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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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本文主要指唐宋以来至清朝的格律诗和词，此前的魏晋两汉先秦的诗和此后近现代的诗词，为其发端和尾声，不为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的内容。
对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的注意，是源于我“说某词——兼谈词汇特征属性的诗化”，于2022-10至2023-11这一年间，陆续登在中国作家网文学评论上的40则杂文。这40则的主题都是关于特征属性词汇诗化的问题。写完这40则，似乎觉得还有更多的词例没有写出——实际上是写不完的。《全唐诗》900卷，收录全唐诗人2200多家，诗作48900多首；《全宋词》580卷，收录两宋词人1330多家，词作约20000首（中华书局版），卷帙十分浩繁。于是便写了这一篇试论，希望能够“见一隅，知全貌”。
词汇特征属性，指的是凡是一个词，其所表示的意思是另外一个词的特征，那么这个词即为特征属性词汇。比如，月华的意思是月光，是表示月的特征。这两个词，月是本体属性词汇，月华就是特征属性词汇，两两相匹。简言之，月华的本体是月。红的意思是花的颜色，表示花的特征。同样，这两个词，花是本体属性词汇，红就是特征属性词汇。红的本体是花。
什么是诗化？月华既是月光，而入诗之后却还可以表示月。“玉人共倚阑干角，月华犹在小池东。”（宋毛滂《最高楼》）红既是花的颜色，而入诗之后却还可以表示花。比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这个过程，本文称之为诗化。
诗化就是一个词进入诗的境界，而成为一个具有新意的词汇。词汇之形是单体的、不变的，而词汇之义则是多项的、可变的，以单体、不变之形，容多项、可变之意，减少了词汇生产的总量，便于文化交流，诗化是其中贡献之一。而其所贡献之词，如说有与其他方式不同之处，那就是诗化所产生的词，都是美词，因为诗讲究美。
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据我本人统计，即上文说的“说某词——兼谈词汇特征属性的诗化”，共有41个。一言的有鳞、红、照、梦、漠、夕6个，二言的有重阳、婵娟、胭脂、阑珊、欸乃、阑干、红妆、枫叶、楚天、朱颜、秦淮、红豆、悠悠、迟暮、青丝、人间、最是、燕然、江水、乡心、南浦、鸟道、汗青、晴川、风骚、兰陵、兰舟、斜晖、金乌、月华、翠微、桑麻32个，三言的有石头城、关山月、孺子牛3个。其中孺子牛没有发表，其他都是发表过的。这41个都是高词频词汇，此外的我没有涉及，不可姑妄言之。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被忽略，是因为人们阅读时是一对一的。一个读者pk一个作者一首诗。比如兰陵，“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唐李白《客中作》）感觉是真好，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而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被发现被重视，是因为研究者研究时是一对多的。一个研究者pk多个朝代多个作者多首诗。比如“兰陵士女满晴川，郊外纷纷拜古埏”（唐郭郧[yún]《寒食寄李补阙》），“兰陵山下翠烟浮，溪水潺湲九曲流”（宋郭俨《兰溪》），“兰陵陌上喜逢君，华馆清谈酒未醺”（明浦源《赠别谢秀才》），“高斋西面向澄江，缓酌兰陵春酒缸”（清姚鼐[nài]《留客》）。真麻烦，从唐朝至清朝，都有兰陵，诗品无论，到底哪个兰陵是荀子的故里，哪个兰陵是美酒的产地，哪个兰陵就是一处普普通通青青的土丘，一时都不清楚，五里雾中。关于兰陵问题，我在《说“兰陵”——兼谈词汇特征属性的诗化之三十三》作了粗浅的分析，现略引如下：
