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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六十年代，所有农村生活并不像今天这样富裕。农民的生活如此艰辛，当时土地都是集体的，人们需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生活都是吃“大锅饭”，农民只用一小块“菜地”，就是所谓的自留地，用来种植蔬菜或者少许粮食，用来补给拮据的生活。而如同我们一样的下放户是没有自留地的。
牛石川村也不例外。被下放那些年里，父亲一下子就老了许多。面对日子，父亲总是有力气醒着，没力气睡觉，他的额头，正在经历一场旱灾。夕阳火红，黄昏的一个巴掌下，他把双脚，插进牛石川村的田地，试图用生死之约，唤醒体内那道闪电。试图让岁月从此不再欠收，阳光到牛石川村呆一会走了，风雨来牛石川村呆一会走了。母亲那长满老茧的手，拉直柴灶上的炊烟，扯着远方的游子，高了三尺，那根情丝，长出一朵明月，点亮了游子的心窝。
牛石川村当时的土地是贫瘠的，只有少量的农家土肥，没有现代的化学肥料，还有防不胜防、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人们都为填饱肚子而苦恼。
为了延续生命，村民们都盼望着夏天小麦收割后，在麦茬地捡遗漏的麦穗，秋天在挖过洋芋的地里捡拾漏锄的洋芋。在春夏之交，两个哥哥带着我和王明以及别的小伙伴还会结伙，来到山沟的树林里掏鸟蛋。
当然，大人们都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饭后参加集体活动，晚上还参加扫盲班。捡麦穗、拾洋芋、掏鸟蛋都是我们孩子的日常活动，这样可以为家人减负。
这些一般都是八、九、十岁左右的孩子的活动，但我和王明在五六岁时，就喜欢和年龄大一些的伙伴们一起参加这些活动，王明和我一样，生来动作敏捷，也勤快，大家都喜欢带着我们。
每当夏季的麦田金黄一片，丰收在望的时候，看着大人们挥着镰刀，用娴熟的动作一茬一茬的收割小麦，收割后就背着麦捆到庄头的大麦场，有看麦场的人看守着，打碾后收进粮仓。
在我们孩子的眼里，多撒落些麦穗是最幸福的，这样我们可以大把大把的捡些麦穗回家，捡的麦穗越多，大人的夸奖越多。
平常我们总是打打闹闹，但在麦茬地里捡麦穗时，都是如此的团结，一般都是年龄大一点的小伙伴组织，分割成小地块，大家伙捡的都是那么的仔细、认真，生怕踩坏每一颗麦穗，也怕遗落每一颗麦穗，每个小伙伴都盼望着比他人捡拾更多的麦穗，有小伙伴捡拾的太少时，捡拾的多的小伙伴还是不情愿的分享一小点。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割破手指而疼痛难忍；有时候，我们会因为长时间的弯腰而感到腰酸背痛。
但是，我们看到劳动成果时，都是那么的高兴，那么的满足，这些都是我们小孩的劳动成果。
我们捡完麦穗，就期待着秋后收洋芋，收过洋芋的地里又是我们拾洋芋的乐园。
那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洋芋就是马铃薯，是黄土地的主要粮食作物。
还是和捡麦穗一样，都是我们小孩子的活动，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大孩子组织划分地块，先是拾露在地表面的小洋芋，然后用自带的铁锹或锄头，小心翼翼的探究，试探着是否有漏锄的洋芋，往往还可以挖出大一点的洋芋，这些都是意外收成。
