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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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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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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岸连载

秋菊为我开

-----许敬宗的自负与自怜

大唐宰相多诗人,许敬宗就是其中一个。他任性做人,纵情写诗,勾勒的是一个缪丑的人生。他在自负里透着自怜。

许敬宗出身官宦世家,而且还是忠烈世家。他的父亲许善心官至隋朝的礼部侍郎,在“江都之难”为杨广殉葬了。许善心92岁的母亲范氏,扶着儿子的灵柩一声不哭,只说了一句:“能死国难,我有儿矣。”许善心因此被谥号“文节”。当时已是通事舍人的许敬宗就在现场,但是他没有替父求情、求生,反而“舞蹈以求生”,选择了生存,选择了活下来。他活着似乎没有一点“文节”。

      他虽然选择了随波逐流,但是他也选择了顺势而为。与魏徵要李世民做个明君相比,许敬宗显然是把李世民比作“圣人”,是一个应该宽恕别人过错的圣王。只是他更会原谅自己的过错。他认为人人都会犯错,不必盯住别人的过错而不放。人能改过,善莫大焉。若能宥过,君王当然至圣至仁。因此,跟魏徵不尽相同的是,他更多关注的是“至性”,而不是“至公”。他质疑那种把君臣、父子、主仆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王道”,究竟有多大的价值?这样的王道,是有悖于人性的。这样的事,奶奶做了,父亲做了,到他这一辈就不做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道德绑架。

有意思的是,这位主张“宥过”的宰相,却最能自我原谅自己的过错,甚至把自己的过错拿来当作自负的资本。任性纵情,是许敬宗的做人、做事、做官、作诗的宗旨。能够做到宰相,与他来说,也就是一个农民多收了几斗麦子而已。

毫无疑问,许敬宗继承了父辈的自负,却没有传承祖上的迂腐。他饱读经书,自视清高。现存诗歌二十七首,百分之七十都是应制诗,也叫“颂体诗”。在不多见的性情诗中,有几首诗的文风很能体现他的人品。其中两首诗如《拟江令于长安归扬州九日赋》和《同前拟》,都押“开、来”韵,都步“十灰”辙,还是很能见情见性的。在《同前拟》中,许敬宗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介蓬蒿,随风飘零。他几乎忘情地写道“游人倦蓬转,乡思逐雁来”。前天还在隋炀帝身边,昨天还在李密的帐前,今天又站在了李世民的眼前,今后还要面对李治和武则天。唯一让他有存在感的,只是那只大雁勾起的一缕乡思。得失也罢,浮沉也好,官做多大都是人。也许那一缕惆怅,才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多少有些自怜的许敬宗宿命地认为,蓬蒿与大雁就是他的人生写照。候鸟般的生活,让他疲倦。候鸟似的心态,决定了他的宦海沉浮。

       而那一丝乡愁又在那里呢?做蓬蒿他是不甘心的。他要做菊花。“偏想临潭菊,芳蕊对谁开。”一束开在潭水边的菊花,让身处官场心向自然的许敬宗,找到了自己的落点。正是那临潭菊,寂寞开无主,才让他忘不掉自己,也放不下现在。但凡诗人都比较喜欢菊花,因为菊花的本性通诗人,有文质。一枝秋菊在萧瑟苦寒里更具傲骨,迎合了文人喜欢高寒的品性。我要说的是,诗人多半都是本性人,许敬宗也是。菊花的本性是自然,高洁不是菊花的本性,是文人的才情。

       一个备受李世民、李治两代帝王信任的“贤“相,一个先后两次担任帝师的能臣。许敬宗喜欢菊花,他就亮出了他的本色是自负。他记不住一些经常见面的人的姓名,还不无讥讽地跟对方说:“记住你叫什么是很困难,如果是曹植、刘桢、沈约、谢眺,我即使在暗中摸索也可以认出来。”这等于是嘲笑别人没文才,可见他的高傲已经等同于刻薄。他甚至公开宣扬“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标榜做官就要著书立说,潜台词是不著书的人,还配做什么官呀!这可以叫“尖酸”。尖酸刻薄,许敬宗都占全了。

