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岁月

我的母亲平凡、朴素，一辈子吃苦耐劳，只知道干活。母亲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做活累死的，只有懒死的”。从小到大，看到的只是母亲的忙碌。

她总是早早起来，端端正正地坐在靠窗的沙发床上盘腿做针线活。这样的坐姿，让她直到80多岁的时候，身板还是笔直的。说心里话，看着母亲天天把自己埋在针头线脑里，真的很烦。满地的碎布屑，让母亲占据的客厅的一角很凌乱，母亲是顾不上打扫的，打扫的只能是我。扫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扫不干净。捎带着给我沾了一身的细线头和碎布屑，拿着小笤帚仔仔细细地扫也扫不掉，只能用湿毛巾擦。再看母亲，整个人被各种各样的碎布屑和五颜六色的线头包围和缠绕，母亲却毫不在意，只顾着低头干活，而且，是那种一干起活，就停不下来的人。平日里，母亲是个最喜欢干净的人，她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个人卫生和家里的其他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东西摆放的整整齐齐。可轮到她，干起活来不管不顾，完全忘记了她对我们说的话。客厅的一角，是她的天地，她自己不愿意打扫，也不太情愿我打扫，说：“扫了没用，不如不打扫”。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天生爱干净的我，见不得杂乱。那些细线头、碎布屑，黏在床单上，被褥上，落在地板砖上，还有房间的角角落落里，真的是扫也扫不干净。母亲视而不见，我却不能装作看不见，尤其是母亲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把尖针乱放，有好几次尖尖的针，就插在床单上，或者别在她的衣襟上，而她还在四处寻找。不帮她仔仔细细打扫干净，真怕一不小心会扎到人。久而久之，母亲就习惯了她做针线，我来打扫。

母亲个头不高，身材矮小，也没什么文化，性子却很刚烈，说一不二。俨然是家里的权威，地位甚至超过了父亲。而父亲是6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于陕西省某所重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陕西工作。本来，父亲是可以一直在陕西工作下去的，由于母亲身体不好，还要操持家务，再加上我还有一个因为患有脑膜炎而病了多年的小妹。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调回甘肃工作，我们一家人也得以团聚。只是，患有严重脑膜炎后遗症的小妹，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大小便失禁。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小妹平时安静，犯病头疼的时候，大哭大闹，甚至，抓破自己的脸。父亲调回甘肃后，找了多家医院积极治疗小妹的病。可医生说，小妹的病耽搁的太久了，后遗症严重，只能靠扎针缓解。经过长时间的治疗，8岁的小妹，甚至能够勉强开口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却因为发高烧殇了。小妹殇了之后，家人都非常难过，尤其是母亲，差点疯了。她的精神状态非常差，整天以泪洗面。在父亲耐心地劝慰和呵护下，她慢慢地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小妹殇了之后，原本排行老三的我，成了家里的小女儿。父母也把更多的疼爱，给了我这个“冒名顶替”的小女儿。

父亲身材高大，为人谦和，多才多艺。除了热爱本职工作，在书法、绘画、音乐上都有特长。特别是父亲的脾气特别好，忍耐力特别强。失去小女儿的伤痛和生活的琐琐碎碎，让母亲越来越缺乏耐心，我们看到的是整天埋在针头线脑堆里乱发脾气的母亲，却很少见到生气的父亲。只是，看起来总是急急火火，毛毛躁躁的母亲，干起活来，却一丝不苟，一点也不马虎，完全像换了一个人。她心细如发，再乱的线，都能被她打理清楚。无论是丝线、棉线还是毛线，她都把它们一缕一缕地理顺，码放的整整齐齐。尤其是母亲缠绕的线团，圆的不能再圆了。不喜欢做针线的我，却喜欢拿着母亲缠好的线团把玩，它们就像一个个充满气的圆圆的小皮球，沉甸甸的。

父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母亲做针线活儿的时候，父亲就坐在母亲旁边帮着穿针引线，母亲拿着纸张画好鞋样的时候，父亲就帮着母亲把鞋样剪下来，他们总是配合的那么默契。尤其是退休之后，父亲，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母亲，干脆脱产，一心一意地做活计。天不亮，就开始坐在针头线脑堆里做活计，一坐就是一整天。更多的时候，她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盘着腿坐的端端正正的背影。母亲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聊天，更不要说看电视了，她只是专心致志地坐着一件事，针线活。以至于，吃饭的时间我们会喊她很多遍，她总是很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还感叹着说，就差最后几针了，听到母亲的话，我和父亲都笑着异口同声地说，“只干活，不吃饭能行吗？”母亲漫不经心地说，“有啥不行的，最发愁的就是吃饭。”母亲干活踏实认真，却一直不怎么好好吃饭，每次吃饭都吃一点点。吃饭对她来说，就像是在完成一项她极不情愿完成的任务，真的是很发愁的事情呢！但是，母亲干活不愁，她总是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地干活。活是她自己给自己找的，时间完全由她安排，但她不肯放过自己。她一刻都不闲着，闲着她就难受，浑身不自在。私底下，我甚至偷偷想过，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带着使命来到人世间的？母亲是上天派来专门干活的人吗？不然，她怎么那么爱干活呢？