春夏之交，我们还会结伙来到山沟的树林，一起掏鸟蛋，人少了往往不敢去，当时山沟了没有人家，还有一些深坑，担心有意外发生，还可以相互照应。
我们这里都是小树林子，也是生态脆弱的地区之一，也就没有过多的鸟类，根本和如今生态环境下的鸟种类无法相比，麻雀是最常见的鸟，还有喜鹊、呱呱鸡、野鸽子、乌鸦，麻雀一般生活在我们庄子的崖面，掏麻雀蛋几乎没有可能，但在冬天下雪后，可以捕麻雀，捕麻雀的工具是筛子和木棍、绳子，这项活动一般都是大人参与。
相传腊八节吃麻雀头，我们绝对没有吃过真正的麻雀头，只是把面疙瘩做成麻雀头模样，煮成腊八粥，因为麻雀常常啄粮食，人们对麻雀厌恶，也就这样盼望着来年有个好收成。
呱呱鸡的产蛋一般在植被茂密一点的草丛里面，最容易被大家伙掏走，也是我们最大的猎捕对象。掏野鸽子蛋相对困难，野鸽子一般住在悬崖的山洞里面，对我们小伙伴来说，一般是可望不可及。
喜鹊一般在树杈上搭窝，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掏喜鹊蛋，在我们这里喜鹊算是报喜的“神鸟”，也就躲过一劫。乌鸦浑身一般黑，代表着晦气，我们都不愿意掏它的蛋，或许我们还在为乌鸦喝水的寓言感动。
有一次，我们七八人闯荡了一天，手里空空如洗，实在饥饿难忍，胆儿相对大一点的兄长，爬上一个大杨树，目标锁定在一个喜鹊窝，没想到还没有凑近，就被三五个喜鹊群起而攻之，嘎嘎尖叫着一起扑向我的小伙伴，他也胆怯，当时六神无主，只听见“啪”的一声，看着他重重的摔在地上，喜鹊还穷追不舍，胆大的几个小伙伴捡起掉落的树枝，赶走了喜鹊。幸好他身体结实，当时骨骼完好无损，只是胳膊划破了一点，大家伙都很保守秘密，没有敢说出去，既是我们在饿，家里人绝不容许我们掏喜鹊蛋。
曾经捡麦穗、拾洋芋、掏鸟蛋都是我的“菜”，那只是时代的烙印。
在那个绝对贫穷的、饥饿的年代，我们捡麦穗、拾洋芋值得回忆，值得珍惜，更值得传承，这是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爱惜粮食的美德。
虽然，当时掏鸟蛋可以填饱肚子，缓解饥饿，延续生命，但我们却伤害了鸟类的生命，破坏了生态，热爱大自然、呵护生命是人类最大的文明和进步。
看如今，山沟沟里出现了许多交不上名字鸟类，有些是候鸟，冬天就不见了，有些在这里安家常住。国家也把一些鸟列为保护动物，鸟类为了繁衍生息，也常常啄食村民的粮食、水果、蔬菜，但人们都采用最友好的方式驱赶，很少有人伤害它们，它们也有自己的食物链，它们也有属于自己的乐园。
村口的那几棵榆树还在风里雨里摇曳，沐浴着着阳光。榆树上的喜鹊窝筑的愈加坚固，喜鹊每天在村子里为村民报着接二连三的喜讯。
﹝2﹞
大集体年代的牛石川村，生产队长孙秃子人虽然坏，但也就是因为他算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经常听人说孙秃子的女人缘很好，还有人说孙秃子与王明的母亲有一腿。总之，在整个牛石川村，孙秃子好比土皇帝。不过，孙秃子那些年把牛石川村生产还是搞得不错的，其它方面也比周围好多村子搞得红火。
饭吃了吗？这是在牛石川村生产队大集体的那个年代里乡邻们见面时的统一“招呼”，从小我们就耳濡目染于这种最简单也最纯朴的礼仪之中。
这在那个以吃饱肚子不挨饿为基本需求的年代里，绝不是浅俗的客套，而是一种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感表达。生产队虽已远去，但那段靠着分粮、分油、分柴草过日子的经历却总是令人辛酸和难忘的。