本体属性词汇的诗化，先前只注意到了它生产新词、美词的功能，比如青丝、大漠、晴川等。其实，它还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文化载体，有时候被其诗化为特征属性的词汇，不仅可以入诗，而且还可以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或者成为一种物产的代言，广告效应。
《说文》“陵，大阜[fù]也。”大阜就是高丘，高大的土丘，丘陵。《诗经》有陵，“如冈如陵”（《小雅·天保》），但无兰陵。很有趣儿，本体属性词汇的陵，转而成为特征属性的兰陵，也是由诗的国度——楚国人最早创造和使用出来的；但它不是源于诗化，而是源于地理，即赋予地名以诗意，也算是准诗化了。“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于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即荀子，本为赵国人，后来还葬在了兰陵。兰陵令相当于郡守，郡的最高长官，属于达官；但荀子却致力于学问，在兰陵还形成了一个名声很大的文学圈，“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这句话的大意是，春秋以后，由于社会的转型，只有齐楚两国文化学术风气还好。齐国有大公馆，楚国有兰台宫，都是用来接纳招待贤人的。孟子到齐国做贵宾，荀子到楚国做兰陵令，所以齐国的稷下（今山东淄博）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楚国的兰陵也形成美好的民间习俗，甚至连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因为这一层的文学渊源，因为荀子的巨大影响，兰陵便首先进入了诗的境界，“兰陵为郡更齐梁，地望卓荦闻四方”（宋曾协《寄题兰陵郡斋梅露堂》），而成为文学的代言。卓荦[luò]即超群出众。
荀子的兰陵郡在哪里？“兰陵，县属东海郡，今沂州承县有兰陵山。”（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兰陵所在的承县隶属于东海郡，这说的是西汉时期的事情。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承县则属于兰陵郡（今山东枣庄南旧峄县），也就是南北朝时期，兰陵又恢复到了楚国春申君原有的郡名。《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李白《客中作》条也是这样注的，“兰陵，今山东枣庄市。”这个注释亦应源自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不过，李白《客中作》的美酒是否产地就在这里，无史无实，还是不可以妄断的。
兰陵的进入诗，进入文学，是在刘勰的《文心雕龙》，而真正火起来的却是李白的《客中作》，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序曲，那就是兰陵王。
北齐兰陵王名高长恭，还叫高瓘[guàn]，是以皇子的身份被分封到兰陵去为王的。“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迁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北齐书·列传第三文襄六王》）是说北齐金墉城（今河南洛阳）被北周军围困，兰陵王高长恭攻入周军，他们北齐城上守军不认识他，他摘下头罩叫城上的守军看，才知道是他，于是城上放箭，城下助攻，大获全胜。战士们高奏《兰陵王入阵曲》祝捷。
后不久，到唐朝便演化为戏剧《代面》。“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代面即假面具。到宋朝进而形成了近体乐府也就是词的曲牌。《兰陵王》正体有秦观“雨初歇，帘卷一钩淡月”，变体有周邦彦“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宋以后《兰陵王》词作甚巨，清朱彝尊还有《兰陵王·过晋藩旧邸》，“马蹄捷，遥望参差雉堞。”虽都完全是词采豪华而情意缠绵之作，但其中亦不乏英雄之气。雉堞[zhìdié]即古代在城墙上面修筑的作为掩体的矮墙。
