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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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有生的历史，早于织布机发明的历史，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是什么时候，人们把蟋蟀与织布机联系在一处，把蟋蟀叫作促织，从而使之成为文学的又一个命题，并且叫文士们乐此不疲呢？这的确是一个有趣儿的话题。
近来偶翻淮南子，在其《氾论训》（淮南子，第716-717页；中华书局，2012）里看到，汉代以前人们就已发明了织布机：
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是说黄帝之臣伯余那时候已开始制衣，不过，还仅仅是很原始的手工，用麻编制而成的衣如同网罗一样稀疏。后来才发明织布机，胜複就是能够胜任织成更为密实的布料，以便于使用。从那时起，人们才能够用它来遮蔽形体，抵御严寒。
虽不可以妄断，但从淮南子看，其所谓后来织布机的出现，应该在黄帝之后到西汉以前这段时间里，但这样说等于没说。那织布机具体应该在什么时间就出现了呢？ 东汉山东嘉祥“武氏墓群石刻”的大禹像（多元的禹迹，人民网，2022-05-05），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大禹治水时，也就是4000年前，先民所着之衣，即已不是 “网罗”，而是“胜複”所做的深层之衣。尽管那时的织布机还仅仅是个机杼，机杼就是梭子，但还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夏朝式”的织布机已经开始工作了。
但此后的蟋蟀这个名字，直至南北朝时期还一直被称为蟋蟀，并无促织之谓。诗经唐风《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岁聿其莫，就是一年将尽。豳风《七月》：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这首都是读者所熟知的名篇。楚辞宋玉《九辩》：
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宵征就是夜行。西汉王褒《洞箫赋》：
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
蚸蠖也叫尺蠖，都是虫子名。蚑行喘息就是爬行鸣叫。直至南朝梁《昭明文选》古诗十九首时，才出现“促织”这个字眼：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但此时的促织，还只是一个缩略语，即“促织鸣东壁”为“促织（之蟋蟀）鸣东壁”的省略。为节省灯油，东壁上的蟋蟀，正在知趣地一声声催促着劳人织女趁着皎洁的月光，抓紧织布制作寒衣，因冬天马上就要光临。
古时候那种男耕女织的时代，蟋蟀的“促织”这个形象而具有人格化的称谓，很快就被文士们所接受，首先作为他们离乡背井时怀念妻子的代名词，而开始频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杜甫的《促织》：
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
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
久客得无泪，放妻难及晨。
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
杜甫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之秋。时诗人正客寓秦州（今甘肃天水），远离家人，夜闻蟋蟀之声，即起思乡之情。其次是还有一种情况，不是思乡而是同情劳人织女的时候，也使用促织，而不使用蟋蟀。宋梅尧臣《促织》：
札札草间鸣，促促机上声。
织女夜中起，明河檐外横。
一丝不入杼，疏密工未精。
岂知天孙巧，衣脱六铢轻。
人间唯贵重，暗虫休催成。
梅尧臣的《促织》，则是从关爱的视角，借助对蟋蟀的警示，你不要再催促她们给那些贵族公子哥白白地辛勤劳作了，点灯熬油的，殊不知他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珍惜人家劳动成果，进而反映了北宋时期“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的社会现实。到清蒲松龄聊斋《促织》的出现，这时才使得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蟋蟀的令名——促织，家喻户晓。蒲松龄不用蟋蟀而用促织，其深意自然不仅在于同情劳人织女，而且在于同情劳苦大众，为他们代言。
蟋蟀和促织，在文学作品中，两者在哪种语境下使用哪一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唐宋之问《七夕》：
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
七夕之时，劳人织女们偶尔也会松弛下来，抓到蟋蟀留着到乞巧时吃蜘蛛。此处只能使用蟋蟀。白居易《夜坐》：
斜月入前楹，迢迢夜坐情。
梧桐上阶影，蟋蟀近床声。
曙傍窗间至，秋从簟上生。
感时因忆事，不寝到鸡鸣。
以《夜坐》为题的诗很多，大多为感时伤事之作，与劳人织女之思无关。因此，白居易的这首仍然使用蟋蟀，而不使用促织。即便是与之有关，但作品中明显含有“促织”之意，也不重复使用促织，而仍用蟋蟀。近代王国维《齐天乐·蟋蟀》用姜石帚原韵：
天涯已自悲秋极，何须更闻虫语。
乍响瑶阶，旋穿绣闼，更入画屏深处。
喁喁似诉。
有几许哀丝，佐伊机杼。
一夜东堂，暗抽离恨万千绪。
王国维这首词作于1907年秋天，表面上与白居易的《夜坐》虽都属于感时伤事之作，但实际上却写的是离愁，写的是思乡，当与杜甫的《促织》归为一类。而王国维使用的却是蟋蟀，此中有两个原因，一是用他人韵，一是词中有“有几许哀丝，佐伊机杼”的同类语，自然都限制了促织的使用。
当然，现代诗人流沙河答两岸友人之作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也只能用表示思乡之情的蟋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