真要在我身上应验？不行，我不能这么傻等着。我一咬牙上附近的小饭店里买了几瓶烧酒和几盘小菜，把管仓库的师傅和装卸工都找到一起来勾通“感情”。我一口气先喝了半瓶酒，然后借着酒劲作了一首打油诗：
漂洋过海来南沪
连绵秋雨才停住，
不知何日回家转
请各位兄弟来帮助……
我没有文化，打油诗自然也作不好，可他们不知我到底有高的水平，只这几句话就把他们都说笑了。我乘势又把剩下的半瓶酒一口全灌进了肚子里，然后学着《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们对大家抱了一圈拳。不知这些南方人是被我这个东北女人的“英雄气慨”所威慑，还是被我的真情所感染，他们也都对我抱上了拳，并立即答应到明天先给我验货入库……就这样，我发来的琴板半成品一点也没受损失，全部验收合格。结账后我一算，这一车皮净挣了五万多元！
我高高兴兴地把现金支票拿回家后，马上又着手进料加工，于九四年的春天又给上海提琴厂发了一车皮。
第二次到上海时，时间比较充裕了，办完了业务之后便去逛街，逛完了南京路又逛淮海路，无意中我看到一家专营红木家俱的商店，出于对木制品的偏爱便走了进去。我一下就被那些古色古香而又高贵典雅的雕刻制品给吸引住了，我还从来没见过雕刻得那么好的圆桌方桌和太师椅，一件件地仔细观察，越看心里越喜欢。我想这么精美的制品一定得是心灵手巧、又有耐性的人才能一点一点地刻出来，象我这种性格是绝对办不到的。那么啥人能这么专心致志呢？我一下想到了聋哑人，聋哑人不受任何声音的干扰，干什么都比正常人专一，要不咋说是“十个哑吧九个灵”呢？对，肯定没错！我回到提琴厂，在厂里招待我的酒会上谈起了这件事，这时周厂长对我说：“你在这看到的木雕还不算是最好的，要想看木雕得上东阳去，东阳木雕闻名世界，是中国的四绝之一，连乾隆皇帝的宝座和杭州的释伽牟尼像都出自东阳……”我一听这话更高兴了，马上表示要上东阳去看看。周厂长当时就派定了一名业务员，专程带我上东阳去参观。
东阳位于浙江省的中部，是个中等的轻工业城市，城中的一条主街上全是展销木雕的店铺，有装饰豪华的办公用品，有造型典雅的居室用具，还有各式各样的壁画和摆件，直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为我做向导的业务员还特意带我到东阳的木雕总厂去转了一圈。这时我发现那些白净细腻的木雕制品竟然都是用东北的紫椴木来雕刻的，这让我的心头又为之一震：为啥非得把木头运南方来加工？要是在东北就地雕刻岂不更好？于是我一边观摩一边暗暗在心中盘算：等我将来有机会一定也办个木雕厂，就招些聋哑人来干，让紫椴木在东北也别光割菜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回到家后，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私收色木又东窗事发——一张逮捕令把我关进了监狱！
那是一九九四年夏天的事。市人大代表在视察工作时，发现林业部门有以罚代处的问题，把我怂恿农民盗伐林木当做了典型案例，理由是我虽然没从农民手里收到多少花色木，但农民们盗伐的立木材积却达到了几十米，已构成刑事犯罪，而林业站只收罚款显然是以罚代处，必须重新以法论处……就这样，我于六月二十七日以盗伐林木罪锒铛入狱。
一个一心想干点事业，并不是存心跟法律开玩笑的人一旦走到了这一步，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面对铁窗高墙，我既使有千言万语也难于言表。说心里话，我感到自己太冤了，冤的是我一棵树也没砍，而且又主动承认了错误，并替所有砍树的人交了罚款，怎么还能把我定为盗伐犯呢？是我承认错误承认错了，还是压根就不该去交罚款？我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事到如今我再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若是推脱还把得别人都牵扯进来，莫不如自己将错就错地认了这壶醋。
我这时真有点恨我丈夫。如果不是他非要压我一头，硬把营口乐器厂的生意给抢了去，我何至于错过了采伐期去私收木材？又何至于到这里来受罪呢？我挣钱又都是为了谁呢？难道我挣钱也是罪过？为啥非要拆我的台呢？……我越想越有气，越想越恨他，越想越觉得窝囊……说实话，我要早知道他是这号人，即使不跟他“打罢刀”也不能对他太忠诚了，比他好的男人多的是，对我有意思的也不是没有……
——记得我在常山的时候，公社企业办里有个会计，是个当兵的出身，长着一米八的大个头，办事果断，为人又正直，不象黄万昌总是婆婆妈妈的，还一肚子小心眼。因为我在工作上常和他打交道，他对我也特别有好感，无论是公社里会餐还是举行什么活动，他都愿意和我坐在一起，还经常过问我的工作和生活，体贴之心无微不至，无论哪方面都比他黄万昌强多了。我只要一碰上他瞅我的眼神，心里就怦怦乱跳，真想一下扑到他的怀里。可是我和他毕竟都有自己的家庭，我既不能对不起他老婆，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所以我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就那么跟他相处了十来年，也没干一点说不出口的事来。直到我家搬离常山的前一天，他来送行时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我们今生无缘，但求来世吧！”
……难道我对他黄万昌做的还不够吗？难道我命里该着就得受这种报应吗？可话又说回来，尽管他黄万昌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尽管我们这种先结婚后恋爱也没“练”出多少爱来，但他在我的心里又始终占据着丈夫的位置；他上山时我担心他迷路，他进屯子我怕他被狗咬，他无论上哪都让我惦记……归根到底一句话，我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没有，一点也没有！我觉得我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作所为的每一件事都是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我没存心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如果硬要说我有对不起谁的地方，那也只有我女儿，是在我女儿的婚姻上。可那也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
——女儿黄金艳自小长得就漂亮，在十七岁时就被一个小子给相中了。那小伙子是水产公司的工人，虽然人长的一般，但特别能干，又会来事；被女儿领到家来后不管啥活都抢着干，特别讨人喜欢。可是不知为什么，金艳跟他处了一段时间后却要跟他分手。但那小伙子不死心，听说我要上山去烧木炭，特意在单位里办了停薪留职，一直跟我在山上干了二年。我看他那么卖力气，按最高档次给他开五千块钱工资，可他一分钱也不要；后来我要认他当干儿子，他也死活不同意。一句话：他就是要娶黄金艳！这可把我逼上了绝路——那时候，因为对象搞不成杀人放火扔炸药包的事比比皆是，我真怕他走极端干出点啥事来——我只能咬紧牙关回过头来做金艳的工作，让她用青春来补偿小伙子对我家的付出。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办法？难道我只能顺从女儿而硬把那小伙子踹出门去？结果是我花了一万三千元来娶姑爷，硬逼着女儿嫁给了他。就因为花了这么多钱，小心眼的黄万昌还跟我干了一仗。而女儿的委屈更让我痛在心上，她足足跟我别扭了二年还不算，愁到极处，她把自己的胳膊都用烟头烧出了花……
我在狱中有都是时间回顾我四十六年走过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我除了对不起女儿之外对任何人都无愧无悔，同时我也相信我没什么大罪，用不了多久就能出去。所以我也不必费脑筋去为我的案情编造什么理由，更不必对自己灰心丧气，每当检察院来人提审我时，我都是直着腰板坦然自若地走出门去，乃至于还遭到过一个看管人员的谩骂：“她娘的，看你这趾高气扬的样儿，哪象是蹲监狱呀，倒象是中央首长来视察！”我淡淡一笑，仍然走我的路。也是因为这一骂，反而让我在心底升起一股强大的动力，我发誓在出狱之后一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让广播电视和报纸都能正面报道我，彻底改变我今天做为阶下囚的形象！
九、志未酬——三十八万付诸东流
因为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勇于承担全部责任，只在监狱里蹲了两个月零十七天，便被取保候审先放回家。后来经开庭审理，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缓期五年执行）。
又因为我进监狱跟丈夫不无关系，所以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黄万昌算账。我把我嫁给他之后的三十年里所做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摆到了桌面上，我问他这家业哪一点不是我创的？到底我哪一点做错了，哪一点对不起他？为啥他现在要拆我的台，绊我的脚？我从天黑一直问到天亮，直把他损得象霜打的茄子，还觉得没把气撒完。最后我跟他说：“我不能再受你的制约了，我要三年的决策权；在这三年之中无论我干什么你都不能干涉，而且还得服从我。三年之后我再把权力‘完璧归赵’。”因为他也觉得心中有愧，不得不屈尊一下“大丈夫”的形象，点头答应了我。这个决定是我在监狱中就谋划好的。我在监狱中痛恨丈夫的时候，听到同室的狱友偷偷哼唱过一首很熟悉的电视剧里的歌——因为我几乎没有看电视的机会，所以究竟是哪个电视剧的里歌我也说不上来——她唱的是“……女人不是水，男人不是缸，命运不是那辘轳，要挣脱那井绳……”这首歌正唱出了我的心声，我从来就没想做象水一样装在缸里的女人，更不肯象辘轳一样在身上缠满绳子，过去是这样，今后更得是这样！所以我要名正言顺地行使一回权力，以我自己的方式来洗刷耻辱、重创辉煌。实现我咬着牙根埋在心底的愿望！
在我被抓走之后，外界都以为我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承包的带锯车间也立马停了产，连雇用的工人也都四散而去。当我重新走进木器厂里，一看是这种情况，只能站在空无一人的车间里仰面苦笑。就在我思考着怎么恢复生产，再从哪起步时，上海提琴厂木材科的陆科长给我打来了电话，叫我马上赶到上海，去同广州乐器厂的老板洽谈色木电吉他琴头的生意。这个消息真象是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盏指路的明灯，让我把所有的沮丧一下子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马上收拾一下行装，赶到长春去坐直飞上海的飞机……
当飞机翱翔在万里长空时，我的心情依然很激动，我想就凭我高桂珍为人处事的坦荡胸襟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胆略和气魄，只要我不再干违法的事，就一定能在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而且还能站得更高、更稳！
我到了上海，同广州那位老板见面之后，谈得非常融洽，很快就签定了由我用色木白边生产电吉他半成品的供货合同。之后我一刻也没敢耽误，马上坐车返回来筹备生产。那些四散而去的工人看我又重打鼓另开张了，也都纷纷回到了车间来上班。这时正是冬季采伐的好时候，我也需要在此时购进原料。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世态如此炎凉，就因为我是一个刚被判了刑的罪犯，昔日那些和蔼可亲的面孔都变得扭曲、狰狞，谁见了我都象躲避瘟疫似的恨不得多生出两条腿赶快绕开。我哪能受得了这个？干脆我不再向任何人去递小话，宁可上木材贩子手里去高价购买。我在货场和林场之间往返奔波了十几天，终于购进了一百多米色木，很快组织起生产，并于两个月后用集装箱给广州发走了二十多米吉他头毛料。与此同时，我还拣起了小提琴背板的生意……
一九九五年春节后，桦郊乡木器厂重新发包。当时这个木器厂除了我从原承包人手中二次承包的一个带锯车间外，另外也只有做仓库的两栋厂房和一个办公室，我先前承包的带锯和另一台轮盘锯都是原承包人自己的资产。但我看准了这是个能让我大显身手的场所，便在三方竟争中踊跃投标，以每年上缴一万五千元的承包价把厂房经营许可承包下来，同时又花了八千五百元的高价从原承包人手里买下了他的带锯和轮盘锯。我和乡政府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承包合同。这时我可以直接面对乡政府，再也不受原承包人的二次盘剥了，我心里也非常高兴。正好这时大儿子黄金生和女儿黄金艳都另立了门户，小儿子还在部队里当兵，我索性把家都搬进了厂里；因为我跟丈夫有三年决策权的君子协定，他愿意不愿意也得服从我。我让丈夫跟我一起住在办公室里，由他来辅助我工作。
全面接收了这个木器厂之后，我马上又招来十几名下岗职工充实到各个岗位上，紧接着又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陆续购进了四百多米色木，全力以赴地生产吉他头和小提琴背板。与此同时，我还同一家钢琴厂联系上，准备在这批吉他头的货款返还之后再增加钢琴外壳的生产项目。为了便于指挥生产，掌握工人们的心态，我每天都和工人在一起吃大锅饭，一有空就和工人在一起干活。因为在我的厂子里干活的工人都是由我供吃供住的，我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还特意养了一窝猪……
如果不是九五年七月那场桦甸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洪水，我的人生履历决不会是现在这样……
盆地中的桦甸市座落在松花江最大的支流辉发河的岸边，辉发河发源于吉林省的西南方，由柳河、一统河、三统河等几条河流汇聚而来，途经桦甸之后再向东北方流出二十公里即注入桦花江中。那年夏天桦甸的雨水也并不是特别大，但据广播电视报道，在辉发河上游的柳河、辉南一带已经洪水泛滥，因而导致辉发河水暴涨起来。因为我的木器厂地处辉发河北岸的护城大堤之外，抬眼即可看到汹涌的激流。眼看着辉发河的水位在日日升高，浑浊的激流卷着浪柴漫过了河床之后又漫过了河砍上的庄稼，一步步地向厂区逼过来了。这时我的厂子正在热火朝天地生产，大部分木材已经加工成了小提琴背板和吉他头，正在自然风干阶段，而没加工的原木还都在等着上锯台。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一旦被洪水冲走，我将连一根稻草也捞不到，所以我一点也不敢疏忽，马上动员大家采取行动，先把未加工的四十多米原木用铁线一根根拴起来，链到厂区中的一根水泥电线杆子上，然后又把价值三十多万元的小提琴背板和吉他头的毛料都搬进了仓库里，连同我养的一头母猪和七头已长到三四十斤重的小猪也放好猪食一起装进了仓库，最后钉死了门窗。做完这些之后已经是七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了。
我以为做了这些该是万无一失了。听老一辈人讲，桦甸县历史上只遭遇过两次大水，一次是在伪满时期，一次是在一九五三年。伪满时期发大水时还没有辉发河大堤，那时辉发河是从现在的城中穿过去的；也就是因为发了那次大水才修起了大堤，把辉发河圈出了城外，让它绕城而过。五三年那次大水又被临时加高的大堤给拦住了。从那以后辉发河便再也没对桦甸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过威胁。我虽然没见过那两次大水究竟有多大，但我想这大水再涨也不能涨到天上，它总会有个限度，而且它也不能只涨不消，即使把厂子泡一下也不会有多大损失。但为了预防万一，我们还是在距离厂区一百米的北山坡上搭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大窝棚，做为人员撤离厂区后的栖身之所。除此之外，还特意从渔场借了一条打鱼的铁船，锁在大堤内侧的湖边，以备情况紧急时弄到厂区来救援。
七月三十日这天，处于我们木器厂坡下的炭棒厂先进了水，在乡企业办于文魁主任的指挥下，我还带领工人趟着没腰深的洪水去帮助他们抢运设备，直到把所有的设备都弄到了北山坡上。
时间到了七月三十一日的早上时，洪水已经漫进了厂区，看到那些原木漂到了水面上，只因为有铁丝拴着一根都没有冲走还都觉得挺好玩。紧接着洪水已逼到了仓库和我们住的办公室的房根前，可我和工人们仍然固守着阵地，谁也不愿尽早撤离。到了这天中午，辉发河大堤尾端的四水门处已经决口，洪水灌进了桦甸城中，逃难的人群也象洪水一样从厂区后面的公路上向西面奔流。但我们还是一动没动。因为身家性命都在这呢，我们能忍心离开吗？直到八月一日的凌晨，桦郊乡的田乡长乘船来到我们厂子附近，用高音喇叭向我们喊话，勒令我们立即撤出。这时洪水已经涨到了我们屋的炕沿前，我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坐上借来的船撤到北山坡上。此时桦甸城里已经灌满了水，天亮之后，我们又跟着田乡长开着借来的船进到一片汪洋的城里去救了一天人。
八月二日这天早晨，洪水已经把厂房和仓库都淹没了大半截，那根拴着原木的水泥电柱在水浪的冲击和原木的牵引下左右摇晃着。我急忙叫人去抬船，想乘船进厂去往山坡上抢运，谁知船竟不见了！这时我可着了慌，连忙到渔场去寻找，以为是渔场又给收回去了。结果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船在半夜里就被乡企业办书记张喜成的大儿子给偷走，开进城里拣外捞去了！我顿时傻了眼，一屁股坐到了堤岸上……
等我又回到厂里时，洪水已经快没到屋顶了，但见锁在仓库里边的猪嗷嗷叫着撞开了屋顶，一只只地浮走了——原来猪都是会游泳的！可猪跑了是小事，仓库里装着的小提琴背板和吉他头可不能顺水漂走啊！我知道所有的动物在大难临头时都比人更有灵性，看来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没了船我也只能听天由命，眼巴巴地看着厂子在洪水中挣扎了。好在这时水面还比较稳，仓库里的乐器材料并没有漂走多少。且不知更大的厄运是在后面……
原来在桦甸市区东部的辉发河上有三座大桥，一座铁路桥和两座公路桥。最下边的公路桥是建国初期修建的，因为桥面太窄桥身也略低已基本废弃，现在只有少数行人图近便才偶尔从上面通过。但谁也没想到这座老桥却在洪水中做了怪。当洪水的水位接近桥面时漂流的杂物堵塞了桥孔，而且越积越厚，最后形成了一堵墙，使桥上的水位要比桥下高出一丈多。如果没有这座桥来挡横，我的木器厂也不会泡在水里，更不会严重威胁着上段辉发河大堤的安全。
时间到了七月三日，当灌进桦甸市内的洪水出现消退的迹象时，政府为了保住上段辉发河大堤，毅然决定炸毁那座老桥来泻洪。随着远处几声惊天动地的炮响，我们眼前的洪水骤然委缩下去，但委缩的洪水却产生了巨大的引抽力，把悬浮在水中的一切都席卷而去！
因为水面上的漂浮物一直很多，所以在洪水消退时到底都卷走了什么谁也没有看清，等到水位退到膝盖以下，我们趟进厂里去检查时，这才发现除了十几米拴得结实的原木和几台铁骨钢身和设备外，剩下的只是空荡荡的房子，其它的一切都没了踪影！
我围着厂区慢慢走了一圈，只觉得脑袋涨得比磨盘还大。我丈夫这时紧跟在我身后，含着眼泪给我算账，他说：“小提琴背板和吉他头价值三十多万，再加上几万元的原木，最直接的损失也有三十八万……”我何尝不知道能有多大的损失呢？不用说这个厂子，从我走出家门开始创业的那一天起，一笔笔一宗宗的账目都在我心里装着呢。我更知道的是这三十八万是我当了五年炭黑子的汗水和艰辛，是我以身试法的代价，是我赖以重新做人、再创辉煌的希望……但我却没有哭——除了把小娟扔掉和我爹死的时候我哭过，其它任何时候我都没哭过——我只是傻愣愣地这看那看。我丈夫又说这笔账得找张喜成去算。不用找，张喜成闻讯就赶了过来，他一看我们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与他儿子偷船有直接关系，一脸羞愧地表示全由他来赔偿，就从他的工资里按月给扣。我听了这话只能苦笑一下。我知道他这个管乡办企业的头头有多大脓水儿。本来他的家庭就不富裕，再来赔偿我还活不活了？于是我回答说：“算了吧，就是砸了骨头卖钱你也赔不起呀，能记住这笔账就得了！”张喜成听我这样说更不知如何是好，愣怔了半天又从兜里掏出八百块钱来表示歉意。三十八万都没了，还能要他八百块钱吗？我说什么也不收，但他还是硬塞给了我。正巧这时我厂一个老工人的父亲在跑水途中犯心脏病去世了，无钱来安葬，我转手就把这八百块钱给了他。这件事我如果不是让人记在了回忆录里，会永远把它埋在心底的。
我丈夫知道我回绝了张喜成的赔偿意愿后，一劲地埋怨我傻。我是傻，但那时候傻的不光我一个，叫大水给闹得人人都傻——那是八月六号了，仍然住在北山上的人不知从哪弄了一头大肥猪，几个人正在那杀的时候，不知哪能个调皮的小子喊了一声：“快跑哇——水又来啦——”他这一喊不要紧，所有的人又一窝风地朝西边跑去，那头正准备开膛的肥猪也扔下不要了，叫我们给拣个正着。因为我也不知道仍然泡在水里的桦甸城得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供应，便做了最长远的打算，把这头二百多斤重的肥猪不管是瘦肉肥肉，整个都熬了油，装了满满一大缸……
十、重起步——借款借地再展宏图
洪水不光吞嗜了我家价值三十八万元的财产，还给厂区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淤泥，淤泥在大热的三伏天里腥臭难闻，所以我们回到厂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清洗那几台劫后余生的设备，铲除这些讨厌的淤泥。
八月九日这一天，我还在指挥员工们清除淤泥时，看到不断有汽车满载着白面从桦甸城内向外运输，顿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仔细一打听，知道是粮库里正在处理被洪水淹过的面粉，才一块钱一袋。我一想白面装在口袋里水是渗不透的，何不趁便宜去买一些来“备战备荒”？于是我揣上家里仅有的一百二十元现款，马上到太平屯里找了一辆四轮子拖拉机，让车拉着我进城去，看看能不能买到过水面。
这时桦甸城里的积水已消退了不少，个别高岗处已经露出了旱地，大部分地方的积水也只有没膝盖深了。因为在洪峰到来之时市区中的人民都已经撤离，而且水电、通讯等公用设施也都切断了，所以这时只有极少数人滞留在市区中，显得死气沉沉。我们开着拖拉机直接来到了粮库，一打听处理的过水面果真是一块钱一袋，于是我便买了一百二十袋，和司机俩趟着水装上了车。拉到家后，我们打开过水面的袋子，往干净的塑料袋一折，每口袋都能倒出一半的好面来，结果这一百二十袋共倒出两千多斤。这笔账叫谁算都是大便宜，于是我准备第二天还去买。可是这时我手里已经没有现钱了，连雇的车钱还是欠着的，银行里尚存的几千块钱又取不出来，只能去闯闯大运了……
第二天，我又叫上丈夫和一个工人与我同去。到了粮库时，我先报上我的字号和身份，问他们能不能赊给我一车，可以拿我手上戴的金戒子做抵押，等银行开业后即来还款。但是卖面的人说什么也不干。我问清了粮库里管储运的是周局长时，便爬上办公楼去找周局长。没想到周局长这时正为大水泡了粮仓而窝了一肚子火呢，他听了我的来由后，铁着脸对我说：“你才有二十多人要吃饭，可我这上百吨的粮食都没了，能够多少人吃的？对不起了同志，我不能帮你！”我一看在这个非常时期没有现钱是不行了，便让我丈夫和车先等在粮库的大门口，自己到城里去找人借钱。我先找到了很熟悉的市人大刘主任的家，因为他家住在市政府专建的二层干部楼中，地势较高，水也早撤了。可是到他家一看是铁锁头把门，人还都没有回来；正为难时，一抬头看见了与他住邻居的是已经退休的候县长，此时正在自家门前收拾杂物呢，我便壮着胆子走上前去，先对他鞠了一躬，然后说：“候县长，您可能不认识我，但我认识您。我是桦郊乡木器厂的厂长，有二十来个工人得吃饭，想买点粮库处理的过水面，您能不能借给我三百块钱？”候县长等我的话音落地，马上掏出三百块钱递给了我。我高兴地连声道了谢，转过身即向粮库跑去……
可是当我又回到粮库大门前时，已经是晌午时间了，这时前库的面都已经卖完，只剩下后库的了，而后库距离前大门有七八百米远，必须得趟着没膝深的污水一袋袋地扛过来。我丈夫一看是这种情况，先打了退堂鼓，他说：“干脆给了车脚钱回走吧，家里又不是没吃的，这么老远，还得趟臭水，咋去扛呀？”我一听这话可真来了气，马上回敬他说：“家里那些够一年吃么，就这么白等了一上午？你不干就给我滚蛋！”我趟起水就朝北库走去，一下先扛过来两袋面。跟我来的工人和开拖拉机的小司机受到了感染，也都跟着我趟起了水。我丈夫一看是这种情况，也只好拧着鼻子跟上来……就这样，我们一直扛到晚上六点钟，又扛了一百二十袋。事后那个开拖拉机的小司机问我：“高厂长你今年多大了？”我回答说：“四十八岁。”他又说：“你可真是个铁人哪！”我谈谈一笑道：“铁人到是称不上，不过是科班出身。”小司机又问我是什么科班，我使劲瞪了丈夫一眼，回答他说：“是吃苦受累的科班！”
洪水渐渐消退之后，受灾人民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家园；房子泡倒了得重盖，棚子冲走了得另搭，所以厂子也热闹起来，每天到这来加工木材的人排成了大队。我一看这种情况，首先恢复了对外加工。为了提高效率，我在银行开门的第一天就把那几千元存款取了出来，到街上买了一台油锯和锯条，配合带锯和轮盘锯为灾民们切割木料。那时也不知哪来那么多大苍蝇，木板下锯后没等撂到地上，马上就糊上黑压压的一层；它还不管你头上脸上，越烦越糊，轰都轰不走，一不小心就吃到了嘴里；单是我的办公室里一天都能药死一撮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工人仍在努力工作，日夜不停地忙碌，没有一个叫苦的。几个月下来，净挣了一万多元的加工费，但我一个钱也舍不得乱花，拿上这笔钱到沈阳买了一台磨锯机——以前带锯和轮盘锯的锯齿用钝了都得拿到市内去磨，既耽误时间又不方便，还得另支一笔费用。自己有了磨锯机，一切都解决了。
这一年深秋时，上海钢琴厂给我来电话，要我提供加工钢琴部件的板方材。可是我哪有进原木的钱哪？思来想去了半天，我给对方的答复是等我购进原料之后即给他们去电话。给钢琴厂加工板方材显然是赚钱的，可是我没钱也只能干瞪眼，当务之急是得马上弄到钱。可我这时既处于缓刑考验期又没有可以抵押的财产，要想贷款门也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高息抬钱。为此我不厌其烦地找这个找那个，足足找了半个多月，最后终于找到两个相信我的人，一个是以月息四分的代价借了十万元，另一个是通过熟人介绍的，以月息三分借给我十万二千元。我这人办事不欠人情，通过熟人介绍的我又给那位搭桥的熟人另划出一分利，等于两份款项都是四分的利。虽然抬钱的利息很高，一年差不多得贴付本金的一半，但在我几乎是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有人敢把钱借给我，已经让我十分感动了！
有了这二十万二千元的进货款，我一方面到红石林业局去进木材，一方面同上海钢琴厂联系。时间不长，上海钢琴厂来了木材科的正副科长和一个技术员，同我签订了合同之后又留下那位技术员来监督加工。我先后共进了三百来米原木，加工了一冬天，总计给钢琴厂发去三个火车皮和一个加长汽车的产品。其中的一个火车皮还是在大年三十晚上装的车……
给钢琴厂加工产品使我的企业又从劫后余生中昂起了头。但因为钢琴厂的货款不好结算，影响我的资金周转，后来我也不再给他们供货了。
时光到了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在同广东几家乐器厂联系做其它乐器配件的同时，又开始筹备酝酿已久的木雕厂。我打听到桦甸市有个聋哑学校，便通过该校掌握了聋哑人的去向，事先预约了几个聋哑人到我的厂里来学雕刻手艺。做好这些准备之后，我在前往广州洽谈生意的时候特意又到浙江的东阳去了一趟。这次我是带着小儿子黄金龙一道去的。小儿子已经当兵复员，正在等待分配。我们到了东阳之后，不光对木雕工艺观摩一番，我还以每人每月二千五百元的高薪聘请了三名师傅到东北来传授木雕技艺。这三名师傅一个是打毛坯的，一个是打细光的，一个是管涂漆的。把这三位师傅带到家后，让他们在整个厂区中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作业场所，并马上招来六名聋哑学校毕业的男学生，让他们带着工资学习雕刻壁画的技艺。与此同时，我正式注册了桦郊乡木雕工艺品厂的营业执照。
厂子又象模象样地运转起来，已经是九六年的夏天了。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和雨水逐渐增加，一年前那场洗劫了我三十八万元财产的洪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心中突然冒出了得把厂子搬迁到大堤之内的想法——搬进“圈里”卯大劲也就是被水淹一下，绝不会把家当都冲走，相对比较总要比在大堤外安全许多——于是我抽空就跑到大堤之内的市区周围去寻找新的落脚点，西起市委党校，东至集厂子，北至钢铁厂，南至自来水公司，整个市郊都叫我走遍了，最后我看中了位于永吉街曾经是花园式企业的物资局仓库所在地。因为物资局的这个仓库早废弃不用了，此时这几万平方米的场地上只有几栋空荡荡的库房，院子里长满了没人深的蒿草。我看中的正是它宽敝的场地和闲置的库房。我想如果能把这块地方租下来建厂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把我的想法向乡里分管我的企业顾问也是原物资局的老局长做了汇报，想请他帮帮我的忙。但是老局长一听却连连摇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高厂长啊，你不是做梦吧？我不怕你生气，叫我说你不但是做梦，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那么大的国有资产怎么能租给你呢？不现实，太不现实……这个忙我是帮不上，你也打消这个念头吧！”我一听这话不由得在心里发笑——已经改革开放到这种时候了，咋还有这样的老脑筋，难道国有土地就该扔在那荒废着么？我慢慢站起身说：“老局长，你帮不上忙不要紧，但你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不出三个月，我准能办下来！”
我向老局长夸下了海口后，即去找物资局的司局长。因为司局长是常山人，和我算是半个老乡，对我也很了解，知道我是个踏实能干的女人；但他也不敢马上答应我，让我耐心地等他的消息。一个半月后，司局长经向市里的领导请示后给了我答复：允许我租用一栋五百平方米的库房和库房后面五千平方米的土地，每年交一万三千元的租金，租期为三年。这大概是桦甸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国有土地租给个人办企业吧！