李白《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的兰陵在哪里？时珍曰：“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李太白诗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即此，常饮入药俱良。山西襄陵酒、蓟州薏苡酒皆清烈，但曲中亦有药物。黄酒有灰。秦蜀有咂嘛酒，用稻、麦、黍、秫、药曲，小罂封酿而成，以筒吸饮。谷气既杂，酒不清美，并不可入药。”（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谷部酒别录中品集解）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的兰陵，不在山东，而在浙江，在东阳就是古兰陵，今隶属于金华。言之凿凿。
李白于“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继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死于宣城。”（《旧唐书·李白传》）遂辟从事，是说永王李璘召见命他做身边的随行人员。据此可知李白的足迹：会稽、剡中、采石、金陵、宣州、夜郎、宣城。宣州即今安徽宣城。此史并无李白到山东的记载。而剡[shàn ]中指的则正是剡县（今浙江嵊州）一带，恰好接近东阳。而且李白连做梦都心在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诗与酒的关系，使他不会不眷顾这个兰陵的。另据清朝姚鼐《留客》“高斋西面向澄江，缓酌兰陵春酒缸”，姚鼐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显然其家酒之藏也应出于近邻，否则便不会这么方便地随取饮客，浙江东阳的兰陵美酒其实是遍及吴越的。李时珍《本草纲目》与李白的时差并不遥远，具有超高可信度。
为什么会出现南北不同地名的两个兰陵？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随便一处长满兰花的高丘都可以称为兰陵，战国楚国人既可以此诗意化他们山东的地名，那么唐宋人以此诗意化他们浙江的地名，亦未尝不可。其实，李时珍所言的兰陵，在此前的宋朝郭俨《兰溪》诗中已有记载“兰陵山下翠烟浮，溪水潺湲九曲流”。此兰溪恰恰在金华，金华的兰陵只是当地的一个长满兰花的高丘，而不是荀子的故里，即有此名，亦属名同实异。
至于两地各自都说盛产美酒，这只能用一句俗语“谁不说俺家乡好”来回答，正如昭君墓，据说有十多处。但“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翦伯赞《内蒙访古》）兰陵酒的多产地之说，也同样反映了人们的心理向善向美的认知。退而言之，即便是两地都出产美酒，那又有何妨？惊人的相似。但李白《客中作》的美酒与荀子故里无关。
“兰陵陌上喜逢君，华馆清谈酒未醺”（明浦源《赠别谢秀才》），是早已产地与美酒不搭界了。（中国作家网文学评论2023-02-16）
关于兰陵的诗化问题，大体算是清楚了，这是我的看法。其他的40个高频词汇本文不再重复，有文本在网方便大家查阅，也可以提意见。
诗是需要鉴赏的文学，一鉴赏，最先的路虎便是释义。高频词汇如婵娟、阑珊、欸乃、阑干、青丝、燕然、晴川、月华、翠微等，其各自所含词义较多，需要研究者一一加以认识解决，需要为普通读者做一些事情，提供一些阅读上的便利，否则学术研究便没有意义。
这是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
一、律赋：造就了中国古典诗词格律化的群体
