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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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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2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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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屈原和离骚

战国至秦统一(公元前475—公元前221),这二百五十年间,主要因为经济、地理和政治、学术的关系,中国在这个巨变期,形成了较为突出的几个文化圈落。秦文化位于中国西部,吴越文化位于中国东南部,齐鲁文化位于中国中北部,而楚文化则位于中国中南部。这只是大致的分类,而其各自的文化特征,相对来说还都是很明显的。

一、楚文化在文学上的特征

楚文化在文学上的特征,最突出的是楚辞,代表人物为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 278)。

楚国为什么会在文学上一改《诗经》等以来的这些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而为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文学背景,一个是诗人辈出。楚国是一个好尚巫歌的民族,“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淫祀就是不适当的祭祀,过分的祭祀;但这却催生了楚国的文学。屈原著有《九歌》,共十一篇,比如,《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这些篇目都是使用巫歌形式进行的文学创作——当然叫巫歌是不恰当的,其实是一种民歌——就跟现代诗人使用陕北民歌信天游创作《王贵与李香香》是一样的。屈原之后又有宋玉、唐勒、景差等,都是著名的辞赋家,甚至还有如《大招》这样可以与屈原《离骚》相互媲美的作品,他们所沿袭使用的文学形式,也都是这种被后来称为楚辞的体式。

楚文化的文学元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热爱国家,希望重用人才使国家强盛,痛恨误国的庸才;在艺术上重视比况譬喻,以清丽之花,比如木兰、秋菊等,比君子之节;以污浊之物,比如粪壤、萧艾等,喻小人之妒,一唱三叹。在以《离骚》为代表的这些辞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贯执着精神,即无论世道如何改变而清白之志不泯,是为其最可贵之处。

近年,有人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模拟演唱屈原的《离骚》。根据编钟的规模,可以想象,当时的大气,可能比我们现代人复原的场面还要磅礴。屈原和他的《离骚》,就是产生在这个文化土壤之上的文学巨木。

仅就浪漫主义文化这一层而言,楚文化除文学,还有地域理念的坚信。楚国疆域阔大,都城众多,这一点先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楚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周成王时期(公元前1021)封熊绎建立楚国,到楚国为秦将蒙武(公元前223)所灭,前后大约有七八百年。所谓“终楚之世,始都丹阳”,指的就是楚人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基本定居于丹阳(今湖北丹江口库区一带)。丹阳之后楚国国都通称为“郢”。诸如,鄢郢、纪郢、陈郢、寿郢等等。屈原《九章》还有《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鼂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楚国的别都还有鄀、西阳、蔡、不羹、穰、城阳、项城等。历史上诸侯国迁都原因甚多,但都没有像楚国这样的广袤条件和动作频仍,楚国都城先后有十几个,可称为诸侯国都之最。楚国的不断定都和不断迁都,造成了楚人与众不同的文化地域心理,既不安土重迁,又心怀故国。屈原在《哀郢》中还有一句最为贴切的比况“狐死首丘”,说明楚国是一个喜欢游走,而又不忘初祖的民族。

文学表现手法的浪漫,文化沉积心理的缅怀,成为展示屈原文学形象,展示《离骚》文学观念的大舞台。

二、《离骚》的创作背景及其核心思想

《离骚》的创作背景是“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公元前 145—公元前?;报任安书)。其核心思想是“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距离屈原生活的时间很近,还做过屈原的调查,写过屈原的传记,他的评介是很中肯的。

屈原在《离骚》中所痛陈的,有关这个核心思想的段落主要有三处:

一处是“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这个可以叫作忧俗。一处是“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个可以叫作忧国。还有一个是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屈原到底是不是忧民。

《离骚》通行的版本,目前已选入高中或大学语文教材的,有关“民”字句,共有六句: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但在文徴明(公元1470—1559)《离骚》手抄本里这六处的“民”,都是“人”字。(文徴明行书离骚,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6)倘若是笔误,有一两处还说得过去,六处都是这样,就值得发人深省。这可以说明,明朝普遍流行“人”字本,或许还有“民”字本,但文徴明未予采纳。我们可以复原其中一句加以试论,既然不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么便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艰”;而这些个“人”就应该是他自己,就应该引起后来鉴赏者的注意。屈原写《离骚》,从其为楚王行美政,上官大夫嫉其能,楚王不理会,甚至厌恶他,把他流放等这些现实来看,他的思想路线,应该都是从他“自己”这方面的际遇出发而进行考虑的,与民生基本无涉——但这个“自己”又并不是自私自利的独善其身——而是说,其思想尺度,还并没有达到像范仲淹(公元989—1052)那样直接就是既忧国,同时又忧民的境界。这一点,班固(公元32—92)也是这么认为的,班固也是距离屈原生活的时间很近的,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班固,离骚序)这样的恢复《离骚》本来的核心思想——忧俗忧国,而不是忧民,读者不仅不会因此把屈原降温,反而会更加理解和热爱屈原,弘扬屈原精神,同时而又不失其真。另从历代评价屈原的文章看,大体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比如,“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生卒不详;楚辞章句·序)“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刘勰,约公元465—?;文心雕龙·辨骚)“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公元701—762;江上吟)这些后来者的观点,概括起来说,无外乎是一面慨叹屈原之大才,一面慨叹楚国之大悲。