那位“顾问”乡办企业的老局长得知我真租到了物资局的地方，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再也不想见我了，以至于后来我几次邀请他都借故回避，这让我的心里反倒很不好受。
我租到了理想的建厂之地后，先雇人清除了院内的蒿草，盖起了带锯棚子和成品仓库，然后又把那五百平方米的库房改造成木雕车间和工人宿舍与食堂、别外又划出一间屋子当办公室。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在举国欢庆建国四十七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的桦郊乡木雕工艺品厂正式搬迁到新厂址中……
十一、迎难而上——在商海搏击中实现自我
因为厂址搬迁纯属我个人的意愿，而我与乡政府签订的三年承包合同还没到期，我便把带锯和轮盘锯都留在了原厂，又为乡政府找好了接替我的经营者。这样一来，我的搬迁等于是重打鼓另开张，不仅设备得新上，连厂名也得更改。我索性把厂名变更为桦甸市塞丽木雕工艺品厂，又一齐上了两台带锯，把搬家和安装调试设备耽误的时间一下全补了回来，到九六年的年底一拢账。这一年净挣了十万元钱。不过我虽然更改了厂名，却没有更改隶属关系，直到现在也仍然是桦郊乡的集体企业。
一九九七年的生产是按部就班的，但我与丈夫要的三年决策权在秋天到期，我看他好象把这事给忘了，就提醒他：“咋样啊老黄，我的‘任期’快满了，该把权力还给你了吧？”他一听这话脸先红了，愣了半天才说：“你不是拿我开涮吧？这几年我一直为你看家护院管后勤，生产和销售都是你一个人把着，从家里的工人到外面的客户都是认你不认我，你交了权不是成心看我的热闹？”我笑了：“这么说你想让我继续当家了？你可别后悔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三十多年都过去了，论经营和管理你都比我强，算我服你了还不行？再者说，到啥时我都是你丈夫，你能耐大了我也跟你沾光，啥叫后悔不后悔？该咋干你就咋干吧！”
我丈夫这回说的可是真心话。要说在早他还不大服我，是因为他一直被工作给牵着，始终觉得自己没拿出混身的解数来跟我比试比试；通过这三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当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又一次让我们倾家荡产之时，我非但没有就此倒下，而且很快就稳稳地站了起来，又出其不意地把厂子搬迁到了几乎不可能得到的地方，让他不得不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丈夫对我服了气，家族内外的亲戚们也都一轰声地围了过来，都想在这个大有希望的企业里找一份工作。一开始我磨不开情面，也都从优给安排了，其中一个亲戚还给安排到副厂长的职位上。可是时间一长我发现这种做法决不是明智之举，越是近亲便越帮倒忙，力气都不想出，而好处却都想捞，这样下去这个企业不得垮台么？于是我又狠下心来把亲戚们一一辞退，开始在社会上物色那些德才兼备、又有一技之长的下岗职工……
这时，我满寄希望的木雕产品又给了我迎头一击——也许是东北的木材太多的缘故吧——这种由聋哑人精雕细刻的工艺品不仅在桦甸甚至在整个东北都找不到销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由市残联两次带到残疾人工艺品展销会上，却一件也没有卖出去！当残联的同志又一次把拿去的壁画原封退还给我之后，心里的滋味可真不好受。没办法，牙咬碎了还得往肚子里咽，我只能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当成一次教训，当机立断地中止了木雕生产，让那三位从东阳请来的师傅高高兴兴地揣上几万元的高额工资打道回府。可是请来的师傅好打发，招来的聋哑人怎么办呢？看到他们一个个扯着我的衣角眼泪巴巴的可怜样，我的心又揪到了一块儿——他们已经辛辛苦苦地学了近一年，虽然可以说有了一技之长，却突然又没了用武之地，而我一摇头他们就得另找出路——哪有愿意要残疾人的地方呢？我就让这些聋哑孩子们满心欢喜地随我而来，再垂头丧气地离我而去么？我绞尽脑汁地想了好几天，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些聋哑孩子再推出去，那样既对不起社会也对不起我的良心。于是我把他们都留了下来，先安排到带锯车间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然后又考察市场，寻找既适合他们干、又切实可行的新项目……
我发现桦甸城里有几家做地板块毛料的，觉得这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标志，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便跟老板们攀谈，了解到一米原木能出十八平方米地板块，而一平方地板块毛料可卖四五十元钱，于是我又利用到上海送货的机会特意到徐家汇地板城去了解成品地板的行情，得知成品实木地板一平方可卖到一百二十多元，细细一算利润还不薄。回到家后我便不顾众人的反对，毅然决定上这个项目，当然还是照我以往的习惯做法要一步到位，直接生产出成品；工序一多，也好来安排聋哑人的工作了。
因为上新项目需要厂房和设备，至少也要有二十万才行，而我先期借的二十万二千元还没还清，我不想再借高利贷了，便找到乡政府，请求帮助我联系银行的贷款；但银行以我没有足够的财产做抵押，说什么也不给我贷，气得我连着喝了两天闷酒，一下喝出了脑血栓，连话都说不清了，不得不住了一个月的医院。
出院后仔细一想，我高桂珍什么风浪都闯过来了，只为了少拿点利息就跟银行治气也太不值得了，干脆还是抬钱吧！于是我又找亲朋好友帮我抬了二十万，加租了物资局仓库一栋五百平方米的库房，并且聘任了一位曾经在木工厂里专门摆弄机械的人来担任技术厂长，和我一起到木业机械闻名全国的牡丹江去购买做地板块专用的四面刨。
九八年六月份，一台价值十四万八千元的四面刨买了回来。按理说还应同时购买一台三万六千元的双头铣床才能生产，可这位新聘请的技术厂长说不用花三万多元买现成的，只要用一万三千元买材料他就能做一台。我一听这话自然很高兴，回家后既让他动手来做。哪成想叫他花了两万多元，做出来的铣床却不能用，不仅耽误了时间，又白白浪费了两万元钱！另外这位技术厂长还说他会使四面刨，结果一上手他就先把刨床的工作台给造坏了。我一看这个技术厂长的“技术”早已经过时，只剩下吹牛的本事了，便毫不客气地辞退了他。这时又有人向我推荐了一位黑龙江省来的会修理铣床的师傅，看过那位技术厂长扔下的“铣床”之后，胸有成竹地说能修。于是我又出八百元的月薪让他来修理。哪知他又买三千多元的材料还是没能修理好……几经折腾之后，最后从辽宁省请来一位专做地板块的师傅，他一看那台前任技术厂长的杰作根本就是一堆废物！没办法，两万多块钱到底都打了水漂，我不得不再拿出三万多元来老老实实地去买铣床。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一九九年春天，地板块生产总算试车成功了。
通过上地板块这个项目，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谁的话都不能轻信，凡事必须三思而后行。再一点是也不能怕走弯路、错路，只要意志不垮，就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
地板块正式投产之后，我又招收了十几名男男女女的聋哑青年来带工资学徒，把烘干、挑料、刨光、砂光、上漆这些容易操作、危险性又小的岗位都让给残疾人干，看到那些残疾孩子们高高兴兴的样子，我的心里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时又有一件事对我触动也很大。一个在山东枣庄开乐器厂的韩国籍老板亲自到我的厂里来，定购一批制作吉他的小规格楸木板材，因为定价很高，签了合同后，我把别的任务先挤到一边，给他突击加工，并如期发了货。货到之后，那韩国人也在验收单上签了字，可是后来他一核算觉得自己有些吃亏，就找借口硬说我的产品质量不好，发涵来要我厂去人重新复检，否则将要在十天内把货返回。其实我对自己的产品是心中有数的，何况我也早听说过韩国商人做生意挺搅牙，恐怕出现什么问题，特意叫人精心选材后板板正正地加工的，质量上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派人去检验，宁可让其压点价，也许以后这个生意还能继续做下去。可是我也来了脾气，就是不怕这个“洋鬼子”，宁可生意不做，也不能灭中国人的志气，我立即找到一位律师，据理力争地给他发去一份“告知书”，言明了如果他不按合同支付货款，我将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让他按合同中规定的上桦甸市来打官司。这个韩国老板一见我毫不妥协，只好乖乖地支付了货款，当然，此后那韩国商人再也不与我交往了。为此事，在家里家外我也落得过埋怨，但我并不为此后悔。我觉得搞企业不能只为了“利”而不顾“义”，不能唯利是图。
为了加强管理，使企业象模象样地稳步发展，我吸取了以往的用人经验，一不再任人为亲，二不再轻信介绍，凡是应聘者须经过试用期考察，合格之后再固定相应的岗位。这样，我又先后聘任了原林业局贮木场的三名同志到厂，让担任过贮木场车间主任的杨树山同志担任我厂管理生产的副厂长，让担任过检尺组长的倪师傅来担任制材车间主任，让高材生罗立华同志来担任行政干部。与此同时，我还请专人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有“工厂管理制度”、“五大纪律”、“安全防火制度”、“员工守则”等等。工厂管理制度是这样定的：
一、会议制度。每日一次碰头会，汇报当天生产情况；每周一次座谈会，交流工作情况；每月一次全厂大会，总结生产情况，征求员工意见。
二、层层负责制度。工人对部门主任负责，部门主任对厂长负责：对各部员工的管理、留去，由各部主任决定。特殊情况报厂长批准。
三、书面布置工作制度。下达生产任务由厂长与部主任签定合同书。部主任按此领导生产，厂长按此检查验收。
五大纪律是这样定的：
一、保证安全生产，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严禁非本岗位人员擅自摸碰机器设备，如有违反发生事故，其后果责任自负。
二、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不迟到、不早退，作工要聚精会神，干好本岗工作，遵守时间，上厕所不准成帮结伙。
三、间歇时要在各车间有秩序地休息，不准到其它车间里乱窜，不准吵闹喧哗，不准从事有碍他人休息的活动。
四、上岗期间要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上，严禁消极怠工，不准无理取闹、打架斗殴，不准奇谈怪论，不准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如有超出正常活动的行为并造成不良影响者，厂方对其教育，屡教不改者予以辞退。
五、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健康人要关心残疾人，造成全厂上下携手并进、共创新型企业的良好氛围。
做为一个企业的统治者，我在管理上也是非常严格的，只要规章制度中明文规定了的，要求员工们必须原原本本地执行，丝毫不能马乎。我常跟员工们这样讲：“我要求你们高高兴兴地上班，高高兴兴地下班；不能把个人烦恼和同志之间的矛盾带到工作上，要专心致致地工作，安安全全地生产。谁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解决的事尽可以找我，别怕麻烦我，也别怕我脸子不好看——因为我得面面俱到，烦恼事多，脸色不能总好看，但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谁要是有事不跟我说，影响了工作或造成损失我可不饶。”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有人说我性格古怪，是包公的脸菩萨的心。我知道这些都是恭维我的话。其实我也很专横，有时专横得甚至不容别人讲话。这也许是我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没有这样的性格我也不敢去跟男人争高低，当然我也走不到今天。但是脸黑也好，专横也罢，我说过的话没有一句反悔的，吐口吐沫也是根钉。我认为没有权威性是管不好一个企业的。
管理上从严，待遇上从宽，这是我的一惯主张。我从不拖欠工人的工资，碰到资金周转不开时我宁可借钱也要按日子发工资。我还规定每年为职工发一双棉鞋，每二年发一套工作服，还为全员职工都买了人身安全保险，并逐年为残疾职工买养老保险，让他们在我这个自主经营的集体企业里也能感受到温暖。过年过节时，我也给职工办福利。我家还一直在养猪，当然只是为了改善食堂的伙食而养的。每到杀猪时，我都要请全厂的职工大吃大喝一顿。另外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也要大摆宴席，但我却决不许员工们给我送礼——只要他们好好做工啥都有了，哪能再“回扣”他们的血汗钱呢？所以自从我办厂开始，一直到今天，无论任何情况，我也没收过员工们一分钱的礼物，这已经成了厂里任人皆知的铁的纪律。
因为我加强了管理，在经营的新老项目上都有了明显的起色，继九六年赢利十万元后，九七年以后产值和利润都在稳步上升，到九九年产值达到了二百万，上缴利税十四万。这时我又在地板块生产线上出重拳投资，增加了横开机、砂光机、背涂机、淋圆机和红外线烘干机等一系列国内一流的先进设备，让原来普普通通的实木地板穿上了既防火又耐磨还油光闪亮的新衣裳，这种注册为“华丽牌”的淋漆地板经过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检验，被评为省级优质产品。产品质量上去了，下一步就是找市场，为了让产品打入上海市场，我特意把一、二、三等的淋漆地板各打了一包，背到上海的徐家汇地板城去搞推销，直累得腰酸背痛、两条腿都跑肿了，最后终于取得了经销商的认可……
我就是这样在商海里拼博，在拼博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从我接手办厂的那一天起，我每天都是在早上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以后才睡觉，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可以说我一直在干事，好象天生就不会偷懒，也不会玩似的。看家里人过年过节打麻将，我只看几眼也看会了，但我就是没有瘾。因此连儿女们也都说我只能受苦而不会享福。我回答说：“我宁可在累中死，也不在闲中生。”我不是唱高调，我好象天生就是个受苦受累的命，只要是人能受的苦和累，我就没有受不了的；与此相反，若是让我呆着玩着，我不但找不到一点乐趣，混身上下都不自在。我就象一台推上了电门的机器，几十年来养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惯性。这也许跟我的文化层次太低有关，我从来也没体验过玩的乐趣。在越会玩越能显示品位的当今社会中，我无疑是属于另类了。我只会在劳累和忙碌中寻找乐趣，也只觉得这样活着才充实，才是我高桂珍的活法。
……由于我的企业干出了名堂，新闻记者不断来找我采访、写文章，电视台也为我拍了专题片；省政府民政厅还把我的厂子定为福利企业，在税收上给了我很大照顾；特别是在一九九九年这一年，我又被增补为桦甸市政协委员，完全可以说五年前我出狱后立志要重新做人的宏愿实现了，但我此时却没有太多的荣誉感，反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就是象我这样一个没什么文化而且又被判过刑的罪犯还能受到这样的恩惠，我又该怎么做呢？
十二、回报社会——给残疾人当个好妈妈
一九九九年深秋，我突然接到一封残疾姑娘的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高桂珍您好：
首先请您原谅我的冒昧，能写这封信给您我已经犹豫了很长时间，希望您能舍出一点时间来看这封信。
我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因为先天性骨盆错位，一条腿不大好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瘸子。但我能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从十六岁退学回家后，一直都在梦想着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因此我在砖厂里做过滑板工，还做过清洁工和服务员，又开过绞车也站过柜台，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即使做得不比别人差，也总能遇到鄙视和排斥，心灵上的伤害要比身体上的残疾更让我感到痛苦。几年下来，我已经心力交瘁，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好多次都想到了死。但是仍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无论怎么说我也是一个人，尽管身体残疾，也不等于是社会的负担和垃圾，因为我也可以做事，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一个公民应有的一切。所以我坚信总会有人肯为我们创造机遇，建立一个属于我们残疾人的团体，让我们互相尊重和帮助，共同享受蓝天和白云……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对您肃然起敬——那是去年的一天，一个朋友送给我一包食品，是用一张报纸包着的；我有一个习惯，见到有文字的东西就想看，我一看上面登载的是您的事迹材料，便认真地读了起来。我被您的坎坷经历以及锲而不舍的事业心和对残疾人慈母般的爱心深深地打动了。我如获至宝地珍藏着这张报纸，每次翻看都能受到感动。我真羡慕那些在您的工厂里工作的残疾人，如果我也能象他们一样去分享您的呵护，并尽我的所能去创造未来，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因为我不知您会不会要我，所以我犹豫了整整一年才提笔写这封求职信，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不管结果如何，我仍然钦佩您甚至崇拜您，为您在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做出的贡献，这绝不是讲究实际的现代人都能做到的。因此我向您鞠躬致敬，并衷心地祝愿您好人一生平安！
啊，忘了告诉您我叫孙丽波，家住在孙家屯；我把我叔叔家的电话写给您，我会在叔叔家里等候您的回音。
此致，
敬礼！
残疾姑娘孙丽波
一九九九年九月四日
看过这封信后，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一个残疾姑娘的真诚渴望，她把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了，我如果不要她，对她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要她又真不好安排，因为这时厂里并不缺人了，再说以前我主动招收和慕名而来的残疾青年都是好胳膊好腿的聋哑人，尽管不会说不能听，却不耽误干活，而她却是一个瘸腿的女孩子，到这来能干什么呢？思来想去了好长时间，我还是决定要招收她，就算是为社会做一点好事，让她来感受一下大家庭的温暖吧。于是我马上召集副厂长和车间主任们开会，专门研究对她的安排。没成想大家都持反对意见，一致认为不应该要她。理由是做为福利型企业现有的残疾人比例已经足够了，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讲效益，不能不看对象，来一个要一个。尽管大伙说的也有理，但我的主意已定，便不客气地对大家说：“你们为企业着想我感谢，但话说透了也是为你们自己考虑，你们都怕把企业干垮了丢饭碗。我明跟你们说，这个厂子能发展到今天，是占了三条：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有国家发展经济的好政策。地利是厂子的位置就在林区，离全省木材资源最多的红石林业局也只有三十公里远。人和更不用说，没有市政府、乡政府的支持和残疾人带着政策给我们做的贡献，能发展到今天么？都说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也得对得起社会吧？”我这一番话把大伙都给说愣了，没人再敢说‘不’字。我马上给孙丽波的叔叔家里打了电话，让她到厂里来，先安排在地板块车间里挑地板。
工作虽然是安排了，但下面的管理人员如何对待孙丽波还是让我不放心，果然只过了两天，车间主任就来反映，说她的腿脚移动太慢，影响工作进度，不适宜在地板块车间里干。我到车间一看，也真是这种情况，于是我又把她调到淋漆车间，特意给她安排一个扫灰的工作。这是最轻快的活，她干这个应该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没想到第一天就出了事——因为淋漆车间带班的班长并没有按我的指令办，反而让她在流水线上续板，她一个新来的残疾人哪知道流水线机器滚动的厉害？一不小心衣服的兜口挂在了流水线上的地板块上，把她带向了正在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在这时一个老师傅跑过去拉下了电闸，才避免一场重大事故的发生。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下令停产整顿，对歧视和排挤她的责任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期侮她了。可是她在车间里干活也的确困难，最后我又安排她在门卫值白班，负责收发和考勤。我想，不管谁的身体有多残疾，只要被我录用进厂，就不能让他（她）受到任何委屈。
无独有偶。也是九九年的一天，一个只有一只左手的聋哑人突然走到我面前，对我抱拳示意一下后，拿起粉笔在我身后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老板，让我上你的厂里来干活吧！我叫袁福友，我要挣口饭吃。我在外面干装璜，几年都不给结算，我没有饭吃了。
写完之后，他又抱起仅有一只手的拳头在我身前不住地晃动。我的心一下又软了，当即决定收下他，让他到地板块车间里去挑料。但在给他定工资时也出了点麻烦，因为他只有一只手，那些不缺胳膊不少腿的聋哑人还看不起他，都不同意让他跟大家一样挣四百五十元的工资。其实让他挣多挣少挣一点也不妨碍大家什么，可这些聋哑人偏偏都争强好胜，都想表现出自己最能干。而这个袁福友呢，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非要和别人挣的一般多，少给他一分也不干。为了平衡大家的心态，我只好表面上给他定四百元的工资，然后在每月开资后再偷偷地塞给他五十元钱。袁福友理解我的苦心，也知道自己的“短处”，便在工余时间里自己主动找活干，连厂子放假时他都要跑来转上几圈。因为他工作积极，从不误工，又省吃俭用，几年下来，他已经攒下了两万多元钱……
自从上木雕项目招收第一批聋哑学校毕业的学生开始，我就跟残疾孩子们打上了交道，久而久之，同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每个人的喜怒表情和举止形态都装在我的心里。因为这些残疾孩子的家大部分都在乡下，到这来做工就等于到了家，吃喝拉撒都得由我来负责，可以说自从他们迈进厂子的大门就等于把自己全盘交给了我，我有责任把他们全方位地管理好。所以我在检查工作的同时也观察这些残疾孩子们的心态，因为他们毕竟和正常人不一样，在接触事物、表达意识和实现愿望上都需要更多的关照。有一天，我到车间巡视时，发现少了一个叫米荣晶的聋哑姑娘，问谁谁摇头，后来我在宿舍里找到了她，看见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爬在炕上。我伸手一摸她的脑袋，滚烫滚烫的，知道她是感冒了，我的眼泪立时流了出来——我并不是个爱哭的人，小时候挨打没哭过，受苦受累没哭过，死了二十四头肥猪没哭过，蹲监狱时没哭过，大水冲得倾家荡产也没哭过，可是看到这个远离父母的聋哑孩子病成了这样却说不出也没人问，我怎么也抑制不住了——我赶紧把她抱到了怀里，立刻喊人往医院里送……
从此后，我又定下一条规矩：对残疾人必须要特殊照顾，只要我在家，无论谁有病都要立即向我报告；我不在家时就向我丈夫报告，绝不能弃之不管。我还特意购买了一些常用药品，让头疼脑热拉肚划伤等一些小毛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二0 0年夏天，因为天热，在车间里干活的工人都得了脚气病，一个个疼得呲牙咧嘴地不敢走道。我知道了情况后，马上批款叫人上街去买来最好的药水，并叫上丈夫亲手给残疾孩子们擦药。我的行动也感染了这些残疾孩子，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称赞我是他们的好妈妈，称我丈夫是好爸爸。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厂的残疾孩子也在这个大家庭里一年年地长大了，虽然他们都不象正常的年青人那样急于谈情说爱，但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也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力，为此我也积极为他们创造方便条件。 我在家时每天都和工人们泡在一起，对这些孩子们感情上的微妙变化也能观察出来。我发现带锯车间的小伙子石宏亮和地板块车间的米蓉敬在间休和吃饭时候爱往一起凑，知道他俩已有些意思，便把米蓉敬调到了带锯车间，让他俩在一起工作，增加接触的机会，结果没过几天二人就建立起恋爱关系。但只建立关系还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得让他俩结婚过日子才行。于是我马上同住在桦郊乡的石宏亮家和住在桦树乡的米蓉敬两家的家长取得联系，并且特批了假让石宏亮和米蓉敬分别把对方带到家去给父母看。石宏亮的父母一看米蓉敬既聪明又漂亮自然十分欢喜，可是米蓉敬的父母得知石宏亮家境并不富裕却不同意，把这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急得起了满嘴大泡，回厂后呜里哇啦地找我来诉苦。我一看是这种情况，马上把双方的父母找到了一起，反复做工作，终于让米蓉敬的父母让了步，然后我又亲自出面帮他俩在工厂附近买了房子，布置家居，包办酒席，结果只让石家花了两万块钱就红红火火地把婚事给办好了。等到这小两口生了孩子满月后，第一项“任务”是先把孩子抱给我看……
聋哑小伙子马岩和正常姑娘何欣的婚事则更费周折。马岩虽然是个聋哑人，但长得帅气，办事也也挺精明，可以说是聋哑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也正因为他有这些优点，只想找个生理上没有缺陷的姑娘做生活伴侣。可是他一连处过三个，都因为对方家里不同意而告吹，闹得他的情绪很低落。这时和他在一个组里工作的正常姑娘何欣又对他产生了好感，渐渐地，马岩的精神又稍有振作。如果这次再告吹，对马岩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有前车之鉴，这二人都怕再遇到麻烦，所以都不敢大胆地表露感情。我看出何欣是真心喜欢马岩后，便鼓励他俩大胆地相爱。时间不长，不仅在全厂传得沸沸扬扬，连双方的家长也都知道了。与往次不同的是这回双方家长没有一个赞成的，何欣家的想法自不必说，马岩家却怕正常的姑娘靠不住，闹不好再弄个竹篮子打水。但我坚信真情能打动一切，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一家一家地做工作，跑完了这家再跑那家，苦口婆心地游说，也不知前后跑了多少趟，费了多少吐沫星子，最终还是感动了双方的家长，都同意让这一对恋人先处一段时间看看。我分析到主要矛盾还是在女方家，而女方家里又很困难，连基本的住房都没有，一直在租房子住，便趁着双方家里都“欠了缝”的时机让马岩家先拿出两万块钱，给何欣家买两间平房，做为娶何欣的聘礼。何家当时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可是我给联系买好了房子之后，何家突然又变了桄子，说啥也不要房子了，只要两万块现钱……没办法，房子买了退不回去，我只好又从自己家里拿出两万块钱来交给何家，等于是我买了两间用不着的房子。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又为残疾孩子做了一件好事，每当我看到这小两口结婚后恩恩爱爱，特别是一到休息时，何欣就坐到马岩的腿上去耍娇时的情景，心里就乐开了花。现在马岩已经当上了带班的班长，工作非常积极。我知道他是在用努力工作来回报我。
这些年来，我共为十四对残疾孩子主持了婚礼，其中有四对从恋爱到结婚都是我一手操办的。到二0 0 三年九月底，我的厂子里已有五十六名残疾人，占生产工人百分之六十五的比例，其中女性残疾人占百分之十三，肢体不健全的占百分之二十；尚未成家的人只剩下了两男一女。
让这些残疾孩子们组成了家庭也不等于就大功告成，我甚至得比他们的父母更要多操心，有些连他们的父母也不便管的事我却不能不闻不问。我看到结婚不久的聋哑人小宋两口子都越来越瘦，整天没个精神头，便问他媳妇是不是两个人天天都“睡觉”，他媳妇红了脸，对我又点头又用哑语的手势对对拇指和食指，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我当即告诫她，再不能这样“贪”了，只能三天“睡”一次，然后又对小宋打了一遍手势。我的话还真管了用，时间不长，他俩的身体和精气神渐渐地都有了起色。
因为这些孩子们都特别信任我，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事，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米蓉敬临产时疼得在家里打滚，石宏亮吓得面如土色，天没亮先跑到厂子里问我怎么办——这还能怎么办？赶紧上医院嘛！我赶紧叫起小儿子，开车给送到医院去接生……
厂子虽然不算大，但在这些残疾孩子的心目中，却是完全可以依赖的“大家”，谁家缺什么东西可以找我来要，谁的媳妇回了娘家就上厂里来吃饭，一句话，不管谁有什么困难，只要我能帮的绝没有二话。