大人忙种田，小孩盼过年。那时候过年，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不少东西都是要凭票供应的。粮票、肉票、豆腐票，油票、布票、煤油票，有票才能到东西，农民除了有少量的布票、煤油票之外，跟吃有关的东西就只能自己种自己养。因此，那个时候过年除了家里种养的蔬菜、豆腐、鸡、鸭以外，鱼肉等大菜年货都要等生产队里集体分配。
下放在牛石川村几年里，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陕南，有一种民俗叫“栽秧酒”。这种民俗在我的家乡传承了数年。
一直以来，无论是牛石川村，还是后柳水乡周边的农村，每到栽秧时，我常听到有一段谚语在家乡传唱着：“立夏栽秧家巴家，小满栽秧遍天下，芒种栽秧扫尾巴。”这是农村栽秧时节的普遍规律。
家乡，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多产水稻，有先优1号、2号，粳米，矮化稻，有官田贡米、良田香米，多年来有引进黄金稻（黄金软米）、苏香粳米等等。年种植面积万亩左右。是家乡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
栽秧，春耕，是陕南大地真正欣欣向荣的开始。犁田打壩，䏒里坎搭田坎，打青肥泡田里，泡冬田顿时沸腾起来了。农人们涌向田野，光着脚丫，在清淳的泥土里奔腾雀跃，还有和家人、朋友、伙伴们一起摸黄鳝，抓泥鳅，找回童年的美好时光。家乡人和大地一起共同开启一年新的希望和丰收。
六月前后，家乡，田间地头正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田家少闲月，五（六）月人倍忙。
端午前后，正是插秧的农忙时节。乡下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勤劳的农人牵着黄牛，扛着犁，提着秧苗在田埂上忙碌。
端午节前夕，是家乡水稻种植就进入了最佳时期，牛石川村，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一同下地干活，抢抓插秧，家乡农人们在田间忙碌着，欢笑着，手中的秧苗飞快的挥舞，在田地里落户生根，像是在和时间赛跑。
农人在黄牛的身后，掌握着犁铧的方向，唱起了山歌。犁地、翻田、掺入水稻赖以生存的水源，育苗、拔苗、打捆、抛苗、插秧，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的重要。这将是他们一年的口粮。“田夫抛秧田妇接， 小儿拔秧大儿插。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描绘农家总动员，抢插秧苗的风俗画面。勤劳的家乡人，似乎早已看穿了插秧的哲理，儿时我就记得，曾有人为此赋打油诗一首：“手把青苗插秧田，低头才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栽秧是春节后农耕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神圣的农事，“栽秧酒”是整个栽秧活动的重头戏。
如今，在家乡---后柳水乡，其中也包括牛石川村，开秧门当天一般只劳动半天，上半天忙田里的活，下半天，全组（当时的小队）所有村民（社员）无论男女老少欢聚一堂，举杯欢庆，预祝今年有个好收成。
家乡插秧，“栽秧酒”，记忆里原始，难忘的画面。远离了农村、农事的人们，似乎还记得这原始的耕作方式？
说起“栽秧酒”还有好些环节。
