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人民的文学信仰

文学即人学。这话听上去很经典，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心理学就不用说了，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哪一种学问不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呢？显然，这种说法强调的只是文学的某种特征，并没有揭示文学的本质。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与音乐、绘画等具象艺术不尽相同，但也不是研究语法和修辞的语言学科。它运用语言手段，是为了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它的作用是那种无用之用的精神作用，但是需要通过审美方式，从而达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显然，“塑造艺术形象”是关键，是文学本质的本质。因为文学是靠形象说话的。如果离开了艺术形象，文学生活就是一潭死水，文学世界就会一团漆黑，还谈什么审美？简言之，文学是一种讲故事的艺术，它必须面临两大现实：一是塑造人物形象；二是注重语言形式。在文学的世界里，需要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是文学语言。“人物”汲取着语言而生活，语言围绕着“人物”而生动。这“两大现实”同等重要，不分先后和主次。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跟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者说，“艺术形象”和“生活原型”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按理说，这种说法已经把两者的关系说明白了，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有一种观点很经典，认为文艺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我们当然知道，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一回事。但就艺术而言，究竟是“高于”还是“基于”生活，才能更接近读者需要的那种“真实”。这才是文学创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发现，当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拉大距离时，读者就会普遍质疑艺术形象的“高大上”，甚至指责这种现象是“假大空”。凭空是看不出一个“生活真实”来的，凭空也想不出一个“艺术真实”来。无论是那种“真实”，我们都必须是真诚的，用心感受用情体验。文学不要谎言，也不要设局。游戏人生、娱乐至死，都不是文学的本真。生活也一样。这才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人啊，要认识你自己。看来这个古老的问题，即便是到了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譬如文学的起源，就有好几种说法。我相信鲁迅先生主张的“劳动说”。他认为最原始质朴的诗歌，就是最原始疏狂的劳动号子。因为这种根说理论至少明确了两件事：文学最初是劳动之歌，生活从来都是文学之母。固然，劳动号子还可细分为船工号子、开山号子、打夯号子等等。不同的劳动场景，不同的劳动需求，形成的是不同的劳动号子，但是所表达的主题是共同的，那就是普遍意义的劳动。也就是说，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为着人类共同的生产活动服务的。人在劳动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塑造自己。各种具体的劳动，当然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抽象为一般意义的劳动，也当然是文学源头的根脉。那么文学的价值，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就是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所需要的一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人类的劳动产生了人类的文学，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也是文学最大的现实。文学即人学的本义应该如此。

因此，文学应该有信仰。这是文学的初心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最大的现实是社会和国家。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对“人民”做个词源学的分析，其中的“人”是属概念，是社会的、普遍的、一般的；“民”是种概念，是国家的、民族的、具体的。把“人民”组合到一起，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天然具有“人民性”，是因为人民即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劳动文学当然是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当然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信仰的文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当代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 因此，书写人民，就是社会主义文学最本质的现实；信仰人民，就是每一个文学人最庄严的选择。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不是某个阶级的工具，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文学就像圣洁的上帝一样，活在每个人的心中。但是西方有句格言，万物存于各物之中。文学既不是神赐的尤物，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万物”。它跟哲学、历史学一样，不仅有着同向的时代特征，而且还有着同根的历史渊源。即便是作为一种审美形式，具有符号美学的特质，也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理念。作为一种方法，“形而上”是静止的、僵化的，和辩证法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但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形而上”是审美的具体存在、是文本的原本规律。具体地说，就是让诗歌更像诗歌、散文更像散文、小说更像小说，当它们在文本意义上更接近自己的本真，那就是一种客观性存在的审美形式。但这跟“纯文学”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唯物主义者绝不会把“形而上”简单地等同于“形式主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想法，那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因为文学不是独立存在的“神物”，它用自身独特的方式，观照社会、观照人生。它源于人民，服务人民。至于要典型化，还是要原型化，这就要遵循艺术规律。艺术方式要服从于艺术质量。这也是一条符合现实的创作原则。

信仰人民，不是要把人民抽象化、神秘化。恰恰相反，唯物主义的信仰是现实的、科学的。就像共产主义信仰一样，是马克思把空想社会主义科学化后，共产主义必然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版的“人间天堂”。因此，在书写人民的文学创作中，社会、国家、民族等诸多现实元素，就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材料（素材）。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原材料，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之后，变成了艺术真实。“人民”也不是以集体的面孔出现，而是以艺术形象的方式，或个体或群体的呈现出复杂的人物关系，从而艺术的综合的再现复杂的现实关系。现代派文学奠基人卡夫卡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什么？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所以，文学信仰不是一般性的抽象概括，最终是作家对生活的信仰。