当然，这些残疾孩子也有发昏耍脾气的时候，而他们一旦耍起脾气来要比正常人更难缠，因为几乎所有的残疾孩子大都比较偏执，专认死理，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有个叫陈维玉的聋哑人，本来是在锯台上工作的，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为了表现自己，突然对平锯片发生了兴趣，不顾众人阻拦非要亲手去试试，可是平锯片需要相当的技术，并不是谁都能干的，他平了半天也没平好，最后气得拿起斧子去砸。此事被生产厂长看见了，便批评了他。可是他不但不听，反而更来了气，几斧子就把轮盘锯片给砸了个稀碎。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还是给他讲道理，可是他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脾气，竟呜哩哇啦地跳着脚比划说不在厂子里干了，我怎么拉也拉不住。按厂里定的管理制度和五大纪律，当时就解雇他也没什么不可，但是我想这样一来只能教育别人却不一定真能教育他，不给他留条退路很可能导致他从此走了下坡路。于是我严厉地对他打手势说：“你现在回家可以，但我不是解雇你，我要让你回家去好好想想，啥时候想好了再回来找我。”他走之后，我即同他的父母联系上，让他的父母配合我做他的思想工作。说句实话，让他就这样离开厂子我的心里也不好受。我想等他想通了之后一定还会回来的。果然没过几天，陈维玉就跑了回来，先搂住我的脖子向我承认错误，然后又象离家很久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在厂里转，一直转了好几圈，同每一个见到的人一一握手致意……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只能以超乎寻常的宽容和耐心来加以引导，好在我也早都习惯了——毕竟都是我的孩子，哪有不耍点驴脾气的孩子呢？再有一点是这些残疾孩子有时也爱搞点小偷小摸，象钳子、斧子、锤子、锣丝刀这些各家各户都用得着的工具每年不知得买多少茬，大都被这些残疾孩子偷家去了，连我过年买的带鱼他们都成坨成坨地往家里偷，我对此事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次也没有追究过。
对厂里的残疾人是这样，对社会上的残疾人我也尽力帮助。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一天，有一位老太太牵着一位瞎老头来厂里买烧柴，正巧被我在院里碰上了，我看那瞎老头挺可怜，仔细一问知道他们还是一对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我不但白给他们一车烧柴，还雇辆车给送到了家。从那之后，我把这对孤寡老人当成了永久扶持的对象，定期给他家去送烧柴。
因为我只念过一年书，文化水平实在是有限，能看能说却不能写。但我为了跟这些聋哑孩子们交流，一有空就学习他们的哑语，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手势和口形基本都能看懂了，实在难以表达的意思我就让人用黑板当翻译，直到双方都把对方的意思完全理解为止。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我也有意识地增加适于残疾人干的项目，自二O O年起，在增加做乐器的三合板项目之后，我又上马了一个鼓棒车间。因为做鼓棒的劳动量比较轻，还可以坐着工作，我便把那些肢残的人都安排进去了。桦甸市残联知道我的企业是残疾青年谋生就业的好地方，也不断把生活特别困难的肢残青年往我这里送，我当然是有来必留，想方设法都给安排适当的工作。
我招收残疾职工入厂从来不收什么风险抵押金，而且一入厂就让他们带级学徒；在九六年我给入厂的残疾人定的最低工资是三百六十元，后来又涨到了四百五十元。现在厂里的残疾人工资最低的是五百五十元，最高的已挣到了七百六十元。我定的工资在本地区同类行业中算是较高的，在其它有残疾人的企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厂里吃住的残疾人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吃饭，我吃什么他们吃什么，我自己从来也不搞特殊化，他们当然也受不到“虐待”；我每个月也只象征性地收一百元伙食费。
我想既然我的厂子已经变成了社会福利型企业，成了这些残疾孩子们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我就更要为他们着想，让他们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怀，这也是我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因此我对残疾孩子们的所有问题都尽量做到有求必应，由始至终让他们享受到比正常人更高的待遇。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于心无愧地领受“好妈妈”的称号。
十三、展望未来——不是遗嘱的遗嘱
到二0 0 三年，我投入二十万二千元重新创建的这个企业，仅仅经过八年的时间，已经拥有锯材、三合板、地板块、拼板、鼓棒五个生产车间和一栋包括住宅、办公室、食堂在内的六百平方米的综合楼，总资产已经达到了五百万元。而更为可喜的是我这个企业养活了包括五十多名残疾人和四十多名下岗工人（其中有十二名管理人员）在内的百来名职工，每年缴纳五十多万元税金，因此我也不断受到地、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嘉奖。
我从八四年来到桦甸县城，从养猪开始搞个体经营，到现在将近二十年，我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磕磕绊绊、三起三落地走到今天的。如果让我总结经验的话，也只有两条：一是敢想、敢干、能吃苦，二是要掌握信息、行动迅速，跌倒了再爬起来。敢想是我敢于“异想天开”，有梦想成真的勇气，没有这个勇气，当初我就不会凭着电话簿联系到上海提琴厂，加入到生产乐器的行列中，也不会在桦甸开辟出租用国有土地建厂的先河；敢干就是不怕失败、百折不挠，没有这股劲头，我就不能在蹲监狱和涨大水之后又奋起直追，最终以崭新的面貌站在企业家的行列中；能吃苦的事例前面都已经讲到，不必再赘述了。掌握信息是企业家制胜的法宝，做为决策人必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自从加入了中国乐器协会之后，每天都翻看有关乐器方面的杂志，每年都应邀参加乐器展销会，而且和国内大部分生产乐器的厂家保持着联系，能随时掌握乐器生产的脉络；行动迅速也不必多说，见缝插针和立竿见影是我的办事习惯；跌倒了再爬起来正是我人生的坎坷经历。我的做人准则是说到做到，以德为本，以义待人。虽然我文化有限，讲不出多少大道理，说到家也只是反复看过《三侠五义》这本书，但我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所以我直到今天还非常感谢当年敢借贷给我的人。当然，我的教训也不少，因为我没学过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只凭着一股争强好胜的虎劲和跌倒爬起的经验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在选项还是用人上，都出现过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现在，整个社会的软环境对发展经济都非常有利，而桦甸市委新组成的领导班子又极具经济头脑，在村村修通水泥路、兴建“清水绿堤”工程的同时，又特别出台了利于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力图把桦甸建设成一座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中等城市。我认为这既是对民营企业的鞭策，也是对桦甸人民敲响的警钟——过去的桦甸人太具备小富即安的“东北风味”了，只想着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手里有个十万八万的过河钱即不想再奋斗了，不象浙江人那样有了一百万还想挣二百万。应该说正是这种传统观念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要不甘落后，就要树立起危机感，时刻有“狼来了”的思想准备，否则就只能在经济大潮中落伍。所以我非常赞成市委出台的新政策，并立即找人执笔给市委书记朱淳同志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开拓我市招商引资新渠道的建议》的信，这封信经朱书记批示后，加编者按全文发表在二0 0 三年四月十五日《桦甸日报》的头版头条上。我的建议共有六条：
一、建立招商引资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招商引资，我先投五万元，并建议市委、市政府号召各单位和各界人士踊跃投资，待招商引资项目盈利后再返还投资。
二、建立专门攻关小组，在社会各界招聘人才，对有贡献的人给于重奖。
三、确定专人联系，主要是联系国务院的几个重点部委，如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样有项目、有资金的部委。
四、攻关项目主要是攻国家扶持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项目，围绕桦甸的水、电、森林等资源做文章。
五、动员全市人民通过在全国各地的亲友关系，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提供信息。
六、攻关小组可常驻北京，并与所联系的外省、市的部门和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我相信全市人民会积极行动起来，在献计献策的同时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为发展经济、振兴桦甸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并真诚希望我的家乡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北国边陲上一颗闪亮的明珠。
我谈这些的真正目的绝不是为炫耀我的创业史而树碑立传——我这个企业的规模和产值不仅在国内、省内，就是在桦甸市内也算不上什么——我只是想让关注我的各界朋友能从我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的坎坷经历中，对我这个企业有进一步的了解，以便能让我未竟的宏愿得以实现。因为近年来我这个敢同男人争高低的女人的身体已经越来越糟糕，两个月前我的脑血栓病不仅又一次复发而且还伴有中风的症状，现在半个脸上的神经都麻木了，除了每天必吃的十八片正痛片之外，还得吃一些治疗血栓和中风的中西药。我真害怕哪一天我撒手人寰之后，这个跌跌撞撞地办起来的企业树倒猢孙散，让那些比亲生儿女还让我操心和掛念的残疾孩子们会“流离失所”，那将会让我死不瞑目的。所以我要把我在有生之年没有完全把握实现的愿望公之于众，以便让全社会来监督实施。
说到这也许有人会纳闷：你既有丈夫又有儿女，就算你倒下去也会有人接替你管理这个企业的。困此我又不得不多罗嗦几句，首先应该肯定地回答：他们都接替不了。先说我丈夫——在这里我又不能不多罗嗦几句，虽然他与我在家庭问题上闹过许多矛盾，在经营方略上也曾发生过分歧，但平心而论，不能否认他对我的帮助和他在家庭中承担的本该由我来承担的那份责任，另外我在常山的工作和在经营松木杆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借助了他的影响，可以说当初没有我同他的结合，就没有我高桂珍的今天——他的身体虽然比我好，除了腰部受过工伤偶尔作痛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毛病，现在他每天除了负责为厂里购买材料，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和为我按摩之外，空闲时间还能养花和钓鱼，几乎一刻也闲不住；但他天生就不具备管理企业的能力，况且他也是奔六十岁的人了。再说我的儿女们，他们都是在我当爹我丈夫当妈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到大所受到的都是畸形的家庭教育，虽然他们个个心地善良，其中我老儿子也不乏精明与能干，但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也都不具备管理这个企业的能力。退一步说，即使在我的家族中有人能够接替我，我也不会交给他。因为我创建的这个塞丽木雕工艺品厂发展到今天，全仗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它不应该是我的个人财产，也不属于我的儿孙；它应该属于残疾人，属于全社会。我的孙男弟女们能够做为这个企业里的一个成员，并随着它的发展壮大捧好自己的饭碗已经是幸运的了。
我的愿望是：
第一，发扬现有的企业精神，在以扶残助残为宗旨的前提下把企业建设得越来越好，争取把整个桦甸地区内所有求职的残疾青年都接纳入厂。
第二，在短期内购买一块相应的土地，建设一座四千平方米的现代化残疾人公寓，让在本厂工作的残疾孩子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第三，在两年之内到省城长春东北唯一的残疾人大学中聘请一位有企业管理水平、德才兼备的高材生来担任总经理，让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也能与时俱进，拓展新思路，迈上新台阶。
第四，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全部撒在桦甸大地上，让我的灵魂回归到这块给了我发展空间和机遇的泥土，永远感受她走向未来的脚步……
一、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是一把辛酸的眼泪
我叫高桂珍，一九四八年农历四月七日，出生在吉林省磐石县呼兰乡高家村的下明水屯。下明水屯座落在三个顶子山下的呼兰河畔，地处磐石县城正东方的边陲地带；穿过不大不小的丘陵山脉，再向东走十几里就进入了桦甸县界，也算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但人的命运往往与自然环境本身没多大关系，特别是在那个改天换地的年代里——就在我呱呱落地几个月之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向龟缩在关东大地上几个主要城市的国民党中央军发起了总攻——永载史册的辽沈战役打响了！随着东北全境的彻底解放，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经过国共两军几次拉锯战之后终于稳固地建立起来。可对于呀呀学语的我来说，这晴朗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并不意味着待我长大成人之后，能做为人民的一员尝一尝当家作主的滋味，因为我高桂珍的骨子里流的是另类的血！
我家的祖籍是山东省莱州府的昌邑县，濒临莱州湾，大约是在清朝的咸丰末年，在我太爷刚满三岁的时候，族人为了躲避天灾人祸便漂洋过海，登陆在辽南，然后又随着逃荒的流民一路向北流迁，最后看中了长白山的边缘地带，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地方扎下了根。也许是关东山这块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黑土地太肥沃的缘故吧，只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到了我太爷主事之时，我们高家已严然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了。听老一辈人讲，那时我们高家住的是大套院的土窑子，墙角上有四个炮台，还有十八杆保家护院的土枪；至于山上的耕地少说也有十几垧……只因为远近闻名，我爷爷高举还在伪满时期当过保长。连我三爷高耀武也在满洲国的桦甸县城里当过远近闻名的坐堂先生。也正因为我爷爷当过保长，一九四六年八路军第一次打过来之时，即被当做恶霸地主给镇压了，我家的成份也按我爷爷的“规格”套裁下来，被定为地主。其实那时我们高家的这一支早已经破落，两垧祖上遗留下来的耕地早当给了别人，连仅有的三间房子也当出了一间半，充其量，我爷爷也只能算是个穷大爷了。土改分浮财时，从我们家弄出去的只有几个破烂不堪的箱子柜和一匹瞎马，再加上我母亲手腕上的一副银镯子——那时我母亲钟德卿刚刚同我十七岁的父亲高连友结婚——如此境况还被定为“地主”，完全是沾了我爷爷的光——谁叫他恶贯满盈、民愤太大了？经过土改革了这一次命后，我们家的境况更不比从前了，为此我母亲还萌生过同父亲离婚的念头。到我出生的一九四八年，土改又来了次纠偏，经过工作队反复研究，我们高姓家族的成份又都被重新划定为中农。按说中农已不属于被专政的对象了，可因为只是改在口头上或者只改在了土改工作队掌握的文档上，而没给我们更改户口，那顶有名无实的帽子还一直戴在我们头上。特别是到了文革和我丈夫入党时，“地主”两个字着实又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而我，做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父母婚姻的第一个产物，在新中国的曙光冉冉升起的同时，命中也注定了我享受不到那光辉灿烂的一缕……
因为投错了娘胎，童年对于我来说要超乎寻常地悲凉与凄惨。我们家那时是全屯里最穷的人家了，土改之后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搬走，我们家都借住着别人家的一铺炕,其实那时在农村盖个土房也并不很难，只要能支起房架子其它啥都好对付。我姥姥家的坟莹地有不少树，姥姥曾经答应过给我家几棵。可是生性懦弱的父亲想了几想也没下定盖房子的决心。倒是我的一个大爷，因为自己住的房子都要塌了，便拼了一春一夏的力气托土坯重新翻盖了三间土房。可是房子刚刚盖起来，就在他糊窗户纸准备搬家之即，叫农业社的主任找去狠训了一顿，说他是四类分子，没有资格住新房子。最后是眼睁睁地看着社主任本人搬进新房去住，我大爷只好住进社主任扔下的两间旧草房里去忍气吞声。我爹的懦弱主要来自于家庭，因为他是我爷爷的独生儿子，自小里娇生惯养，根本没受过什么磨练，甚至连农活都做不很好，再经过枪崩爷爷这一吓，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过格”行为，只会夹紧了尾巴求活命。也亏得我父亲的懦弱，我们家一直到文革前也没受到过实质性的冲击。但是贫困和饥饿却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记得我们家从来没铺过一领新炕席，炕上也只有两床露棉花的破被。穿的衣服就更不用说了，补丁罗补丁能糊住身子就算不错了。说句不怕人笑话的实话，我一个闺女家，直到找了婆家也没穿过背心和裤衩，至于衬衣和衬裤在我的童年中几乎听都没听说过。夏天的日子毕竟好过些，坦胸露背也应付得过，人穷到极处也就顾不得尊严了；可一到了三九天里，两条腿都冻得象红萝卜，那滋味一想起来都心颤。正因为穷，我们家里经常断粮，挖野菜、啃青棒是春夏之际的必修课，地里种的土豆也从来没让它长到立秋，一有鸡蛋那么大就迫不及待地扣出来吃……而越是这样，就越是不够吃，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恶性循环。
如果仅仅是贫困和饥饿倒还罢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里的战火硝烟也从来没有熄灭过，因为父母的婚姻是我们高家发红发紫之时由双方老人给包办的，成婚时又赶上了改天换地的时代，母亲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从人上人的期冀中一下子跌为人下人的事实，便把心中的怨恨都发泄到父亲身上，只要她气不顺，即对老实巴交的父亲又撕又挠。那真是三天一小仗，十天一大仗，年年到了秋后庄稼上场院时就闹分家。可那时政府对离婚控制得非常严，所以尽管母亲年年闹，却始终离不成。而越是离不成母亲的心里越憋气，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她对家务事一向不放在心上，常常把家里扔得瓢朝天碗朝地，自己却跑出去看小牌儿，连给我弟弟喂奶都由我给她送到牌局上，待她喂完之后再抱回家来，实在躲不过的缝缝补补大多是到了晚上才就着洋油灯胡乱连一连。用那时的一句话来形容她，即是“白天串满乡，半夜补裤裆”。正因为父母不和，我那中年守寡的奶奶也一直没跟我父亲——她唯一的儿子住在一起，而是投靠了嫁到桦甸县孙家屯的老姑家去了。只有一样，母亲和父亲打仗归打仗，孩子可没耽误养，继我这个大闺女之后，她又接二连三地生了五个弟弟两个妹妹。面对家中不断增长的人口，尽管父亲已锻炼成了社里最强壮的劳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没有几天歇工的时候，可是累死累活也摘不掉穷帽子。我那时真恨自己没托生成男孩子，不能伸出手去帮父亲一把。可正因为我是个女孩，自六七岁起就拣起了母亲扔下的家务，连看孩子带做饭，让母亲有了更多的空闲出去散心……
有句老话叫“穷搬家，富挪坟”。我长到九岁那年，我们家从呼兰乡的下明水屯搬到了相隔八里远的黑石镇黄瓜营东村。黄瓜营东村是姥姥家住的地方，靠近呼兰河，也是在丘陵山脉中，自然状况和生活条件与下明水屯也没什么差别。为什么要屎窝挪尿窝地折腾，我当时也不知缘由，只记得母亲回了一趟娘家之后就做了决定。母亲在家里啥都说了算，父亲只有听喝的份儿。因为穷，家当也少，说搬家立马就搬了过去。当然还是借房子住，不过这回是姥姥家帮着借的。其实我姥姥原来对我们家也挺好的，姥姥一家都是本本份份的农民，她看我母亲一心放在看小牌上，把家操持得常常是东家借把盐、西家借盒火，也曾多次训导过她；但是无论姥姥如何煞费苦心，我母亲依然故我，久而久之，姥姥也没了这份“闲心”，随我家是好是孬了。到后来也是因为我家穷得翻不过身，我们上姥姥家去串门，姥姥都不愿答理我们了。
把家安顿下来后，父亲照样到队里去干活，母亲则还是扭扭搭搭地吃完了饭就出门。唯一的不同之处是这时母亲出门前总忘不了蘸蘸脸盆里的水抿抿头发。
黄瓜营东村里有个小学校，七八岁的小孩子都能去念书。看到村里的小孩都进了学校，我的心里也长了草。可是我提了几回，母亲就是不同意，说我一个丫头片子念不念书没有用，到了总是人家的。母亲的话说得我透心凉。可胳膊拗不过大腿，不叫念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但学堂里的读书声时时刻刻都在诱惑着我，一有空闲我就跑过去，爬在后窗户下偷听老师讲些什么。那天后晌，我看母亲又抿抿头发出了门，连忙哄睡了一大一小的两个弟弟，然后又跑到学校去“听课”。足足听了有一堂课的工夫，猛然想到家里的小弟弟在睡觉前没给她把尿，怕她尿了炕再连累我挨揍，便匆匆忙忙地抄上小路往家里跑。我刚跑过学校后边的一个草垛时，却突然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草垛下，母亲正跟屯里的一个光棍儿跑腿子搂在一起嘀咕着什么。我还重来没见过这种情景，吓得“妈呀”一声叫了起来。我这一叫不要紧，这俩人同时跳开了身子，母亲满面脸通红地对我骂道：“你这该千刀的，不在家看孩子，跑这来干啥？”我见事不妙，正想继续往家里跑，却又被母亲给喊住了，她上前扭住我的耳朵，问我到底来干什么。我还不会撒谎，只好照本实发说来偷听老师讲课。这时母亲非但没象往常一样打我，反而拍拍我的脸蛋，叮嘱我不要把我看到的情景对任何人讲，否则就要揪下我的舌头。我一想母亲越是不让说就越不是好事，便乘机跟她讨价还价，又提出要上学的事。没成想这时她竟爽快地答应了：“你不就是要念书么？等明个我送你去……”就这样，在一九五七的秋天，我已经长到十毛岁的时候，因为不小心发现了母亲的秘密才迈进学校的大门……
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想起这事时，才知道母亲当时为啥要把家搬到黄瓜营来的原因。说不定她在回娘家那一次就跟那个跑腿子好上了。那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拉帮套”，是专指那些个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插足于生活困苦的夫妻之中，用自己可怜兮兮的一点劳动能力来帮助其养家糊口，与此同时也换来与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共享其妻的权力。那时的人民政府对此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民不举，官是绝对不咎的。在人的尊严受到如此践踏的那个年代里，这种现象在黄瓜营村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所有的跑腿子差不多都在给某某家“拉帮套”。给我家拉帮套的那个跑腿子比我母亲小三岁，他与母亲经过一段遮遮掩掩的“交往”之后，干脆把行李卷也搬进了我家，并且一直在我家里住了十多年。
……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的机会，学习一直非常用心，老师讲过的课不用重复第二遍，每次考试我准能打五分；语文课本里的文章更是不用说，只要我认真看过几遍，睡过一宿觉，第二天也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可是好景不长，我刚刚念了一年就赶上大跃进，高级社一下子跃升为人民公社，为了马上就能喝到牛奶吃上面包，自上而下地搞起了“超英赶美”的全民总动员，让所有的社员都到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去吃大锅饭，腾出自家的饭锅砸成碎块准备填到公社支起的土高炉里去炼钢，一边又齐刷刷地举着红旗去搞秋翻地，而把好端端的庄稼都扔在了地里，任大雪盖着也不去收。也亏得我父亲那时留了一个反动透顶的小心眼，只把家里的小铁锅砸碎了交出去，而把大铁锅偷偷地藏了起来，为后来“过贱年”时能有个煮糠熬菜的家什。因为我父母也都去参加了大会战，母亲又勒令我停学在家里看孩子，我又不得不告别恋恋不舍的学堂。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才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文化。
也许是放着成熟在望的庄稼不收，硬去搞什么大炼钢铁和秋翻地而违逆了天意，转过年来老天爷就开始施威，旱灾雹灾和蝗灾一古脑地撒向了中国大地，让这些中了邪的凡夫俗子们好好惦量一下自己到底该干什么才对？大锅饭很快就吃不上溜了，瞎折腾一顿的结果是牛奶面包非但没吃着，连尚能果腹的粗粮素菜也成了奢侈品。好在我们家还有一口大锅，能把磨碎的包米骨头和榆树皮以及角瓜梗子和喂猪的野菜都能熬熟了再往肚子里噎。更好在我们家本来就是穷打底的肚肠，吃起代食品要比别人家或多或少地溜道一些。可那拉不下屎的滋味想必每一个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地永世难忘的！
那段日子的苦处不必多叙。可无论生活怎么艰难，也没干扰了母亲生孩子的进度，在吃糠咽菜的时期母亲又生下一个小妹妹，日子越发难熬也可想而知了。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名义上给我父亲“拉帮套”的跑腿子却没有给我家带来什么实质上的援助，充其量也不过是母亲婚姻之外的一个姘头而已，因此我对母亲与他相好的真实目的不能不在经济需要上打打折扣。唯一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痕的是那个跑腿子在六一年的五月节前给我家送来了七个鸡蛋。至于他是从哪弄来的到今天也还是个谜。就因为这七个鸡蛋还惹得我跟母亲吵了一架。那时我家里正好是七口人，按人头平均一人可分得一个，母亲稀罕巴嚓地把这七个鸡蛋留到了五月节，蒸了一盆难得一见的鸡蛋糕。父亲早起跟着大帮社员铲了一早晨地之后，忙着吃上一口饭再上生产队去干活，见有鸡蛋糕在锅里便小心翼翼地伸进小勺去舀。可他越是小心越让母亲反感，扒下自己的一只鞋一扬手打了过去：“你干别的都是窝囊废，吃起来咋比猴还奸——专门在顶上撇油哪？”那只鞋落到了鸡蛋糕里，溅了父亲一身一脸。从来不敢跟母亲还手回嘴的父亲经她这一闹索性撂下了饭碗，忍住怒气出了门。我实在看不下母亲这种横行霸道的气势，赌气将手里正收拾的碗筷“叭”的一下摔到了地上：“你不叫吃谁也别吃了，都留你自个吃得了！”母亲一见我居然反抗她了，一步窜到了我面前，揪住我的头发骂道：“你这个小骚货，我养你这么大还养出孽来了？别说我豁出一桶洋油把你给炼了，再不然我扯出去一分钱也卖了你！”我被她揪得头皮生疼，但嘴上也不告饶：“你炼吧，卖吧——炼了我你得尝命，要卖你就早点卖，这个家我也早呆腻歪了！”我知道因为我是女孩，在她的心里压根就没有一点地位。所以也并不期望她能对我怎么好。可是她也太不讲良心了，不叫我是女孩给她承担了家务，她能说走就走，出去看小牌、找汉子么？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母亲的反感。现在满世界都在赞美和歌颂母亲，可我的母亲竟然是凶神恶煞！我想，等我长大了不管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一定不能象母亲对待父亲这样刻毒。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二、定婚——母亲把我卖了一百六十块钱
我自小就对母亲有看法，母亲也把我视为眼中疔、肉中刺，恨不得一脚把我踢出门去。母亲说到做到，一九六二年农历七月十五那一天，我老姑上呼兰镇的明水乡去给我爷爷上坟时，到我家歇了一天脚，这时母亲便迫不及待地对姑姑说起要给我找婆家的事，要姑姑来帮忙。我那时虚岁才十五，因为生活条件太差身体也没发育，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姑娘。老姑一看我的模样说我太小了，等几年再说也不迟。母亲说家里边欠了一百多元的三角债，好几年也还不上，不如早一天把我卖出去还饥荒，随便什么人家都不挑。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姑姑也不好推托，走时即带上了我。