下放的那些年里，在牛石川，我见过大人们栽秧都先开秧门，组织拔秧、捆秧；打青肥、踩青、翻田。以艾蒿、马桑苔、各种树苔、青草等等为主要肥料，搭配猪粪牛粪，分撒在水田里，再进行犁田、靶田。捉小鱼。将小鱼放入水田中，组织孩童、观众下田捕捉；抛秧。人工抛秧和机械化抛秧；栽秧。拉线表演，栽秧高手（秧把式）拉线，看谁拉的直，翻田坎，拉线高手要从几块田栽过去，翻过几块田，秧线要直帮线，就是在拉线把式后面的一个人，手艺稍差与秧把式，（一般这个人在秧把式的右边）。大家参与栽秧完，最后聚在一起吃“栽秧酒”宴席。
一直以来，家乡人把栽秧看作是春耕以来最隆重的一件大事情，这是春节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盛事。
每当此时，各种应季蔬菜、瓜果都生长出来了，刚刚度过了食材贫乏的冬天，人们早就想美餐一顿了。就出现了“秧半天”的习俗，就是说栽秧这一天只干半天活，无论是当年的“大集体”还是现在的各家各户，都要遵循“秧半天”的讲究，为的是一顿丰盛的“栽秧酒”。同时也是“蚕老、麦黄、头道草”的大忙季节的开始。
那个年代，我和王明以及更多的小伙伴们盼“栽秧酒”好比盼过年呢！
因为在家乡，农村做栽秧酒，一般主要菜肴有4大类：卤菜类、煎炸类、炒菜类、蒸菜类，还有零食。讲究“八大、六小、四蒸、四炒、两汤”共24道菜。
如今的“栽秧酒”是家乡农耕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家乡旅游发展，文旅融合，中国“大健康”，助力乡村振兴，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3﹞
大集体时代的牛石川村，生产队还会集体养猪养鱼。记得那时牛石川村生产队里，一排十来间猪舍砌在生产队保管室对面的河埂上，每到春天队里都会捉上好几只小猪由专门的饲养员养着。生产队里养猪其实并非专门为了过年时杀猪吃肉，还有着沤制粪肥垩（ǒ）田、出售换取现金的功能。每年腊月二十一过队里就会将养肥了的肉猪大部分拿到街上食品站卖掉，收入的现金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年底的分红，并留下一两只作为年猪杀掉分给社员过年。
说起过年，也就是说春节民俗吧！这种民俗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
陕南民风古朴，春节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岁首。古代的“年”不是在腊月二十九或者三十，而是在“腊日”，即后来的“腊八”。南北朝以后才把腊祭移至岁末。
到了民国时，改用阳历，才把阴历的“年”叫作春节，因为春节一般都在“立春”后，因而称其为春节。
在陕西，家乡人如今仍把春节叫作“过年”，并流传下来一个关于过年的故事。
在远古时，有一种叫“年”的猛兽，每当寒冬将至新春来临的夜晚。出来食人，使得人们不得安宁。人们在与“年”的搏斗中，发现这种凶残的猛兽怕火光和响声，于是人们想办法，一旦“年”出现时，便燃起大火，投入个节，“年”一见熊熊大火，听见叭叭炸响的爆竹，就逃遁得无影无踪。后来，便逐渐形成了过年团聚。守岁、挂红灯、帖对联、放爆竹、吃年饭的风俗习惯。
进入腊月，人们便开始忙碌，一直忙到腊月三十日，过年便正式开始。大年三十晚饭前，家家户户必须把房子、院落、房前屋后打扫干净，收拾清整，贴好大红对联及门神、窗花等，大门及堂屋、卧室、灶房、牲畜圈等处都要贴相应的对联。一切准备就绪，便开始点腊烛、烧香、燃放爆竹、祭祀先祖。之后，全家大小便共聚一桌吃“团圆饭”，俗谓“团年”。