隋唐以来，封建社会科举制的规定科目——律赋，成为士子们万众一心追逐韵文写作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宋朝淳熙（1174—1189）年间，胡元质新任主考官，第二年就是庚子年（1180），正赶上礼部大考，第一场初考的命题是《舜闻善若决江河》，要求以“闻善而行、沛然莫御”为韵。考生已经开始答卷。忽然有一个老学究挑出《礼部韵略》的字，给各个考生看，说“沛”字在第十四部“泰部”中，有这个字：一个是颠沛，一个是沛邑。注解没有形势充沛的意思。只有别的韵部有充沛，但上头是一个“雨”字——霈，很可疑。众人说是这样的，喧哗嘈杂地敲打考官门帘请求改正。有的考生闯进考官屋中，抓住一个考官动手就打。考官惊慌失措，急忙说：“有‘雨’字头也可以，没有‘雨’字头也可以。”有的考生又责备考官失误，考官说：“第二场再不敢这么疏忽了。”（宋岳珂《桯[yíng]史》第十卷）
《礼部韵略》对研究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根本原因上的价值。我国北宋以前的韵书《切韵》《广韵》等都是纯语音学著作，是研究那时古今音韵的专著。唐宋以后科考归礼部，《礼部韵略》便成为了考试的“标准答案”，但这个“标准答案”还欠成熟。所以考官才惊慌失措，急忙说：“有‘雨’字头也可以，没有‘雨’字头也可以。”而有一个老学究挑出《礼部韵略》的字有问题，也说明士子们都挤在科考这一条路上来，《礼部韵略》已被他们翻得滚瓜烂熟，以至于使考官当场出丑。初试的命题《舜闻善若决江河》为律赋体，律赋体属于韵文。《舜闻善若决江河》语出《孟子·尽心章上》。大意是，孟子说：“大舜居住在深山之中时，与树木、石块作伴，与麋鹿、野猪一同交往，他和深山的野人差不多；可是他一听到一句有益的话语，看见一种良好的行为，就立即采纳实行，就好像决堤的江河在心中奔腾，气势磅礴没有谁能阻挡。”《舜闻善若决江河》即舜从善如流。
《礼部韵略》，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由丘雍等奉诏修订《切韵》，改名《大宋重修广韵》。仁宗景祐四年（1037）丁度重修时改名《礼部韵略》，共收9590字，后附《贡举条式》，这是最早的律赋考试规则。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毛晃上表进献其所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比丁修《礼部韵略》增收2655字，即现存的《礼部韵略》。原丘修本已失传。
律赋既为士子们的必考科目，韵书也就自然成为士子们平素写诗作赋的参考书。诗比赋简单，来得快，古人写信使用尺牍，没有那么大的容量，于是士子们便把诗作为他们最便捷首选的交流方式。“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唐岑参《逢入京使》）。这使士子们终生写诗的积习，坚不可摧，最典型的是宋朝的大诗人陆游。“脱巾莫叹发成丝，六十年间万首诗。排日醉过梅落后，通宵吟到雪残时。”（《小饮梅花下作》）就连临终遗嘱也要用诗来作，“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就说唐诗，倘以宋诗也计入——唐宋诗，陆游一个人就顶住了唐朝的半个天，何况还有元明清呢。词汇的增长率低，诗作的增长率高，要想中国古典诗词高频词汇减下来，谈何容易。
士子们终其一生写诗，只是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的表象，这真是一个独特的表象，而其内因骨子里还是在于封建社会科举制的科目——律赋的规定。诗学一旦走向朝廷推动，走向朝官以身试诗，走向士子们认为的“诗中自有黄金屋”，高词频词汇便会如高山雪崩，成为作者作品“双多”的最明显的标识。
二、朝廷：推进了诗学作为国学的进程
宋朝是词的盛世，而诗也不甘其下。朝廷甚至把诗作为一种文学的游戏。北宋真宗祥符、天禧年间（1008—1021），杨亿、钱惟演、晏殊、刘筠等人，凭借文章才华在朝廷做官，写诗都效法李商隐，后来人大多剽窃李商隐的诗句。有一次皇上设宴，就是内宴，寻开心，有戏子扮演李商隐，穿得破破烂烂，对着观众说：“我是被那些学士生拉硬扯成这个样子的。”众人听了大笑不止。（宋刘攽[bān]《中山诗话》）杨亿著有《武夷新集》，还有辑其本人与刘筠、钱惟演等人的唱和诗。钱惟演著有《伊川汉上集》，晏殊著有《珠玉词》，刘筠著有《玉堂集》，四个人都是大文豪，不至于生拉硬扯，但后来者东施效颦。