姑姑的家住在桦甸县的孙家屯，离我们家有八十多里地，我跟着老姑从早晨一直走到天黑，把我的脚都走起了泡。但我的心里还是很高兴，因我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路上还看到了汽车和一连串的砖瓦房。姑父那时在一个小工厂里当修理工，月月开工资，生活条件显然要比我们家好；他们住的就是砖瓦房，只不过那房子太窄了点儿，除去一面炕，地下只有一小溜，而且是和一户姓黄的人家住着对面屋，两家共用一个做饭的外屋地。因为老姑的心里并不情愿揽上我这个“瓷器活”，到了家即跟姑父报怨说：“穷人家是养不了十八岁的大姑娘，不差一二的就推出去换几个钱；可这孩子才十五，黄嘴丫子都没褪掉，看哪不象哪，谁要啊？”姑父叹了口气后，反过来又埋怨姑姑：“明知道这样你还非把她带来？”两口子为我愁了半宿，也没想出个办法来。紧挨着我睡觉的奶奶也愁得直叹气。他们的表情和说出的话象针一样扎在我心里，让我更加痛恨母亲了。
第二天，住在对面屋的黄大爷知道了我的情况，同老姑搭了话：“你们两口子也甭犯愁，我看这小闺女还真不错，要是信着我，给她找个对象也不难……”姑姑立刻来了精神，忙问是谁家的啥人。黄大爷说他有个侄儿叫黄万昌，今年十八岁，是初中毕业的返乡青年，在学校里就入了团，现在城郊乡大脑袋山下新政大队的永兴屯里当社员。姑姑一听竟有这等好事，当即要黄大爷把他侄儿叫过来看看。
几天后，我正坐在老姑家的炕上做鞋——我十来岁时就学会了做活，从那以后衣服和鞋都是自己动手做——这时，黄大爷领着他侄儿黄万昌和黄万昌的母亲走了进来。黄万昌的母亲仔细端详我一番后，说我这小姑娘长相还不错，又会做活，一眼就相中了。可我那时候竟好象没事似的只抬头看一眼那个精瘦精瘦得好象一阵风就能刮跑的黄万昌，又低头干我的活了。直到黄家的人都走了出去，我也没有再抬头。老姑返回来问我黄万昌这小伙子怎么样，我摇摇头说不知道。老姑又问我一遍，我还说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我的虚岁才十五，只念过一年书，大部分时间都憋在家里头洗衣服做饭看孩子了，连身体都没发育好，哪知道啥叫婚姻，相什么样的对相呢？
老姑看着我也觉得可怜，好言好语地抚慰一番后，立即找人往我家送信。七月二十八那天，我母亲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孙家屯。她可不管我心里是咋想的，只盼着能早点把钱拿到手。她甚至连正眼也没看我一下，就急着同黄家人见面，郑重其事地谈论起定亲之事。做为牵线的红娘，黄大爷说养钱可以按我现在的岁数定，一岁给我家十块钱，一共给一百五十块。母亲自然是嫌少，总想多要点儿。黄万昌的母亲说她们家也不富裕，嘎上这门亲只能算是穷帮穷，让我的母亲多给担戴。双方争执了半天，最后母亲以我当年还不能过门为由，硬让黄家多拿出十块。黄万昌的母亲犹豫再三，还是咬着牙同意了。坐在一边的我突然猛醒到这是在卖我，一下子把对母亲和那个破家的怨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咋才值一百多块钱？我记得母亲常常提起我爷爷当年买她做儿媳妇时是花了五百七十元中央卷，能顶上一匹好儿马的价钱，咋到我这连一头猪都不值了？我也是个大活人，掉价也不能掉得这么快呀！我忽地从炕上跳了起来：“我不干！一头猪还能卖二百来块呢，我咋就值一百多？”可是母亲听了这话不仅没有舍不得的意思，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这样，我在十五岁那年以一百六十块钱的价格，让母亲卖给了八代都是贫农的老黄家。我心里那种滋味别提有多窝囊了！
第二天，黄家给我买了一瓶雪花膏，一件黄帆布的单裤和一双水袜子胶皮鞋做为定亲的见面礼；黄万昌的姐姐还从她自己的身上给我扒下来一件花格子布衫。我一看那布衫已经旧得够呛，眼泪当时就掉了下来。母亲拿上黄家先期付给的一百元钱乐颠颠地回了家，而我则被母亲暂留在姑姑家里，做为对老姑帮我找了婆家的报答，让我帮她家干几天活……
那一年的冬天到了，在该换穿棉衣的时候，从来不管家事的父亲突然想到我已是定了人家的人，棉衣裳应该由婆家来管，便叫我去孙家屯找婆家要棉衣裳。我那时还真是没有棉衣裳穿，只有一身耍灯笼的单衣单裤，一看家里这架式是真不管我了，便系好了一直扎着的帆布腰带要上路。没想到叫爹看见了，又让我把腰带也解下来撂家里。于是我只好又解下来，找了一根麻绳系在腰上。
我一个人走路总觉得害怕，加上又累又饿，路过大脑袋山时就先拐到了黄万昌那。进屋一看才知道，黄家的境况正象婆婆说的除了点电灯泡之外比我家也好不了多少——我的娘家直到七十年代才点上电灯——黄万昌的父亲已于三年前过世，她母亲这时是带着小儿子改嫁到孙家屯的，在永兴屯这顶门立户是黄万昌和他的二弟黄万宝哥两个，充其量这哥俩的财产只有一辅炕。这时我也有些后悔来要棉衣裳。可是这事毕竟由不得我，我还必须得听爹妈的。我吃了几张大尖饼后，就跟黄万昌哥俩一样，连衣裳也没脱，混身打混身地在他们这一辅炕上佝偻了一宿。
第二天，黄万昌便带我去了孙家屯。我虽然同他不算陌生了，可是单独同他走在道上时还觉得别扭，总要拉开十来步的距离。黄万昌的母亲听清了我的来意之后，还算挺热情，立即撂下正给人摊尖饼的手工活儿，上街就去扯布给我赶做棉衣棉裤，并且还给我买了棉鞋和裤腰带。我心里一热乎，就伸手帮她拉磨、摊尖饼。一直帮她干了七八天。
六三年春节过后，黄万昌上我家来串门时，又带我上了趟呼兰的孤顶子去走亲戚。因为我俩此时已接触多次，不象一开始那样拘束，我也敢跟他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并且肯让他挽着我的手了。可他竟得寸进尺，还想跟我来亲嘴儿；我觉得太羞人，坚决不让他亲。
转眼之间又到了开春，家里又让我去找婆家要单衣，我又象听话的小狗一样去找婆婆要。当然还是黄万昌带我去的，而婆婆还是二话没说就给我做了。可是到了这年冬天，穷极迫赖的父母竟然认准了老黄家脑袋大，还让我上婆家去要棉衣。我有点气不愤了，磨磨蹭蹭地拖了好几天才勉强起身。可是我这次没有先到大脑袋山下去找黄万昌，更不敢直接去找他母亲要，而是先去了老姑家。老姑听我说了来由后，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也感到这样没完没了地索要不是个长曲儿，便去跟黄万昌的母亲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她二人很快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和一应事项，并谎称我母亲已经同意，只让我把接亲的准确日子带回家去。我哪知结婚是咋回事，稀里糊涂地就点了头。可是当我回家一说，母亲立刻炸了庙：“你个不开窍的死脑瓜骨，我还没跟她们朝面，咋就同意了？”原来母亲卖我只是叫饥荒给追的，她还想留我在家里多干几年活呢！不用说，这一顿臭骂我咋也得挨着了。然而骂归骂吵归吵，那头既然已经定下了日子，按定婚时的约定也不算过格，母亲再不乐意也提不出拒绝的理由，只能后悔她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还叫我去要棉衣裳了！
一九六三年冬月十五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的天空上从早到晚一直飘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也正是在这一天，黄万昌落户的生产队里出了两挂马车，辗压着吱嘎嘎的雪路，把年仅十五周岁的我接到了桦甸县城郊公社的大脑袋山下……
三、结婚——生个死孩子之后才知道做女人真难
我和黄万昌拜堂成亲的正日子是冬月十六这一天。在那个年代里，结婚时的唯一讲究就是选个大吉大利的双日子，为的是夫妻二人能白头偕老和儿女双全，不至于在半路上分道扬镳或是撇下一个留下一个。拜堂的仪式也极具时代特色，主持人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挂了一幅毛主席像、我和黄万昌肩并肩地只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敬了个礼之后就算结束了仪式，什么天地、高堂、族亲以及我们俩的对拜一概省略了，等于是毛主席给我们主持的无比庄严、无比神圣的婚礼。就这样拜完了“堂”之后，对最多捐助一元钱礼金前来捧场的的友好和娘家婆家的来宾撒出几把廉价的糖块，再给每人点上一支勤俭牌烟卷也就算了事了。也亏得仪式这么简单，若是当时再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的话非出丑不可，因为我岁数太小，无法领到结婚证，允许同居的证明还是一年之后我挺着大肚子，上公社民政助理那软磨硬缠才开出来的。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和黄万昌也没有正经八百的结婚证，只有那个允许同居的证明。
履行了仪式之后，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黄万昌那被称为新房的、而实质上只有属于他们哥俩的一铺炕的屋子里，但见棚杆上挂着一面权当为幔帐来遮眼的塑料布，两只枕头和被面也不知是朝谁家借的，而那一对小柜竟然白亮亮地连油漆都没上，由此可见贫寒到了何种地步。我觉得那对小柜的样子怪吓人，捂住怦怦乱跳的胸口，脱口说道：“这小柜咋象棺材似的，这么炸眼呢？”，老姑一听这话，连忙来捂我的嘴：“大喜的日子，别啥都胡说！”
新婚之夜里，旧风俗又昂然地抬起了头，我老姑不知怎么又和婆家人串通好了，竟然合着伙派了两个半大小子来压炕，让我羞臊得整整一夜都没敢睁眼睛，至于黄万昌怎么给我扒掉的裤子，怎么行使丈夫的初夜权，我只能咬住牙关凭感觉，整个身体就象一根木头，静静地躺在那，由他任所欲为……
黄万昌比我大三岁，还念过初中，又回乡接受了好几年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当然是什么都懂了。可我只是从老姑和住在老姑家的奶奶嘴里听到些女人家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只言片语。在生我养我的母亲身上我还没有受到过诸如此类的正面教育。所以在新婚之夜我也只知道顺从着丈夫，怎么痛楚也得忍着。其实那时候即使有人教我我也未必能懂，我还没有来过月经，胸脯上刚鼓出两个鸡蛋黄那么大的圆核，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一点对男人的渴望和要求。若按现在的法律来衡量，说我是一个被奸淫的未成年少女一点都不为过——我是结婚之后的半年多才来了第一次月经的。
我还是看那两个白亮亮的小柜不顺眼。婚后第二天，我又壮起胆子问丈夫：“为啥不给它刷上色？这能用几毛钱？”丈夫的脸马上红了起来，细细跟我说了他目前的经济状况。原来他哥俩是屌蛋精光地来到这永兴屯的，从买下这一铺炕到吃返销粮，开始一直欠着队里的饥荒；虽然这两年队里的工分值不断增长，但仍有七百多元没还上。我一听这么大个数，得把我卖好几回才能还上，当时也傻了眼。于是在婚后的第三天我就和丈夫一起到队里去干活。农活对于我也不陌生，十二、三岁时我也开始下地干活了。我想再加上我的辛勤劳动咋也能快点堵上这个大窟窿。我有一股不认输的劲儿，不管是冬天里起粪送粪，春天里刨茬子、插秧，秋天割地打场，我都不甘示弱，只要队里有活我一天也不耽误工，连怀上身孕恶心呕吐都坚持下地。也是天老爷有眼，这一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后一个少有的大丰收，队里十分工合了两元多，排了全县第一号，我和丈夫两个人挣了五千多工分，再加上小叔子也挣了一千来分，到年终决算时一下就把欠的七百多元饥荒都还上了！乐得我们小两口儿和小叔子三个人一宿没睡觉……
饥荒还上之后，我的心里也轻松了许多。我借了一本《三侠五仪》，利用分红后队里放假的空档时间在家里闲看，跟丈夫学习认字。丈夫是个慢性人，什么事都不慌不忙的，一天只教我十个八个字，便让我好好背。我却是个急性人，恨不得把书上的字都能一下子认出来，可我只念了一年书，哪有这异想天开的本事？因而也不断遭到丈夫的嘲笑。后来我干脆不用他教了，能蒙出念啥就顺着句子往下捋，渐渐地就把书上的字都能认个大其概了。说起我跟丈夫，也只能算是相依为命的伙伴而已，根本也没有多深的感情——在那种情况下成婚的两口子能有什么感情呢？况且感情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连女人究竟怎么回事，和男人应该有什么关系，都是结婚以后才朦朦胧胧地似懂非懂。记得那年挂锄时，队里在场院上放了一场《李双双》的电影，我和丈夫一块去看了，电影中一演到李双双跟他男人赌气的时候，我丈夫就笑嘻嘻地用手捅我，而他一捅我我就一卜棱，最后气得我干脆跑到银幕后头去看了。那个电影中有一句话叫先结婚后恋爱，是指李双双结婚后才跟他的男人玩感情的。可我连李双双的一个犄角都不如，根本就不懂啥叫恋爱呀！
转眼间到一九六五年。我正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再和丈夫俩拼上一把劲，多挣些工分，以便让我们的小家庭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我婆婆在孙家屯和她的后老伴俩闹崩了，又带着一儿一女搬迁到本县苏密沟乡的红星三队，嫁给了一个从山东家过来的当着生产队长的光棍汉。对婆婆的个人生活我无权干涉，所以听了这个消息后我也不好说什么。可是丈夫说红星屯在林区里，有大柈子烧，说啥也要把家搬过去。当时我就想：这永兴生产队已经不错了，听说分红还是全县里最高的，而且还有水田地，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再说又挨着大道边，交通也方便，何必要往那大林子窝里钻？再说婆婆毕竟是个改嫁之人，也难免让人在背后说些什么，贴乎到跟前去有什么光彩？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没想到丈夫一下吊起了小脸子，说他是一家之主，搬不搬家得由他决定。我一听这话也来了气，就同他犟了起来。我这人不仅性子急，最大的毛病是嘴不让人，正因为这样的脾气，为些鸡毛蒜皮甚至是一句话说不到一处时我俩也没少干过仗，但是吵归吵闹归闹，干完了仗一天云彩也就散了，不耽误吃饭干活和睡觉。这次也是一样，我俩谁也不服谁地争执了半天，也没争出个高低。后来我一想还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谁让我这辈子没托生成男的，刚结婚一年就打个天翻地覆还不叫人笑掉了大牙？于是我报定了丈夫是天我是地的态度，又老老实实地服从了他。其实丈夫要搬家的目的只是为了追随他母亲，以为在母亲跟前能有所依靠。别看他在我面前从不示弱，可他缺乏的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气概。
家搬到红星屯后，因为一时没有房子住，我们就先住到了婆婆改嫁后的家里，与婆婆她们新组成的一家人睡对面炕。那时候的生活条件都是那样，我也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婆婆和她新改嫁的丈夫对我们的到来都满心欢喜，这让我的心里塌实了许多。把家安顿下来之后，我即跟着丈夫上了山，去拣风倒木打柈子。那时的林业政策也松，只要你不是明目张胆地砍大树，小小不然的一概没人管。我俩带带拉拉地干了一冬天，在留下足够我们填两年灶坑的一大垛之外，还卖掉了好几丈。看到我们的劳动成果摆满了院墙四周，再也不用象在永兴屯得搂那些一烧直燎烟的蒿子草了，心中又多了一分满足。可是日子一长，我渐渐发现婆婆对我越来越冷漠，她养了二十多只母鸡，可下的鸡蛋从来不给我们吃一个，有时我上她那头的盆里舀口水喝都不拿好眼色瞅我，不由得在心里纳闷：早先她也对我也挺好的呀，这会咋象变了个人似的？我私下里问丈夫，而丈夫也没讲出个子午卯酉来。这时我又想起两年前的春天，我跟黄万昌上孙家屯去找她要单衣时，她屋地的大盆里养了好几条大鲇鱼，她也没说做一条给我们吃。看来她以前对我的好处也不过是应付场面罢了。最后我只好对她敬而远之，把她的冷漠归结到全天下的婆婆们都看不上儿媳妇的通病上……
到了种地的时候，我还是和丈夫一块到队里去出工，尽管我的肚子越鼓越大，行动已有些笨拙，可我还是没当一回事，直到临产的头两天我还跟着大帮薅稻子。后来我只觉着胯骨疼，就问邻居薛大娘，薛大娘说我可能我是要生了，我还不信；生孩子不都是肚子疼么，哪有胯骨疼的呀？那时候女人们对怀孕生孩子也没有多少知识，只要感觉着不大出格，也没有谁上医院里去做检查的。特别是农村里的女人，能知道老牛婆子在哪也就放心了。更何况我的岁数又小，对这方面更是知之甚少，只以为到了日子象母亲生弟弟妹妹那样哼上几声就完事了。
可是生孩子绝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到我临盆之时却遇到了难产，原来我怀的孩子是个脚朝下的立生位，让老牛婆子也傻了眼，怎么折腾也接不下来，直疼得我咬破了嘴唇也抓破了炕席，最后把抓炕席的手指甲都扣出了血……那份洋罪遭的，真个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也不知我们老高家人是哪辈子做了孽，找到我身上来算总账了……就这样，我从头一天早晨搅病开始，一直折腾到第二天上午，到底让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憋死在我肚子里了！
当我看到老牛婆子从我肚子里最终扯出来的是个一动不动的死孩子时，已经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只觉得眼泪象断线的珠串收也收不住地直往下滚。可这时候一直守在我身边等结果的婆婆非但没有安慰我一句，却一扭身出了屋。我看着她一步步走出去的背影，心里的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
就因为我生下一个死孩子，这个“月子”都是丈夫黄万昌侍候的，婆婆连水也没给我端过来一口。我暗暗发誓：下辈子再托生，我宁可当牛做马，也决不做女人！
四、挺起腰板——在史无前列的运动中撑起一片天
因为我年轻，多在乎的事也只是一阵风。我很快就平下心来，全当扔那个孩子是老天爷故意让我白折腾一场。我只在炕上委了十来天，身体基本恢复就下了地，先把家里的活拣起来：拉磨、摊尖饼、洗衣裳，拆被子……等我把家里收拾利索时，也到了挂锄的时候。这时我同丈夫商量起盖房子的事——我们不能老挤在婆婆家，我也真不愿意看她的脸子——没想到这件事丈夫和我想到了一块儿，他也早嫌在一起搭伙食多出力也不讨好，所以立马就同意了。
我们就把房场选在村东头的小河边，因为屯里已没有地方再盖房子了。好在从新政屯搬出时把丈夫他哥俩原来的那铺炕卖了七百多元钱，足够买木料的了，差个一星半点的不妨上山去偷几棵树。也是为了省钱，房子的四面墙都是用荒草拧成靿子蘸上黄泥一道一道编起来的；除去上梁和编墙我们请了一些帮工之外，其它的零碎活都是我们自己干的。不能不说的是房子虽然盖了起来，可在抹山墙的时候我俩还打了一仗——
那时我已有一年多没回娘家了，这一天，邻居从大队里捎来一封信，是我娘家来的，我马上撕开信封，嗑嗑巴巴地对着丈夫念了起来。信上说我母亲的嗓子起了白喉，三天喝不进一口水……信还没念完，我就受不了了——尽管母亲一向对我不好，可一想到她竟病成了这样，无论如何我也要回家去看看。可是黄万昌却阻拦我说：“又不是得了啥大病，等把房子盖完再说吧。”我一听这话就急了，张嘴骂上他：“你他妈还是不是人？你妈改嫁到这你都紧忙撵过来，我妈有病你还不让我回去？你打算下辈子从石窠里蹦啊？”我这一骂不要紧，他在跳板上抓起一把黄泥就打到了我身上。他这一打我更来了劲，顺过锹把即去捅他。这时他一步从跳板上蹦了下来，不由分说地跟我打到了一块儿，最后是滚得我俩混身是泥，他的手被我给挠出了血，我的脑袋被他打起了包。我一看自己没占到便宜，便豁出一切要跟他拼命，结果把他吓得一溜烟跑走了。他人高腿长我撵不上，趁这工夫我干脆进屋里做饭。饱饱地吃了一顿后，换上身干净的衣裳抬脚就往娘家走，一气走了七十里地，赶到东黄瓜营时已是满天星斗了。
我风风火火地跑进娘家那座既让我悲伤又让我惦记的屋子里一看，我母亲的病早已经好了！母亲看到我的头上鼓着青包，料到又是我们两口子打仗打的——因为我老姑和奶奶常上我家去串门，不能不把我和黄万昌闹叽咯的事传到娘家来——便对我说：“我看你俩也是犯相，干脆跟他打罢刀吧！这西边的红旗岭刚上马一个镍矿，矿上有不少光棍小伙，等我给你重找个上班的……”我深深叹了一口气，毋庸置疑地回答说：“妈你别操这闲心了——打仗归打仗，我从打嫁给他那天起，就没想过要离婚！”我在娘家只住了一宿，第二天即返回了红星屯……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我又甩开膀子跟丈夫一起到队里去干活。我那时的身板就象是铁打的，平平常常啥毛病都不犯，看到有人常因为哪块儿不得劲儿而误工，自己也跟自己开玩笑说：“我咋就啥病没有呢？闹点病不也能歇一天？”正因为我能干，六五年队里分红后，在调整下一年的领导班子时，我被推选为妇女队长。而丈夫比我还有出息，他一下挎上了大队治保主任和民兵连长两个“肩牌”，这可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更可喜的是我丈夫做为根红苗正的共青团员，又是当时农村里少有的“邢燕子”式的初中毕业生，再加上他天生有点女人性，人缘处得好，还被列为公社党委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正准备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可是时光很快滑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因为全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放了一声“炮打司令部”的响炮之后，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山旮旯里也不例外，一下闹起了一个什么战斗队，由原来的大队书记暗中鼓动一帮人推举我丈夫为领头人，让他带人去斗六十多岁的老会计。因为那老会计有个不让人看的木箱子，就说他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箱子里有手枪和电台。我丈夫虽然一向表现积极，可是整人的事从没干过，知道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来利用运动报私仇，便借故离开了战斗队。后来那伙人果真砸开了老会计的箱子，可是找到的只是一些修理钢笔和手电筒的工具。……就这样闹了一阵，也没闹出一点真名堂。也还算农民们最朴实，大多数人还没都忘了自己是打啥家什的，不能再象大跃进那会儿让庄稼都扔到地里不管而去空喊口号，所以在整个红星大队里农业生产的大局还是没乱。也就在我们心中暗自庆幸的时候，却从我娘家悄悄传过来一个坏消息：因为我爹的户口本上标注的家庭出身还是地主，又按运动的新定义给划入“黑五类”中，一斗再斗……我和丈夫的心一下子又没了底，不知哪天会不会再株连到我们身上。不过我俩还是硬装做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唯恐叫哪个别有用心的人从我们的脸上看出不打自招的痕迹来。
随着这一年的庄稼生长成熟的节拍，我肚子里又孕育的一个小生命也渐渐地长大了，可我还是没当一回事，直到临产前三天，我还带着辅助劳力从大雪地里往山下背包米，甚至头一天还在场院上搂稻瘪子——我就不信再怀的孩子还能是立生！也许是我的自信心感动了上苍，这回天老爷又重新给了我们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是正在红星大队的“六、二六”医疗队给我接生的。我丈夫一见这个儿子活蹦乱跳的，他也乐得一蹦多高，马上就往亲友家里报喜讯……
可是没过两天问题又来了——匆忙赶来侍候月子的奶奶发现孩子的小脸突然变得煞白，打开小被一看，只见包孩子的褯子已经成了血葫芦——原来那“六、二六”大夫的经验也是有限，愣把孩子的脐带给留短了，没系住，鲜红的血正从孩子的脐带头上不住点儿地往外冒。于是又赶紧把大夫找来，经过一顿抢救才保住这个小生命。紧接着我又因为那将就盖的房子不保暖——头一年冬天只住我们两个血气方刚的大人，硬是没有觉出来。坐上月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一下冻出了产后风，也是经过一顿打针吃药才抢救过来。可是从那时起，就落下了一个风湿症的病根，一遇到刮风下雨天，混身上下更是疼得历害，因此也害得我象沾了毒品一样，养成了依赖正痛片来解除病痛的恶习，每天都得大把大把地吃……直到现在，一天也少不了十八片，否则哪都不自在。
我给儿子取名叫黄金生。这个名字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点格格不入——那时中国人的脑袋都高度膨胀，顺应潮流的人家生孩子都起得非常革命，什么“文革”呀，“卫东”啊，“向阳”啊，“东风”啊如此之类，好象孩子一出生就注定了是根红苗正的革命派，将来也必定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似的。可我们家哪敢效仿和高攀呢？我只觉得这个儿子来之不易，他的生命应该象金子一样宝贵。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一直在持续，我也害怕妇女队长当不长远，说不定哪天得撸下来。于是我借生孩子的由子辞了职，干脆也不上队里出工了，在料理家务之余去开荒山坡，种小片地、喂肥猪，还跟着季节刨药材、采山货，一年下来也能打上两三千斤粮食，收入几百块现钱……
一九六七年的初冬，各公社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异地交叉的方式到外乡去工作。我丈夫黄万昌竟然被选中了。他因为我的“地主”出身，刚刚在接受入党审查时得了个“社会关系复杂，应继续考验”的评语，我不知道让他担负这么重大的使命是对他的信任，还是公社领导们实在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反正我没有理由不支持——影响了他入党，已经让我感到愧疚了。这时黄万昌的心里也正憋着一股气，出去“继续考验”一下也许正是他所需要的。于是我高高兴兴地让他去了宣传队，把家庭的担子都挺在自己肩上。可是一个女人扯个刚会迈步的孩子顶门立户地住在深山老林的屯子边上，不可能不出点事故，先是苞米仓子遭了贼，丢了几百斤粮；后来又有人半夜里敲我的玻璃窗，想要进屋来找好事，还让我给认错了人，遭一顿骂之后又去给人家赔礼道欠。这还不算，那一年的三九天也格外地冷，无论我怎么往灶坑里填大柈子，那稻草编的山墙还是挂满了白霜，早上起来连门都推不开；外屋地的水缸也冻实了，擦脸的手巾一转身就冻得梆梆硬……我怕孩子真再冻出个好歹，又进屯里去另找住处。我找到一个老跑腿儿住的马架子，虽然房子不大，但是墙挺厚，屋子里暖和，便跟他商量着换房子。那老跑腿儿一见能占大便宜，当时就答应下来了……
春节到了，放假回家过年的丈夫一见我俩辛辛苦苦地盖起来的房子换成了个小马架，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可是他一想到我们娘两个挨冻的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春节过后，公社里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又到红星大队来组建革委会，因为我丈夫一直表现得非常突出，又在工宣队里当班长，这次又被推选上去，叫他回来当这个革委会的主任。丈夫当时也乐得够呛，觉得自己这些的努力没有白费，总算熬出了名堂。可相比之下我却显得很冷静——因为我有复杂的家庭出身，历次政治运动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夹着尾巴做人，所以我的政治嗅觉反倒要比别人敏感一些——我问清了这次选举的情况之后，觉得这个革委会长久不了，因为不仅丈夫这个主任还没有入党，在这个新班子里竟然连一名党员都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怎么能“革命”呢？丈夫一听我的话也觉得有理，细细想了一个晚上后，把拿到手里的象征着权力的钥匙又交了出去，然后又回到了宣传队，继续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再值得一提的是六八年秋天我又生了一个起名为小娟的姑娘，但到第二年夏天时，即赶上了流行的中毒性痢疾，不到一天就拉脱了水；而孩子的静脉血管又太细，赤脚医生急得满头大汉也找不到，干脆把葡萄糖都扎到她大腿上的肌肉里了，直到小娟那两条小腿肿得象气鼓的蛤蟆也没有抢救过来。小娟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妈妈”叫得又甜又脆，她的死可是真叫我伤心倍至，可是丈夫又不在家，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地饮泣。我一直哭了好几天，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她那甜甜的叫声……
无独有偶，小娟刚死了没几天，又掀起一阵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我种的小片地里的青苗和别人家一样，都被当做资本主义，毫不客气地砍得一塌糊涂。别人到这时还敢撕撕巴巴地拦挡一下，或是说上几句风凉话，而我却只能听天由命，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就这样。丈夫在宣传队里一共干了两年多，每年只有两千个工分的补助，家里家外的一大摊自然都是我一个人撑起来的，而我从来没向丈夫流露出一句报怨的话。那时有一句鼓动妇女上阵的口号叫半拉天什么的，可在我身上何止是半拉天哪，我撑起的是囫囵个的一片天！
五、走出家门——大老粗当上了领头羊
一九七零年秋天，桦甸县林业局在各乡镇成立林业工作站，要招收亦工亦农的职工。我丈夫在前一年已经结束了宣传队的工作，又回到了红星大队，在继续担任民兵连长和治保主任的同时又兼任了林业委员的工作。因为他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头，这次又被公社革委会给推荐上去。我们俩都乐坏了，因为在那个年月里要能跳出农村的地垅沟，吃上“红粮本”，就好比蹬上了天堂，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都巴不得的好事。果然到了第二年，我丈夫就转了正，成了正经八百的林业职工。虽然他每个月只开三十二元的工资，可他还有我这个能干的老婆，要过好日子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让他一心无挂地去上班，自己依旧撑着家里这片天，再苦再累心里也舒坦。