陕南的年味非常浓，年关，腊肉几乎是陕南秦巴山间的家家户户必备年货。当锅灶边的火塘被柴草点亮，陕南的冬天就到了深处。年味也伴随着炊烟随风飘向远方。
按照陕南风俗，每逢腊月，村民们早早地在屋檐下，把大树柈子码成一堵墙，用来火塘里的燃料。在乡下，村民们把除夕夜火塘的火，看作预示来年逢好运，日子红红火火。
在陕南深冬，很多地方有杀年猪、喊着亲朋好友吃庖汤的习俗，这是千百年延续下来的民俗，至今得以留存。“胡萝卜泯泯甜，看着看着要过年，娃儿要吃肉，老汉儿没的钱”，每年进入寒冬腊月，在秦岭南麓的广大地区，孩子们在寒风中转着圈圈唱着这句农谚。
陕南的农村由于过去比较贫困，平常的日子拿不出钱去吃肉，但每到冬天，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杀猪过年，于是，冬至过后，各山村传来此起彼伏杀猪的猪的惨叫声，胆小的孩子双手捂住耳朵跑得远远的，胆大的孩子则在杀猪现场围观并给大人帮忙打下手。
春节前的陕南，腊肉几乎是陕南家家户户都得制作的美味。村民们通过把猪肉分割成小块悬挂在“火塘”上慢慢熏制。火塘挖在地下靠墙的一边，或方或圆，一只铁壶或吊灌在火塘中央，四周可围坐七八人。烤火的人，要的是个火伴儿，塘里的火苗燃烧在火塘中央。悬挂在火塘中央的吊灌晃晃悠悠，猫和狗的眼神从吊灌里冒出来。
火塘如摆在乡村夜晚的宴席，左邻右舍吃过晚饭，落一身雪花走东家串西家，手握茶杯，就着塘里的柴火，念叨着这场大雪，也念叨着开春之后的油绿肥壮的庄稼。他们围坐在一起，心里话和家常话被大火烤出来，汗津津的额头如飘落了一场毛毛细雨，生出豆大的汗珠。爽朗的笑声袅袅升腾，直到夜深，直到火苗有了倦意……
塘里的火是节气的一部分，烤过小雪、大雪，烤过小寒、大寒，一直烤到打春，烤到万物有了春风外衣。这时，每个人的心中都装着一个火塘，热乎乎地忙碌在庄稼旁。
一到年味渐浓的腊月，陕南的年味总有腊味的记忆，那活色生香，别具风味的腊味才是过年的味道，传统腊味制作是村民们永远忘不了的手艺。
在牛石川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多年前，父亲制作的腊肉可以说是当地特有的传统腊味合集。那个时候父亲请来“杀猪匠”宰杀生猪，眼看着父亲把母亲辛苦养了一年的猪宰杀，新鲜的猪肉切成长块，每块三五斤重。加拌适量的花椒粉，辣椒面，传统香料面。一块一块的用盐抹，然后一起腌在木桶里，过个把星期，就把肉从桶里取出，挂在火塘上面任其烟熏火烤。在老家都是用青杠树、柏树枝、锯木面、谷壳来熏得，不过二十来天，猪肉就慢慢地变黑，待到最后变成金黄，就可以把肉取下，把阳尘拍打干净，一块块地放进仓库的谷子里，腊肉就做成了，可以保二三年不坏。而且放的越久，味道越香，吃起来就不觉得油腻。挑选好的烟熏腊肉，再在旺火烧肉皮，这是腊肉好吃的关键，一是为了去毛，二是将肉皮烧软。少了这个步骤，腊肉皮太硬，咬不烂。独特的烟熏味道，肥肉香滑软嫩，瘦肉嚼劲十足，油而不腻，味浓但不过咸，吃着上瘾。
在陕南，许多家庭过年都要熏豆腐干，还要做“血粑粑”。趁着杀猪接的热血，将猪血倒进早巳准备好的豆腐盆里，再加上盐、蒜瓣、花椒之类的佐料，做成圆状，然后用湿柏树枝熏干，这种 “色香味”俱全的“血粑粑”，也叫血豆腐干，无论是凉拌还是热炒等，都是上好的下酒佳肴。
每当春节来临，陕南家家户户火塘边，老人一边忙着手中的针线活，一边念叨着，春天，和出远门的儿女一道，能早一点回来。锅灶边，一种味道伴着春风飘向远方，游子的心里，瞬间冒出来，却化不开的是一种浓浓的乡愁。像勾魂的引子，腊肉香味不管飞多远，尝一口就会想起老家那条弯弯曲曲路，这种味道飘进村庄院落，游子回家团聚，落寞已久的乡村，重新燃起了火热的生机。
