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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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传记。从青少年时期起，几十年来跟着时代的书潮，陆陆续续读过一些名人的传记。王士菁《鲁迅传》，弗·梅林《马克思传》，溥仪《我的前半生》，后来还有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王东明《王国维家事》等。这些传记，使我得到了许多新知，也给了我人生的许多情感。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作者许燕吉（1933—2014）。落花生是现代作家许地山（1893—1941）的笔名，许燕吉是他的女儿。许地山喜欢落花生的品性，不仅以此为笔名，而且还有一篇散文写的就是落花生。这篇散文是我上初一时学过的课文。那时文章匮乏，上课时老师不管课后是否要求背诵，都会选些名篇名段叫我们背诵。“我家的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人要做有用的人……我们谈到夜阑才散。”小时候记忆好，至今还能背诵全文。
我最初下单的时候，完全出于《落花生》那时给予我的那种人生坐标式的自动化反应，但当我读完它的时候，却使我静然地冷却起来；但并非是这种反应的立刻消失，而是立刻就加强了——这是我读传记以来的这些年里，读到的一本最为感人至深的人生之旅。
“说起来，这是一本迟到的书。这本书，我多年前就想写了，既想送给那些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他们也都渐渐老去了，也想送给期待了解这段历史的年轻人——你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作者于书后封面折口处的寄语）
照片，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美的时光，许燕吉也一样。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选用了近30多幅照片作为插图。
书的腰围，用的是作者“1938年和父亲出游，后面是弗朗士”：春天里，作家许地山坐在椅子上深情地抱着女儿许燕吉，许燕吉已经长得很高，脚都快要拖到地面，眼光配合地斜看着镜头，好像刚刚睡醒。父亲的右手抱住她，左手放在她置于膝盖的右手上。父亲缁衣礼帽，女儿素衣浅裙，两两对比，十分鲜明。看得出来，是一个经过文学家庭熏陶出来的娇惯的小女孩儿。弗朗士(N.H.France)又译佛朗士，是港大的教授。“出现在散文《烬余录》的历史系佛朗士教授和著名南来文人、中文系的许地山教授，两位教授正体现了当年香港学术界的光景：英国学者与南来文人的汇流。（黃心村《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
第一部 1933—1941：北京，香港
第一部的封面是“作者1939年六岁”：“景星”是香港当时最好的照相馆，现在还在营业。作者许燕吉斜倚高扶手的椅子斜视下方，身着绒衣和格子的短裙，衬衣领子翻在绒衣的领口外，剪发，头上一只大的蝴蝶结。母亲很会打扮她，父亲很喜欢她。
第一章开头内插的两幅：一为祖父许南英，一为外祖父周大烈。她的名字许燕吉是外祖父起的，燕是北京的旧称。“1933年父母结婚四周年纪念”：是在香港拍摄的，父亲许地山立于后，身前是哥哥周苓仲。外祖父七女无一男，要求其女们若生子，得有一个姓周，于是哥哥就随母姓周了。母亲怀抱的就是她，头发尚未完全出齐。
“我家的奥斯汀7”：这是许家到香港的第二年买的一辆小汽车。母亲在车窗中探头，她就坐在车外的脚踏板上，哥哥周苓仲立于车前轮的瓦盖前，手扶瓦盖。镜头中没有父亲——应该是父亲拍的。
“1933年十个月大”：她是坐在四轮的婴儿车中。车轮是一颗黑点一样的毂和放射着纤细的光芒似的辐条。
“圣司提反幼儿园毕业表演”：虽图下无人物说明，但一眼就能看出来作者许燕吉她是立于后排右起第三人的位置上，前排是席地而坐的两组各三个孩子在唱歌。1940年4月23日，戴望舒在《星岛日报》发布消息《总会来函》“附已在总会登记之留港会员名单”，即有许地山、端木蕻良、萧红、戴望舒等。1942年1月21日，萧红就是被转入红十字会设立在圣司提反一所中学的临时医院的第二天就病故的。当时作者许燕吉九岁，不知她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第二章“父亲去世当天，香港记者拍摄”：是她和母亲、哥哥三个人。许地山去世于1941年8月4日下午2时15分。吊唁堂第二天，宋庆龄头一天送来的花圈放在中间，两旁都是花圈。“父亲出殡”：是一辆专车，两行送行的各界人士。有一副挽联上书：若是有人喊救救孩子，就请去问先生。
“爸爸喜欢摄影，这是他自拍的，还摆了搞怪的姿势”：镜头中只有母亲和父亲两个人，前蹲的是母亲，两人都着长衫，母亲是半袖，父亲是侧影，背景是花和树。
“1938年，与陈寅恪三个女儿。立者是本人与陈小彭，坐者是陈流求与陈美延，旁边是哥哥周苓仲”：许燕吉身着深色的长袍（可能是后面照片她穿的校服），陈小彭敞怀露出上白下格的内裙。他们的后面，似乎是一座水泥的门垛。陈小彭与许燕吉年纪相仿，陈美延看上去还不足三岁。可以推知，两家大人应该在他们的镜头之外闲谈。作品当出自许地山之手。陈美延1937年5月生于北京，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逝世后，手稿散逸，是陈美延将其整理出版的。