一九七一年，我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黄金艳，意即鲜艳的金色阳光终于照到我家里来了。满月之后，丈夫觉得他在公社上班，多少天才能回家一趟，把我和两个孩子扔在几十里外的红星屯里也太不方便了，于是又张罗在公社附近的学校屯里再盖房子，让一家人团团圆圆地住到一块儿。这时我家已经有了些积蓄，很快就选定了房场并且买好了房木。可是就在着手建房之时，他突然又被编到公社的工作组里，上四道沟大队去做“中心”工作去了！没办法，拉开的架式又只能靠我来支撑了。我捎信把我的奶奶接了过来，替我在家照看儿子黄金生，自己则背上正吃奶的女儿黄金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扑扑腾腾地盖起了两大间土瓦结构的房子，然后即把家从红星屯里搬了过来。
离开了红星屯，也离开了我种小片地和采山货的生活。可是出惯了力气的我又不甘心蹲在家里当围着锅台转的工人家属了。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养成了我敢象男人一样闯世界的勇气，正巧这时候公社砖厂里招收临时工，我雇请邻居家的大娘照看着还吃奶的女儿黄金艳和六岁的儿子黄金生，二话没说就去报了名。砖厂领导看我的身板挺壮实，把我分配到装窑班里。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甩开膀子就干了起来。因为我舍得卖力，又有当妇女队长的指挥经验，第三天就当上了装窑班的班长。这的心里也暗暗高兴——我也终于成了按钟点上下班、月月拿工资的“工人阶级”了！我一天挣一块三毛六分钱，一个月能开五十来块，比丈夫挣的多多了，在发工资的第一个月，我就拿定了从今以后由我来养家糊口的主意——我要正经八百地体验体验当“男人”的感觉，我跟丈夫说往后家里外头的正常开销都从我的工资里出，让他把自己的工资都存起来当“过河”钱。他一听让他来攒小份子，不知背地里偷着乐了多少回。
可是命运又总是和我们过不去。就在我的自豪感刚刚生出来不久，女儿黄金艳又出了事。那是七一年的冬天，因为看孩子的大娘两口子犯叽咯，一眼没有照看到，让黄金艳摔到了火盆里。当时我正在砖厂里上班，得到消息后，风风火火地跑到公社卫生院，一见孩子的两个屁股蛋都烫焦了，眼泪立刻流了下来……第二天，我实在看不下去孩子遭的那份罪了，便往四道沟大队打了电话，通知在那做中心工作的丈夫。丈夫得到消息后也立马赶了回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女儿，一直在卫生院里陪她住了两个月，直到烫伤感染的女儿痊愈出院。我丈夫也正因为耽误了这两个月工作，不早不晚地错过了公社革委会又一次考验他入党的时机，使他多少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理想再一次“流产”。从此之后，丈夫的“革命意志”也衰退下来，再也不敢想入党的事了。这也是我今生今世最愧对丈夫 的地方。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黄万昌转到常山公社的林业站。转过年之后，他在公社的街里借了一处房子后，我们又把家搬到了常山。常山公社座落在松花湖畔，是桦甸县著名的鱼米之乡，人也多，街也大。可我是个呆不住的人，让我住在闹哄哄的街上整天看热闹我可受不了。也因为我有过在砖厂当“工人”、挣工资的经历，便四下打听要找活干。我听说公社有个基建队，正在为公社干部们盖家属房，工资开的也高，一般的力工一天都能开一元五毛七分钱，便自告奋勇地找上门去。可是工程队的负责人一看我是个女的，禁不住笑道：“我们的活可不是玩儿，一般的老爷们都干不了；你一个老娘们，还是回家哄孩子吧！”我一听这话也真是门缝里看人，马上回敬他：“别看我是个老娘们，我还真想跟你们这些老爷们比比——这样吧，我先给你白干三天，你要是看我行，就叫我干；看我不行，我立马走人！”我说干就干，到了施工场地上，看到小工正在和灰，我拎起水桶就去打水，打满了两个水桶后，一手操起一个，一路小跑地拎了回来——虽然我前前后后已经坐了四回月子，而且还得过产后风，但我的身体还是很强壮，每顿都能吃七张大尖饼或是一斤六两大米饭，哪能没点力气呢？工程队的负责人一看我真不是个囊货，不仅留下了我，而且还因为我既会指挥又有盖房子的经验，两个月后又提拔我当了工程队的副队长……
就在我为老娘们争出志气的同时，我丈夫也因为对工作认真负责被提拔为林业工作站的站长。因此，我参加建筑的公社干部家属房也分给了我家一间半。一时间，我们两口子在常山成了比翼双飞的能人了！
一九七六年春节后，我又生了小儿子黄金龙。这年夏天，基建工程队要到吉林市去施工，我因为孩子太小不能远走，便脱离了岗位。我在家里连管孩子带养猪，磨磨蹭蹭地就过去了半年。等到小儿子也能离开手时，我又在家里呆不住了。按说我丈夫是林业工作站的站长，在常山公社的地盘上也算是说得出的人物了，我家的生活水平按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算是应有尽有了，我完全可以在家里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地享享清福了。可我就是不会这么想，总想还能凭我这双手创造出更好的条件，不为眼前想也得为以后想，反正力气头不用也攒不下。而且我还没过够当“男人”的瘾，只觉得能养家糊口才风光。所以我又在这一年冬天到公社的油房去干活，负责给机器上料，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也心甘情愿。我一直干了一冬天，直到油房歇工，又到公社食堂去做饭……
值得一提的是我这样在外边拳打脚踢，家里自然是照顾不周了，时间一长也苦了我丈夫，饭要他来做，衣服也要他来洗，不知不觉地我俩还真就交换了在家庭中的位置。用儿女们长大后的评语说：“妈妈是我们的父亲，而爸爸才是我们的母亲……”。这话说的挺对，因为我自来就想当“父亲”，所以不可能是贤妻良母。这也没办法。但凡世事有得就有失，“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么？也正因为我风风火火地在外边踢打，才长了见识，特别是在公社食堂的一段时间，因为天天都和干部们打交道，让我学会了好多社交本领，了解了当官人的心态，同时也练出了自己的口才，为以后干事业积累了经验。
一九七七年秋天，常山公社党委决定成立社办林场，让我担任场长并负责组建工作。当时只划给我们一片山林和一垧耕地，目的是让我把一些闲散在家的干部家属们组织起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我觉得只靠种地和栽树还是局限在山旮旯里当农民，不会有啥大发展，就同公社领导商量，请求利用一下大森林的优势，搞一些对外加工的小项目。公社领导同意我的想法，并给我配备了一名曾在社队企业里工作过的男同志做业务员，让我们外出考察。我那时虽然愿意和男人争高低，可是要让我单独和一个男人出门还是不好意思。于是我又找了一个做伴的，三个人一起走出了家门。
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长白山脉，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那一年我二十九岁。我们到了吉林、长春，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先考察好一个给车辆做密封件的项目。那还是计划经济的年代，什么条件都不好，在长春火车站前，我住的是十八张床的大房间，我同长春机械局的一个同志洽谈这个加工项目的具体事项，就是在这个大房间里进行的。同住一室的姐妹们见我在那位同志面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都很佩服我，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一听这话噎了半天，然后淡淡一笑，把我的身世告诉了她们，特别强调了我只读过一年书，到现在还只是能看能说而不能写的事实。她们咂咂舌头说：“亏得你文化低，你要真是文化高，就能上天啦！”我不知她们的话是褒是贬，只把它当做我向前奔的动力……
谈好了加工密封件的项目之后，我们立即到吉林去购置加工设备，回到家后就开始安装、生产，很快即创造出了经济效益。此后，我们又增设了镟床和带锯，承揽到了加工菜刀把、气管子把和重型机械包装箱的生意。我在社办林场里干了整整六个年头，每年的产值都有三四万元，除去向公社上缴百分之五的管理费外，还养活了二十多个公社干部的家属……
一九八一年，我在常山还给自己家盖了三间砖瓦房。由于我已经有了前两次盖房子的经验，这次由始至终我都没用丈夫挖一锹土。但是我却充分利用了他的工作关系投机取巧——我以林业干部家属的身份找到林业局的资源科，请求他们把吉林市建筑行业调拨松木杆的指标安排到常山，然后又同来常山拉松木杆的建筑部门联系，利用空车来的机会把我所用的砖瓦水泥给捎来，让我即省了运费还享受了建筑部门的内部价——我丈夫是林业站的站长，来拉松木杆的建筑部门唯恐巴结不上，又何乐而不为？除此之外，我还利用自己在公社机关里的人缘，请大家来帮工，连农业站、文化站的站长、甚至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都帮我上五十里外的大河沿去装过砂子……就这样，我满打满算才花四千元钱，就盖上了按当时的水准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房子。这座房子我们住了三年，黄万昌调走后，按低价出售还卖了七千元！
六、各显身手——君子兰和肥猪一起遭殃
一九八四年，我丈夫黄万昌被调到桦甸县林业局里当总务，我们又离开了正由公社改为乡又改为镇的常山，把家搬进了县城里。离开了我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常山，离开了我亲手创建并领导了六个年头的乡镇企业，一下子又回到家庭妇女的位置上，我的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那种失落感不知要比退居二线的干部还要强烈多少倍。可我毕竟身为人妻，不能光想着自己，还要为丈夫的工作和子女上学来考虑。
由于我家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丈夫的革命意志衰退之后就学会了享受生活。但他享受的方式与众不同，他既不是烟民，也不是酒鬼，还不去“垒长城”，只是迷上了吃小亏能占大便宜的典型范例——钓鱼。在常山时，他一有空就上湖边或水库去钓鱼。这回搬进了县城里，他又专门选定了靠近河边的地方来安家，我当然还得服从他。可是说句心里话，我还真不愿意他把工作之余的心思都用在钓鱼上，让我再来接管屋里屋外的一摊子。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刮到东北这疙瘩，政策才对个体承包经营敞开个小口，他单位里的同事和好友也都知道我能张罗的脾性，便劝我承包个饭店或是加工厂什么的。可我却摇摇头。我不是不能干，也不是不想干，但这桦甸县毕竟不是一条街能看到头的常山，桦甸县太大了，我不过是个井里的小蛤蟆，哪见过多大的天，敢在这桦甸县里亮大膘吗？思来想去了一阵子，我觉得还是做豆腐养猪最稳当，既守家在地，又不用操心和费力，只要雇上一个会做豆腐的啥都结了，腾出工夫我还能上街去听书和看戏；在农村扑腾了半辈子才进到城里来，我就不该享受享受？正好门前的菜园子里也有盖猪圈的地方，家里又有近七八千元的存款，不用外借也够用了。可是丈夫一听我要干这个，马上又吊起小脸子，劈头盖脸地数叨上我：“……这不是常山和苏密沟了，你咋就有福不会享，非把家门口弄得臭气薰天？”原来他这时候正打算在院子里盖花窖养君子兰呢！
那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已骤然兴起了一股君子兰热，据说有人用一盆名为“凤冠”的君子兰花跟日本人换了一辆皇冠牌轿车，所谓“凤冠换皇冠”的口头禅也在花民中间广泛流传。更有甚者是电视等新闻媒介报道了当时的某位国家领导人从长春市一次搬走了五盆君子兰去赠送外宾，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紧接着省城长春又成立了什么君子兰学会，一时间把这种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既无药用价值又没有什么特异功能的草本植物炒得比大熊猫都金贵。我丈夫受不了这种明摆在眼前的利欲诱惑，也要随波逐流地参与其中。而我却天生对花花草草不感兴趣，就认为一盆花咋也不如一斤肉实在，今个被捧上天，明个就得摔落地。所以我又死活不让他养君子兰。可是我家始终是丈夫当家，财政大权掌握在他手里，他说要往哪投资我挡不住，我要干啥却非得他点头。大吵大闹了一顿，还是没争出个谁是谁非，最后却都拿定了自己的主意，要各干各的。我当时也来了脾气，干脆不用他批钱而靠自己动手。于是我在桦甸县城里满大街转悠，看到哪旮扒旧房子就凑上去拣砖头。一拣拣了几千块，把我的手指头都磨出了血。砖头拣够了拉到家后，就利用家里现有的木料，在门前的园子里自己动手盖起了豆腐房和猪圈。可是做豆腐还得买磨买豆子，养猪还得买猪羔，这些没钱可是办不成。就在我考虑找谁借钱的时候，偶然听说林业局办公楼的屋顶因为漏雨需要维修，我便自告奋勇地找人秘股的同志，把这个工程揽到了手里，然后雇了一帮人干。两个月后，这项工程顺利竣工，我一下净挣了五千块钱，把资金问题全解决了……
我“自筹”了资金之后，即按部就班地实施起我的计划了，先是雇人打了一口专用的水井，购买了做豆腐的电磨、豆腐榨等一应用具，然后又抓来二十八只小猪羔，也请来个老成持重的豆腐倌，象模象样地养起猪来。与此同时，我丈夫也紧贴着住房盖起了一座大花窖，又钉了十几个育苗的大木槽，还拉来半汽车腐质土和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花盆；紧接着便源源不断地购入大大小小的君子兰种苗，什么“花脸”、“和尚”、“胜利”、“染厂”、“机师”等等，只要是被认为看好的品种，不论多高的价钱他都敢买，胸有成竹地坚信再经过他的精心培育和繁殖，一定会有更可观的利润来回报。我俩就这样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各想各的心事，各干各的营生。不过相比之下我要比他轻松得多，因为养猪是个粗拉活，用不着细摆弄，豆腐倌一有空还能帮我喂一喂，真没挡住我去听书和看戏。可他则不同了，那一段时间里连鱼也顾不得钓了，一下班就长在了花窖里，筛土、浇水，移苗、控制光照，天一冷还得给花窖烧火升温，直忙得不亦乐乎。我看他一天天忙得神魂颠倒，心中也不免发笑：哼，你就忙着做美梦吧，别看现在都拿这玩艺当个宝，不定哪一天扔大街上都没人要了！
形势的发展变化正象我所预料的那样，仅仅过了一年，也许是海外的贵宾已把那看厌了的“仙草”扔进了大海，也许是这种太容易繁殖的植物已泛滥成灾，曾经身价百倍、深藏“闺阁”的尤物似乎在一夜间里失了宠，不得不跑到大街上来“卖弄风情”了，煞时间，各种各样的君子兰便挤满了大街小巷，任你评头品足、论价估身……不用说，接下去的市场走向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丈夫能在这时候觉悟也还不至于赔得太惨。可他却硬是看不透眼前这种虚假的繁荣，也全然不听我的规劝，仍是如痴如狂地继续充实他的“窖藏”。八六年夏天他到长春去给单位办福利，我怕他还要再买，就找个亲属替我照顾那二十多头已经快出栏的肥猪，跟他一道去了。结果他办完了公事就转到了花市，硬是站在卖君子兰的地方不挪步，全然不顾我的劝说，又花七百多元买了几棵。气得我含着眼泪跟他回到吉林时，住到旅店里跟他干了一仗。我当时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心酸：“我高桂珍自从十六岁嫁给你黄万昌，辛辛苦苦地跟你滚了二十多年，为你铺床叠被，为你生儿育女，哪有一点对不起你的地方？就算你是主人，我是仆人，你也总得听我一句话吧？我不让你养这眼瞅着得赔钱的君子兰又是为了啥呢？我象老爷们一样在外边拳打脚踢都为了啥呢？”情急之时，我把七百年谷八百年糠都跟他抖露出来了——
……记得在常山时，我还因为他不务正业老去钓鱼跟他干过一仗。那是我正在社办林场当场长的时候，因为我从来没有休息日，礼拜天也照样忙在场里。那个礼拜天正赶上下大雨，给我看孩子的邻居顶着大雨跑到场里去找我，说我家的猪掉到酱缸里了。我当时一听吓了一跳——猪咋能掉到酱缸里呢？急急忙忙跑回家一看，原来是多日没掏的猪圈里灌满了雨水，二百多斤的肥猪陷在泥汤子里，只露出个呼呼喘气的脑袋，眼看就要被呛死了。我赶紧跳进猪圈里淘粪水，先把猪救出来，然后进屋去找黄万昌。找了一圈没找着，一问孩子才知道他上水库钓鱼去了。我的气顿时不打一处来，二话没说便跑到了水库，抢过他的渔杆就给撅折了。这下也把他惹翻了，追到家里后就跟我打到了一块儿——他先打了我几个嘴巴子，我又一脚踹到他的裤裆里——我虽然踹到了他的致命处，可是轻重我还知道。而自知理亏的他竟然借机会躺在地上装死。这下更让我生气了，索性把他的三弟黄万禄找了来，一进门先给他两个大嘴巴。他三弟一下被我给打愣了，但听我说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含着眼泪拉起他哥哥，又对我说：“大嫂你打吧，你对我们老黄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咋打俺都是应该的。”我一见他三弟这样知情达理，也不好再闹下去了。
其实他三弟说的也是真心话，我对他黄家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我和黄万昌把家搬到常山的第二年，就把他贫困交加的二弟黄万宝和三弟黄万禄先后接了过来，把黄万宝两口子安排到粮食所里当了正式工人，把黄万禄安排到林业部门。除此之外，还对他哥俩的生活给予了全方位的关照，大到娶妻生子，小至柴米油盐，统统都包在了我身上……
还有黄万昌的姐姐——因为家庭破裂，三十多岁就一个人拉扯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那时我们家还在红星屯，也是最困难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到县里去买咸盐，路过她家时，看到她正在收拾拣来的破铺衬条子要给孩子做衣裳。我的心一酸，忙把兜里准备买盐的两块钱都扔给了她。此后她家的吃粮都从我种的小块地里出，而且每年的春节我都给她家的大人孩子每人买一双鞋。甚至黄万昌和她闹别扭时，我都劝说黄万昌看在一奶同胞的份上别跟守寡的姐姐太叫真……
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曾对我极其刻薄的婆婆——当她又与红星屯的那个后老伴分手后，只剩下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是我不计前嫌，把她接到常山去赡养。记得我刚把她接到身边时，她还有点不好意思，耷拉着脑袋对我说：“桂珍哪，我咋也没想到到了这份上是你来管我，以前都是我对不起你呀……”我叹了口气道：“妈呀，要搁以前，我跟你走到顶头碰兴许还得吐你几口。可那毕竟是以前了。你能养我丈夫十年小，我就能养你十年老……”我婆婆一听我这么说，抓住我的手舍不得再松开。我真就养了她十年整，直到最后给她送终都没用她的儿女花上一分钱……
——难道我高桂珍做得还不够么？你为啥非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呢？
我这一顿劈头盖脸的的数落，直把他的脸说得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钻到裤裆里。我看他不再吱声了，又扔给他一句话：“凭你这熊样瞧好吧，回家我就跟你离婚！”他一听我说要离婚，又猛然抬起了头：“你离，你离——你离婚我就钻车轱辘底下……”我真让他气得牙根直。这次干仗虽然我俩都没动手，却是最让我伤心的一次。
我憋着一肚子气跟他回到了家。没多久，君子兰的市场价格就开始直线跌落，跌到最后，几块钱一棵都有没人要了！直到这时，我丈夫才知道后悔。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胳膊折了得揣到袖子里，牙咬碎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就这样，我丈夫一共养了三年君子兰，不只花光了家里的“公款”和他自己单独储存的工资钱，又外借了六千元——其中有我姑姑四千元，有他外甥两千元——却是一棵也没有卖出去，一分钱也没收回来。最终的结果是送人的送人、扔的扔……
也是祸不单行，就在君子兰无情地嘲弄我丈夫的时候，桦甸县城内又流行起百年不遇的猪瘟病，我养的二十八头个个都长到了三百多斤的肥猪一下瘟死了二十四头，让我本打算在年底卖掉肥猪帮他还债的美好愿望也成了泡影。面对着倾家荡产的沉重打击，面对着辛辛苦苦了二十年，一下又回到结婚前的悲哀与无奈，我一下子病倒了……
七、烧木炭——五年挣了三十万
我昏头涨脑地在炕上足足躺了三天之后才爬起身来。这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暂且什么也不干，心平静气地想一想。于是我把死里逃生的那四头肥猪一起卖掉了，然后先去逛大街。
这时的县城要比我家刚搬来时热闹许多，大街上的人好象都在议论桦甸要撤县建市的话题，市场也象是有意烘托这喜庆的气氛似的比以前活跃了不少，兜售各类商品的摊床挤满了街道两旁。但我对撤不撤县和建不建市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我高桂珍现在该怎么办。当我逛到一个卖书的书摊前时，看到有新出版的《三侠五义》，我的眼睛顿时一亮，拿起来一翻，和我看过的那本差不多少，于是我便买了一本拿回家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温习”起来。要说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是全当认字来，那么这次看是要琢磨琢磨做人的道理，我要从这本书里找找我究竟错在了哪。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它从头到尾又看了两遍，可就是没找到我想找的问题。因为这本书写的是包公如何秉公办案和侠客们怎么行侠仗义的故事，无论是清官贪官、侠客和匪盗都跟我沾不上边。不过这本书我还是没有白看——包公最后能名扬天下，李娘娘最终能重返宫中，都与他们能经受住磨难分不开。原来我一直以为我就是天下最苦的人了，可是跟包公被当成怪物抛弃山野、李娘娘因生下太子被迫害而忍辱求生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了。这样一想，我又重新打起了精神，还要重新爬起来。我还得干我最有能力把握的事，那就是基建维修和木材加工。但是干基建得有门路才能包到项目，不会再有林业局房顶维修的俏活在等着我了。除此之外就只剩下木材加工了。可是要干这一项没有十万八万的资金想都不能想，既使厂房和设备承包下来，木材原料总得进吧？这笔资金从哪来呀？我们已经倾家荡产，剩下的只是外债了！
所以我又想了好多天。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突然想起在常山盖那三间砖瓦房的情景来了——那该是我利用建筑部门需要松木杆的“杰作”。可眼下那种“投机取巧”的好事显然是不会有了，但我却从那三间房想到松木杆的需求和走向。松木杆做为农村建房的房架和城市建筑的交手架一直非常走俏。桦甸县四周的山山岭岭中又有都是六十年代种植的集体所有的落叶松林，每年都要批采几千米售向省内外，而集体所有的林木又不属于国家控调的物质，除了县林业局宏观调控一部分外，基本上处于自由买卖的状态，只要批准采伐，卖给谁全由所有者说了算。又由于农村里还比较落后，农民们采伐之后也只会坐地销售，这就给二道贩子提供了赚钱的机会，我何不来当这二道贩子呢？
拿定这个主意后，我即走出了家门，先到吉林以北的孤店子、沙河子、桦皮厂一带的农村去打听价格。一去方知道果然是有利可图。于是我便请当地的林政员来帮忙，以每车一百元的报酬来委托他们为我收集信息和联系销售；然后即返回桦甸，到林业局资源科了解采伐指标分布情况：紧接着便到农村的采伐地点去定货……就这样，把产销两头的关系都建立起来，最后再上货运公司去雇车，利用我手里仅有的四头肥猪的身价当滚雪球的本金，不失时机地倒运起来。至于运输手续对我来说完全是手到擒来的事。那时的松木杆在产地收购一立方米才二百来元，小头八公分粗、六米长的杆子一根才合八块多钱，而运到出售的地方却可以卖到十五元一根，扣除运费等项一根杆子至少能挣上四块多钱，不用说，利润是相当可观的。我也只干了一冬天，就挣了一万七千多元。
钱是没少挣，可罪也没少遭，因为倒卖松木杆是“打快拳”，一听说干这个挣钱谁都往前拱。为了争时间、抢市场，我又拉出了谁也不服的架式，成天成宿地跟着车轱辘转。最乏的一次是我跟着汽车一气跑了三个来回——司机倒可以在装车和卖货时打一个盹，而我却连续五天五宿没合眼——我实在挺不住了，回到家里就一头扎到了炕头上，一气睡了二十个小时，家里人谁叫也不醒，黄万昌还以为我睡过去了呢！还有一次是卖完了杆子后我们连夜往回返，可是车刚开出孤店子十几里地时突然灭了火，司机要修理又找不到锣丝刀子和手电筒，没办法，我只好一个人顶着星光、踩着吱吱嘎嘎的雪路跑回孤店子去买。等我把锣丝刀子和手电筒都买回来时，车的水箱又冻了，于是我又返回孤店子，叫醒一个老乡买了几捆稻草。等我扛回稻草和司机把水箱烘好时，天已经大亮了……
因为倒腾松木杆没少挣钱，不仅使走到崩溃边缘的家庭经济得已恢复，丈夫黄万昌也不得不对我另眼相看，明确表示从今以后不管我想干什么都全力支持，决不再和我“争风吃醋”了。我看他终于服了气，心里也美滋滋的——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无论我怎么拼命卖力气，他也只是装在心里，还从没说出口来。今天这句话倒底让他说了出来，我能不高兴吗？我们痛痛快快地偿还了养君子兰所欠的六千元外债之后，又于八七年的春天拿出六千元给大儿子黄金生红红火火地操办了婚事。大儿子的对象是林业局知青厂的大集体工人，她比黄金生大两岁，既懂事又能干，两个人已经处了好几年，早就急着结婚了。
给大儿子办完婚事后，我又呆不住了，还想干点什么。丈夫这时劝我说：“你不如先歇一歇，等到冬天再倒腾松木杆吧！”我摇摇头说：“到今年冬天倒松木杆的人非挤破脑袋不可。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样学样，啥都跟着风跑，有便宜还能总叫你占着？”林业局里的一些同志见我又闲的难受了，还劝我承包个木材加工厂什么的。可我还是觉得没有这个能力，仍然不敢搭拢。
也是事有凑巧，这年秋天，我在客运站送客人时，与常山镇一个小学校的周校长邂逅相逢，通过交谈，得知他早已经调到了位于桦甸东部山区的红石林业局，并在红石林业局三道沟林场里任过职。当他听说我正打算找事干时，便提议我上红石林业局去烧木炭。他说烧炭刚在那边兴起来，造材剩余物又多，效益也好，有很多在常山一带烧过炭的老把式都到那边去了；林场也乐得有人去烧炭，可以把清林任务无偿地委托给烧炭人，同时还能收取一定数额的管理费；而烧炭的承包人只要把采伐造材后甩下的枝丫清理出来，再按林场的要求完成植树造林任务就可以了。况且木炭又非常畅销，沈阳、吉林和梅河口的许多厂家都大量收购，烧好后坐在山上就可以卖钱，若是自己能直接运到求货的厂家，效益就更可观了……。其实我在常山时也听人说起过烧炭的事，只因为我那时在社办林场里，始终也没往心里去。听了他这一番话，我当时就活了心，决定上红石林业局去烧木炭。周校长是个热心肠，一听我真要干，马上提笔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在冬季采伐之时去找三道沟林场的陈场长。
我丈夫一听我说要上红石林业局去烧炭，惊讶得一夜没睡。他倒不是担心我干不了，而是担心红石林业局的环境，怕我到那边挨欺负。因为红石林业局是新建的国营企业，直属于吉林省林业厅，财大气也粗，和地方很少有来往，地方上的人也难到那里去办事。所以一提起红石林业局都有一种畏惧心理。但我却觉得事在人为，没有上不去的山，也没有过不去的河。我马上回了一趟常山，去找熟人了解烧炭的有关情况，并联系能跟我上山去吃苦的合适人选。这时我丈夫也真没闲着，他特意找了单位里常与红石局打交道的同志，专程到红石局的林政部门去疏通……
冬天很快到了。这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连饭也没顾得吃便揣上周校长的信，坐上大客车上三道沟林场去找陈场长。不巧的是等我赶到林场时，陈场长早上苇沙子伐区视察去了。我不想呆在林场里干等，便搭乘了林业局里的运材车追到伐区去找他。陈场长看了信后，不无惊讶地上下打量我一番，问道：“你也要烧炭？不知道这活好不好干吧？这得常年累月蹲在山上，好多男人都受不了这份辛苦，你一个女人能干了？”我微微一笑道：“陈场长你不了解我，我从小就是苦出身，打过柴火种过地，烧过砖也榨过油，当过队长班长和场长，大老爷们不一定都是我的个，只要是别人能干的我就能干；如果我干不了，周校长也不能举荐我，我也不会在这冰天雪地里撵到山上来找你。你实在不信，随便找个人来比试比试……”陈场长听了我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又仔细看看我粗壮的身板，不由得笑了，当即决定把八林班的清林任务交给我，并指定日期让我到场里去签合同。我一看这么大的事得来也并不费工夫，心里非常高兴，向陈场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陈场长，你就瞧好吧！”
我回到家向丈夫汇报了承包班号的情况后，即去召集事先约定的人马，三天后就组织他们上了山，先动手搭起了地跄子，然后即带领他们利用雪地便于集材的时机先行清林，把能烧炭的枝丫材都集中到拟定踩窑的地点……
我是包工头，必须要常年盯在山上，而为了安全起见，我又只能跟伙计们住在一个跄子里，这就给我出了个难题；这山上的活的确不是一般的女人家能干了的，我只能找男人来；可我个刚满四十岁的老娘们咋跟那些出大力的男人们睡在一铺炕上啊？既便啥事没有，毕竟好说不好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早在计划之初我就拿定了主意，要在伙计们的岁数上做文章，那就是绝不找与我年龄相仿的，所发我的人马除了一个六十多岁的烧窑把头和一个快到七十岁的做饭师傅之外，干活的窑工清一色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年龄段一拉开，我们的关系也好摆了，我把岁数大的当老人待，把小伙子们当孩子看，天天滚在一起也相安无事。
由于我们的准备工件做到了位，山坡上一解冻，老把头就带我们踩好了炭窑，防火期一过便装窑点火，很快便烧出了第一批木炭。