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如苏轼叫他的学生作《人不易物赋》。有人写了两句话：“伏其几而袭其裳，岂为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当时学者们仿苏轼高桶短遮儿的帽子，叫“苏轼样”。苏轼的学生李廌把这件事告诉了苏轼，苏轼笑着说，他做皇上的侍从去醴泉观，戏子把学者们相互自夸文章写得好，作为笑料演出。一个叫丁仙现的戏子说：“我的文章，你们赶不上。”许多戏子问：“为什么啊？”丁仙现说：“你们没看见我头上戴着苏轼样式的帽子吗？”皇上为此很开心，回头看了他很久。（宋李廌《师友谈记》）《人不易物赋》就是人类不能改变万物。
还有一次，宋仁宗要求大臣们赏花或者钓鱼时写诗，就是应制诗，往往有预先准备好的。天圣（1023—1032）年间，永兴地区进贡山水石，正赶上皇宫举行宴会，皇上当场命令大臣们就山水石写诗，其中很多诗写得很糟糕，这个完全是现场作诗，出其不意的缘故。等宴会进行到一半，有戏子进来做戏，个个拿着笔表现出吟诗作赋的样子。其中一个人忽然扑倒在园子旁边的石头上，众人急忙把他拽起来。这个人起来之后说：“几天来写赏花钓鱼诗，准备迎接皇上考试，不料却被这石头给绊倒了。”左右的人都大笑。第二天，皇上把这些写得不好的诗，公布于众，命令中书省考核。其中，秘阁校理韩义写得最差，被降职，调到京城外任职。（宋范镇《东斋纪事》卷一）
内宴皇上拿大文豪们的诗开涮，说明诗学至少在朝中已经达到普及的程度，甚至连皇上也都成为写诗作赋的人。李煜、宋徽宗这样的特殊经历不论，就是平平常常的唐昭宗也是行家。他在保宁殿宴请李继昭，亲自作《赞成功》之曲褒奖；又叫伶官作《樊哙排君难》之戏来助兴。（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唐太宗“留心雅正，励精文教”，还作有《破阵乐》《庆善乐》（《太平广记》引《国史异纂》），后来还成了词牌。
宋朝应制诗写得不好的人韩某还受到皇上处分，是学唐朝来的。唐昭宗光化年间（898—901），朱朴以《毛诗》博士被推荐任用，仰仗口才，认为可以立即使天下太平。这事由藩王府里的人报告给昭宗，于是便有了对朱朴这一次的任命。回答皇上询问即谢恩那天，朱朴当面向皇上陈述好多条时事策略，每陈述一条，总是说“臣请为皇上实行。”当日就做了大官，后因并没有什么作为，皇上对他的信任一天不如一天，朝内朝外一片嘘声。皇上设宴那天，戏子穆刀陵扮作行脚的和尚，到皇上案前说：“若是朱相，即是非相。”像这个朱国相，那就不是个国相。第二天朱朴就被免除朝官，被贬职到外地去了。（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
进言之，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本质上既不是士子们终其一生写诗，也不是科举制规定的律赋科目，而是诗学即为当时的国学。说诗学是国学，是因为诗学是与国事连在一起的，《毛诗》博士虽为田舍郎，却可立登天子堂，作了国相不像国相的样子立免，国事推进了诗学，诗学成为了国学。归根结底，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是封建社会选人制度的产物。
三、小说戏文：再现了对课的实况和韵文的大众化
对课是旧时私塾的国文课程，俗称对联，对对子，是格律诗的“双基”训练。格律诗律诗四联，中两联对仗，是最显示文采的段落，所以塾师十分强调。“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鲁迅《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具体地说就是，“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引文这两段话的主人，鲁迅与蔡元培他们的生活已经是在清朝的末期，明朝或明朝以前的对课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方会得对课，你道他对的课是怎么样妙的？李先生道：“一双征雁向南飞。”赵雄对道：“两只烧鹅朝北走。”（明周楫《西湖二集·愚郡守玉殿生春》）