当这种味道飘进年的日子，户户煮腊肉，豆腐干，血粑粑。开启油锅、炸丸子、炸豆腐、炸春风，舌尖上的味道涌动春潮，炊烟卷着美酒的香，佳肴、水饺、美酒、祝福与愿望，充盈满院角角落落。浓烈的年味向远方飘散，此刻，回家团聚的游子又要走了，送别的娇妻，桃花一样开在村头。
﹝4﹞
下放牛石川，几年的农村生活中，虽然我不满十岁，对于农村过年的风俗印象格外深刻。
其实杀这活猪并不复杂，但在那个“穷惯了”的年代里却是件大事喜事。腊月廿四左右的某一天，队里就会组织开始杀年猪。
村里，那被宠养了一年的肥猪，看到两眼露着凶相的几个青壮年突然来到圈里，马上就意识到大事不好，拼命地在圈里跑动挣扎，但还是在“嘎哩嘎哩”的惨叫声中被五花大绑着抬上了那条宽宽的板凳。
紧接着，几个人压腿的压腿，揪耳的揪耳，抓尾的抓尾，把猪死死地压在了凳子上。
不一会儿，只见杀猪匠手腿相互配合着将猪的嘴巴捏紧，并用力向后扳直突出其喉咙部位，右手拿起早已磨得发亮的尖刀，从猪的喉部直捅进去，直至刀柄深入肉中，方才迅速拔出。
眼看，猪血立即从刀口喷涌而出，恰好流放到凳子下面的盆中，师傅将杀猪刀调转头来用刀柄不停地在盆中搅动，以使猪血均匀而不凝固。
猪杀死后，解开捆绑的绳索，在猪的后脚蹄子处割开一个小口，用一根小手指粗细顶头圆润凸出的铁条通过口子从猪皮和猪肉之间直插进去，经腹部、背部、两侧等一直捅到猪耳处。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大木桶里，在开口处用嘴使劲吹气，把猪身吹胀，并将开口扎紧，再用木棍在猪周身敲打，目的是让猪的周身胀气均匀，以使猪身烫匀、猪毛刮净。然后倒上几大桶刚刚烧滚的开水，把猪烫好，刮净猪毛。
全部清理干净后，杀猪佬则从篮中拿出一副两头带勾的铁挂链，一头扎在猪的后脚上，与其他人一起把另一头挂在事先搭好的梯子上，开始破膛开肚取出内脏，洗净肚肺肠肠，杀猪的活就算干完了。
杀猪匠一番收拾利索之后，队里会计就要根据猪肉数量按照队里的户数和人数开始分肉。
为了公平起见，分肉是要抓阄的。
按照牛石川全村56户，300来人。生产队的会计预先会把纸头裁成卡片大小，从1到56分别写上数字。然后折叠起来，脱下头上戴着的帽子放入帽碗，然后按房屋的坐落位置由南往北，从东到西的人家轮流上来抓阄。
过去抓阄这种事一般都是各家主人的专利，偶尔也有让未成年子女试试手气的。我是家里的老幺，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痛幺儿”，下放的几年里，王明和我成为两家抓阄的专人。
那时候，王明和我每一次参与抓阄时的心情也跟等待彩票开奖一样，开始很沉重，中间很忐忑，结果自然是既有如愿开心的，也有失望沮丧的。
分肉是根据抓阄顺序从猪的前夹（土话称腻颈肉）开始分割的，油水极其寡淡的日子里，村里人家总是把后腿（坐臀）肉视为最好，其次是前夹肉，再次五花肉（烂腰膛），殊不知现时的“烂腰膛”却成为了烧制红烧肉的上品。
至于，猪头及五脏六肺似乎从未进入过抓阄分配的序列，它们最后究竟是进了谁的肠胃或许成了永远难以揭开的迷底。
猪肉拿回家后，是不会立马下锅上桌的。因为，几斤并不太多的猪肉是要被分成几份准备过年用的。祭祖时做肉圆扣肉的、蒸馒头包馄饨的、腌咸肉好在来年的春天里打打牙祭的。所以，肉再新鲜再好吃，起码也要等到大小年夜炯仰（祭祖）之后。
猪肉和鱼一般不会是在同一天分配，在乡下无论杀猪捉鱼都要选个天气晴好和风习习的日子。
记得生产队里共有三四处集体鱼塘，每年春天都会放养不少鱼苗，并有专人负责饲养看护，平时是禁止个人私钓捕捞的。