当我看到那些装进窑里的木头杆子经过七天七宿的燃烧和闷火之后都变成了油黑铮亮的木炭时，既高兴又好奇，于是我也亲手装窑、烧火，想尽快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没想到看花容易绣花难，同时装窑，同时点火，可我烧出来的木炭不是烧过火娈成了灰，就是火候不到净出半截木头头。原来这烧炭的学问也不小，首先装窑时要选好木材，不能把耐火程度不一致的木材装到一个窑里；再一个是窑要装的实，木材的长短要一致，木材之间不能有空隙；三是看火候，而火候咋样又全靠从烟囱里冒出的烟来推断……一句话，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学会的。但我天生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一窑不行来两窑，两窑不行来三窑……两个月之后，我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炭把式了！当我全面掌握了烧炭的技术之后，便逐步扩大作业规模，把承包的班号增加到四个，队伍也发展到七十多人。
自一九八八年春天起，我在红石林业局的经营区内一共烧了五年木炭，其中在三道沟林场烧了二年，批州林场烧了二年，最后又在二道沟林场烧了一年。
森林防火是林业部门的头等大事，春季从三月十五日起至六月十五日，秋季从九月十五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是一年两季雷打不动的防火期。为了合理安排时间，防火期中我也闲不下来，一面安排备料，一面销售木炭。因为我最讨厌做生意中有二道贩子剥皮，所以我们烧的木炭从不在山上出售，都是由我直接运往沈阳一带要货的厂家，在三道林场烧的炭是用汽车运输的，在批州和二道沟林场烧的炭都是倒到白山火车站后用火车发运的。相比之下用汽车运输还比较轻松，跟着车轱辘转也就是了；而发火车上站台可马忽不得，申请到车皮后为了抢时间装车，没日没夜地倒运是常事，最累的一次我连续七天七夜没捞着脱衣服睡觉。
如果说我在四十岁以前一直是受苦受累的，那么这五年的烧炭生涯也足够与前四十年的总和相抵了。烧炭这行当是专门跟老天爷找别扭的，因为春秋两季的好时候是防火期而不能点火，所以只能在冬夏之际抢时间。冬天得爬冰卧雪地集材、下料，再顶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往零上七八十度的炭窑里钻，冻裂的手脸在一冷一热的强烈反差下就象是穿过冰窖再下油锅似的。而到了夏天就更遭罪了，夏天的森林里总是下雨，人滚的象个泥猴还不算，湿漉漉的衣裳溻在身上，头上又有一窝一窝的蚊虫糊着你咬；臭汗从身上往外冒，炭灰从外边往里钻，脸又嘎巴得象锅底；再说我又是个女人，咋热也不能脱光了膀子去干活，捂的热痱子起了一茬又一茬……那滋味，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山上的土质疏松，炭窑踩不好经常会坍塌。一到这时候我就得身先士卒地首先爬进去处理，弄不好就可能被砸死或被烧死在炭窑里。因而小伙子们经常对我说：“大妈呀，这活真不是你该干的，你还是回家去享福吧！”我一听到这话就来脾气，没好气地回答他们：“想让我下山只有两点：一是我犯了法，你们把我绑下山去；二是我上了吊，你们把我抬下山去。”
……作业的情况是这样，生活上的难处也值得一提。因为采伐的班号大都在离林场几十里远的深山老林里，吃喝用项差不多都得靠人力往山上背。粮米油盐还好说，弄一回咋也能吃上一阵子。可吃菜却是个大问题，弄多了放不住，三天两头地倒腾又搭不起人工，所以只能将就一阵是一阵，有时候一棵大头菜得吃上好几天，至于啃咸菜疙瘩和咸盐水泡饭的日子也不在少数。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在大森林里有都是野菜什么的，那是他们根本就没进过森林；其实野菜大都长在荒山野岭和林子边上，真正的老林子里并没有几棵。那是我们在三道沟林场的第二年春天，做饭的大叔采了两回山野菜见大家都吃得挺香，便豁出工夫满山遍野地去找，找到最后，竟然把有毒的“走马芹桶子”错当成“黑瞎子芹”来熬汤吃，结果把大伙都喝得迷迷糊糊，上吐下泻了好几天。后来听山下的农民说，亏得那时还没到五月节，如果到了五月节，“走马芹桶子”长成了之后，我们这伙人的小命就交待了！
在五年的烧炭生涯中，我除了过春节能在家里呆个十天半月，再就是销售木炭时跟着车轱辘转，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摸爬滚打在山场上，有时一个月也下不了一次山。这样一来，家中的大事小情自然都顾不上，甚至想顾也不容你顾。那是九九年的春天，我正带着伙计们在林场的山场员指导下抢时间植树，这时有人上山来告诉我，说我父亲得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我一听立刻慌了神，拽上报信人即去找山场员告假。可是走到半道我又停住了脚——我这么一走倒好了，这七十多人谁来管呢？能按时把树栽好吗？我到底转了回来，只让那个捎信人转告我丈夫去照料父亲。我父亲有病是这样，九一年我小儿子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医院里，直到手术我也没有赶回去……没办法，为了干一番事业，为了更长远的将来，我只能把上对老下对小的愧疚隐忍在心底。
还有一次是在三九天，我外出去联系完业务后顺便背了点菜往山上返，到了林场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因为我急着要上山，林场里特意派了一辆东风车送我；可是山上的雪太大，晚上的路又看不太清，车没走出多远就开不动了。开车的司机劝我说：“高大姐，今天晚上你还是回林场住吧，明天我一定把你送到山上。”我掏出烟来同他各点着一支，抽了几口后说道：“我今天晚上务必得上去，山上已经六七天没吃菜了，再说明天一早就得出窑，我不上去咋行？这样吧，你掉头回林场，我自己往山上走。”我从兜里掏出几片正痛片，抓了一把雪把药强咽到肚子里，然后踏着深一脚浅一脚的雪壳子一步步地向山上走去，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一边走还一边哼着小曲儿，一直走了三个多钟头，到下半夜一点多我才走到跄子前。也许是因为害怕也许是走得太急了，我混身上下都被汗水渗透了……
我在山上烧了五年炭，体重从一百六减到了一百二。至于更年期是啥时候光临的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记得上山的第三年也就是我四十二的时候就绝了经。我想那一定是爬冰卧雪或者是睡凉炕的永久纪念。再有一点是我至今见不得海带，一见到它胃里就反酸——那都是在山上吃伤的。除此之外我还在山上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能驱赶蚊子。
但不管怎么说，我的付出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我当了五年炭黑子，净挣了三十万元钱！
八、囹圄中——反思与丈夫和女儿的感情纠葛
一九九二年夏天，小儿子黄金龙已念到初三。我这小儿子本来是我三个活下来的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可是因为我进山烧了五年炭，一直没有好好照料他，学习成绩也一年不如一年，考初中时也只考了个二流学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震动——虽然我只念过一年书，但我最羡慕的就是有文化的人，也希望儿女们都能成材——天下的父母们哪个不是望子成龙的呢？可是大儿子黄金生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后来想上卫校也因为他爸爸不同意去学了厨师。女儿黄金艳小学一毕业便说啥也不念书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儿子，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培养成个大学生才能弥补一下感情上的缺憾。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我毅然决定不再烧炭了，清理好山场之后便回到了城里。
可是事情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念书那玩艺要比做生意还难办。做生意栽了跟头可以从头再来，而念书却象横垅地走瘸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小儿子的学习成绩始终是在中下游的水平上徘徊，眼看着考高中没什么大指望，更何况他根本也没心思去“学而优则士”，我们两口子一狠心，在他初中毕业后即送他去当了兵……
我在山上当炭黑子的时候，也正是桦甸撤县建市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我的家在九一年就已经搬进了林业局的家属楼里。到我下山之时，城里的高楼大厦已经比比皆是，而正在紧锣密鼓地兴建的办公楼和住宅楼也如雨后春笋。眼见着木材加工的前景广阔，想办个加工厂的念头终于冒了出来，况且我又在山上和森林树木打了整整五年的交道，对木材的生产加工和利用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再也不象五年前那样胆怯心虚了。正巧桦郊乡的木器厂里有一台带锯要对外招租，我毫不犹豫地承租下来。这个木器厂位于辉发河大堤外的太平屯东，虽然在市郊，但靠近磐桦公路，交通十分方便。我马上聘请了锯台上的师傅，又雇了十来个打下手和搬运的力工，先为建筑业干起了模板、门窗料的来料加工。可是加工建筑材料的利润有限，到年底一算扣除各项费用开支也剩不下几个钱。我的心里又犹豫起来：是接着干下去还是改辙更张？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陈莹的女客户到木器厂来找我，出高价让我给她进料加工本地特有的横花色木的径切板。还必须要切成一边厚一边薄的桔子瓣形状。我感到很奇怪——我还没听说有谁专门要薄厚不均的木板的——便问她做什么用。可她竟支支唔唔地回答说是地板块。这我当然不信——地板块哪有薄厚不均的，难道要把地面铺出波浪来吗？我断定她没跟我说实话，而她越不说实话越证明这里边有文章。于是我拉她上饭店去吃饭，想在酒桌上套套她的底细。几杯酒下肚后，她终于透露出自己毕业于音乐学院器乐系。我的心猛然一震：她不是在找做乐器的材料啊？于是我先把她搪塞住，然后即到街上卖乐器的商店去打听乐器的产地——我干事向来爱一竿子插到底，不想让她在我这当二道贩子——商店的老板告诉我最近的乐器厂在营口，我便通过查号台查找营口乐器厂的电话。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了该厂的杨厂长。我报上自己的身份后，问他都生产什么乐器，他回答说有钢琴、吉他和小提琴，紧接着又问我有没有做小提琴背板的横花色木。这下我全明白了，当即把陈莹说的定货规格报了过去。杨厂长高兴地称赞我是个行家，决定立即到这来考察。
因为我跟厂家直接联系上了，自然把陈莹给甩掉了。可是我丈夫这时刚刚办了内退，他听说加工小提琴琴板能挣大钱，也忘了他六年前说过的再不和我“争风吃醋”的话了，硬要我把这个项目让给他，理由是他的两个弟弟都困难，他要带着他们翻翻身。我一听这话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我承认他弟弟家都不富裕，可也没有这样挣口袋的呀？我舍家撇业跟头把式地挣钱又都为了谁？你黄万昌从打上班那天起，开的工资都是单存着的，养家糊口的一切花销也包括帮助这些亲属们，不都是我高桂珍挣的么？谁缺钱张张嘴就不行么，干嘛非要撬我的行？当时我真想跟他干上一仗。可是转过头又一想，觉得不是这回事——是他黄万昌没说真心话——他肯定是觉得跟我一比显得太无能了，要借这个机会长长自己的身价！想到这，我苦笑了一下，坦然地把这个煞费苦心弄到手的小提琴琴板的生产项目让给了他。
我丈夫干这个也不是外行，他马上从贮木场里挑选了原料，然后即同他的兄弟们在我家里设立了加工点，用手锯下毛料，日夜不停地生产，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加工出二十多方，一下净挣了一万多元。
人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怪物，特别是象我这样总想出人头地的人，更看不得别人能比自己强。眼瞅着我丈夫他们占了先，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可是我既然把杨厂长给“转让”了，又不好再要回来，没别的办法，想干就得另辟蹊径。这时我突然想到小提琴是高雅的西洋乐器，首先应该在上海这样最早开放同时又是文化品位最高的大城市里落户，说不定上海还有生产的厂家……。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通过一个在上海做生意的邻居弄了一本上海市的电话簿，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一页一页地查找。到底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上海提琴厂！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个电话打到提琴厂的木材科。可是上海提琴厂木材科的科长一听我这是东北一个不起眼的小厂子，根本就不相信我能搞到花色木，以没时间为由一次次地拒绝同我谈业务。但他没想到我天生就有个犟脾气，只要我认准了，不达目的是决不罢休的。我一连打过去四次电话，对方终于被我的执著所感动，当即答应来我厂看货。那位科长来到后，见我这不仅有合格的样品，还有让他信服的敬业精神，很快和我签定了供货合同。
原来这横花色木是新发现的一种制做小提琴背板的上乘材料，因为属于珍稀树种，对厂家来说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上海提琴厂也没想到会在吉林省的桦甸市发现货源，合同一落笔即催我赶快进料加工。可是麻烦又出来了，这时已到了夏天，林场的采伐作业已经结束，下山的木材早被人挑过一遍又一遍了，上哪还能进到横花色木呢？我打听到常山镇的常青一带横花色木比较多，便马上交待一个朋友上那去收购。
几天以后，那个朋友告诉我说已以收了五米多，让我马上带车去拉。我立即雇了一辆汽车。还带了一块蒙盖的大苫布去往回运。可是装完车刚驶出常青屯时，竟被一个趁火打劫的农民拦住去路，说我们是盗伐林木，如不给他二千元封口钱就上林业站去告发。我平素最痛恨这种敲诈勒索的行径，便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去告吧，随便告。我好汉做事好汉当，宁可让林业来罚我也不给你一分钱！”那个农民一见我不吃这一套，不得不把路给我让开。然而木材运到家后，我左思右想又觉得不对劲——我明明是怂恿了农民盗伐林木，却还理直气壮地耍威风，真就不服天朝管了么？……不行，这种事不是我高桂珍干的，我不能让任何人戳我的脊梁骨。就这样，我又在第二天揣上两万块钱主动到常山林业站去投案自首。这时林业站还不知我弄木头的事，站长听我说了来由之后，也磨不开情面真收我的罚金。我把两万块钱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说：“你别不好意思，大姐我干了犯法的事，该罚你就罚，不能因为我砸你的饭碗。”站长见我这样认真，只好把那些为我砍树的当事人一一找来核实情况，然后依照森林法规的处罚标准则了罚金。
从常山返回桦甸之后，我又一次告诫自己：再也不能干铤而走险的事了！我把运到家的原木按要求组织加工完后，又专程上红石林业局的贮木厂去挑选，先后跑了无数次，最终按要求给上海提琴厂加工了六十多米小提琴背板的半成品板料，请了一节车皮发了过去。
车皮发走之后，我取道大连坐车到上海去验货与结算。那是九三年的秋天，当我乘上大连至上海的轮船时，同舱的一位旅客问我是做什么生意的。我照实回答是做木材加工的，刚给上海提琴厂加工了一批琴板。那旅客又问我货在哪。我说已经用火车发走了，我去验货结算。我的回答让那个旅客大吃一惊。他说如今是什么年头了，人家不给钱你就敢发货？且不知货到地头死，那送一耍赖，你啥都泡汤了！他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一下没了底：是呀，提琴厂要说我的货不合格，我可又输惨了！但转念一想，木已成舟，再怕也没用了，只能听天由命吧。
我到上海时，车皮也正好到站。可是货刚运到提琴厂的院子里，还未给验收入库就赶上了连雨天，这下可把我坑苦了，我真害怕这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加工成的、又是从几千里外运 来的“桔子瓣”木板在苫布下长了毛或是再出什么意外，好说歹说地让厂里同意我住在仓库的打更房里当“看守”，寸步不离地盯着它。这时我身上只有二百多块钱，我还不知道得等上多少天，所以既不敢吃也不敢喝，每天只买两袋方便面填肚子。不大不小的雨一直下了四天四宿才算住点，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可是天晴了之后管仓库的师傅欺负我是外地人，还是不给我验贷，我可真有点害怕了——难道船上的旅客说的话真要在我身上应验？不行，我不能这么傻等着。我一咬牙上附近的小饭店里买了几瓶烧酒和几盘小菜，把管仓库的师傅和装卸工都找到一起来勾通“感情”。我一口气先喝了半瓶酒，然后借着酒劲作了一首打油诗：
漂洋过海来南沪
连绵秋雨才停住，
不知何日回家转
请各位兄弟来帮助……
我没有文化，打油诗自然也作不好，可他们不知我到底有高的水平，只这几句话就把他们都说笑了。我乘势又把剩下的半瓶酒一口全灌进了肚子里，然后学着《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们对大家抱了一圈拳。不知这些南方人是被我这个东北女人的“英雄气慨”所威慑，还是被我的真情所感染，他们也都对我抱上了拳，并立即答应到明天先给我验货入库……就这样，我发来的琴板半成品一点也没受损失，全部验收合格。结账后我一算，这一车皮净挣了五万多元！
我高高兴兴地把现金支票拿回家后，马上又着手进料加工，于九四年的春天又给上海提琴厂发了一车皮。
第二次到上海时，时间比较充裕了，办完了业务之后便去逛街，逛完了南京路又逛淮海路，无意中我看到一家专营红木家俱的商店，出于对木制品的偏爱便走了进去。我一下就被那些古色古香而又高贵典雅的雕刻制品给吸引住了，我还从来没见过雕刻得那么好的圆桌方桌和太师椅，一件件地仔细观察，越看心里越喜欢。我想这么精美的制品一定得是心灵手巧、又有耐性的人才能一点一点地刻出来，象我这种性格是绝对办不到的。那么啥人能这么专心致志呢？我一下想到了聋哑人，聋哑人不受任何声音的干扰，干什么都比正常人专一，要不咋说是“十个哑吧九个灵”呢？对，肯定没错！我回到提琴厂，在厂里招待我的酒会上谈起了这件事，这时周厂长对我说：“你在这看到的木雕还不算是最好的，要想看木雕得上东阳去，东阳木雕闻名世界，是中国的四绝之一，连乾隆皇帝的宝座和杭州的释伽牟尼像都出自东阳……”我一听这话更高兴了，马上表示要上东阳去看看。周厂长当时就派定了一名业务员，专程带我上东阳去参观。
东阳位于浙江省的中部，是个中等的轻工业城市，城中的一条主街上全是展销木雕的店铺，有装饰豪华的办公用品，有造型典雅的居室用具，还有各式各样的壁画和摆件，直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为我做向导的业务员还特意带我到东阳的木雕总厂去转了一圈。这时我发现那些白净细腻的木雕制品竟然都是用东北的紫椴木来雕刻的，这让我的心头又为之一震：为啥非得把木头运南方来加工？要是在东北就地雕刻岂不更好？于是我一边观摩一边暗暗在心中盘算：等我将来有机会一定也办个木雕厂，就招些聋哑人来干，让紫椴木在东北也别光割菜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回到家后，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私收色木又东窗事发——一张逮捕令把我关进了监狱！
那是一九九四年夏天的事。市人大代表在视察工作时，发现林业部门有以罚代处的问题，把我怂恿农民盗伐林木当做了典型案例，理由是我虽然没从农民手里收到多少花色木，但农民们盗伐的立木材积却达到了几十米，已构成刑事犯罪，而林业站只收罚款显然是以罚代处，必须重新以法论处……就这样，我于六月二十七日以盗伐林木罪锒铛入狱。
一个一心想干点事业，并不是存心跟法律开玩笑的人一旦走到了这一步，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面对铁窗高墙，我既使有千言万语也难于言表。说心里话，我感到自己太冤了，冤的是我一棵树也没砍，而且又主动承认了错误，并替所有砍树的人交了罚款，怎么还能把我定为盗伐犯呢？是我承认错误承认错了，还是压根就不该去交罚款？我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事到如今我再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若是推脱还把得别人都牵扯进来，莫不如自己将错就错地认了这壶醋。
我这时真有点恨我丈夫。如果不是他非要压我一头，硬把营口乐器厂的生意给抢了去，我何至于错过了采伐期去私收木材？又何至于到这里来受罪呢？我挣钱又都是为了谁呢？难道我挣钱也是罪过？为啥非要拆我的台呢？……我越想越有气，越想越恨他，越想越觉得窝囊……说实话，我要早知道他是这号人，即使不跟他“打罢刀”也不能对他太忠诚了，比他好的男人多的是，对我有意思的也不是没有……
——记得我在常山的时候，公社企业办里有个会计，是个当兵的出身，长着一米八的大个头，办事果断，为人又正直，不象黄万昌总是婆婆妈妈的，还一肚子小心眼。因为我在工作上常和他打交道，他对我也特别有好感，无论是公社里会餐还是举行什么活动，他都愿意和我坐在一起，还经常过问我的工作和生活，体贴之心无微不至，无论哪方面都比他黄万昌强多了。我只要一碰上他瞅我的眼神，心里就怦怦乱跳，真想一下扑到他的怀里。可是我和他毕竟都有自己的家庭，我既不能对不起他老婆，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所以我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就那么跟他相处了十来年，也没干一点说不出口的事来。直到我家搬离常山的前一天，他来送行时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我们今生无缘，但求来世吧！”
……难道我对他黄万昌做的还不够吗？难道我命里该着就得受这种报应吗？可话又说回来，尽管他黄万昌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尽管我们这种先结婚后恋爱也没“练”出多少爱来，但他在我的心里又始终占据着丈夫的位置；他上山时我担心他迷路，他进屯子我怕他被狗咬，他无论上哪都让我惦记……归根到底一句话，我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没有，一点也没有！我觉得我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作所为的每一件事都是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我没存心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如果硬要说我有对不起谁的地方，那也只有我女儿，是在我女儿的婚姻上。可那也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
——女儿黄金艳自小长得就漂亮，在十七岁时就被一个小子给相中了。那小伙子是水产公司的工人，虽然人长的一般，但特别能干，又会来事；被女儿领到家来后不管啥活都抢着干，特别讨人喜欢。可是不知为什么，金艳跟他处了一段时间后却要跟他分手。但那小伙子不死心，听说我要上山去烧木炭，特意在单位里办了停薪留职，一直跟我在山上干了二年。我看他那么卖力气，按最高档次给他开五千块钱工资，可他一分钱也不要；后来我要认他当干儿子，他也死活不同意。一句话：他就是要娶黄金艳！这可把我逼上了绝路——那时候，因为对象搞不成杀人放火扔炸药包的事比比皆是，我真怕他走极端干出点啥事来——我只能咬紧牙关回过头来做金艳的工作，让她用青春来补偿小伙子对我家的付出。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办法？难道我只能顺从女儿而硬把那小伙子踹出门去？结果是我花了一万三千元来娶姑爷，硬逼着女儿嫁给了他。就因为花了这么多钱，小心眼的黄万昌还跟我干了一仗。而女儿的委屈更让我痛在心上，她足足跟我别扭了二年还不算，愁到极处，她把自己的胳膊都用烟头烧出了花……
我在狱中有都是时间回顾我四十六年走过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我除了对不起女儿之外对任何人都无愧无悔，同时我也相信我没什么大罪，用不了多久就能出去。所以我也不必费脑筋去为我的案情编造什么理由，更不必对自己灰心丧气，每当检察院来人提审我时，我都是直着腰板坦然自若地走出门去，乃至于还遭到过一个看管人员的谩骂：“她娘的，看你这趾高气扬的样儿，哪象是蹲监狱呀，倒象是中央首长来视察！”我淡淡一笑，仍然走我的路。也是因为这一骂，反而让我在心底升起一股强大的动力，我发誓在出狱之后一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让广播电视和报纸都能正面报道我，彻底改变我今天做为阶下囚的形象！
九、志未酬——三十八万付诸东流
因为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勇于承担全部责任，只在监狱里蹲了两个月零十七天，便被取保候审先放回家。后来经开庭审理，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缓期五年执行）。
又因为我进监狱跟丈夫不无关系，所以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黄万昌算账。我把我嫁给他之后的三十年里所做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摆到了桌面上，我问他这家业哪一点不是我创的？到底我哪一点做错了，哪一点对不起他？为啥他现在要拆我的台，绊我的脚？我从天黑一直问到天亮，直把他损得象霜打的茄子，还觉得没把气撒完。最后我跟他说：“我不能再受你的制约了，我要三年的决策权；在这三年之中无论我干什么你都不能干涉，而且还得服从我。三年之后我再把权力‘完璧归赵’。”因为他也觉得心中有愧，不得不屈尊一下“大丈夫”的形象，点头答应了我。这个决定是我在监狱中就谋划好的。我在监狱中痛恨丈夫的时候，听到同室的狱友偷偷哼唱过一首很熟悉的电视剧里的歌——因为我几乎没有看电视的机会，所以究竟是哪个电视剧的里歌我也说不上来——她唱的是“……女人不是水，男人不是缸，命运不是那辘轳，要挣脱那井绳……”这首歌正唱出了我的心声，我从来就没想做象水一样装在缸里的女人，更不肯象辘轳一样在身上缠满绳子，过去是这样，今后更得是这样！所以我要名正言顺地行使一回权力，以我自己的方式来洗刷耻辱、重创辉煌。实现我咬着牙根埋在心底的愿望！
在我被抓走之后，外界都以为我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承包的带锯车间也立马停了产，连雇用的工人也都四散而去。当我重新走进木器厂里，一看是这种情况，只能站在空无一人的车间里仰面苦笑。就在我思考着怎么恢复生产，再从哪起步时，上海提琴厂木材科的陆科长给我打来了电话，叫我马上赶到上海，去同广州乐器厂的老板洽谈色木电吉他琴头的生意。这个消息真象是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盏指路的明灯，让我把所有的沮丧一下子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马上收拾一下行装，赶到长春去坐直飞上海的飞机……
当飞机翱翔在万里长空时，我的心情依然很激动，我想就凭我高桂珍为人处事的坦荡胸襟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胆略和气魄，只要我不再干违法的事，就一定能在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而且还能站得更高、更稳！
我到了上海，同广州那位老板见面之后，谈得非常融洽，很快就签定了由我用色木白边生产电吉他半成品的供货合同。之后我一刻也没敢耽误，马上坐车返回来筹备生产。那些四散而去的工人看我又重打鼓另开张了，也都纷纷回到了车间来上班。这时正是冬季采伐的好时候，我也需要在此时购进原料。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世态如此炎凉，就因为我是一个刚被判了刑的罪犯，昔日那些和蔼可亲的面孔都变得扭曲、狰狞，谁见了我都象躲避瘟疫似的恨不得多生出两条腿赶快绕开。我哪能受得了这个？干脆我不再向任何人去递小话，宁可上木材贩子手里去高价购买。我在货场和林场之间往返奔波了十几天，终于购进了一百多米色木，很快组织起生产，并于两个月后用集装箱给广州发走了二十多米吉他头毛料。与此同时，我还拣起了小提琴背板的生意……
一九九五年春节后，桦郊乡木器厂重新发包。当时这个木器厂除了我从原承包人手中二次承包的一个带锯车间外，另外也只有做仓库的两栋厂房和一个办公室，我先前承包的带锯和另一台轮盘锯都是原承包人自己的资产。但我看准了这是个能让我大显身手的场所，便在三方竟争中踊跃投标，以每年上缴一万五千元的承包价把厂房经营许可承包下来，同时又花了八千五百元的高价从原承包人手里买下了他的带锯和轮盘锯。我和乡政府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承包合同。这时我可以直接面对乡政府，再也不受原承包人的二次盘剥了，我心里也非常高兴。正好这时大儿子黄金生和女儿黄金艳都另立了门户，小儿子还在部队里当兵，我索性把家都搬进了厂里；因为我跟丈夫有三年决策权的君子协定，他愿意不愿意也得服从我。我让丈夫跟我一起住在办公室里，由他来辅助我工作。
全面接收了这个木器厂之后，我马上又招来十几名下岗职工充实到各个岗位上，紧接着又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陆续购进了四百多米色木，全力以赴地生产吉他头和小提琴背板。与此同时，我还同一家钢琴厂联系上，准备在这批吉他头的货款返还之后再增加钢琴外壳的生产项目。为了便于指挥生产，掌握工人们的心态，我每天都和工人在一起吃大锅饭，一有空就和工人在一起干活。因为在我的厂子里干活的工人都是由我供吃供住的，我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还特意养了一窝猪……
如果不是九五年七月那场桦甸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的洪水，我的人生履历决不会是现在这样……
