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饭

前日，随朋友自驾野餐，令我想起来送饭。

我家乡的地垄长，适于机耕。70年代初，河南洛阳生产的“东方红”牌拖拉机，一辆接一辆地从西官道上开过来，分配到各公社的时候，生产大队便开始有了机耕队。每个机耕队最多时有过4辆拖拉机那样大的规模。拖拉机有力能耕，人们便亲切地称它为“老红”。但因那时农耕技术还不成熟，“老红”深松过头，土地便往往变得冷浆减产，机耕不久就停止了作业。“老红”的主要任务，改为只负责小麦的春种和秋收。至于大豆、高粱、玉米等的杂粮，仍旧恢复了牛耕。

我家乡海伦那地方是前清家的围场，为同治年间的“弛禁”放荒，堪称地大物博。

三节地，距我家大约有五六里地远。要荷锄曳犁到三节地去，需要从生产队出发向北，走一条抹斜的农田道，穿过头节地和二节地的地边，大约需要半个小时，而后到达一条横道，才见三节地的南地头儿。站在横道向北一望无际，都是顺垄的农田。单是三节地一节，也足有一二里地长。

一年三季，冬天“猫冬”，春秋日短，送饭只在夏季；而且只在三节地，头节地和二节地距离近，是没有必要送饭的。

每年到这时的送饭，便成为乡中的盛事。田头地脚有剩余口粮的生产队，他们是集体送饭的。我妻子她老家那地方就是这样。送的饭虽是大锅，但很实惠。有时候是花脸虎，有时候是散状，多数时候是黏豆包、黏糕，名副其实的“咸鸭蛋，酸水饭，大豆包子二斤半。”咸鸭蛋和酸水饭，估计可能是各家各户自愿出的。我家那里相对比较保守，几乎是没有过集体送饭的时候，都是个人自备，集体出车。送饭的好处，从经济学上说，不仅在于减少往返路上的空耗和避暑；从意识形态上说，而且还是在于对悠久乡风的传承。我父亲说，他上荒初起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送饭的，年年到时候就都送。送饭作为习俗，一直从民国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夏锄到“三遍地”的时候，庄家稞子已经逾过人头。没有风，也没有鸟鸣，新锄过趟过的垄头发出清新的还带有一种莫名的甜味。等送饭的过程中，一两个年纪大的，在柳荫下已经稀里糊涂睡着；而更多的是头顶衣衫遮荫三五成群地席地而聊，还有的直接就躺倒在横道上眼望晴空，一切都自在得无边无际。

一辆送饭的牛车，从我家屋后的抹斜道上，悠然地如一部电影，渐渐地向北，向三节地，然后溶入浩瀚的原野。

“开饭喽！”听送饭人的一声唤，人们便或急或缓地走向牛车去。

车上除了各家各户的搪瓷盆、瓦罐和无名的餐具，还有两只水筲。水筲盛满了刚刚从井中打上来的凉水——因为即使不送饭的时候，暑天也要有专人送水来的；既已送饭也就自然算是捎带。水筲上面各放一只木瓢，是担心路上车晃撒水而特意设置的。另外，到了地里也还可以方便大家饮用。我父亲是木匠，水筲是我家的，两只都是木制，村里别的人家都没有，所以每当送饭需要送水，木筲厚重保温性强，又不易磕碰倾倒，于是送饭人首先便想起这两只老古董来。我上大学前，在乡里务农的大约八九年时光里，我记得的情形总是这样的。

忘记带筷子的，便折柳去皮，白晰晰的两条光棍格外令人赏心悦目。家里不太宽裕的，就主动端到一边的地里，只管闷头自个儿地照样大快朵颐；有家里富裕而好客的，就敞开盆碗叫大家来分食。还常有一种情况，谁家有事情或遗忘，没来送饭，乡贤便会叫大家各匀出一口，在无饭可送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心酸尴尬的时候，饭已经给他盛满了。

各家带的东西品种齐全得令人惊骇，简直可以开一个田间地头的博览会。有黏豆包，有鸡蛋酱，有大葱；有烙饼，但面食因为我们那里小麦是定产定量征购，因此面食很少；甚至还有泡臭米压饸漏的，但多半是小米干饭，少数才做玉米或高粱米干饭。高粱米少，属供应粮，玉米干饭还需要捞制烘干，都相当费事费时。

送饭做得最好的，是我费大姐一家。费大姐夫老庄家把式，村中最光滑的秫秸障子，就是他夹的。公社干部一进村，一眼就认出这家准是“老费”。费大姐夫人都五十多快六十了，他与大女儿，若男女混工，他是领工员；男女分工，他们父女俩便各是领工员，领工之家。秋收歇气磨镰，小青年和女工都请他磨。磨镰这活儿计要技术也很累，但到歇气时间一到，他就又开始率先垂范地挥镰如初。费大姐也一手好活儿计，还跟我母亲研究过帮我母亲设计我二姐出嫁的新装。她的送饭是一流的，可与费大姐夫和他们的大女儿相媲美。他们家送的饭，几乎没有重样的，平平常常即便是普通的小米饭、小咸菜嘎达，也都答对得整整齐齐，潇潇洒洒；但费大姐夫与他的大女儿，在送饭车来，开始吃饭的时候，并不如大多数人那样的回避或张让，而是独自消受得如同两只猎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