年猪杀完后，捉鱼分鱼也成了队里过年前的又一部重头戏。过年时捉鱼一般用的都是拉网，从河的一头（面）放网，数名青壮年社员在岸上沿着河塘边拉着网慢慢走向另一头，随着鱼网的渐渐收紧，原本平静的水面因鱼群雀跃腾起而“炸开了锅”，到对面河岸的一角收网合拢时，几十双大小眼睛一起盯着那沸腾的水面，人欢鱼跃，像是在演戏一般热闹非凡。把鱼用苗篮抬到社场上按青鱼、鲢鱼、鳊鱼、鲫鱼等品种及大小分别堆放。照例根据鱼的数量，以及户数、人数分成一小堆一小堆，仍然由抓阄决定你家分到哪堆。我家人少最多时分个四五条，一般都只有两三条，且多以鲢鱼、鳊鱼为主，鱼虽平常，用作炯仰（祭祖）恰恰正好。
那年月，生产队里捉鱼还有另一种方法——车（chā）干沟。干沟就是用水泵将河里的水抽干，然后把里面的大小鱼虾一网打尽，它也是生产队在农历年中的最后一件农事。当年，干沟目的其实也不仅仅是为了过年分鱼那么简单。通过干沟还有另外两个目的，一是清理河底淤泥恢复水质，二是将淤泥作为有机肥料覆盖于拔青的麦田。考虑到鱼虾的生长周期及工作量，也不是每年都会干沟，通常情况下三到四年才会干沟一次。
干沟的那天，也是队里最为忙碌最为开心的日子。隔夜，队长就会安排人把水泵抬到河边，筑好堤坝架好水管（乡下把水管称作洋龙管子）拉好电线。
第二天一早，推上电闸的那一刻马达飞转，管子里水一“轰”而出。抽到下午时分水面明显下降，相继露出水草和芦苇的枯根，水浅的地方也开始露出黑黑的淤泥。大量的鱼虾开始往水深的地方游动，一些大的青鱼草鱼也露出了黝黑的背部，来不及游入水中的鱼更是不停地挥动尾巴拍打着淤泥浊水。早已穿好吊带式橡胶捕鱼裤子的两名社员便率先下到了水里，先将聚拢在一起的鱼用网兜抄进桶里，然后再用手去抓捕仍在泥水里乱窜的散兵游勇。
见此情景，不少耐不住寂寞又不怕寒冷的青壮年男人，索性脱掉鞋子，卷起裤腿也下到了泥水里。在岸上看捉鱼的男男女女也不会闲着，纷纷扯着嗓子指挥着水里的人，“那里有一条大鱼！”“旁边还有一条的！”。每当有人捕到一条大鱼时，总会发出一阵欢呼声。等到泥水里再也没了大的动静，沟里的鱼也被捉得差不多了。
最后只有少数几个人还留在里面希望能再捞点漏网之鱼，有的则穿着长筒套鞋带着铁（洋）锹在沟塘里挖点河蚌、黄蟮之类的外快，运气好的说不定还能捉到一两只野生甲鱼。而大批的村民则抬着装满鲜鱼的苗篮，来到社场上准备分鱼。
干沟捉的鱼，其分配方式与拉网基本一致。稍有不同的是鱼的品种和大小与拉网有一定区别。拉网抓的鱼大小基本一致，如果太小的入网后，也不会拿上来分配，而是立即回放到河里待下一年长大后再捕。但干沟是把水抽干，河里没水，鱼虾无论大小一旦离开了水就会死掉。所以，不论青鱼鲢子，还是䱗鲦鳑鲏，都会一条不剩地“颗粒归仓”，成为村民餐桌上的美味。车干沟分鱼的当天晚上不少人家的餐桌上一定会有一碗鲜得能掉下眉毛的小杂鱼烧腌菜。
鱼是分完了，但沟塘里的活还没完。又过上一两天，队里就会安排全体劳力开始清淤挖沟，把河底的污泥清理到岸上，再用泥络子一担一担地挑到地里一一盖到正待发青拔节麦地里，然后再将生石灰散入沟底消毒，把河岸堤坝修筑整齐，等待来年的雨水相继灌入河里，桃花开放时再放入鱼苗，这全年的农事才算真正地结朿。
事实上过去除了生产队里集体养猪分肉，社员自家也是有着养猪习惯的。不过，农户自家养的猪基本是用来卖钱的，就是生活条件稍好的人家杀年猪也不是一家人独享，都会分一些送给条件稍差的亲友。当时的牛石川村，我家隔壁的黑娃是单身汉，最开始我家杀了年猪总要拿一只猪腿，配上一些内脏送给黑娃家过年之用。再后来随着条件的改善，黑娃也能自己杀猪过年了，剩下的还能腌成腊肉一直吃第二年中秋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