盆地中的桦甸市座落在松花江最大的支流辉发河的岸边，辉发河发源于吉林省的西南方，由柳河、一统河、三统河等几条河流汇聚而来，途经桦甸之后再向东北方流出二十公里即注入桦花江中。那年夏天桦甸的雨水也并不是特别大，但据广播电视报道，在辉发河上游的柳河、辉南一带已经洪水泛滥，因而导致辉发河水暴涨起来。因为我的木器厂地处辉发河北岸的护城大堤之外，抬眼即可看到汹涌的激流。眼看着辉发河的水位在日日升高，浑浊的激流卷着浪柴漫过了河床之后又漫过了河砍上的庄稼，一步步地向厂区逼过来了。这时我的厂子正在热火朝天地生产，大部分木材已经加工成了小提琴背板和吉他头，正在自然风干阶段，而没加工的原木还都在等着上锯台。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一旦被洪水冲走，我将连一根稻草也捞不到，所以我一点也不敢疏忽，马上动员大家采取行动，先把未加工的四十多米原木用铁线一根根拴起来，链到厂区中的一根水泥电线杆子上，然后又把价值三十多万元的小提琴背板和吉他头的毛料都搬进了仓库里，连同我养的一头母猪和七头已长到三四十斤重的小猪也放好猪食一起装进了仓库，最后钉死了门窗。做完这些之后已经是七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了。
我以为做了这些该是万无一失了。听老一辈人讲，桦甸县历史上只遭遇过两次大水，一次是在伪满时期，一次是在一九五三年。伪满时期发大水时还没有辉发河大堤，那时辉发河是从现在的城中穿过去的；也就是因为发了那次大水才修起了大堤，把辉发河圈出了城外，让它绕城而过。五三年那次大水又被临时加高的大堤给拦住了。从那以后辉发河便再也没对桦甸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过威胁。我虽然没见过那两次大水究竟有多大，但我想这大水再涨也不能涨到天上，它总会有个限度，而且它也不能只涨不消，即使把厂子泡一下也不会有多大损失。但为了预防万一，我们还是在距离厂区一百米的北山坡上搭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大窝棚，做为人员撤离厂区后的栖身之所。除此之外，还特意从渔场借了一条打鱼的铁船，锁在大堤内侧的湖边，以备情况紧急时弄到厂区来救援。
七月三十日这天，处于我们木器厂坡下的炭棒厂先进了水，在乡企业办于文魁主任的指挥下，我还带领工人趟着没腰深的洪水去帮助他们抢运设备，直到把所有的设备都弄到了北山坡上。
时间到了七月三十一日的早上时，洪水已经漫进了厂区，看到那些原木漂到了水面上，只因为有铁丝拴着一根都没有冲走还都觉得挺好玩。紧接着洪水已逼到了仓库和我们住的办公室的房根前，可我和工人们仍然固守着阵地，谁也不愿尽早撤离。到了这天中午，辉发河大堤尾端的四水门处已经决口，洪水灌进了桦甸城中，逃难的人群也象洪水一样从厂区后面的公路上向西面奔流。但我们还是一动没动。因为身家性命都在这呢，我们能忍心离开吗？直到八月一日的凌晨，桦郊乡的田乡长乘船来到我们厂子附近，用高音喇叭向我们喊话，勒令我们立即撤出。这时洪水已经涨到了我们屋的炕沿前，我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坐上借来的船撤到北山坡上。此时桦甸城里已经灌满了水，天亮之后，我们又跟着田乡长开着借来的船进到一片汪洋的城里去救了一天人。
八月二日这天早晨，洪水已经把厂房和仓库都淹没了大半截，那根拴着原木的水泥电柱在水浪的冲击和原木的牵引下左右摇晃着。我急忙叫人去抬船，想乘船进厂去往山坡上抢运，谁知船竟不见了！这时我可着了慌，连忙到渔场去寻找，以为是渔场又给收回去了。结果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船在半夜里就被乡企业办书记张喜成的大儿子给偷走，开进城里拣外捞去了！我顿时傻了眼，一屁股坐到了堤岸上……
等我又回到厂里时，洪水已经快没到屋顶了，但见锁在仓库里边的猪嗷嗷叫着撞开了屋顶，一只只地浮走了——原来猪都是会游泳的！可猪跑了是小事，仓库里装着的小提琴背板和吉他头可不能顺水漂走啊！我知道所有的动物在大难临头时都比人更有灵性，看来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没了船我也只能听天由命，眼巴巴地看着厂子在洪水中挣扎了。好在这时水面还比较稳，仓库里的乐器材料并没有漂走多少。且不知更大的厄运是在后面……
原来在桦甸市区东部的辉发河上有三座大桥，一座铁路桥和两座公路桥。最下边的公路桥是建国初期修建的，因为桥面太窄桥身也略低已基本废弃，现在只有少数行人图近便才偶尔从上面通过。但谁也没想到这座老桥却在洪水中做了怪。当洪水的水位接近桥面时漂流的杂物堵塞了桥孔，而且越积越厚，最后形成了一堵墙，使桥上的水位要比桥下高出一丈多。如果没有这座桥来挡横，我的木器厂也不会泡在水里，更不会严重威胁着上段辉发河大堤的安全。
时间到了七月三日，当灌进桦甸市内的洪水出现消退的迹象时，政府为了保住上段辉发河大堤，毅然决定炸毁那座老桥来泻洪。随着远处几声惊天动地的炮响，我们眼前的洪水骤然委缩下去，但委缩的洪水却产生了巨大的引抽力，把悬浮在水中的一切都席卷而去！
因为水面上的漂浮物一直很多，所以在洪水消退时到底都卷走了什么谁也没有看清，等到水位退到膝盖以下，我们趟进厂里去检查时，这才发现除了十几米拴得结实的原木和几台铁骨钢身和设备外，剩下的只是空荡荡的房子，其它的一切都没了踪影！
我围着厂区慢慢走了一圈，只觉得脑袋涨得比磨盘还大。我丈夫这时紧跟在我身后，含着眼泪给我算账，他说：“小提琴背板和吉他头价值三十多万，再加上几万元的原木，最直接的损失也有三十八万……”我何尝不知道能有多大的损失呢？不用说这个厂子，从我走出家门开始创业的那一天起，一笔笔一宗宗的账目都在我心里装着呢。我更知道的是这三十八万是我当了五年炭黑子的汗水和艰辛，是我以身试法的代价，是我赖以重新做人、再创辉煌的希望……但我却没有哭——除了把小娟扔掉和我爹死的时候我哭过，其它任何时候我都没哭过——我只是傻愣愣地这看那看。我丈夫又说这笔账得找张喜成去算。不用找，张喜成闻讯就赶了过来，他一看我们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与他儿子偷船有直接关系，一脸羞愧地表示全由他来赔偿，就从他的工资里按月给扣。我听了这话只能苦笑一下。我知道他这个管乡办企业的头头有多大脓水儿。本来他的家庭就不富裕，再来赔偿我还活不活了？于是我回答说：“算了吧，就是砸了骨头卖钱你也赔不起呀，能记住这笔账就得了！”张喜成听我这样说更不知如何是好，愣怔了半天又从兜里掏出八百块钱来表示歉意。三十八万都没了，还能要他八百块钱吗？我说什么也不收，但他还是硬塞给了我。正巧这时我厂一个老工人的父亲在跑水途中犯心脏病去世了，无钱来安葬，我转手就把这八百块钱给了他。这件事我如果不是让人记在了回忆录里，会永远把它埋在心底的。
我丈夫知道我回绝了张喜成的赔偿意愿后，一劲地埋怨我傻。我是傻，但那时候傻的不光我一个，叫大水给闹得人人都傻——那是八月六号了，仍然住在北山上的人不知从哪弄了一头大肥猪，几个人正在那杀的时候，不知哪能个调皮的小子喊了一声：“快跑哇——水又来啦——”他这一喊不要紧，所有的人又一窝风地朝西边跑去，那头正准备开膛的肥猪也扔下不要了，叫我们给拣个正着。因为我也不知道仍然泡在水里的桦甸城得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供应，便做了最长远的打算，把这头二百多斤重的肥猪不管是瘦肉肥肉，整个都熬了油，装了满满一大缸……
十、重起步——借款借地再展宏图
洪水不光吞嗜了我家价值三十八万元的财产，还给厂区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淤泥，淤泥在大热的三伏天里腥臭难闻，所以我们回到厂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清洗那几台劫后余生的设备，铲除这些讨厌的淤泥。
八月九日这一天，我还在指挥员工们清除淤泥时，看到不断有汽车满载着白面从桦甸城内向外运输，顿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仔细一打听，知道是粮库里正在处理被洪水淹过的面粉，才一块钱一袋。我一想白面装在口袋里水是渗不透的，何不趁便宜去买一些来“备战备荒”？于是我揣上家里仅有的一百二十元现款，马上到太平屯里找了一辆四轮子拖拉机，让车拉着我进城去，看看能不能买到过水面。
这时桦甸城里的积水已消退了不少，个别高岗处已经露出了旱地，大部分地方的积水也只有没膝盖深了。因为在洪峰到来之时市区中的人民都已经撤离，而且水电、通讯等公用设施也都切断了，所以这时只有极少数人滞留在市区中，显得死气沉沉。我们开着拖拉机直接来到了粮库，一打听处理的过水面果真是一块钱一袋，于是我便买了一百二十袋，和司机俩趟着水装上了车。拉到家后，我们打开过水面的袋子，往干净的塑料袋一折，每口袋都能倒出一半的好面来，结果这一百二十袋共倒出两千多斤。这笔账叫谁算都是大便宜，于是我准备第二天还去买。可是这时我手里已经没有现钱了，连雇的车钱还是欠着的，银行里尚存的几千块钱又取不出来，只能去闯闯大运了……
第二天，我又叫上丈夫和一个工人与我同去。到了粮库时，我先报上我的字号和身份，问他们能不能赊给我一车，可以拿我手上戴的金戒子做抵押，等银行开业后即来还款。但是卖面的人说什么也不干。我问清了粮库里管储运的是周局长时，便爬上办公楼去找周局长。没想到周局长这时正为大水泡了粮仓而窝了一肚子火呢，他听了我的来由后，铁着脸对我说：“你才有二十多人要吃饭，可我这上百吨的粮食都没了，能够多少人吃的？对不起了同志，我不能帮你！”我一看在这个非常时期没有现钱是不行了，便让我丈夫和车先等在粮库的大门口，自己到城里去找人借钱。我先找到了很熟悉的市人大刘主任的家，因为他家住在市政府专建的二层干部楼中，地势较高，水也早撤了。可是到他家一看是铁锁头把门，人还都没有回来；正为难时，一抬头看见了与他住邻居的是已经退休的候县长，此时正在自家门前收拾杂物呢，我便壮着胆子走上前去，先对他鞠了一躬，然后说：“候县长，您可能不认识我，但我认识您。我是桦郊乡木器厂的厂长，有二十来个工人得吃饭，想买点粮库处理的过水面，您能不能借给我三百块钱？”候县长等我的话音落地，马上掏出三百块钱递给了我。我高兴地连声道了谢，转过身即向粮库跑去……
可是当我又回到粮库大门前时，已经是晌午时间了，这时前库的面都已经卖完，只剩下后库的了，而后库距离前大门有七八百米远，必须得趟着没膝深的污水一袋袋地扛过来。我丈夫一看是这种情况，先打了退堂鼓，他说：“干脆给了车脚钱回走吧，家里又不是没吃的，这么老远，还得趟臭水，咋去扛呀？”我一听这话可真来了气，马上回敬他说：“家里那些够一年吃么，就这么白等了一上午？你不干就给我滚蛋！”我趟起水就朝北库走去，一下先扛过来两袋面。跟我来的工人和开拖拉机的小司机受到了感染，也都跟着我趟起了水。我丈夫一看是这种情况，也只好拧着鼻子跟上来……就这样，我们一直扛到晚上六点钟，又扛了一百二十袋。事后那个开拖拉机的小司机问我：“高厂长你今年多大了？”我回答说：“四十八岁。”他又说：“你可真是个铁人哪！”我谈谈一笑道：“铁人到是称不上，不过是科班出身。”小司机又问我是什么科班，我使劲瞪了丈夫一眼，回答他说：“是吃苦受累的科班！”
洪水渐渐消退之后，受灾人民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家园；房子泡倒了得重盖，棚子冲走了得另搭，所以厂子也热闹起来，每天到这来加工木材的人排成了大队。我一看这种情况，首先恢复了对外加工。为了提高效率，我在银行开门的第一天就把那几千元存款取了出来，到街上买了一台油锯和锯条，配合带锯和轮盘锯为灾民们切割木料。那时也不知哪来那么多大苍蝇，木板下锯后没等撂到地上，马上就糊上黑压压的一层；它还不管你头上脸上，越烦越糊，轰都轰不走，一不小心就吃到了嘴里；单是我的办公室里一天都能药死一撮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工人仍在努力工作，日夜不停地忙碌，没有一个叫苦的。几个月下来，净挣了一万多元的加工费，但我一个钱也舍不得乱花，拿上这笔钱到沈阳买了一台磨锯机——以前带锯和轮盘锯的锯齿用钝了都得拿到市内去磨，既耽误时间又不方便，还得另支一笔费用。自己有了磨锯机，一切都解决了。
这一年深秋时，上海钢琴厂给我来电话，要我提供加工钢琴部件的板方材。可是我哪有进原木的钱哪？思来想去了半天，我给对方的答复是等我购进原料之后即给他们去电话。给钢琴厂加工板方材显然是赚钱的，可是我没钱也只能干瞪眼，当务之急是得马上弄到钱。可我这时既处于缓刑考验期又没有可以抵押的财产，要想贷款门也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高息抬钱。为此我不厌其烦地找这个找那个，足足找了半个多月，最后终于找到两个相信我的人，一个是以月息四分的代价借了十万元，另一个是通过熟人介绍的，以月息三分借给我十万二千元。我这人办事不欠人情，通过熟人介绍的我又给那位搭桥的熟人另划出一分利，等于两份款项都是四分的利。虽然抬钱的利息很高，一年差不多得贴付本金的一半，但在我几乎是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有人敢把钱借给我，已经让我十分感动了！
有了这二十万二千元的进货款，我一方面到红石林业局去进木材，一方面同上海钢琴厂联系。时间不长，上海钢琴厂来了木材科的正副科长和一个技术员，同我签订了合同之后又留下那位技术员来监督加工。我先后共进了三百来米原木，加工了一冬天，总计给钢琴厂发去三个火车皮和一个加长汽车的产品。其中的一个火车皮还是在大年三十晚上装的车……
给钢琴厂加工产品使我的企业又从劫后余生中昂起了头。但因为钢琴厂的货款不好结算，影响我的资金周转，后来我也不再给他们供货了。
时光到了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在同广东几家乐器厂联系做其它乐器配件的同时，又开始筹备酝酿已久的木雕厂。我打听到桦甸市有个聋哑学校，便通过该校掌握了聋哑人的去向，事先预约了几个聋哑人到我的厂里来学雕刻手艺。做好这些准备之后，我在前往广州洽谈生意的时候特意又到浙江的东阳去了一趟。这次我是带着小儿子黄金龙一道去的。小儿子已经当兵复员，正在等待分配。我们到了东阳之后，不光对木雕工艺观摩一番，我还以每人每月二千五百元的高薪聘请了三名师傅到东北来传授木雕技艺。这三名师傅一个是打毛坯的，一个是打细光的，一个是管涂漆的。把这三位师傅带到家后，让他们在整个厂区中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作业场所，并马上招来六名聋哑学校毕业的男学生，让他们带着工资学习雕刻壁画的技艺。与此同时，我正式注册了桦郊乡木雕工艺品厂的营业执照。
厂子又象模象样地运转起来，已经是九六年的夏天了。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和雨水逐渐增加，一年前那场洗劫了我三十八万元财产的洪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心中突然冒出了得把厂子搬迁到大堤之内的想法——搬进“圈里”卯大劲也就是被水淹一下，绝不会把家当都冲走，相对比较总要比在大堤外安全许多——于是我抽空就跑到大堤之内的市区周围去寻找新的落脚点，西起市委党校，东至集厂子，北至钢铁厂，南至自来水公司，整个市郊都叫我走遍了，最后我看中了位于永吉街曾经是花园式企业的物资局仓库所在地。因为物资局的这个仓库早废弃不用了，此时这几万平方米的场地上只有几栋空荡荡的库房，院子里长满了没人深的蒿草。我看中的正是它宽敝的场地和闲置的库房。我想如果能把这块地方租下来建厂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把我的想法向乡里分管我的企业顾问也是原物资局的老局长做了汇报，想请他帮帮我的忙。但是老局长一听却连连摇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高厂长啊，你不是做梦吧？我不怕你生气，叫我说你不但是做梦，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那么大的国有资产怎么能租给你呢？不现实，太不现实……这个忙我是帮不上，你也打消这个念头吧！”我一听这话不由得在心里发笑——已经改革开放到这种时候了，咋还有这样的老脑筋，难道国有土地就该扔在那荒废着么？我慢慢站起身说：“老局长，你帮不上忙不要紧，但你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不出三个月，我准能办下来！”
我向老局长夸下了海口后，即去找物资局的司局长。因为司局长是常山人，和我算是半个老乡，对我也很了解，知道我是个踏实能干的女人；但他也不敢马上答应我，让我耐心地等他的消息。一个半月后，司局长经向市里的领导请示后给了我答复：允许我租用一栋五百平方米的库房和库房后面五千平方米的土地，每年交一万三千元的租金，租期为三年。这大概是桦甸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国有土地租给个人办企业吧！
那位“顾问”乡办企业的老局长得知我真租到了物资局的地方，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再也不想见我了，以至于后来我几次邀请他都借故回避，这让我的心里反倒很不好受。
我租到了理想的建厂之地后，先雇人清除了院内的蒿草，盖起了带锯棚子和成品仓库，然后又把那五百平方米的库房改造成木雕车间和工人宿舍与食堂、别外又划出一间屋子当办公室。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在举国欢庆建国四十七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的桦郊乡木雕工艺品厂正式搬迁到新厂址中……
十一、迎难而上——在商海搏击中实现自我
因为厂址搬迁纯属我个人的意愿，而我与乡政府签订的三年承包合同还没到期，我便把带锯和轮盘锯都留在了原厂，又为乡政府找好了接替我的经营者。这样一来，我的搬迁等于是重打鼓另开张，不仅设备得新上，连厂名也得更改。我索性把厂名变更为桦甸市塞丽木雕工艺品厂，又一齐上了两台带锯，把搬家和安装调试设备耽误的时间一下全补了回来，到九六年的年底一拢账。这一年净挣了十万元钱。不过我虽然更改了厂名，却没有更改隶属关系，直到现在也仍然是桦郊乡的集体企业。
一九九七年的生产是按部就班的，但我与丈夫要的三年决策权在秋天到期，我看他好象把这事给忘了，就提醒他：“咋样啊老黄，我的‘任期’快满了，该把权力还给你了吧？”他一听这话脸先红了，愣了半天才说：“你不是拿我开涮吧？这几年我一直为你看家护院管后勤，生产和销售都是你一个人把着，从家里的工人到外面的客户都是认你不认我，你交了权不是成心看我的热闹？”我笑了：“这么说你想让我继续当家了？你可别后悔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三十多年都过去了，论经营和管理你都比我强，算我服你了还不行？再者说，到啥时我都是你丈夫，你能耐大了我也跟你沾光，啥叫后悔不后悔？该咋干你就咋干吧！”
我丈夫这回说的可是真心话。要说在早他还不大服我，是因为他一直被工作给牵着，始终觉得自己没拿出混身的解数来跟我比试比试；通过这三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当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又一次让我们倾家荡产之时，我非但没有就此倒下，而且很快就稳稳地站了起来，又出其不意地把厂子搬迁到了几乎不可能得到的地方，让他不得不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丈夫对我服了气，家族内外的亲戚们也都一轰声地围了过来，都想在这个大有希望的企业里找一份工作。一开始我磨不开情面，也都从优给安排了，其中一个亲戚还给安排到副厂长的职位上。可是时间一长我发现这种做法决不是明智之举，越是近亲便越帮倒忙，力气都不想出，而好处却都想捞，这样下去这个企业不得垮台么？于是我又狠下心来把亲戚们一一辞退，开始在社会上物色那些德才兼备、又有一技之长的下岗职工……
这时，我满寄希望的木雕产品又给了我迎头一击——也许是东北的木材太多的缘故吧——这种由聋哑人精雕细刻的工艺品不仅在桦甸甚至在整个东北都找不到销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由市残联两次带到残疾人工艺品展销会上，却一件也没有卖出去！当残联的同志又一次把拿去的壁画原封退还给我之后，心里的滋味可真不好受。没办法，牙咬碎了还得往肚子里咽，我只能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当成一次教训，当机立断地中止了木雕生产，让那三位从东阳请来的师傅高高兴兴地揣上几万元的高额工资打道回府。可是请来的师傅好打发，招来的聋哑人怎么办呢？看到他们一个个扯着我的衣角眼泪巴巴的可怜样，我的心又揪到了一块儿——他们已经辛辛苦苦地学了近一年，虽然可以说有了一技之长，却突然又没了用武之地，而我一摇头他们就得另找出路——哪有愿意要残疾人的地方呢？我就让这些聋哑孩子们满心欢喜地随我而来，再垂头丧气地离我而去么？我绞尽脑汁地想了好几天，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些聋哑孩子再推出去，那样既对不起社会也对不起我的良心。于是我把他们都留了下来，先安排到带锯车间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然后又考察市场，寻找既适合他们干、又切实可行的新项目……
我发现桦甸城里有几家做地板块毛料的，觉得这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标志，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便跟老板们攀谈，了解到一米原木能出十八平方米地板块，而一平方地板块毛料可卖四五十元钱，于是我又利用到上海送货的机会特意到徐家汇地板城去了解成品地板的行情，得知成品实木地板一平方可卖到一百二十多元，细细一算利润还不薄。回到家后我便不顾众人的反对，毅然决定上这个项目，当然还是照我以往的习惯做法要一步到位，直接生产出成品；工序一多，也好来安排聋哑人的工作了。
因为上新项目需要厂房和设备，至少也要有二十万才行，而我先期借的二十万二千元还没还清，我不想再借高利贷了，便找到乡政府，请求帮助我联系银行的贷款；但银行以我没有足够的财产做抵押，说什么也不给我贷，气得我连着喝了两天闷酒，一下喝出了脑血栓，连话都说不清了，不得不住了一个月的医院。
出院后仔细一想，我高桂珍什么风浪都闯过来了，只为了少拿点利息就跟银行治气也太不值得了，干脆还是抬钱吧！于是我又找亲朋好友帮我抬了二十万，加租了物资局仓库一栋五百平方米的库房，并且聘任了一位曾经在木工厂里专门摆弄机械的人来担任技术厂长，和我一起到木业机械闻名全国的牡丹江去购买做地板块专用的四面刨。
九八年六月份，一台价值十四万八千元的四面刨买了回来。按理说还应同时购买一台三万六千元的双头铣床才能生产，可这位新聘请的技术厂长说不用花三万多元买现成的，只要用一万三千元买材料他就能做一台。我一听这话自然很高兴，回家后既让他动手来做。哪成想叫他花了两万多元，做出来的铣床却不能用，不仅耽误了时间，又白白浪费了两万元钱！另外这位技术厂长还说他会使四面刨，结果一上手他就先把刨床的工作台给造坏了。我一看这个技术厂长的“技术”早已经过时，只剩下吹牛的本事了，便毫不客气地辞退了他。这时又有人向我推荐了一位黑龙江省来的会修理铣床的师傅，看过那位技术厂长扔下的“铣床”之后，胸有成竹地说能修。于是我又出八百元的月薪让他来修理。哪知他又买三千多元的材料还是没能修理好……几经折腾之后，最后从辽宁省请来一位专做地板块的师傅，他一看那台前任技术厂长的杰作根本就是一堆废物！没办法，两万多块钱到底都打了水漂，我不得不再拿出三万多元来老老实实地去买铣床。就这样一直折腾到一九九年春天，地板块生产总算试车成功了。
通过上地板块这个项目，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谁的话都不能轻信，凡事必须三思而后行。再一点是也不能怕走弯路、错路，只要意志不垮，就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
地板块正式投产之后，我又招收了十几名男男女女的聋哑青年来带工资学徒，把烘干、挑料、刨光、砂光、上漆这些容易操作、危险性又小的岗位都让给残疾人干，看到那些残疾孩子们高高兴兴的样子，我的心里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时又有一件事对我触动也很大。一个在山东枣庄开乐器厂的韩国籍老板亲自到我的厂里来，定购一批制作吉他的小规格楸木板材，因为定价很高，签了合同后，我把别的任务先挤到一边，给他突击加工，并如期发了货。货到之后，那韩国人也在验收单上签了字，可是后来他一核算觉得自己有些吃亏，就找借口硬说我的产品质量不好，发涵来要我厂去人重新复检，否则将要在十天内把货返回。其实我对自己的产品是心中有数的，何况我也早听说过韩国商人做生意挺搅牙，恐怕出现什么问题，特意叫人精心选材后板板正正地加工的，质量上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派人去检验，宁可让其压点价，也许以后这个生意还能继续做下去。可是我也来了脾气，就是不怕这个“洋鬼子”，宁可生意不做，也不能灭中国人的志气，我立即找到一位律师，据理力争地给他发去一份“告知书”，言明了如果他不按合同支付货款，我将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让他按合同中规定的上桦甸市来打官司。这个韩国老板一见我毫不妥协，只好乖乖地支付了货款，当然，此后那韩国商人再也不与我交往了。为此事，在家里家外我也落得过埋怨，但我并不为此后悔。我觉得搞企业不能只为了“利”而不顾“义”，不能唯利是图。
为了加强管理，使企业象模象样地稳步发展，我吸取了以往的用人经验，一不再任人为亲，二不再轻信介绍，凡是应聘者须经过试用期考察，合格之后再固定相应的岗位。这样，我又先后聘任了原林业局贮木场的三名同志到厂，让担任过贮木场车间主任的杨树山同志担任我厂管理生产的副厂长，让担任过检尺组长的倪师傅来担任制材车间主任，让高材生罗立华同志来担任行政干部。与此同时，我还请专人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有“工厂管理制度”、“五大纪律”、“安全防火制度”、“员工守则”等等。工厂管理制度是这样定的：
一、会议制度。每日一次碰头会，汇报当天生产情况；每周一次座谈会，交流工作情况；每月一次全厂大会，总结生产情况，征求员工意见。
二、层层负责制度。工人对部门主任负责，部门主任对厂长负责：对各部员工的管理、留去，由各部主任决定。特殊情况报厂长批准。
三、书面布置工作制度。下达生产任务由厂长与部主任签定合同书。部主任按此领导生产，厂长按此检查验收。
五大纪律是这样定的：
一、保证安全生产，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严禁非本岗位人员擅自摸碰机器设备，如有违反发生事故，其后果责任自负。
二、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不迟到、不早退，作工要聚精会神，干好本岗工作，遵守时间，上厕所不准成帮结伙。
三、间歇时要在各车间有秩序地休息，不准到其它车间里乱窜，不准吵闹喧哗，不准从事有碍他人休息的活动。
四、上岗期间要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上，严禁消极怠工，不准无理取闹、打架斗殴，不准奇谈怪论，不准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如有超出正常活动的行为并造成不良影响者，厂方对其教育，屡教不改者予以辞退。
五、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健康人要关心残疾人，造成全厂上下携手并进、共创新型企业的良好氛围。
做为一个企业的统治者，我在管理上也是非常严格的，只要规章制度中明文规定了的，要求员工们必须原原本本地执行，丝毫不能马乎。我常跟员工们这样讲：“我要求你们高高兴兴地上班，高高兴兴地下班；不能把个人烦恼和同志之间的矛盾带到工作上，要专心致致地工作，安安全全地生产。谁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解决的事尽可以找我，别怕麻烦我，也别怕我脸子不好看——因为我得面面俱到，烦恼事多，脸色不能总好看，但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谁要是有事不跟我说，影响了工作或造成损失我可不饶。”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有人说我性格古怪，是包公的脸菩萨的心。我知道这些都是恭维我的话。其实我也很专横，有时专横得甚至不容别人讲话。这也许是我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没有这样的性格我也不敢去跟男人争高低，当然我也走不到今天。但是脸黑也好，专横也罢，我说过的话没有一句反悔的，吐口吐沫也是根钉。我认为没有权威性是管不好一个企业的。
管理上从严，待遇上从宽，这是我的一惯主张。我从不拖欠工人的工资，碰到资金周转不开时我宁可借钱也要按日子发工资。我还规定每年为职工发一双棉鞋，每二年发一套工作服，还为全员职工都买了人身安全保险，并逐年为残疾职工买养老保险，让他们在我这个自主经营的集体企业里也能感受到温暖。过年过节时，我也给职工办福利。我家还一直在养猪，当然只是为了改善食堂的伙食而养的。每到杀猪时，我都要请全厂的职工大吃大喝一顿。另外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也要大摆宴席，但我却决不许员工们给我送礼——只要他们好好做工啥都有了，哪能再“回扣”他们的血汗钱呢？所以自从我办厂开始，一直到今天，无论任何情况，我也没收过员工们一分钱的礼物，这已经成了厂里任人皆知的铁的纪律。
因为我加强了管理，在经营的新老项目上都有了明显的起色，继九六年赢利十万元后，九七年以后产值和利润都在稳步上升，到九九年产值达到了二百万，上缴利税十四万。这时我又在地板块生产线上出重拳投资，增加了横开机、砂光机、背涂机、淋圆机和红外线烘干机等一系列国内一流的先进设备，让原来普普通通的实木地板穿上了既防火又耐磨还油光闪亮的新衣裳，这种注册为“华丽牌”的淋漆地板经过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检验，被评为省级优质产品。产品质量上去了，下一步就是找市场，为了让产品打入上海市场，我特意把一、二、三等的淋漆地板各打了一包，背到上海的徐家汇地板城去搞推销，直累得腰酸背痛、两条腿都跑肿了，最后终于取得了经销商的认可……
