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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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秦统一（公元前475—公元前221），这二百五十年间，主要因为经济、地理和政治、学术的关系，中国在这个巨变期，形成了较为突出的几个文化圈落。秦文化位于中国西部，吴越文化位于中国东南部，齐鲁文化位于中国中北部，而楚文化则位于中国中南部。这只是大致的分类，而其各自的文化特征，相对来说还都是很明显的。
一、楚文化在文学上的特征
楚文化在文学上的特征，最突出的是楚辞，代表人物为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 278）。
楚国为什么会在文学上一改《诗经》等以来的这些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而为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文学背景，一个是诗人辈出。楚国是一个好尚巫歌的民族，“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淫祀就是不适当的祭祀，过分的祭祀；但这却催生了楚国的文学。屈原著有《九歌》，共十一篇，比如，《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这些篇目都是使用巫歌形式进行的文学创作——当然叫巫歌是不恰当的，其实是一种民歌——就跟现代诗人使用陕北民歌信天游创作《王贵与李香香》是一样的。屈原之后又有宋玉、唐勒、景差等，都是著名的辞赋家，甚至还有如《大招》这样可以与屈原《离骚》相互媲美的作品，他们所沿袭使用的文学形式，也都是这种被后来称为楚辞的体式。
楚文化的文学元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热爱国家，希望重用人才使国家强盛，痛恨误国的庸才；在艺术上重视比况譬喻，以清丽之花，比如木兰、秋菊等，比君子之节；以污浊之物，比如粪壤、萧艾等，喻小人之妒，一唱三叹。在以《离骚》为代表的这些辞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贯执着精神，即无论世道如何改变而清白之志不泯，是为其最可贵之处。
近年，有人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模拟演唱屈原的《离骚》。根据编钟的规模，可以想象，当时的大气，可能比我们现代人复原的场面还要磅礴。屈原和他的《离骚》，就是产生在这个文化土壤之上的文学巨木。
仅就浪漫主义文化这一层而言，楚文化除文学，还有地域理念的坚信。楚国疆域阔大，都城众多，这一点先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楚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周成王时期（公元前1021）封熊绎建立楚国，到楚国为秦将蒙武（公元前223）所灭，前后大约有七八百年。所谓“终楚之世，始都丹阳”，指的就是楚人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基本定居于丹阳（今湖北丹江口库区一带）。丹阳之后楚国国都通称为“郢”。诸如，鄢郢、纪郢、陈郢、寿郢等等。屈原《九章》还有《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鼂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楚国的别都还有鄀、西阳、蔡、不羹、穰、城阳、项城等。历史上诸侯国迁都原因甚多，但都没有像楚国这样的广袤条件和动作频仍，楚国都城先后有十几个，可称为诸侯国都之最。楚国的不断定都和不断迁都，造成了楚人与众不同的文化地域心理，既不安土重迁，又心怀故国。屈原在《哀郢》中还有一句最为贴切的比况“狐死首丘”，说明楚国是一个喜欢游走，而又不忘初祖的民族。
文学表现手法的浪漫，文化沉积心理的缅怀，成为展示屈原文学形象，展示《离骚》文学观念的大舞台。
二、《离骚》的创作背景及其核心思想
《离骚》的创作背景是“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公元前 145—公元前？；报任安书）。其核心思想是“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距离屈原生活的时间很近，还做过屈原的调查，写过屈原的传记，他的评介是很中肯的。
屈原在《离骚》中所痛陈的，有关这个核心思想的段落主要有三处：
一处是“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这个可以叫作忧俗。一处是“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个可以叫作忧国。还有一个是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屈原到底是不是忧民。
《离骚》通行的版本，目前已选入高中或大学语文教材的，有关“民”字句，共有六句：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但在文徴明（公元1470—1559）《离骚》手抄本里这六处的“民”，都是“人”字。（文徴明行书离骚，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6）倘若是笔误，有一两处还说得过去，六处都是这样，就值得发人深省。这可以说明，明朝普遍流行“人”字本，或许还有“民”字本，但文徴明未予采纳。我们可以复原其中一句加以试论，既然不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么便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艰”；而这些个“人”就应该是他自己，就应该引起后来鉴赏者的注意。屈原写《离骚》，从其为楚王行美政，上官大夫嫉其能，楚王不理会，甚至厌恶他，把他流放等这些现实来看，他的思想路线，应该都是从他“自己”这方面的际遇出发而进行考虑的，与民生基本无涉——但这个“自己”又并不是自私自利的独善其身——而是说，其思想尺度，还并没有达到像范仲淹（公元989—1052）那样直接就是既忧国，同时又忧民的境界。这一点，班固（公元32—92）也是这么认为的，班固也是距离屈原生活的时间很近的，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班固，离骚序）这样的恢复《离骚》本来的核心思想——忧俗忧国，而不是忧民，读者不仅不会因此把屈原降温，反而会更加理解和热爱屈原，弘扬屈原精神，同时而又不失其真。另从历代评价屈原的文章看，大体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比如，“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生卒不详；楚辞章句·序）“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刘勰，约公元465—？；文心雕龙·辨骚）“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公元701—762；江上吟）这些后来者的观点，概括起来说，无外乎是一面慨叹屈原之大才，一面慨叹楚国之大悲。