“1941年秋，陈八叔和我、哥哥。我穿着圣司提反校服，佩着银质校徽”：陈八叔是母亲的同学、好友陈蕙君的堂弟。陈八叔当时还没有结婚，清华大学毕业，学电的，已经在香港工作。许燕吉深色长袍，开始带有忧郁的面色了。哥哥比她稍微高一点点，还穿着半裤，很开朗。陈八叔常来，妈妈说现在国难当头，九龙吃紧，大家多包涵些。后几个月，即1941年12月25日晚，港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日军了——香港沦陷！
“1998年，和哥哥一起给父亲上坟。这时我和哥哥也都老了”：时间这么快，一晃就是65年过去了。许苓仲身着西服，衬衣领带，比许燕吉略高；许燕吉没有“平生意气消磨尽，当日英姿剩骨皮”，还隐隐有着在圣司提反学校那时的那种深情，只是有些发福了，哥哥在前她有些不自然地弯下了腰。许地山墓，位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坟场，许地山去世那年香港兵燹，是许夫人匆匆葬他于此的。蔡孑民墓则在香港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有山海都清幽。萧红墓原在浅水湾，1958年迁葬于广州银河。
第二部 1942—1946：湖南，重庆
第二部封面是“1946年和南开中学的好友徐彬彬分别前合影。徐是歌星成方圆的母亲。”
“1946年，重庆南开中学女生部受彤楼前，初二二组合影。本人是立者左三，中间烫发的是王克仁老师，前排左二是高宏瑾。”密密匝匝，我数了数近50人。学校原名南渝中学，1936年由张伯苓创办，喻传鉴主持校务，吴达铨为董事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接纳天津南开中学师生入校，1938年改名重庆私立南开中学。30年后，当作者又回到南京工作时，托人去南京大学打听，高宏瑾已经去世20多年了。当时她们从重庆回到南京报考大学时，许燕吉说自己要考农科畜牧系，高宏瑾还劝她说，畜牧系要学繁殖配种什么的，女学生到三年级都转系了。许燕吉说，我不怕那个。高宏瑾说你不像一个女孩子性格。高宏瑾的父亲高济宇是化学教授。
“1955年，我和刘娘。她因参加世界母亲大会来北京。”1955年刘娘代表中国去瑞士参加世界母亲大会，许燕吉出差去北京，又见到刘娘。刘娘叫刘兰畦，是母亲的中学同学，师大母亲是数学系，刘娘是教育系。刘娘离婚后，抗战开始，北京沦陷，刘娘只身奔赴抗战后方湖南，在省立第三中学教书，后又和妈妈一起辗转流亡到重庆。1943年到1946年，这三年许燕吉寒假暑假都和刘娘一起住，受到刘娘的呵护和影响。
第三部 1947—1953：南京，北京
第三部封面是“明德女中高一时”：许燕吉十六岁，最经典的学生时代。她身着毛衣，系扣的，衬衣依旧翻在领口之外，剪的短发，神情简单平和清纯，毛衣是大垄的流行款，该是母亲亲手织的吧。
“1948年2月，在鼓楼渊声巷的第三儿童福利站内，我学会蹬三轮”：许燕吉已经长成大人，笑呵呵地用力，车上坐的人是一位母亲，她没有说明这是谁，也在微笑着言语。她的母亲在重庆那时就找到了南京的这份工作，就在这个福利站。
“1986年，随母参加陈叔通纪念会，在北京与雷洁琼（左一）合影”：三个人都戴着眼镜了。雷洁琼在燕京大学社会系的同事就有冯友兰、许地山、吴文藻。许燕吉外祖父周大烈与陈叔通是清朝时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的，都追随支持孙中山先生。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全体女生毕业留念。前排右一为本人，好友盛衍俊在后排左一”：一共16人。这一年，许燕吉二十一岁。青春意气，学生们带着各自的憧憬，尊敬的师长，美丽的校园，以及人生中这段珍贵的时光，生活从新开始了。
第四部 1954—1970：石家庄，新乐县
这段时间，许燕吉在河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被错划为右派，入狱、流产、离婚、平反、复职，她在被错划期间，还曾多次被派往农场等地治疗当时的猪瘟。她的经历是常人无法体谅到的。此时，她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照相，但她一直很乐观，很积极，服从教育。
第五部 1971—2006：陕西，南京
这一时期，她自己说麻花又扭了一个转。她的书原名《麻花人生》，是编辑帮她改的。此书的插图——许燕吉的照片，除了几幅简要的说明，几乎很少有与正文重复的。作为正文的补充，插图扩大了书的容量和视野，可见作者和编者的良苦用心。这也是此书能够成为传记文学畅销书的另一个大因。
她和哥哥周苓仲17年后重逢，她来到了陕西眉县。哥哥马场同事给许燕吉介绍了一个对象。她嫁给了一个社员魏兆庆，比她大10岁。魏兆庆把揉成末的烟按进烟袋锅里，吸一锅磕一次，磕得地上满是烟灰，吸完还得咳嗽吐痰。
“1971年夏，嫁给了兆庆，在官村家院内”：许燕吉三十八岁，魏兆庆四十八岁。两个人都穿着布鞋，许燕吉穿袜子，魏兆庆是光脚；魏兆庆是便服，蒜枚疙瘩扣，许燕吉是那时流行的村中女装，有机玻璃扣——与纯粹的农夫农妇无别。但她复职回南京成为副研究员时，她带上了他，还为他安排了植物园的工作，直到他2006年故去。许燕吉故去时，她的儿媳回忆说，她头些年为婆婆买的新衣，婆婆走的时候收拾遗物，看看还没有拆封。
许地山《落花生》给了我们“人要做有用的人”的航向，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给了我们什么呢？
有过如是经历的老年人，须正视、尊重和感激历史；没有如是经历的年轻人，要正视、尊重和感激未来。这是《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以近于80年的时光所构置的主题思想。