我就是这样在商海里拼博，在拼博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从我接手办厂的那一天起，我每天都是在早上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以后才睡觉，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可以说我一直在干事，好象天生就不会偷懒，也不会玩似的。看家里人过年过节打麻将，我只看几眼也看会了，但我就是没有瘾。因此连儿女们也都说我只能受苦而不会享福。我回答说：“我宁可在累中死，也不在闲中生。”我不是唱高调，我好象天生就是个受苦受累的命，只要是人能受的苦和累，我就没有受不了的；与此相反，若是让我呆着玩着，我不但找不到一点乐趣，混身上下都不自在。我就象一台推上了电门的机器，几十年来养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惯性。这也许跟我的文化层次太低有关，我从来也没体验过玩的乐趣。在越会玩越能显示品位的当今社会中，我无疑是属于另类了。我只会在劳累和忙碌中寻找乐趣，也只觉得这样活着才充实，才是我高桂珍的活法。
……由于我的企业干出了名堂，新闻记者不断来找我采访、写文章，电视台也为我拍了专题片；省政府民政厅还把我的厂子定为福利企业，在税收上给了我很大照顾；特别是在一九九九年这一年，我又被增补为桦甸市政协委员，完全可以说五年前我出狱后立志要重新做人的宏愿实现了，但我此时却没有太多的荣誉感，反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就是象我这样一个没什么文化而且又被判过刑的罪犯还能受到这样的恩惠，我又该怎么做呢？
十二、回报社会——给残疾人当个好妈妈
一九九九年深秋，我突然接到一封残疾姑娘的来信，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高桂珍您好：
首先请您原谅我的冒昧，能写这封信给您我已经犹豫了很长时间，希望您能舍出一点时间来看这封信。
我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因为先天性骨盆错位，一条腿不大好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瘸子。但我能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从十六岁退学回家后，一直都在梦想着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因此我在砖厂里做过滑板工，还做过清洁工和服务员，又开过绞车也站过柜台，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即使做得不比别人差，也总能遇到鄙视和排斥，心灵上的伤害要比身体上的残疾更让我感到痛苦。几年下来，我已经心力交瘁，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好多次都想到了死。但是仍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无论怎么说我也是一个人，尽管身体残疾，也不等于是社会的负担和垃圾，因为我也可以做事，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一个公民应有的一切。所以我坚信总会有人肯为我们创造机遇，建立一个属于我们残疾人的团体，让我们互相尊重和帮助，共同享受蓝天和白云……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对您肃然起敬——那是去年的一天，一个朋友送给我一包食品，是用一张报纸包着的；我有一个习惯，见到有文字的东西就想看，我一看上面登载的是您的事迹材料，便认真地读了起来。我被您的坎坷经历以及锲而不舍的事业心和对残疾人慈母般的爱心深深地打动了。我如获至宝地珍藏着这张报纸，每次翻看都能受到感动。我真羡慕那些在您的工厂里工作的残疾人，如果我也能象他们一样去分享您的呵护，并尽我的所能去创造未来，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因为我不知您会不会要我，所以我犹豫了整整一年才提笔写这封求职信，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不管结果如何，我仍然钦佩您甚至崇拜您，为您在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做出的贡献，这绝不是讲究实际的现代人都能做到的。因此我向您鞠躬致敬，并衷心地祝愿您好人一生平安！
啊，忘了告诉您我叫孙丽波，家住在孙家屯；我把我叔叔家的电话写给您，我会在叔叔家里等候您的回音。
此致，
敬礼！
残疾姑娘孙丽波
一九九九年九月四日
看过这封信后，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一个残疾姑娘的真诚渴望，她把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了，我如果不要她，对她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要她又真不好安排，因为这时厂里并不缺人了，再说以前我主动招收和慕名而来的残疾青年都是好胳膊好腿的聋哑人，尽管不会说不能听，却不耽误干活，而她却是一个瘸腿的女孩子，到这来能干什么呢？思来想去了好长时间，我还是决定要招收她，就算是为社会做一点好事，让她来感受一下大家庭的温暖吧。于是我马上召集副厂长和车间主任们开会，专门研究对她的安排。没成想大家都持反对意见，一致认为不应该要她。理由是做为福利型企业现有的残疾人比例已经足够了，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讲效益，不能不看对象，来一个要一个。尽管大伙说的也有理，但我的主意已定，便不客气地对大家说：“你们为企业着想我感谢，但话说透了也是为你们自己考虑，你们都怕把企业干垮了丢饭碗。我明跟你们说，这个厂子能发展到今天，是占了三条：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有国家发展经济的好政策。地利是厂子的位置就在林区，离全省木材资源最多的红石林业局也只有三十公里远。人和更不用说，没有市政府、乡政府的支持和残疾人带着政策给我们做的贡献，能发展到今天么？都说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也得对得起社会吧？”我这一番话把大伙都给说愣了，没人再敢说‘不’字。我马上给孙丽波的叔叔家里打了电话，让她到厂里来，先安排在地板块车间里挑地板。
工作虽然是安排了，但下面的管理人员如何对待孙丽波还是让我不放心，果然只过了两天，车间主任就来反映，说她的腿脚移动太慢，影响工作进度，不适宜在地板块车间里干。我到车间一看，也真是这种情况，于是我又把她调到淋漆车间，特意给她安排一个扫灰的工作。这是最轻快的活，她干这个应该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没想到第一天就出了事——因为淋漆车间带班的班长并没有按我的指令办，反而让她在流水线上续板，她一个新来的残疾人哪知道流水线机器滚动的厉害？一不小心衣服的兜口挂在了流水线上的地板块上，把她带向了正在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在这时一个老师傅跑过去拉下了电闸，才避免一场重大事故的发生。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下令停产整顿，对歧视和排挤她的责任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期侮她了。可是她在车间里干活也的确困难，最后我又安排她在门卫值白班，负责收发和考勤。我想，不管谁的身体有多残疾，只要被我录用进厂，就不能让他（她）受到任何委屈。
无独有偶。也是九九年的一天，一个只有一只左手的聋哑人突然走到我面前，对我抱拳示意一下后，拿起粉笔在我身后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老板，让我上你的厂里来干活吧！我叫袁福友，我要挣口饭吃。我在外面干装璜，几年都不给结算，我没有饭吃了。
写完之后，他又抱起仅有一只手的拳头在我身前不住地晃动。我的心一下又软了，当即决定收下他，让他到地板块车间里去挑料。但在给他定工资时也出了点麻烦，因为他只有一只手，那些不缺胳膊不少腿的聋哑人还看不起他，都不同意让他跟大家一样挣四百五十元的工资。其实让他挣多挣少挣一点也不妨碍大家什么，可这些聋哑人偏偏都争强好胜，都想表现出自己最能干。而这个袁福友呢，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非要和别人挣的一般多，少给他一分也不干。为了平衡大家的心态，我只好表面上给他定四百元的工资，然后在每月开资后再偷偷地塞给他五十元钱。袁福友理解我的苦心，也知道自己的“短处”，便在工余时间里自己主动找活干，连厂子放假时他都要跑来转上几圈。因为他工作积极，从不误工，又省吃俭用，几年下来，他已经攒下了两万多元钱……
自从上木雕项目招收第一批聋哑学校毕业的学生开始，我就跟残疾孩子们打上了交道，久而久之，同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每个人的喜怒表情和举止形态都装在我的心里。因为这些残疾孩子的家大部分都在乡下，到这来做工就等于到了家，吃喝拉撒都得由我来负责，可以说自从他们迈进厂子的大门就等于把自己全盘交给了我，我有责任把他们全方位地管理好。所以我在检查工作的同时也观察这些残疾孩子们的心态，因为他们毕竟和正常人不一样，在接触事物、表达意识和实现愿望上都需要更多的关照。有一天，我到车间巡视时，发现少了一个叫米荣晶的聋哑姑娘，问谁谁摇头，后来我在宿舍里找到了她，看见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爬在炕上。我伸手一摸她的脑袋，滚烫滚烫的，知道她是感冒了，我的眼泪立时流了出来——我并不是个爱哭的人，小时候挨打没哭过，受苦受累没哭过，死了二十四头肥猪没哭过，蹲监狱时没哭过，大水冲得倾家荡产也没哭过，可是看到这个远离父母的聋哑孩子病成了这样却说不出也没人问，我怎么也抑制不住了——我赶紧把她抱到了怀里，立刻喊人往医院里送……
从此后，我又定下一条规矩：对残疾人必须要特殊照顾，只要我在家，无论谁有病都要立即向我报告；我不在家时就向我丈夫报告，绝不能弃之不管。我还特意购买了一些常用药品，让头疼脑热拉肚划伤等一些小毛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二0 0年夏天，因为天热，在车间里干活的工人都得了脚气病，一个个疼得呲牙咧嘴地不敢走道。我知道了情况后，马上批款叫人上街去买来最好的药水，并叫上丈夫亲手给残疾孩子们擦药。我的行动也感染了这些残疾孩子，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称赞我是他们的好妈妈，称我丈夫是好爸爸。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厂的残疾孩子也在这个大家庭里一年年地长大了，虽然他们都不象正常的年青人那样急于谈情说爱，但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也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力，为此我也积极为他们创造方便条件。 我在家时每天都和工人们泡在一起，对这些孩子们感情上的微妙变化也能观察出来。我发现带锯车间的小伙子石宏亮和地板块车间的米蓉敬在间休和吃饭时候爱往一起凑，知道他俩已有些意思，便把米蓉敬调到了带锯车间，让他俩在一起工作，增加接触的机会，结果没过几天二人就建立起恋爱关系。但只建立关系还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得让他俩结婚过日子才行。于是我马上同住在桦郊乡的石宏亮家和住在桦树乡的米蓉敬两家的家长取得联系，并且特批了假让石宏亮和米蓉敬分别把对方带到家去给父母看。石宏亮的父母一看米蓉敬既聪明又漂亮自然十分欢喜，可是米蓉敬的父母得知石宏亮家境并不富裕却不同意，把这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急得起了满嘴大泡，回厂后呜里哇啦地找我来诉苦。我一看是这种情况，马上把双方的父母找到了一起，反复做工作，终于让米蓉敬的父母让了步，然后我又亲自出面帮他俩在工厂附近买了房子，布置家居，包办酒席，结果只让石家花了两万块钱就红红火火地把婚事给办好了。等到这小两口生了孩子满月后，第一项“任务”是先把孩子抱给我看……
聋哑小伙子马岩和正常姑娘何欣的婚事则更费周折。马岩虽然是个聋哑人，但长得帅气，办事也也挺精明，可以说是聋哑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也正因为他有这些优点，只想找个生理上没有缺陷的姑娘做生活伴侣。可是他一连处过三个，都因为对方家里不同意而告吹，闹得他的情绪很低落。这时和他在一个组里工作的正常姑娘何欣又对他产生了好感，渐渐地，马岩的精神又稍有振作。如果这次再告吹，对马岩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有前车之鉴，这二人都怕再遇到麻烦，所以都不敢大胆地表露感情。我看出何欣是真心喜欢马岩后，便鼓励他俩大胆地相爱。时间不长，不仅在全厂传得沸沸扬扬，连双方的家长也都知道了。与往次不同的是这回双方家长没有一个赞成的，何欣家的想法自不必说，马岩家却怕正常的姑娘靠不住，闹不好再弄个竹篮子打水。但我坚信真情能打动一切，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一家一家地做工作，跑完了这家再跑那家，苦口婆心地游说，也不知前后跑了多少趟，费了多少吐沫星子，最终还是感动了双方的家长，都同意让这一对恋人先处一段时间看看。我分析到主要矛盾还是在女方家，而女方家里又很困难，连基本的住房都没有，一直在租房子住，便趁着双方家里都“欠了缝”的时机让马岩家先拿出两万块钱，给何欣家买两间平房，做为娶何欣的聘礼。何家当时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可是我给联系买好了房子之后，何家突然又变了桄子，说啥也不要房子了，只要两万块现钱……没办法，房子买了退不回去，我只好又从自己家里拿出两万块钱来交给何家，等于是我买了两间用不着的房子。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又为残疾孩子做了一件好事，每当我看到这小两口结婚后恩恩爱爱，特别是一到休息时，何欣就坐到马岩的腿上去耍娇时的情景，心里就乐开了花。现在马岩已经当上了带班的班长，工作非常积极。我知道他是在用努力工作来回报我。
这些年来，我共为十四对残疾孩子主持了婚礼，其中有四对从恋爱到结婚都是我一手操办的。到二0 0 三年九月底，我的厂子里已有五十六名残疾人，占生产工人百分之六十五的比例，其中女性残疾人占百分之十三，肢体不健全的占百分之二十；尚未成家的人只剩下了两男一女。
让这些残疾孩子们组成了家庭也不等于就大功告成，我甚至得比他们的父母更要多操心，有些连他们的父母也不便管的事我却不能不闻不问。我看到结婚不久的聋哑人小宋两口子都越来越瘦，整天没个精神头，便问他媳妇是不是两个人天天都“睡觉”，他媳妇红了脸，对我又点头又用哑语的手势对对拇指和食指，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我当即告诫她，再不能这样“贪”了，只能三天“睡”一次，然后又对小宋打了一遍手势。我的话还真管了用，时间不长，他俩的身体和精气神渐渐地都有了起色。
因为这些孩子们都特别信任我，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事，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米蓉敬临产时疼得在家里打滚，石宏亮吓得面如土色，天没亮先跑到厂子里问我怎么办——这还能怎么办？赶紧上医院嘛！我赶紧叫起小儿子，开车给送到医院去接生……
厂子虽然不算大，但在这些残疾孩子的心目中，却是完全可以依赖的“大家”，谁家缺什么东西可以找我来要，谁的媳妇回了娘家就上厂里来吃饭，一句话，不管谁有什么困难，只要我能帮的绝没有二话。
当然，这些残疾孩子也有发昏耍脾气的时候，而他们一旦耍起脾气来要比正常人更难缠，因为几乎所有的残疾孩子大都比较偏执，专认死理，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有个叫陈维玉的聋哑人，本来是在锯台上工作的，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为了表现自己，突然对平锯片发生了兴趣，不顾众人阻拦非要亲手去试试，可是平锯片需要相当的技术，并不是谁都能干的，他平了半天也没平好，最后气得拿起斧子去砸。此事被生产厂长看见了，便批评了他。可是他不但不听，反而更来了气，几斧子就把轮盘锯片给砸了个稀碎。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还是给他讲道理，可是他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脾气，竟呜哩哇啦地跳着脚比划说不在厂子里干了，我怎么拉也拉不住。按厂里定的管理制度和五大纪律，当时就解雇他也没什么不可，但是我想这样一来只能教育别人却不一定真能教育他，不给他留条退路很可能导致他从此走了下坡路。于是我严厉地对他打手势说：“你现在回家可以，但我不是解雇你，我要让你回家去好好想想，啥时候想好了再回来找我。”他走之后，我即同他的父母联系上，让他的父母配合我做他的思想工作。说句实话，让他就这样离开厂子我的心里也不好受。我想等他想通了之后一定还会回来的。果然没过几天，陈维玉就跑了回来，先搂住我的脖子向我承认错误，然后又象离家很久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在厂里转，一直转了好几圈，同每一个见到的人一一握手致意……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只能以超乎寻常的宽容和耐心来加以引导，好在我也早都习惯了——毕竟都是我的孩子，哪有不耍点驴脾气的孩子呢？再有一点是这些残疾孩子有时也爱搞点小偷小摸，象钳子、斧子、锤子、锣丝刀这些各家各户都用得着的工具每年不知得买多少茬，大都被这些残疾孩子偷家去了，连我过年买的带鱼他们都成坨成坨地往家里偷，我对此事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次也没有追究过。
对厂里的残疾人是这样，对社会上的残疾人我也尽力帮助。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一天，有一位老太太牵着一位瞎老头来厂里买烧柴，正巧被我在院里碰上了，我看那瞎老头挺可怜，仔细一问知道他们还是一对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我不但白给他们一车烧柴，还雇辆车给送到了家。从那之后，我把这对孤寡老人当成了永久扶持的对象，定期给他家去送烧柴。
因为我只念过一年书，文化水平实在是有限，能看能说却不能写。但我为了跟这些聋哑孩子们交流，一有空就学习他们的哑语，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手势和口形基本都能看懂了，实在难以表达的意思我就让人用黑板当翻译，直到双方都把对方的意思完全理解为止。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我也有意识地增加适于残疾人干的项目，自二O O年起，在增加做乐器的三合板项目之后，我又上马了一个鼓棒车间。因为做鼓棒的劳动量比较轻，还可以坐着工作，我便把那些肢残的人都安排进去了。桦甸市残联知道我的企业是残疾青年谋生就业的好地方，也不断把生活特别困难的肢残青年往我这里送，我当然是有来必留，想方设法都给安排适当的工作。
我招收残疾职工入厂从来不收什么风险抵押金，而且一入厂就让他们带级学徒；在九六年我给入厂的残疾人定的最低工资是三百六十元，后来又涨到了四百五十元。现在厂里的残疾人工资最低的是五百五十元，最高的已挣到了七百六十元。我定的工资在本地区同类行业中算是较高的，在其它有残疾人的企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厂里吃住的残疾人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吃饭，我吃什么他们吃什么，我自己从来也不搞特殊化，他们当然也受不到“虐待”；我每个月也只象征性地收一百元伙食费。
我想既然我的厂子已经变成了社会福利型企业，成了这些残疾孩子们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我就更要为他们着想，让他们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怀，这也是我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因此我对残疾孩子们的所有问题都尽量做到有求必应，由始至终让他们享受到比正常人更高的待遇。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于心无愧地领受“好妈妈”的称号。
十三、展望未来——不是遗嘱的遗嘱
到二0 0 三年，我投入二十万二千元重新创建的这个企业，仅仅经过八年的时间，已经拥有锯材、三合板、地板块、拼板、鼓棒五个生产车间和一栋包括住宅、办公室、食堂在内的六百平方米的综合楼，总资产已经达到了五百万元。而更为可喜的是我这个企业养活了包括五十多名残疾人和四十多名下岗工人（其中有十二名管理人员）在内的百来名职工，每年缴纳五十多万元税金，因此我也不断受到地、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嘉奖。
我从八四年来到桦甸县城，从养猪开始搞个体经营，到现在将近二十年，我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磕磕绊绊、三起三落地走到今天的。如果让我总结经验的话，也只有两条：一是敢想、敢干、能吃苦，二是要掌握信息、行动迅速，跌倒了再爬起来。敢想是我敢于“异想天开”，有梦想成真的勇气，没有这个勇气，当初我就不会凭着电话簿联系到上海提琴厂，加入到生产乐器的行列中，也不会在桦甸开辟出租用国有土地建厂的先河；敢干就是不怕失败、百折不挠，没有这股劲头，我就不能在蹲监狱和涨大水之后又奋起直追，最终以崭新的面貌站在企业家的行列中；能吃苦的事例前面都已经讲到，不必再赘述了。掌握信息是企业家制胜的法宝，做为决策人必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自从加入了中国乐器协会之后，每天都翻看有关乐器方面的杂志，每年都应邀参加乐器展销会，而且和国内大部分生产乐器的厂家保持着联系，能随时掌握乐器生产的脉络；行动迅速也不必多说，见缝插针和立竿见影是我的办事习惯；跌倒了再爬起来正是我人生的坎坷经历。我的做人准则是说到做到，以德为本，以义待人。虽然我文化有限，讲不出多少大道理，说到家也只是反复看过《三侠五义》这本书，但我知道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所以我直到今天还非常感谢当年敢借贷给我的人。当然，我的教训也不少，因为我没学过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只凭着一股争强好胜的虎劲和跌倒爬起的经验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在选项还是用人上，都出现过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现在，整个社会的软环境对发展经济都非常有利，而桦甸市委新组成的领导班子又极具经济头脑，在村村修通水泥路、兴建“清水绿堤”工程的同时，又特别出台了利于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力图把桦甸建设成一座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中等城市。我认为这既是对民营企业的鞭策，也是对桦甸人民敲响的警钟——过去的桦甸人太具备小富即安的“东北风味”了，只想着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手里有个十万八万的过河钱即不想再奋斗了，不象浙江人那样有了一百万还想挣二百万。应该说正是这种传统观念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要不甘落后，就要树立起危机感，时刻有“狼来了”的思想准备，否则就只能在经济大潮中落伍。所以我非常赞成市委出台的新政策，并立即找人执笔给市委书记朱淳同志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开拓我市招商引资新渠道的建议》的信，这封信经朱书记批示后，加编者按全文发表在二0 0 三年四月十五日《桦甸日报》的头版头条上。我的建议共有六条：
一、建立招商引资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招商引资，我先投五万元，并建议市委、市政府号召各单位和各界人士踊跃投资，待招商引资项目盈利后再返还投资。
二、建立专门攻关小组，在社会各界招聘人才，对有贡献的人给于重奖。
三、确定专人联系，主要是联系国务院的几个重点部委，如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样有项目、有资金的部委。
四、攻关项目主要是攻国家扶持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项目，围绕桦甸的水、电、森林等资源做文章。
五、动员全市人民通过在全国各地的亲友关系，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提供信息。
六、攻关小组可常驻北京，并与所联系的外省、市的部门和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我相信全市人民会积极行动起来，在献计献策的同时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为发展经济、振兴桦甸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并真诚希望我的家乡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北国边陲上一颗闪亮的明珠。
我谈这些的真正目的绝不是为炫耀我的创业史而树碑立传——我这个企业的规模和产值不仅在国内、省内，就是在桦甸市内也算不上什么——我只是想让关注我的各界朋友能从我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的坎坷经历中，对我这个企业有进一步的了解，以便能让我未竟的宏愿得以实现。因为近年来我这个敢同男人争高低的女人的身体已经越来越糟糕，两个月前我的脑血栓病不仅又一次复发而且还伴有中风的症状，现在半个脸上的神经都麻木了，除了每天必吃的十八片正痛片之外，还得吃一些治疗血栓和中风的中西药。我真害怕哪一天我撒手人寰之后，这个跌跌撞撞地办起来的企业树倒猢孙散，让那些比亲生儿女还让我操心和掛念的残疾孩子们会“流离失所”，那将会让我死不瞑目的。所以我要把我在有生之年没有完全把握实现的愿望公之于众，以便让全社会来监督实施。
说到这也许有人会纳闷：你既有丈夫又有儿女，就算你倒下去也会有人接替你管理这个企业的。困此我又不得不多罗嗦几句，首先应该肯定地回答：他们都接替不了。先说我丈夫——在这里我又不能不多罗嗦几句，虽然他与我在家庭问题上闹过许多矛盾，在经营方略上也曾发生过分歧，但平心而论，不能否认他对我的帮助和他在家庭中承担的本该由我来承担的那份责任，另外我在常山的工作和在经营松木杆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借助了他的影响，可以说当初没有我同他的结合，就没有我高桂珍的今天——他的身体虽然比我好，除了腰部受过工伤偶尔作痛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毛病，现在他每天除了负责为厂里购买材料，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和为我按摩之外，空闲时间还能养花和钓鱼，几乎一刻也闲不住；但他天生就不具备管理企业的能力，况且他也是奔六十岁的人了。再说我的儿女们，他们都是在我当爹我丈夫当妈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到大所受到的都是畸形的家庭教育，虽然他们个个心地善良，其中我老儿子也不乏精明与能干，但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也都不具备管理这个企业的能力。退一步说，即使在我的家族中有人能够接替我，我也不会交给他。因为我创建的这个塞丽木雕工艺品厂发展到今天，全仗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它不应该是我的个人财产，也不属于我的儿孙；它应该属于残疾人，属于全社会。我的孙男弟女们能够做为这个企业里的一个成员，并随着它的发展壮大捧好自己的饭碗已经是幸运的了。
我的愿望是：
第一，发扬现有的企业精神，在以扶残助残为宗旨的前提下把企业建设得越来越好，争取把整个桦甸地区内所有求职的残疾青年都接纳入厂。
第二，在短期内购买一块相应的土地，建设一座四千平方米的现代化残疾人公寓，让在本厂工作的残疾孩子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第三，在两年之内到省城长春东北唯一的残疾人大学中聘请一位有企业管理水平、德才兼备的高材生来担任总经理，让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也能与时俱进，拓展新思路，迈上新台阶。
第四，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全部撒在桦甸大地上，让我的灵魂回归到这块给了我发展空间和机遇的泥土，永远感受她走向未来的脚步……
完稿于200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