《西湖二集》为明话本，话本是当时的一种文学样式，说书人的底本，也就是小说。小说要说给听众，首先要听众信服，所以这段对课的描写是真实的，绘声绘色。这是明朝对课的情况。“一双征雁向南飞”为下联，“两只烧鹅朝北走”为上联，先生出下联叫学生对上联，就像现在老师出下句“城春草木深”，叫学生填上句“国破山河在”一样，比先上后下，是增加了难度的，塾师对课的教学已有了相当的经验，驾轻就熟。“烧鹅”意不明，疑似菜鹅或肉鹅的方言。
也是明朝的事情。汤显祖《牡丹亭》戏文，除第五出《延师》和第七出《闺塾》以角色介绍家教课程，此外还大面积引用《千字文》原文，诙谐说故事。这一出整出戏文，除串联词，石道姑大段的内心独白，全部使用的几乎都是《千字文》原话。《千字文》共250句，此中引用了116句，整整464字，差不多占了原文的一半。诙谐幽默地叙述了她自己石女的身世，相亲、陪嫁、婚礼、洞房尴尬，她的丈夫纳妾以及她出家，至于尼姑庵，乃至道士的骚扰，她清静而无聊的人生全程。
贫道紫阳宫石道姑是也。俗家原不姓石，则因生为石女，为人所弃，故号“石姑”。思想起来：要还俗，《百家姓》上有俺一家；论出身，《千字文》中有俺数句。早是二更时分，新郎紧上来了。替俺说，俺两口儿活像“鸣凤在竹”，一时间就要“白驹食场”。则见被窝儿“盖此身发”，灯影里褪尽了这几件“乃服衣裳”。天呵，瞧了他那“驴骡犊特”，教俺好一会“悚惧恐惶”。那新郎见我害怕，说道，新人，你年纪不少了，“闰馀成岁”，俺可也不使狠，和你慢慢的“律吕调阳”。俺听了口不应，心儿里笑着。新郎，新郎，任你“矫手顿足”，你可也“靡恃己长”。三更四更了，他则待阳台上“云腾致雨”，怎生巫峡内“露结为霜”？他一时摸不出路数儿，道是怎的？快取亮来。侧着脑要“右通广内”，踣着眼在“篮笋象床”。那时节俺口不说，心下好不冷笑，新郎，新郎，俺这件东西，则许你“俳徊瞻眺”，怎许你“适口充肠”。如此者几度了，恼的他气不分的嘴劳刀“俊乂密勿”，累的他凿不窍皮混沌的“天地玄黄”。和他整夜价则是“寸阴是竟”，待讲起，丑煞那“属耳垣墙”。……，……。（第十七出《道觋》）
剧中人石道姑以周氏《千字文》大段引文，叙述自己作为一个石女洞房花烛夜的尴尬，形为滑稽，实为可哀。从作者汤显祖来说，把那么私密的事，文雅地表现出来，贴切幽默，不仅需要自己的史书诗文功底，而且还需要考虑观众的喜欢接受，“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石道姑的命运能够引起观众的“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明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明那时明朝江南的观众，临川的观众，他们的文化素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欣赏程度，虽不能说已经到了熟知童蒙学《千字文》《百家姓》的水准，但普读私塾当不为过；否则怎么会跟着石道姑《千字文》的独白发此反响呢！《牡丹亭》从明朝的15世纪到现在的20世纪60年代，发行有各种版本共计26个，其中明朝出版11个，清朝出版13个。（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牡丹亭》观众之热，版本之多，其成就之大原因很多，但韵文在起作用，是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重因。
韵文的传播，使诗学落地。从朝廷到民间，从雅正到俚俗，从上到下俨然一体地创造出来的诗学，成为中国古典诗词深厚悠久的人文基础，同时也使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成为一种必然，一种多而且美却令人不厌的必然。
四、声律学：渐止了中国古典诗词高频词汇的再生
明清以前童蒙学的选择韵文，目的不是为律赋，当然它也为律赋营造了音韵学的语感氛围，奠定了阅读情感上的基础；它的主要目的是因韵文易忆，为了识字和用字。如上文说的《千字文》《百家姓》，还有《三字经》，习惯上称“三百千”。此外另如《蒙求》《太公家教》《童蒙训》等，这些读本内容上除了识字和用字，还承载着礼教的任务，思想教育的任务，寓礼于教；但还是属于童蒙教育的初级阶段。