当然，文学的世界是由梦幻与回忆所构成的。文学总是以否定的方式反映着现实的存在。如果一味的把艺术真实跟生活真实对号入座的话，那就不是在欣赏文学，那也不是在审美。对待艺术的态度应该是宽容的、轻松的、愉悦的。我们应该有一定的文学常识，学会欣赏作家的创作方式和艺术形式。我们应该允许作家可以从魔术师那里学些技巧，搞点魔幻的现实主义，也可以搞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实际上不管读者愿不愿意，也不管作家愿不愿意，这些方式都是文学创作独有的基本方式，是一切艺术有别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特有形式。就像人的样貌一样，诗歌、散文和小说，总会以各自的面貌出现，即是是同一种文体，每一件作品的样貌都会不一样。千人不会一面，千篇不可一律。所以，现实主义是一种下沉的力量，它追求人物原型化、平民化，更贴近生活。浪漫主义是一种放飞的力量，它追求个性解放、生活自由、激情飞扬。不管是那种主义的文学，都是“人学”。这是最基本的现实。广义的现实主义，是说它厚德载物、海纳百川，是一切文艺思潮的基础理论。

因此，作家面对的最大现实就两个字，一个是如何走进“他”，一个是怎样成就“我”。这个“他”同属于社会、国家和民族，是其中的一份子。作家不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他首先应该是这些群体中的“同一个”。“同感”是作家打开他山之门的钥匙。贾平凹说：“如果你写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命运发展和时代的命运在某一个点交集了，那么你写的虽然是个人的故事，但也写出了社会的、时代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为此，写作者要十分关注社会，去了解和研究社会，找到有同感的题材。”自古以来，文人易相轻，作家多狂傲。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个作家诗人，就觉得自己有才，不屑于做普罗大众的“他”，不愿意降低身段与他“同感”。其实，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他”是创作的客体，是历史的“剧中人”。剧中人物的命运，不仅跟时代、社会的命运有焦点，跟作家的命运同样有焦点。这种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人物关系，是撇不开的现实。与“他”有没有“同感”，有多少“同感”，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质量。可以说，“同感”就是文学的“同质”。作家只有“以百姓心为心”，学会换位思考，多替“他”想想。才能走进那个“他”。

其次是成就真“我”。这一点很重要，学“他”不是丧失自我，而是锤炼真我。最糟糕的是，不要邯郸学步，到头来连路都不会走了。所谓的真“我”，不是卓尔不群、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意思，恰好是真诚坦率、热爱生活、实事求是的“我”。尽管作家们更喜欢天赋和灵感，都想做一个天才作家。但是，真诚对于一个作家的确很重要，它能化腐朽为神奇。余华说：“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所有恶习分开。”同样的口气，路遥也说：“必须是你亲身体验、感觉过的，写起来才能真切，才能使你虚构的故事变成事实的故事。”也就是说，真诚的美德应该成为作家现实的态度。类似的经验，早在鲁迅先生也强调说：“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为写实，转成新鲜。”反映生活真实，提炼艺术真实，离不开“我”的亲历亲为和真诚面对。这些作家的真诚，连同那些流传下来的作品，用事实反映了一个基本的文学现实：那就是写实的作品，更容易转化为新鲜的臻品。也就是说，作家的真诚是促成这一转化的催化剂。这一点应该是现实主义者应有的自信。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的理论品质是真实。以追求“真实”为目的的文学主张，无论举出什么主义的旗子，都无法回避现实主义的元素。比如“新写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连个正经的命名都来不及确定，就举出一面旗子招兵买马。这就像导游带旅行团一样，带有标签的小旗子一打，零零散散的游客一下子就形成步调一致的团队。这种临时性的方式，能够取得及时性的效果，就说明越发简单明确，就会越发真实有效。这应了博尔赫斯说的一句话：“我们很容易便接受了现实，或许这是因为我们直觉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而我们当“真”变得现实起来，突然发觉“现实主义”和“现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不能划等号；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也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一套理论的真实性，可以由它自身的逻辑负责；而一种现象的真实性，我们却不能追究它的零碎性。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放心，它们永远都不会像井水与河水那样，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它们总是像个双胞胎姊妹，往往会让人产生误判。所以，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究竟在说什么。

文学与生活，梦想与现实，在大地上种植我们的信仰，就会永远朝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