三、《离骚》原本文字书写系统

《离骚》原本文字书写,是《离骚》文章思想表现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依托。这一点很类似历代大文豪的手稿。研究这个既是很有文章美学意义,同时又是很有中国书法的价值。

而近年出土很多战国文字,但无《离骚》。按照文字形体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离骚》是写在竹劈和木片,也就是简牍——当时通用的传媒材料之上的。从目前发掘出土的,与《离骚》这一时期相近的简牍看,已经摆脱刀刻,而是使用毛笔直接往简牍之上书写。这个情况,与战国末期秦将蒙恬发明毛笔的事实是相互一致的,屈原与蒙恬是同时代人,只不过一个在楚,一个在秦。

古史研究者把屈原《离骚》这一时期的文字,统称作战国文字。就古代文献而言,目前能够看到的战国文字(包括以前),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许慎(约公元58—147)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共十五卷,以小篆为字头,其中第一至十四卷为文字解说,第十五卷为叙目。共收字头9353个;重文即古文、籀文等1163个,具体而笼统地说,被其保存下来的战国文字也就是这么个数字,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古文、籀文,都还没有保存下来。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古文、籀文,有秦朝《石鼓文》,有元朝赵孟頫(公元1254—1322)手抄《六体千文》等,但这些,包括上文许慎《说文解字》所辑录的古文、籀文,跟清华简、跟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的字体相比,都不仅不是微殊,而且恰恰是迥异。反过来说,秦也是如此,即使秦统一使用程邈的小篆——许慎《说文解字》字头使用的那些字体,跟睡虎地秦简也毫无相似之处。

这可说明两个紧要的问题:首先是,当时既各诸侯国,后来叫郡县,随俗存在各自使用的地方文字,又同时有朝廷始终存在欲推行统一的官方文字。大篆是周朝在欲推行的官方文字,清华简、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就是诸侯国随俗存在各自使用的地方文字;小篆是秦朝始终存在欲推行统一的官方文字,睡虎地秦简就是郡县随俗存在各自使用的地方文字。历史上统一的文字大篆小篆,是有过的,但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推行,是官地两条线并驱,就跟现在的推普一样,课本讲普通话,市井却是方言随处可闻。我们现在不还是一面推普,一面提倡研究和保留方言吗?文字形体,自古至今,从来都没有过一刀切的。从文字发展规律看,也绝对不可能一刀切,何况古人那时传播条件的极度艰难,何况秦统一短短的三十几年,就更谈不上文字的大一统了。中国文字,在清朝,在《康熙字典》以前,根本就没有统一过,否则李斯(公元前?—公元前208)就不会建议秦始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史记·李斯列传)

关于古文、籀文,许慎还介绍了另外的一种情况,这个对于研究《离骚》原本文字书写系统很关键。“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许慎,说文解字·叙)鲁恭王即刘馀(公元?—前128)汉景帝刘启之子。鲁恭王所发现的人们藏在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墙壁里的这些简牍——壁中书,包括张仓(公元前256—公元前152)的献书,即许慎所说的古文、籀文。

壁中书,是屈原《离骚》原本文字书写系统的上限——“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其下限,只能是在秦统一小篆之前,小篆是屈原自沉以后不久的事。

按说,从值得惊喜的视角看,屈原《离骚》原本文字书写系统,应该恰好是跟清华简、跟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接近或相同的。但那样我们就又犯了两个“忽略”的错误,即忽略了这个系统上限许慎所谓周朝古文、籀文的官方文字,同时忽略了其下限屈原所谓战国文字的楚国地方文字。

屈原是不会使用时下流行的所谓诸如清华简、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这些文字与许慎《说文解字》古文、籀文相距甚殊,也只能看作是各个诸侯国地方文字,跟现在的方言区一样——那种战国文字的,因为他是楚国的高官,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他要率先推行周朝之礼的官方文字古文、籀文,而不会垂范使用他们楚国通行的地方文字,那些民间新造字和简体字。这从他在《离骚》中反复提及的古圣贤,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他推崇武丁、齐桓、周文,遵循这些景行大道,“虽九死其犹未悔”“循绳墨而不颇”“遵道而得路”,坚定不移。他是一定能够为他的《离骚》原本文字书写,选择合周而不是适楚的文字书写系统的。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绝对不是清华简、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那种战国文字,那只是战国文字的一个孑遗。

《离骚》全文将近2470多字,跟许慎《说文解字》所辑录的1163个古文、籀文这些战国文字,绝大多数应有交集。不过,即使一一对应,也还有一大半毫无着落。但从“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看,屈原《离骚》原本书写系统,具体说,应该就是遵循古文、籀文,接近于时下的钟鼎铭文,即所谓金文,而形成的文字系统。这个推论之所以可以提出,那就是因为屈原《离骚》原本书写系统的时间差,刚好在孔子“壁中书”和秦统一文字之间。

屈原是以悲壮的心绪,凝重的神情,飞扬的文采,以周朝的古文、籀文,把《离骚》全本付诸简牍的。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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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中辑录的古文、籀文举隅。(《说文解字四种》,中华书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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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楚墓(M1)发掘出土的竹简,为竹质墨迹。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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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出土的竹简,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之物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7)

【此为本人作品,被列入辽宁大学出版社2020 “学者文库”的《崦嵫集》(楚文化,屈原,离骚篆书全本)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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