母亲做针线活，一坐就是一整天，几乎不挪地方。怕针线活做多了，会伤到眼睛，父亲总是劝了又劝，让她少做点。可母亲偏偏不听，实在劝不下，索性由着她的性子去做。客厅采光好，尤其是靠窗的沙发床，只要天晴，所有的阳光都会洒在那里，坐在光晕里的母亲，更是只留一个光影在那里，以至于我们都会忘记她的存在。我们都有午休的习惯，母亲没有，她一生都不曾睡懒觉。她自己不睡懒觉，更讨厌睡懒觉的人，从小到大都被她喊着早起，以至于我的生物钟到现在都很准确，闹铃几乎用不上，每天都能准时准点起床。只是，我都这么勤快了，母亲还是不满意。用她的话说，“惯了自家女儿，惯不了旁人家的媳妇”。听听，在母亲眼里我竟然是旁人家的媳妇。当时，听这话，觉得很刺耳。几十年后，为人妻为人母，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涩之后，方明白了母亲此话的深意。

话丑理端，母亲的话竟然是对的！作为旁人家的媳妇，真不敢惯着自己。我23岁出嫁，一年后生下女儿，婆婆去世的早，没人帮衬，一睁眼身边都是需要照顾的人，总有一大堆永远也干不完的活，放在那里等着你去做，除了比别人更勤快没有任何懒惰的理由。十几年前，在家做姑娘的时候，一大早被母亲喊起来的情景，就像几十年后，我喊儿女起床的情景一样，让他们很烦。不同的是，母亲喊一声，我立马起床，不然，母亲会大发脾气的。

说真话，我们从小到大都很怕母亲。怕她的坏脾气，怕她的唠叨，怕她没完没了地干活。父亲却对我们说：“老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那几年，我工作在外，顾不上照顾家，你们的母亲一个人照顾你们兄妹四人，为了给家里赚点零花钱，担着两筐柿子徒步跑20多里路，去集市上卖，就为赚点小钱，补贴家用。单凭这一点，她有再多的缺点和毛病，都应该被原谅”。父亲的话，像醒酒汤，我们除了比以前更怕母亲之外，对母亲多了一份尊重与包容。母亲自己喜欢干活，除了针线活，凡是能补贴家用的活，母亲都爱干。去农副产品公司捡杏核、去副食厂包糖果、去药材公司铡甘草，能干的临活母亲都干了。当然，母亲也不会让我们闲着，包括父亲。我们总是会被母亲安排的一大堆活困住、缠住，早早晚晚都是忙的。从捡拾一大堆红的蓝的散堆着的火柴头开始，到折叠长方形的火柴匣，糊成方方正正的火柴盒，再把一根根排列的整整齐齐的火柴头，一个一个地码放整齐，装进小小的火柴盒里，最后，把满满的一架子车火柴盒送到火柴厂，那是一整套需要仔仔细细才能完成的工作。我和哥哥的一双小手，很少有闲的时候，一大堆红的蓝的横七竖八的躺着的火柴头，就是我们童年的玩具，就如同现在的孩子搭积木一样，我们需要把它们码放整齐。只不过，我们不只是为了玩，更多的是为了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一家五口人，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是不够的。即便是父母都很节俭，生活必需品的支出还是很多。装的满满登登的一架子车火柴盒，足有一人多高。父亲低着头，躬着身子拉着车，我和哥哥一路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帮着推车。送到火柴厂，通过检验、入库等一系列流程，最后，拿到了一点微薄的小钱。相比劳动的艰辛与耗费的时间之多，钱确实是少了点。但，对于孩提时代的我们来说，和捡了金元宝没什么区别，高兴的什么似的，至少，可以用它买我和哥哥最喜欢吃的老冰棍或者粘掉牙的拉板糖了。对于馋嘴猫似的孩子来说，劳动的苦，早已变成了舌尖上的甜。

岁月流逝，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架子车早已衰朽，父亲已经故去，只剩80多岁的母亲尚健在。还是喜欢早起，只是不再做针线活。不再做针线活的母亲，变得越来越安详。

原来，流金岁月留住的都是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