三、《离骚》原本文字书写系统
《离骚》原本文字书写，是《离骚》文章思想表现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依托。这一点很类似历代大文豪的手稿。研究这个既是很有文章美学意义，同时又是很有中国书法的价值。
而近年出土很多战国文字，但无《离骚》。按照文字形体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离骚》是写在竹劈和木片，也就是简牍——当时通用的传媒材料之上的。从目前发掘出土的，与《离骚》这一时期相近的简牍看，已经摆脱刀刻，而是使用毛笔直接往简牍之上书写。这个情况，与战国末期秦将蒙恬发明毛笔的事实是相互一致的，屈原与蒙恬是同时代人，只不过一个在楚，一个在秦。
古史研究者把屈原《离骚》这一时期的文字，统称作战国文字。就古代文献而言，目前能够看到的战国文字（包括以前），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许慎（约公元58—147）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共十五卷，以小篆为字头，其中第一至十四卷为文字解说，第十五卷为叙目。共收字头9353个；重文即古文、籀文等1163个，具体而笼统地说，被其保存下来的战国文字也就是这么个数字，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古文、籀文，都还没有保存下来。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古文、籀文，有秦朝《石鼓文》，有元朝赵孟頫（公元1254—1322）手抄《六体千文》等，但这些，包括上文许慎《说文解字》所辑录的古文、籀文，跟清华简、跟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的字体相比，都不仅不是微殊，而且恰恰是迥异。反过来说，秦也是如此，即使秦统一使用程邈的小篆——许慎《说文解字》字头使用的那些字体，跟睡虎地秦简也毫无相似之处。
这可说明两个紧要的问题：首先是，当时既各诸侯国，后来叫郡县，随俗存在各自使用的地方文字，又同时有朝廷始终存在欲推行统一的官方文字。大篆是周朝在欲推行的官方文字，清华简、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就是诸侯国随俗存在各自使用的地方文字；小篆是秦朝始终存在欲推行统一的官方文字，睡虎地秦简就是郡县随俗存在各自使用的地方文字。历史上统一的文字大篆小篆，是有过的，但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推行，是官地两条线并驱，就跟现在的推普一样，课本讲普通话，市井却是方言随处可闻。我们现在不还是一面推普，一面提倡研究和保留方言吗？文字形体，自古至今，从来都没有过一刀切的。从文字发展规律看，也绝对不可能一刀切，何况古人那时传播条件的极度艰难，何况秦统一短短的三十几年，就更谈不上文字的大一统了。中国文字，在清朝，在《康熙字典》以前，根本就没有统一过，否则李斯（公元前？—公元前208）就不会建议秦始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史记·李斯列传）
关于古文、籀文，许慎还介绍了另外的一种情况，这个对于研究《离骚》原本文字书写系统很关键。“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许慎，说文解字·叙）鲁恭王即刘馀（公元？—前128）汉景帝刘启之子。鲁恭王所发现的人们藏在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墙壁里的这些简牍——壁中书，包括张仓（公元前256—公元前152）的献书，即许慎所说的古文、籀文。
壁中书，是屈原《离骚》原本文字书写系统的上限——“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其下限，只能是在秦统一小篆之前，小篆是屈原自沉以后不久的事。
按说，从值得惊喜的视角看，屈原《离骚》原本文字书写系统，应该恰好是跟清华简、跟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接近或相同的。但那样我们就又犯了两个“忽略”的错误，即忽略了这个系统上限许慎所谓周朝古文、籀文的官方文字，同时忽略了其下限屈原所谓战国文字的楚国地方文字。
屈原是不会使用时下流行的所谓诸如清华简、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这些文字与许慎《说文解字》古文、籀文相距甚殊，也只能看作是各个诸侯国地方文字，跟现在的方言区一样——那种战国文字的，因为他是楚国的高官，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他要率先推行周朝之礼的官方文字古文、籀文，而不会垂范使用他们楚国通行的地方文字，那些民间新造字和简体字。这从他在《离骚》中反复提及的古圣贤，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他推崇武丁、齐桓、周文，遵循这些景行大道，“虽九死其犹未悔”“循绳墨而不颇”“遵道而得路”，坚定不移。他是一定能够为他的《离骚》原本文字书写，选择合周而不是适楚的文字书写系统的。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绝对不是清华简、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牍那种战国文字，那只是战国文字的一个孑遗。
《离骚》全文将近2470多字，跟许慎《说文解字》所辑录的1163个古文、籀文这些战国文字，绝大多数应有交集。不过，即使一一对应，也还有一大半毫无着落。但从“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看，屈原《离骚》原本书写系统，具体说，应该就是遵循古文、籀文，接近于时下的钟鼎铭文，即所谓金文，而形成的文字系统。这个推论之所以可以提出，那就是因为屈原《离骚》原本书写系统的时间差，刚好在孔子“壁中书”和秦统一文字之间。
屈原是以悲壮的心绪，凝重的神情，飞扬的文采，以周朝的古文、籀文，把《离骚》全本付诸简牍的。
附录：
《说文解字》中辑录的古文、籀文举隅。（《说文解字四种》，中华书局，1998）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楚墓（M1）发掘出土的竹简，为竹质墨迹。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出土的竹简，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之物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7）
【此为本人作品，被列入辽宁大学出版社2020 “学者文库”的《崦嵫集》（楚文化，屈原，离骚篆书全本）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