到清朝初年，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又在康熙一朝为官的车万育，他《声律启蒙》的编订，才真正打破了这个传统，开始重声律。《声律启蒙》是作为童蒙教育的高一级课程，在识字和用字的基础上，进入到私塾，用于习韵和用韵课程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对课”。不过，他也并不是没有承载思想教育，不重视思想教育，只是因为文章编排体例的关系，人世花鸟器物扩大化，思想教育内容相对也就有所减少。
车万育《声律启蒙》是在前人的《声律发蒙》《对偶叶音》等声韵学著作基础上删繁就简，重新整理加工而成的。那时包括先前各朝，韵文虽为举国上下打下了大面积的人文基础，而深究起来，真知灼见，民间知“三百千”的多，知格律的还是少。“视民间子弟之就业者，大都不知音律，窃甚讶之。以讯社师，懜懜如也。夫文自两晋称奇丽而至今，学士则焉然。要其发蒙之端必先对句。譬犹剖石者之乘其隙，开钥者之透其簧也。”（明屠安民《声律启蒙》后跋）懜懜[mèng mèng]，昏昧糊涂貌。因此，有必要对唐宋以来的声律学加以总结和完善，用于私塾教育。车万育《声律启蒙》所做的正是这一工作，既是对声律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也是在提高基础上的规范。
车氏编订的《声律启蒙》上下两卷，完全按照平水韵三十部划分，而且每个韵部大致使用230个左右的字，一韵到底。比如，卷一第一“东部”。全部230个字，24句，押韵使用的都是“东部”韵的字，有“风，空，虫，弓，东，宫，红，翁，同，童，翁，穷，东，风，宫，铜，通，童，红，融，弓，红，风，虹”等。车氏《声律启蒙》三十部，每部都是定型的24个字的韵脚，全书共用720个字。部与部之间互不杂侧，独立成章。
编纂的定位，决定了车氏《声律启蒙》在童蒙韵文中，成为高雅文学。车氏《声律启蒙》具有“三百千”的通俗，又具有此三者所不具有的高雅，在通俗和高雅之间，主观上更趋向于高雅，文学化，有许多语言都是可以跟诗词歌赋相媲美，并驾齐驱的。比如，“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上一东），“横槊赋诗传孟德，引壶酌酒尚陶潜”（下十四盐）等。能够把声律融汇得如此文学，审美化，在众多童蒙韵文著述中，车氏《声律启蒙》堪称首屈一指。它不仅仅是训练塾生掌握声韵格律应对的工具书，而且也成为成人写诗作赋的必备参考资料。
《声律启蒙》全书6936字，历史传说人物382个，重出的不多，只有羊祜、蔺相如、孔子、孟子、庄子等5人，都是著名贤人。从思想教育看虽不像“三百千”那样细说，只是点到为止，而对于私塾高年级来说，知识面上的扩大则超越了“三百千”。（见拙著《榘矱集·助记语言学》辽宁大学出版社“学者文库”，2017）
《声律启蒙》渐止了中国古典诗词高频词汇的再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仗的开放。从三言对、五言对、七言对，一直到十一言对，分散了格律诗和词高频词的注意力。格律诗重在五言和七言对。一个是对仗的规范。一规范，中国古典诗词高词频现象即如小区大门设限，被遏止了。这也是有清一朝散文和楹联著名，格律诗和词逐渐名声江河日下的原因。
因为长言对的出现和倡导，突出明显地促进了这一时期楹联的写作，比如：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清孙髯翁《题大观楼》）
楹联清朝越过任何一个朝代而登顶。这一高级的“对课”，使一个朝代有一种文学样式的理论，在清朝得到实证。此联180字，在我上文所说《说某词——兼谈词汇特征属性的诗化》41个高频词中，重复的只有“都付与苍烟落照”的“照”。而在《声律启蒙》6936字中也寥寥地只有“红”“月华”几个，明显感觉到著者是在竭力的避重。
《声律启蒙》有效地从主观上渐止了唐宋以来中国古典诗词高频词汇的亢进，这给中国古典诗词研究者所带来的新思考，给读者所带来的新气象，都大于这部著作的本身；但这并未影响到高频词好诗好词的普及，中国古典诗词高频词是一个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