轻狂必然浅薄。即便是清高,也因为德行浅薄而变得轻浮。许敬宗就是学再多的知识,终究也是个品行浮躁浅薄之人。恃才傲物的他招来不少非议,有人甚至跑到李世民跟前告他的状。他给出的回答是:哪个人会没有一点不是?是非闲话不值得听,更不值得传。他不追求完美,也不回避缺点。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何不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是任性纵情。他在一首《七夕赋咏成篇》的诗里,这样描写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情景。“飘飘罗袜光天步,灼灼新妆鉴月辉。”把织女描绘得惟妙惟肖,把七夕相会烘托得美轮美奂。可以说入木三分,巧夺天工。但是,他笔锋一转,紧接着一句“情催巧笑开星靥,不惜呈露解云衣。”一下子把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仙,写成一个风情万种的尘世美女。仙风太过高远,难免虚无缥缈;还是人情就在心间,让人感受真切。当然,这种诗风是当时的“龙朔变体”,盛极一时。“龙朔”是高宗李治的年号,上官仪、许敬宗、李义府都是这种“颂体诗”创作的主力。这一批宫廷诗人普遍尚文轻儒、急功近利、阿谀谄媚,没有儒雅姿态,更无骨鲠之气。而“龙朔变体”整体呈现出清丽典雅、浑融优美、属对精工和精通音律的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直接影响了格律诗的发展,在文学史上是一座绕不开的里程碑。

仔细阅读许敬宗的传记,他是一位修史大家。在修史上,他也喜欢用任性纵情的方式。这可能是他最不能容忍的罪名之一。在“废王立武”换皇后的这件事上,高宗李治问过两位老臣,一个是李勣,就是瓦岗寨的军师徐茂功,因功受封国姓,才叫李勣的。李勣的回答是:“这是你的家事。”另一个就是许敬宗。许敬宗的回答是:“一个农民多收成十斛麦子,都想着要换掉老婆,何况一代君王呢。”也就是说,在个人感情问题上,当朝天子与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都是人就都有任性纵情的一面,这有什么呢?

李治当然很高兴,有了这两位老臣,他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老许毕竟知识渊博,很会开导人;李勣做事中允,很会揽活人。特别是许敬宗,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地历史解读,就是为我所用,讨君王所好。他迎合威权肢解历史,阴附时势诠释经典,在当时再无二人。而许敬宗做的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任性人”。一心只做任性人的许敬宗,并不在乎自己的本性优劣,也不在乎别人的本性如何。也就是说,他不用道德标准刻意拔高自己,同样也不会刻意要求别人。实际上,他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农民,他只注重自己的那几斛麦子。

许敬宗是三朝老臣,他死后陪葬昭陵,还配享高宗庙庭。显然,大唐还是认可许敬宗的。但是,他少年善文,老大擅文。对他的盖棺定论,仍然是一道难题。《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有人认为他不拘小节,不顾名节,就该谥号“缪”。但是,高宗李治不能接受,要求五品以上官员集体重议。比较中和的提法是谥号“恭”。意思是知过能改。可是,这对于一个自负的许敬宗来说,不是更滑稽了吗?

“本逐征鸿去,还随落叶来。菊花应未满,请待诗人开。”(《拟江令于长安归扬州九日赋》)一个写诗的许敬宗,他很自信有一朵菊花在等着他,要为他独自开放。但是,一个有争议的宰相,一个恃才傲物的文人,在诗坛难免要有一场官司要打。也许,许敬宗一生都没有辜负自己,可是他辜负了一枝秋菊:

           本性自然不为过,缪巧谋身岂为功。

(根据本人作品《大唐十八相》(中国书籍出版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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