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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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元帝即萧绎（508—554），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萧衍第七子。大宝三年（552）侯景之乱平定，萧绎继位。萧绎45岁继位，在位2年，终年47岁，死后葬于颍陵。
芳树
萧绎
芬芳君子树，交柯御宿园。
桂影含秋月，桃花染春源。
落英逐风聚，轻香带蕊翻。
丛枝临北阁，灌木隐南轩。
交让良且重，成蹊何用言。
（《梁元帝集》）
在南北朝将近170年的历史中，一共有9个朝代。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其中诗文最突出的是南朝，梁元帝萧绎为南朝诗文的大家。据本文统计，他的著述包括《注汉书》《周易讲疏》等15种418卷，其中文集50卷。他还是一位“盲一目”的诗人，“初生患眼，高祖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弥加愍爱。”（《梁书·本纪·元帝》）“下意”就是随意，没有引起注意。
梁元帝的《芳树》为乐府旧题。我国古体诗有寄情山水、寓意草木之风，《芳树》便属于寓意草木的这一种题材。这个题材和体式源于《诗经》，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小雅·采薇》）改造于楚辞屈原的《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成型于南朝梁武帝萧衍同名乐府《芳树》，“绿树始摇芳，芳生非一叶。”梁元帝之后，还有陈中记室李爽《赋得芳树》，“芳树千株发，摇荡三阳时。”“中记室”即主管表章文案的官员。唐朝《芳树》之作，前中期仍承续南朝乐府模式，如卢照邻“芳树本多奇，年华复在斯。”元稹“芳树已寥落，孤英尤可嘉。”到后期的罗隐即出现了变体，“细蕊慢逐风，暖香闲破鼻。青帝固有心，时时动人意。去年高枝犹压地，今年低枝已憔悴。”罗隐是把《芳树》以五言和七言融合起来，创新了体式。
此种介于歌行体与格律体之间的形式，虽都属于托物言志，但多为怀思。梁元帝的《芳树》则为咏品，歌咏人品。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史记·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说，桃李不会说话，但因果实好吃，人们自然前来摘取，人来的多了，在树下便踩出一条小路来，人品的力量大于言词。“悛悛[quān]”敦厚笃实的样子，“鄙人”为封建士大夫所指的乡下人，“蹊”小路。
梁元帝的《芳树》可分为三层：第一层“芬芳君子树，交柯御宿园。”概芳树君子之风。
“交柯”交错的树枝。唐杜甫《树间》“交柯低几杖，垂实碍衣裳。”“御宿”皇帝住宿之地。亦见杜诗《伤春》“蒙尘清露急，御宿且谁供？” 第一层大意为，芳树真是君子之树，树枝交错地笼盖我住宿的园子。由此可知，此诗应作于江陵（今湖北江陵）。
第二层“桂影含秋月，桃花染春源。落英逐风聚，轻香带蕊翻。丛枝临北阁，灌木隐南轩。”状芳树春秋之貌。
“桂影”月影。宋周密《南楼令·次陈君衡韵》“桂影满空庭，秋更廿五声。”“落英”落花。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南轩”南面的小屋。宋陆游《南轩》“南轩修竹下，枕簟终日眠。”第二层大意为，饱含月宫桂影的秋月照在地上，春天的园子里到处都是桃花。落花被风吹得聚集起来，花蕊携带着轻香在翻动。桃树丛生的枝条搭着北楼，低矮的树干已掩盖了南屋。
第三层“交让良且重，成蹊何用言。”咏芳树人格之品。
“交让”相互谦让。宋杨备《交让渎》“彼此持廉为弃物，一名交让两难分。”第三层大意为，桃树枝条交错有序，枝干有力，果实沉甸甸的，不用言词，而它的树下，已经被前来采摘果实的人踩成了一条小路。
梁元帝的《芳树》，虽为乐府旧题，但侧重咏品，以桃源图解司马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立意，引新吐故，因而有别于南朝同时期的诗人。诗的格律化倾向，也进一步推动了唐初近体诗的形成。
梁元帝于承圣元年（552）冬十月在江陵继位。三年十二月“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时年四十七。”（《梁书·本纪·元帝》）世祖是他的谥号。梁元帝是一位对诗书具有痴情癖好的封建帝王，有似南唐后主李煜，但他“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不过，沉湎于清谈，终至于误国。“九月辛卯，世祖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乙巳，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冬十月丙寅，魏军至于襄阳，萧詧[chá]率众会之。丁卯，停讲，内外戒严。”（同上）从九月辛卯到十月丁卯整整37天，这37天里，梁元帝在龙光殿讲经，讲到半个月的时候，西魏宇文泰派万纽于谨、宇文护等率军五万南攻江陵，讲经才告停止。十一月西魏兵临城下，江陵城陷，元帝被俘，不久遇害。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不仅是与梁元帝同时的南朝诗文大家，而且还是梁元帝失国的见证者。侯景作乱，梁简文帝萧纲命庾信率领宫中文武百官千余人，在硃雀航（今江苏南京秦淮河）筑营。侯景军队到达，庾信带领部众首先退敌。台城（今南京玄武区一带）失守，庾信投奔江陵当时任湘东王的梁元帝。梁元帝继位，任命庾信为右卫将军。庾信出使西魏，正值西魏大军南讨，庾信被迫留在西魏都城长安。（《北史·文苑·庾信》）庾信著名的《哀江南赋》，即为痛惜梁元帝失国而作。
《贞观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载，唐太宗李世民读庾信《哀江南赋》，顿生感慨道，“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梁元帝失国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当事人庾信的观点应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他认为“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也就是宰相把战事当作儿戏，大臣把玄学当作朝廷的谋略，是朝臣未能尽职尽责。诗贵含蓄，此中不乏庾信对梁元帝的委婉批评，即唐太宗所说“所好不慎”，以崇尚玄学，沉湎于清谈而贻误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